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背景：山水画屏似的一个自然环境

一百多年中我们家族出了二十五六个秀才，都是只读书，不做官，远离政治。

很难说自己是生逢盛世还是生不逢辰，因为我出生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封建军阀四方割据、连年混战的年代。这时候已是公历1921年、1922年之间腊后春前的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民国建立已十年。但北方还是直奉军阀统治；南方是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革命政权。他五月下令北伐，六月变生肘腋，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孙先生亲率海军打了一仗，败走上海。

风雨如晦之际，地平线上出现一道亮色，这就是五四运动和其后2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几乎是与党同庚，命中注定了这一辈子要与之一同度日。

我的出生地浦江，是浙东中央腹地一个山区小县。东北角与诸暨为邻，中间隔一座五泄山。发源于县西北山中的浦阳江——实际上只是一条大溪，绕城南滔滔东去，北流百里就是西施浣纱溪。再百余里，汇集许多溪流于钱塘江出海。同出西山的壶源江也是一条溪，川流小些，北流富阳百里。在三国孙权故里汇于富春江。元人黄公望的名画《富春山居图》，绘的正是这些地方。两水之间有座仙华山，乃仙霞岭余脉龙门山的一支，是浦江县主山，本地人叫仙姑山。元末明初散文家宋濂在一篇游记中说：“浦阳以仙华为屏，大江为带，中横亘数十里而山势盘行周遭若城，洵天地间秀绝之区也。产于是者，族每繁衍而悠长，高智远略之士多由他郡徙居之，若大羽之乔林，巨鳞之沧海。”宋濂也是高智远略之士，为避战乱从金华迁居浦江。元王朝下诏征辟，他先逃进小龙门做了道士，后来又隐居青萝山做教书先生。小龙门、青萝两山都在仙华山左近。我们浦江人每年都作兴攀登仙华山。此山是丹霞地貌，岩石异彩纷呈，时有丹光出现。最高峰名少女峰，海拔近千米，民间传说轩辕黄帝幼女在此修炼成仙，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宋元以来浦江县一直属于婺州。《汉书》天文志说“越地婺女之分野”，婺女又名须女，是天上八位仙女的星座。金星与婺女争华，同放异彩，故婺州又名金华。婺州属县，也是八个。城东有座叫龙峰的小山，早年出现过恐龙蛋化石，可能是个古代龙窝。山顶有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建造的龙德寺塔，寺早已废圮，塔还残留大部。山麓有一道院，名宝婺观，祀八婺星君，宋濂有记。宝婺观早已由和尚当家，供着财神、关公，俗名叫塔下寺。

浦江交通不便，十分闭塞。在杭江铁路与后来的沪杭甬和浙赣铁路通车之前，全靠浦阳江的竹筏运输。全县只有东乡是小片平原，丘陵山地占百分之七十，可耕地只有百分之十四。农业人口平均每人不到半亩地。而且稍好些的田地，都在极少数大地主手中，产业有一千石以上的。无地少地农民耕种山上的梯田，此外只能当长工、学点手艺口了。有个奇特的现象：如此蕞尔小邑僻壤穷乡，读书风气倒也长盛不衰。家境宽裕人家的子弟自然要读书仕进，贫家只要有口饭吃，也要读书，一次又一次地去攀登南乡的高山峻岭，到金华府考秀才。那座山名叫太阳岭，旧时方志说“高千仞，长十里，古木苍藤，石磴连云”。读书人夜半出发，走六十里路，爬到山顶，恰好日出。下山六十里，就到了府城。那岭上的太阳照亮过祖祖辈辈的希望，也送走过无数失落的岁月。极少数人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更多的是攀了十多回山岭，始终捞不到一领青衿，终于老死牖下，委身沟壑。少年时代，我也爬过多次太阳岭。开头一次是应试，到金华投考省立中学，后来是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后话。

