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引自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写的自传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十几人乘火车离开法国，途经德国、波兰，于1月中旬到达莫斯科。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邓小平最初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久转入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学习。他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是233。
初来乍到，同学们对他观察的印象是：很有自信的表现。他自己在1月19日至22日的一份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中“对同志和自己的批评与观察”一栏上写道：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1926年1月19日至22日，邓小平（邓希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
中山大学学生登记表关于邓小平登记情况的记录和联共（布）党支部书记签写的鉴定书。上、下图均为中文译稿
1926年6月16日，邓小平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个人简介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写的自传
中山大学第二班第七组学员名单。在这个名单上，邓小平登记时用的也是俄文名“多佐罗夫”。编号为第7号，学号是233号
中山大学学员名单。张锡瑗的编号为13号
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留影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创建于1921年，既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干部，也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第一次合作使得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在酝酿，国共双方深感革命干部力量不足，要求增加在苏联的培训人数。在这种要求下，苏联于1925年建立了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从1925年年底开始，国共双方大批青年被送往中山大学受训。
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中，既有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著名的学者，也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青年，还有来自基层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和具体情况分班。邓小平的文化水平属于中上，又有革命斗争的经历，被编到了以“理论家小组”著称的第七班。这个班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屈武等。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注重对革命基本理论的讲授，注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考虑到学生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开设了军事课，给学生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
除了必修的课程外，当时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生们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在中山大学，邓小平得到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他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内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邓小平“一切行动合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励同志讨论各种问题”，“从未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能切实执行”党指定的工作，对同志们的关系“密切”，“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最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等等。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在这里学习不到一年时间。这近一年的学习，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使他一生都受益很大。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邓小平结识了与他同学而不同班的张锡瑗。当时，张锡瑗是第二班第三组学员，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学号为23号。1928年春他们在上海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