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傅刚
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受“五四”影响，读书人不读《文选》，但《文选》学研究仍在困境中取得了成绩。黄侃、高步瀛、周贞亮、骆鸿凯等学者均有代表性成果，特别是周贞亮、骆鸿凯《文选学》的出版，以及朱自清、何融等所作专题论文，均开辟了“新选学”局面。此外，在敦煌与日本发现的《文选》写抄本更提供了新材料，开辟了新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与港台学者在《文选》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世纪末，版本研究成为《文选》学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文选》学今后的发展，应从与汉魏六朝文学史结合、建立《文选》文献学、建立基于文本的批评学、材料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文选》研究 回顾 展望
《文选》学自唐初建立以来，至今已经一千多年了。自唐代以来，《文选》便是中国文人必读之书，而研究和学习《文选》之学，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内容，并且成为优秀的学术传统。正是因为《文选》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1917年至1919年酝酿的新文化运动才确定以《文选》作为向封建社会古典文学展开攻击的目标。1917年在胡适、陈独秀等高倡新文学时，《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公开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口号，自此，这个口号成为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1917年的新文学革命有其独有的历史使命，新文学革命的先驱们认为旧时代文体不适合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并认为是阻碍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绊脚石，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要批判，并与之划清界限。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和学术的任务、目标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选》作为被新文化运动利用而附加的“妖孽”标签，应该要撕掉而重新审视了。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文选》，其学术价值即重新得到了评价和挖掘。学术界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对《文选》的经典价值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将《文选》学还原于学术，在学术领域内开展《文选》研究，这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当前的中国正开展一场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发扬和坚守中华文化传统，是要通过具体的中国古代典籍的学习和研究来落实的。
“五四”的影响深远，近一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此，大多数读书人对《文选》已经抱有先入之见，真是以“妖孽”视之，这也导致长期以来读书人不再读《文选》，甚至不知《文选》为何物。虽然如此，一百年来，仍然有一些笃实的学者对《文选》开展了研究。关于这一点，我曾写过《二十世纪〈文选〉学研究》[1]一文，对20世纪研究《文选》的代表成果作了详细的介绍，主要以黄侃、高步瀛、周贞亮、骆鸿凯等为主。比如黄侃以平点为名，对《文选》字词、声韵、辞章等都有圈点及评说，其成果今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并广为学术界所援引使用[2]。高步瀛的成果是《文选李注义疏》[3]，重点是对李善注作清理，力图恢复李善注原貌，应该说还是传统《选》学的内容。但他能够利用各种新出写抄本，在前代《选》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将这一门专学更深入地向前推进。曹道衡、沈玉成先生《文选李注义疏点校前言》评其成绩说：“凡涉及古代典章制度的问题，他都能标举众说，择善而从。对于一些不同说法，而限于史料尚难判定是非的问题，他也元元本本，加以辨析。尤其难得的是，李注所引的许多古书，往往仅举书名，而《义疏》则对现存的典籍都一一覆核，说明见某书某篇或某卷。凡已佚的古书，也多能从类书或其他典籍中征引佚文加以印证或考定原委。凡李注引文与今本或类书所引文字有所出入，也一一作了校勘，并加按断。”[4]这是非常切实的评价。周贞亮和骆鸿凯都是20世纪新《文选》学的开创者，骆氏《文选学》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影响很大。其实周贞亮的《文选学》在1931年以前就由武汉大学铅印行世了，当然，这个时候骆鸿凯也单篇发表了有关《文选》学的论文，二人应该是同一时期开始以新方法研究《文选》的。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学者从事《文选》的研究和教学，比如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刘永济先生批点《文选》，满批，可见用功之深。又比如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寿普暄教授，前后三次批点《文选》，卓识卓见随处可见。寿普暄先生学问精深，曾见他批点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无论校勘还是材料考辨，都非常见功力。其《文选》批注，下力尤多，足以代表民国学者的学术水平。类似这些学者，民国时期应该还有很多，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20世纪上半段尽管受到五四的影响，但《文选》学研究仍然在艰难的困境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周贞亮、骆鸿凯教授更是将这一门传统学问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5]。由于周著是讲义，影响没有骆鸿凯大，但二人都从《文选》学的理论化着眼，对《文选》学的基本问题作了理论阐发。比如周贞亮《文选学》，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十章，首列《导言》，以下依次是《文选学起源》《文选之意义》《文选之封域》《文选之篇体》《文选之纂次》《文选作者之时代与地域》《文选学之成立》《自隋迄明研究文选学者之成就》《清代文选学者对于文选之贡献》《文选之刊刻及评骘》；下编三章，依次是《读文选之豫备》《文选之观察法》《文选之读法》。