卷七 周礼
《周官》晚出，疑之者以为刘歆伪作。然萧山毛奇龄大可《周礼问》曰：“歆能伪作《周礼》，不能造为《周礼》出处踪迹以欺当世。假使河间献王不献《周礼》，成帝不使向校理《周礼》，歆可造此诸事以欺同朝诸臣乎？且《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献，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言有经，即有传与说记也。此必非歆可预造其语者。乃考之《艺文》所志，在当时所有之书，则实有《周官经》六篇、《周官记》四篇。此班氏所目睹也。此必非袭刘歆语也。”江都汪中容甫有《周官征文》凡六事，语见《述学》，陈氏引而申之，以为“足征《周礼》是周室典制，但无以见其必为周公所作耳。郑君知《周礼》为周公以致太平之迹，以《周礼》之中，实有周公之制也”。可谓得实之论。而毛氏《周礼问》亦谓：“《周礼》断断非周公所作，然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而其为周制，则尚居十七。”与陈氏意同。独瑞安孙诒让仲容序《周礼正则》谓《周礼》周公作，而非特周一代之典，盖恢廓而言之，以为：“周公成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酌损益，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萃于是，故虽古籍沦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约略可考。如《虞书》羲和四子为六官之权舆，《甘誓》六卿为夏法，《典礼》六大五官，郑君以为殷制，咸与此经多相附会。是职名之本于古也。至其闳章缛典，并包远古，则如五礼六乐三兆三易之属，咸肇端于五帝，而放于二王，以逮职方州服，兼综四朝，太史岁年，统赅三统。若斯之类，不可殚举。盖鸿荒以降，文明日启，其为治靡不始于粗觕，而渐进于精详，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盖尤其精详之至者，故其治跻于纯太平之域。作者之圣，述者之明，蟠际天地，经纬万端，究其条绪，咸有原本，是岂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创之哉？此经在西周盛时，盖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为司存，而太宰执其总会，司会、天府、太史藏其副贰。成、康既没，昭、夷失德，陵迟以极于幽、厉之乱，平之东迁，而周公之大经良法，荡灭殆尽。然其典册散在官府者，世或犹遵守勿替，虽更七雄去籍之后，而齐威王将司马穰苴，尚推明《司马法》为兵家职志。魏文侯乐人窦公犹袌《大司乐》一经于兵火丧乱之余。他如朝事之仪，大行之赞，述于《大小戴记》职方之篇，列于《周书》者，咸其支流之未尽澌灭者也。”特是《周礼》非古名，《史记·封禅书》云：“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汉书·艺文志》云：“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景十三王传》亦言：“献王所献，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云云。皆以《周官》为言，而不云《周礼》。荀悦《汉纪》曰：“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则是《周礼》之名，起于刘歆，而非《周礼》之书，起于刘歆也。
桐城方苞望溪著《周官辨》十篇，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莽传》事迹，辞极辨核。而其县人姚范南青《援鹑堂文集》中《复某公书》，极言送难，大指以为：“《周官》自孝武时已出，平帝元始之间，歆劝莽立博士，其书布在中外久矣；歆不能隐挟而更窜之也。且歆待莽行一事而后，岌岌私窜之耶？抑预卜数年后莽必行是令，民必犯是法，而先著于经，使其事相类，令天下知莽所行，一无悖于《周官》之旧，何其迂曲而鲜通也？莽行十一之法，其增赋无明文。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无过十二，悉虚拟而预增之，何哉？且九锡之事，莽所汲汲者，而《周官》无之；九百二人，但云《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歆在当时，何不以所云九锡者窜入而张大之乎？莽畏备臣下，以宦者领帑藏钱谷，并典吏民封事，此岂出《周官》耶？窃谓《周官》之书，周之制度存焉。中更春秋战国，或儒生述造，更窜不一。如云出元公手定之书，完好如后世剞劂篇籍，谁其信之？”则是谓《周官》一书，存周之制度，而不出周公手定，亦与陈氏意同。
郑玄注《周礼》，发凡起例，籀其大义：曰补，曰诂。补者，补经义之所未发也。其法有三：陈氏所谓“《周礼》有隐略而尚可考见者，后郑则引证以明之；若无存而可见者，则约而知之；又有推次之法”。“推次”者，推甲以知乙也，“引证”者，引彼以证此也。而“约而知”者，则约他经之所见。而解此经之所不言也。三者，皆所以补经也。诂者，诂经言之所难晓也。诂者，古也。从言，古声，为以今言解古言也。汉人之诂经言也，或言读如读若，或言读为读曰。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代之词。(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古语则以后世之语通之，古官、古事，则以后世之官，后世之事况之，贾公彦《疏》所谓“举今以晓古”者，其义一也，古地理亦以今地名释之，此之谓诂。诂者，以今言解古言也，例证不具详。
郑玄注《周礼》，以汉制况周制。贾公彦《疏》用《郑注》之法，以唐制况周制。而陈氏遂推极言之，以为：“读《周易》，当读《大清会典》及历代《职官表》，凡今有而古无，古有而今无，与名同而实异，实同而名异者，详为考证，以清官清制况周官周制。”至孙诒让治《周礼》，更恢廓其意，以为：“中国开化数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西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则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遂捃摭其与西政合者，甄缉之，成《周礼政要》二卷，都四十篇，以欧政欧制况周制，然后知“其或继周，百世可知”，孔子之言，不吾欺也。