浦江于东汉末年建县，隋代一度废置。过了一千三百多年，又一次被撤销县的建制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个大跃进运动当中。原因是解放二十年，社会经济还是十分滞后，几乎没有发展。经过连年人祸天灾的折腾，更加雪上加霜，全县百姓不但吃饭成问题，连草根树皮都啃得精光！1960年初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太阳岭所在的通化乡划归兰溪；东北二乡归诸暨，其余作为一个区并入义乌。

浦江虽穷，历来以“小邹鲁”自居，文化水平高人一等，不大看得起穿街走巷做“鸡毛兑糖”小生意的邻居义乌佬。何况作为义乌一个区，国家分配的物资、建设资金、干部编制和各种代表名额等等，都大大减少。有点成绩、出产却属于义乌县名下。浦江佬觉得处处仰人鼻息，矮了一大截。满腔怨愤，大约也与古代传说中的越王勾践吃了败仗，退到浦江来泄愤的情况不相上下。因此两县之间的矛盾冲突已非一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两地干部、群众就因“分与合”的问题展开大辩论。继而由文斗发展为武斗，发展为成千上百人的械斗。这一带民风剽悍好斗是出了名的。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祖先原是金华人（后裔有一支定居浦江南乡戚宅、戚村桥，与义乌隔水相望）。戚继光在闽浙沿海防御倭寇时，就在浦江、义乌一带招募丁壮三千，号“戚家军”，专在山地和沼泽流动作战，打得倭寇抱头鼠窜。“文革”的大械斗，充分表现出本地乡土特色；械斗群众捉到对方的人就一一抛进野外的露天溷池，灌饱粪便污水方才放走。1967年浦江造反群众上访省委、华东局，没有结果，又上访北京，终于上访成功，得胜还乡，经国务院同意分县：除原属浦江东北部的马剑、青山两个乡划归诸暨，南面通化乡仍留兰溪之外，浦江县建制终于得以恢复，但是缩小了许多。其后改革开放，形势发生变化，义乌兴起小商品市场，万商云集，本地人也发了大财。现在的义乌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小百货批发市场，浦江佬自怨自艾，追悔莫及。

我家世代耕读传家，从不参与械斗。听父祖两代老人说，先世原是山东青州人，祖上做过剡令、吴兴太守，南宋时流寓东阳白鹿山，是个读书人家。浦江一世祖张祚，字叔元，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同时的抗元志士。辛晚年曾官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方志说张祚幼尚气节，见国事蜩螳，临安小朝廷危殆，决定投笔从戎，“散资财，结宾客，士多乐为之用”，拉起了一支队伍，与蒙古兵狠打了几仗。后来以承信郎、浙东安抚使司的武职提兵镇守浦江。这一年是宋理宗淳祐二年，即公元1242年，他24岁。他与辛弃疾会不会是先后同僚呢？无从查考。此时蒙元大军已渡过淮河，攻掠扬、滁、和、萧等州县，势如破竹，直破通州，在城乡大肆屠杀掳掠。但朝廷还是主张和议。君臣上下重文轻武，崇尚理学，朝议：“以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朱熹从祀孔庙”，论辈分，排座位。只是大势已去，古圣先贤也难以挽救他们了。

叔元公被张氏后裔称为提镇公。一说，他最后的官衔似是死后追赠浙东安抚使司副使；也就是游击队司令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盗墓贼挖开他的坟，企图劫取民间传说的黄金首级。结果，只挖到几个瓶瓶罐罐，并没有金银。我跑去看了离城五里路的祖茔，发现了清康熙年间的碑文。

提镇公生卒期据族谱记载为生于宋宁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卒于宋幼主帝昰景炎三年（公元1278）。同年五月幼主帝昺继立，改元祥兴，是南宋末代皇帝，翌年二月由陆秀夫负于背上在厓山蹈海殉国。南宋完了。