此书对《文选》学编纂、《文选》学史等都作了深入讨论。尤其是对《文选》的版本专门设章节讨论，这在现代《文选》学史上是先于日本的斯波六郎的。骆鸿凯《文选学》一书，分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征故、评骘、读选导言、余论等十个专题，及“文选分体研究举例”“文选专家研究举例”等附录，就《文选》学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所以学术界对其评价为“第一次从整体上对《文选》加以系统、全面的评介，作者不仅对《文选》自身的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有独到的见解，还对如何研读《文选》指出了门径”，因此认为它是“新选学”的开山之作。[6]周贞亮、骆鸿凯二书的出版大致在同一时期，二人在现代《文选》学史上都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具体论述和比较，可以参考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应该说不仅是周贞亮、骆鸿凯这两部专著，事实上，20世纪学人自觉以专题论文形式展开的《文选》学研究，都开辟了“新选学”局面。比如关于《文选》的体例、编者等属于后来所称“新选学”内容的探讨，也有所进行。较有影响的如1946年朱自清在《国学季刊》6卷4期发表的《〈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分析“沈思”和“翰藻”的含义及当时使用的情况，指出它作为《文选》收录标准的实际内容。另外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何融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发表于1949年《国文月刊》76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文选》并非萧统一人编纂，而是在东宫学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其次，作者还对《文选》的编纂时期作了大致的推定，认为当在普通三年（522）至普通七年（526）之间。这些观点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它直接开启了“新选学”的研究课题。
20世纪《文选》学研究还在版本研究上开创了新局面，主要是当时新发现的《文选》写抄本如敦煌写本中的《文选》残卷，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唐永隆年间弘济寺僧抄写的《西京赋》和《文选注》《文选音》等。《西京赋》残卷是李善注本，1917年罗振玉将其影印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所以很被学术界关注并利用。《文选音》发现后立刻被音韵学界视为珍贵材料，周祖谟先生对其作了比较精深的研究，它的价值也为学者们所认识。这批写抄本的发现，对研究萧统《文选》原貌以及《文选》写抄本与刻本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因为写抄本的出现，对中国学术界认识早期文献的文体特征和流传中的变异，提供了新材料，并由此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除了敦煌发现的写抄本外，日本所藏《文选》早期写抄本，更是给新《文选》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来源。日本所藏写抄本，重要的如《文选集注》、古钞白文残二十一卷本、观智院藏卷第二十六以及九条家本、三条家本等。《文选集注》藏日本金泽称名寺，清末董康首先发现，并报告日本政府，而被列为国宝。自发现之后，《文选集注》引起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注意，并开始研究和使用。如罗振玉先于1918年影写了十六卷[7]，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罗氏影印本并不完全，而且所印各卷也多有脱漏。1935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又以《影旧钞本》名义印了二十四卷，1942年完成，是比较完全的印本，但也仍然有遗漏，如现存于中国境内的几种残卷就没有影印进去（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曹子建《求自试表》二十二行、藏天津图书馆的卷四十八残卷）等。总起来说，20世纪上半期中日学者主要对《文选集注》作了整理和影印，还没有来得及开展研究。不过对《文选集注》的文献价值，中日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和中国学者黄侃、高步瀛、傅增湘等都利用以校勘《文选》[8]，成绩卓著。
《文选》学全面进入新兴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长春师范学院昭明文选研究所发起召开了首届《文选》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从那以后，中国大陆的《文选》学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对这个新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新选学”概念，以与传统《选》学作区分。新选学本来是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博士在《新的文选学》中所提，以后由于清水凯夫教授的有意识研究，使得这一概念形成了有风格、有方法的研究派别，并逐渐在当代《文选》学研究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清水凯夫教授的研究成果及“新文选学”的主要内容，中国学者许逸民先生曾归纳为六个方面，即：①《文选》的编者；②《文选》的选录标准；③《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④沈约声律论；⑤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⑥对《文选》的评价。[9]不过，对这一概括，清水凯夫并不完全同意，他重申他的“新文选学”有四大课题。第一课题，无论如何也是传统“选学”完全缺乏的《文选》真相的探明。这一大课题，仅个别地澄清各个问题，是终究不能解决的。只有在以下诸课题分别澄清后，才能使用有机地综合分析考察的方法求得其结果。第二个课题，是弄清如下先行理论对《文选》的影响，这一课题自然也应该与第一课题联系起来考察。第三个重大课题是弄清各个时代对《文选》接受、评价的变迁。换言之，即扩充和充实历来所说的“文选学史”。第四个课题，是使传统“选学”已进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充实，那就是彻底地探讨版本、训诂学的历史，补上欠缺的部分。从清水凯夫本人阐述的“新选学”内容看，比许逸民的总结又扩大了许多。这个差别主要是因为许氏是根据清水凯夫已经做过的工作而言，而清水凯夫的重新认定，则包括了许多未来的计划。从清水凯夫第四个课题的认定看，他已经将传统“选学”的版本、训诂等内容也引入了“新选学”。