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皆以阍人、寺人属于冢宰，则内廷无乱政之人。九嫔、世妇，属于冢宰，则后宫无盛色之事。自汉以来，惟诸葛孔明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为得其意。陈氏引之，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此其荦荦大者，然不如孙诒让序《周礼正义》榷其大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则自典法刑礼诸大端，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细，嫔御阉阍之昵，咸隶于治官。宫府一体，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国危、国迁、立君等非常大故，无不曲为之制，预为之防。三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万民，咸造在王庭，与决大议。又有匡人、撢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属，巡行邦国，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献五物之书，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太仆树肺石，建路鼓，以达穷遽。诵训、士训夹王车，道图志，以诏观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无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间，若会四肢百脉而达于胸，亡或离阂而弗鬯也。其为教，则国有大学、小学。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暨夫邦国所贡，乡遂所进贤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卫士庶子、六军之士，亦皆作辈学，以德行道艺相切劘。乡遂则有乡学六，州学三十，党学百有五十，遂之属别如乡，盖郊甸之内，距王城不过二百里，其为学辜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学，尚不与此数。推之县畺之公邑采邑，远及于畿外邦国，其学盖十百倍蓰于是，亡虑大万数。九州之内，意当有学数万。信乎教典之详，殆莫能尚已。其政教之备如是，故以四海之大，亡不受职之民，亡不造学之士。不学而亡职者，则有罢民之刑。贤秀挟其才能，愚贱贡其忱悃，咸得自通于上，于以致纯太平之治，岂偶然哉？今泰西之强国，其为治非尝稽核于周公、成王之法典也，而其所为政教者，务博议而广学，以暨通道路，严追胥，化土物卝之属，咸与此经冥符而遥契，盖政教修明，则以致富强，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自胜衣就傅，先太仆君(孙衣言。)即授以此经，而以海疆多故，世变日亟，睠怀时局，抚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阏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职，则治生之计陋隘，而谲觚干纪者众，士不知学，则无应事偶变，效忠厉节，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议富强，是犹泛绝潢断港而蕲至于海也。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而承学之士，顾徒奉《周经汉注》为考证之渊棷，几何而不以为陈之刍狗乎？既写定，辄略刺举其可剀今而振敝，一二荦荦大者，用示橥揭，俾知为治之迹，古今不相袭，而政教则固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大言炎炎，闳意眇指，括囊靡遗矣。近儒言《周礼》者，当推武进庄存与方耕所撰《周官记》五卷、《周官说》二卷，与孙氏《正义》为宏通博雅可观览。庄氏病《周官礼经》六篇，《冬官司空》独亡，以为周家制度，莫备于《周官》。《周官》式法根柢，皆在《冬官》。《冬官》存，举而错之天下无难也。欲为《冬官》补亡，而阙失不可理，遂原本经籍，博采传记诸子，为《周官记》五卷。于《冢宰记》著官府，于《司徒记》表均土分民之法，于《司马记》补其阙文，无《宗伯司寇记》，于《司空记》则为拟补其文，而特加《冬官》之目以别异诸篇，别有《司空记》一篇，则采撮周秦之书，备材于事典云尔。自为之序，以见大意，于建邦之纲纪法度，举凡郊坛宗社明堂辟雍之兆位，朝市宅里仓廪厩库之营建，律度量衡器用财贿之法制，分州定域度山量水治地辨土任民饬土尚农审时之大经，以及营卫车辇道路舟梁之细务，靡不该举。盖将通贯六官以陈一官之典，括囊群籍以观一经之通焉。次复采经中大典，如郊庙族属之类，原本郑氏，又遍览古人所论列者，件系而折衷之，为《周官说》二卷，合记凡七卷。而孙氏《正义》则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研阐累载，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异谊，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以视庄氏，一为专经之家，一为通人之作；一精详，一闳侈，又有间矣。
《周礼》众家。有考典制以明训诂者，汉郑玄、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四十二卷为其渊海，而清有吴县惠士奇天牧撰《礼说》十四卷，(于古音古字多所分别疏通，于周制及郑注所云汉制皆旁引经史，考求源委。)吴江沈彤果堂撰《周官禄田考》三卷，(因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说，故详究周制，以与之辨。凡《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积算特为精密。)婺源江永慎修撰《周礼疑义举要》七卷，(融会郑注，参以新说，多所阐发。)及庄存与《周官记》五卷、《周官说》二卷，足相羽翼，而孙诒让《周礼正义》集其大成焉。有阐义理以谈经制者，宋王安石撰《周礼新义》十六卷，开其先河，而王昭禹撰《周礼详解》四十卷，易袚撰《周官总义》三十卷，王与之撰《周礼订义》八十卷，清安溪季光坡耜卿撰《周礼述注》二十四卷，胥相发明，而孙诒让《周礼政要》挈其纲要焉。然窃以为《周礼》经制，纤悉委备，可以治国，而不可以平天下。故用之于列国并建之世，则纲目毕张，而以治强，姬旦、宇文周是也。(管仲治齐，商君治秦，以及近世英、法、德之强，亦皆得其意。)施之于一统无事之日，则官民交困，而以崩乱，新莽、王安石是也。大抵治国之法，蕲于臂使指联，大小相维，而欲以集事。平天下之政，又贵政简刑清，纲目疏阔，而安于无事。《大学》一书，于国言治，于天下言平。治贵有制，平蕲无治。《周礼》者，治国之制，而非所以平天下之道也。此意恐非经生所知。而晚近世，太平天国用之以败江南，阎锡山用之以败山西。诅诵未已，覆辙又寻。我瞻四方，蹙蹙靡骋。
方苞作《周官辨》，证以《汉书·王莽传》，以为出于刘歆伪托，以佐新莽。质言之，即新莽之托古改制也。至挽近世，南海康有为益推衍其义，以为一切古文经皆伪，皆出于刘歆，著《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古文《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也。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许、郑古学，推本刘歆，可谓之为新代之学，而非汉代之学，故正名焉，而讳其本于方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