清水凯夫教授四个课题的认定，已明显与神田喜一郎博士当初所提出的“新选学”有了区别。在神田博士那里，“新文选学”既不包括各种译注本，也不包括斯波六郎博士的版本研究。如果按照清水教授的认定，那么“新文选学”在日本实际上并非从60年代才开始，而应该从斯波六郎博士的研究工作开始算起了（斯波六郎博士的研究成果发表于50年代，但其研究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这样一来，就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斯波六郎博士的研究也属于“新选学”内容的话，那么传统“选学”的版本研究（如胡克家等人的工作）如何看待呢？事实上“新选学”刚提出的时候，其基本内容正如许逸民所总结的一样，清水凯夫的既成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随着清水凯夫本人的思考成熟，以及中日两国学者的批评而陆续增加了如清水教授后来所说的第三、四两课题内容。
从“新选学”提倡者所指出的内容看，虽然这个提法发生在日本，但实际上20世纪中国学者的研究，如前述骆鸿凯、何融等人的研究，已开始在先。自50年代以来，关于《文选》编者、选录标准等问题的讨论，更得到了加强。比较有影响的如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10]、王运熙《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11]、郭绍虞《〈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12]等。总的说来，80年代之前，中国的《文选》研究还处于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状态，80年代中后期才进入一个新阶段。由北京大学、长春师范学院等多单位联合所作的《文选译注》似乎是一个标志，而1988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表明中国《文选》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此之后，又分别在长春、郑州召开了两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且成立了中国《文选》学研究会，表明中国《文选》研究已经国际化，而且进入了规范的、有系统的研究状态。就当前已经开展的工作来说，如郑州大学古籍所所作的《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13]、四川师范大学屈守元教授《文选导读》[14]、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整理影印的《文选集注》[15]、北京大学傅刚教授《昭明文选研究》[16]《文选版本研究》[17]、四川大学罗国威教授《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18]《敦煌本文选注笺证》[19]、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教授《文选诗歌研究》[20]等。此外，几次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如《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21]《文选学论集》[22]《文选学新论》[23]《〈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24]，都代表了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成绩。此外，一大批这个年代的老一代学者和年轻学者一起投入了《文选》学研究，如《文选》学会首任会长、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连续发表了十数篇《文选》学研究论文[25]，深入推动了《文选》学的发展。
中国大陆学者以外，港台学者关于《文选》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教授的《敦煌本文选斠证》[26]《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校记》[27]是根据写、钞本对《文选》版本进行研究的力作。文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或许由于条件限制，饶氏未能采用与敦煌写本（永隆本）和古钞五臣注残卷有直接关系的北宋国子监本及陈八郎本等对勘，因此所获结论又难免有缺陷。台湾学者对《文选》的研究极为重视，出版过研究专著多种，如林聪明《昭明文选研究考略》[28]《昭明文选研究初稿》[29]，陈新雄、于大成《昭明文选论文集》[30]，邱棨鐊《文选集注研究》[31]，李景溁《昭明文选新解》[32]，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33]《文选学新探索》[34]等。此外，台湾有不少大学开设了《文选》研究课程，博士、硕士论文中有不少以《文选》研究为题。硕士论文如丁履譔《文选李善注引诗考》、李鍌《昭明文选通假考》、周谦《昭明文选李善注引左传考》、黄志祥《北宋本文选残卷校正》等。从题目看，这些论文集中在对李善注的研究上，这仍是传统“选学”的内容。
20世纪前半叶，《文选》学的版本研究并不显著，包括《文选集注》也还停留在简单的著录和序跋，以及利用以校勘。版本研究成为《文选》学的重要内容，是在20世纪末，以傅刚《文选版本研究》[35]为代表，为《文选》学的版本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傅刚的《文选版本研究》首次将《文选》版本作为《文选》学的研究对象，对《文选》的现存写抄本和宋元刻本作了详细调查，并撰写叙录，对《文选》版本的历代存藏和写抄本与刻本的关系，以及各写抄本和重要版本的物征、价值作了专题研究，为《文选》版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文选》版本学”。2000年以后，《文选》学在版本研究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写抄本研究成果有敦煌写本的整理及研究，整理本如饶宗颐《敦煌本吐鲁番本文选》[36]、周勋初《唐钞〈文选集注〉汇存》[37]等，研究专著如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38]、金少华《古抄本〈文选集注〉研究》[39]、《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40]等，刻本研究成果如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41]、俞绍初《新校订六家注文选》[42]、刘跃进主持的《文选旧注辑存》[43]等。至于研究论文，在当代《文选》学研究中更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20世纪以来《文选》学在理论研究和版本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迥异于传统《选》学的成绩，从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当前的《文选》学研究正呈兴盛的状态，除了在研究成果上体现外，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年轻学者成为《文选》学研究的主体力量，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十余年前高校中还不太有人开设《文选》的课程，而今已有很多大学开设了专课，同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普通项目到重大招标项目都有《文选》学课题。面对当前这如火如荼的研究热潮，《文选》学还应该怎样发展？这也是每一个《文选》研究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对此，我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一、《文选》学与汉魏六朝文学史研究如何结合。《文选》学自唐初建立以来，一直是专书之学，除了萧统所编作品外，唐代李善的注也成为《文选》学的重要内容。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但是，随着当代学术的发展，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基点的提高，《文选》学所具有的价值不再仅限于专书，而是与其关涉到的先秦两汉至齐梁的文学史密切相关。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选》学会成立时起，学会便以团结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者，以《文选》为中心，广泛开展并带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为宗旨。二十多年来，这一宗旨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赞成，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当然，《文选》学不同于文学史，我们必须以《文选》学为中心，在《文选》学视域中考察这一阶段的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的地位、价值。
二、建立《文选》文献学。《文选》学自唐初建立以来，研究的成果丰硕，研究的领域广泛，积累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自20世纪进入新《选》学研究以来，学者们以大量的精力进行理论研究，对《文选》学史和历代研究成果的清理未尽全力，在当前《文选》学已经深入开展之际，建立《文选》文献学的任务就很迫切了。事实上，学术界也做了一些工作，如中华书局影印的尤袤本《文选》[44]、胡克家本《文选》[45]和《六臣注文选》[46]、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点校的李善注《文选》[47]、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4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曾国藩辑评昭明文选》[49]、《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50]、《文选学研究》资料[51]、王立群教授撰写的《现代〈文选〉学史》[52]等，都是重要的成果。我们应该更大规模地进行资料建设，如汇编历代《文选》学研究文选、历代《文选》学名著集成，影印《文选》写抄本、重要刻本、批校、评点本，编撰《文选学史》，这些工作势在必行，为《文选》学的深入开展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三、加强文本细读，建立基于文本的批评学、材料学、文学史学等。文本的批评学，一是以《文选》为中心讨论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观。《文选》是南朝人所编，它的编辑体例、标准等最能体现当时人的文学观。以《文选》为中心，参考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理论，比较参研，重新审视和考察汉魏六朝文学批评，将会比仅据理论术语研究文学批评的皮相之学更能抉心。二是细读文本，明辨文体，从《文选》选文中深深体味汉魏六朝人的文学观和文学意识。《文选》作品中表现时人的文学观和文学意识很丰富，但是需要仔细辨析，如书类所载曹丕、曹植诸人的书信，其中涉及的文学批评材料非常丰富，可补文学批评史许多空白。如从他们的书信中，我们知道当时人讨论的问题广泛，有生死问题、人生价值问题、文章优劣问题、批评态度问题，此外，如讨论的形式、场所、气氛等等，一一都可在作品中见到。如此资料甚多，需要细细研读发现。文本材料学，是将作家作品作为史料研读，细读会发现当时的典章制度、人情世故、地理环境等等，都能作为史料使用，其有用于研究也往往出人意表。文学史学，是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文学史的基本史料。我们以往的研究，惯常以文学史的描述或相关史料的搜集为主，但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作品细读来发现文学史的发展。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对文学史的认识，先天地来自于大学的文学史课，这已经有先入之见了，其后的研究虽然会自己动手搜集和考索材料，但仍然摆脱不了已有的文学史认识。和我们不同，古人对文学史的认识，不是通过文学史理论的学习获得的，而是从一篇篇作品的细读获得的，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能独具慧眼，提出不同于别人的看法。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方法，从自己的文本细读中获得知识和见解，构筑自己的文学史体系。
四、在以上基础上，建立《文选》文献学、《文选》批评学、《文选》文学史、《文选》接受学史，并形成理论专著，对一千多年的《文选》学进行总结，继承《文选》学优秀传统，开创新《文选》学天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1]傅刚：《二十世纪〈文选〉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后收入《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商务印书馆，2016。
[2]参见黄侃《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文选黄氏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7。
[3]北平直隶书局，1935年印刷，1985年中华书局点校排印出版。
[4]参见曹道衡、沈玉成《文选李注义疏·前言》，中华书局，1985，第2页。
[5]周贞亮的《文选》学研究，王立群教授最先发现。参见王氏《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参见许逸民《再谈选学研究的新课题》，载《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7]罗振玉影本首二卷（卷第四十八和卷第五十九）据其所藏照相影印，其余因非其所藏，故是影写。
[8]参见斯波六郎《文选诸本之研究》，载《文选索引》，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59；黄侃《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北直隶书局，1935。又参曹道衡、沈玉成《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傅增湘校本《文选》，北京图书馆藏。
[9]参见《再谈选学研究的新课题》，载《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10]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文史哲》1963年第1期。
[11]王运熙：《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光明日报》1961年8月27日。
[12]郭绍虞：《〈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光明日报》1961年11月5日。
[13]郑州大学古籍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中华书局，1998。
[14]屈守元：《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
[15]周勋初：《文选集注》，巴蜀书社，1993。
[16]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7]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014年又出版增订本，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18]罗国威：《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9]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巴蜀书社，2000。
[20]胡大雷：《文选诗歌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1]赵福海等编《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22]赵福海主编《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23]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24]赵福海、刘琦、吴晓峰主编《〈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25]参见曹道衡《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等书。
[26]饶宗颐：《敦煌本文选斠证》，《新亚学报》3卷1-2期。
[27]饶宗颐：《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校记》，《东方文化》1956年3卷2期。
[28]林聪明：《昭明文选研究考略》，文史哲出版社，1974。
[29]林聪明：《昭明文选研究初稿》，文史哲出版社，1986。
[30]陈新雄、于大成：《昭明文选论文集》，木铎出版社，1980。
[31]邱棨鐊：《文选集注研究》，文选学研究会，1978。
[32]李景溁：《昭明文选新解》，暨南出版社，1990。
[33]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学生书局，1996。
[34]游志诚：《文选学新探索》，骆驼出版社，1989。
[35]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6]饶宗颐：《敦煌本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
[37]周勋初：《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8]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巴蜀书社，2000。
[39]金少华：《古抄本〈文选集注〉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40]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41]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42]俞绍初：《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
[43]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
[44]（南朝梁）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4。
[45]（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
[46]（南朝梁）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
[47]（南朝梁）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8]（南朝梁）萧统编《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9]（南朝梁）萧统编、（清）曾国藩辑评《曾国藩辑评昭明文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50]（清）方廷珪评点、（清）陈云程增补、（清）邵晋涵等批校《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51]南江涛选编《文选学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52]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