张祚抗战到底，至死方休，但生平事迹留下的只寥寥数语，子孙知道得很少。与他同时代的浦江诗人方凤赠诗有“弃书忽学万人敌，秉钺尤夸一世雄。长驱誓捣燕幽北，大纛旋移浦汭东”之句，也算得个资兼文武的末世人物，还受到过皇帝玺书褒奖。张祚两个儿子祐森、祐仕随父从军，都授进义校尉之职。改朝换代后子孙偃武修文，“祐森子孙三世七人举明经”云。元代废科举制，张氏一族，没有什么人读书做官，可能属于“九儒十丐”一流，因此名不见于“贤书”者二百余年。直到晚明才有了几个读书人名登仕版，但也只是州县学官、佐杂小吏。到了清代，张氏人口繁殖率很高。因为那位叔元公居住在城东龙溪之上（如今龙溪早已成为城中街巷，只遗下地名），后裔自称为“龙溪张氏”，分出许多支派，总人口居全县之冠，有“张半县”之称。

我家所在的县城后街（今民主北路），是张姓人家高度集中的地区之一。清末民初的保甲时期，有两个甲，全是清一色的张姓。此外，还有县后张、平安张、火烧张、礼张、前张、后张、石马头、花桥、寿溪、石台盘等宗派和各自的堂名。我们的堂名缵绪堂，“缵禹之绪”语出《诗经·鲁颂》，是继承祖先未竟功业，发扬光大的意思。我小时候连书本都还没有摸，祖父心莲先生就以堂名“缵绪”二字不断对我进行“应试教育”，勉励我用功读书，将来显亲扬名，光宗耀祖：“你呀，长大了，一定要去参加高等考试，好歹弄个县长当当。”老人家很看重功名。十年寒窗，连县学也没有进，是他一生憾事。不知是晚清哪一年，他有幸充当了一回“乡饮礼”的饮宾。当这样的角色，只有我们远祖南宣公有过，那还是明嘉靖年间，老祖宗九十高龄，二度被举为饮宾。三百年后，这份荣耀又回到祖父头上，他很引以为慰。虽然早已是民国，他还在生圹预制了“皇清九品乡饮宾”的墓志铭，显示他的身份。其实，饮宾只是类似于古代“政治花瓶”的角色，何来九品？至多也不过临时穿戴一下九品的公服行礼罢了。但这个百年情结总算解开。

我家在全县算得上是世代书香的人家。从缵绪堂第二代讳德旭的太公起，历代都有秀才。到清朝末代皇帝退位为止，十世百余年中出了二十五六个府学县学庠生、廪生、贡生、增生。德旭公三子都先后入泮，次子以珸，14岁游庠。报喜的差役敲锣上门来时，找不着对象，原来小相公在后园捉蟋蟀。一时间这桩事在全城传为笑谈；过了许多年街谈巷议还当它新闻。以珸公少年得意，康熙五十六年乡试中举，雍正元年登进士第。乾隆年间先后任江西都昌、建昌（今永修）、鄱阳、星子诸县县令，颇有政声。秩满升中书舍人，朝中无人，目中也无人，才八日又外放顺天府昌平知州，不久改授霸州知州，是正五品官了。只因兴修永定河水利工程一事与上司龃龉，愤而辞官回家吃老米饭。家谱里说他：“幅巾杖履，选胜登临，泊如也。”以珸公的兄弟子侄都是秀才。一个家族中“世袭罔替”似的从事于儒业，又不思进取，出去做官，令人费解。这样一种绵延两百年的文化现象，在当地是十分罕见的。

不知什么缘故，到清道光咸丰年间这一文脉渐渐式微，秀才少了。我的祖父、曾祖父两代人都攀过一二十回太阳岭，每次都铩羽而归。曾祖书城先生，怎么也进不了学，最后只好纳粟捐班，有了个监生资格，也就是个从不去上学的太学生，总算穿戴上襕衫方巾。从此，他心定神闲，在“进士第”匾额下的缵绪堂设帐课徒为生。祖父学名咸仕，也没有入泮，连捐纳也没有财力，当然更加无法进入仕途。身子文弱，又不会下地耕种，只得放弃儒业，学点手艺。一个小小文人改行做工匠，能做什么呢？学画匠。一般手工匠人都称为司务（近年来改称师傅、师父，工匠已受尊敬），只有画匠称为“先生”，因为他身上还穿着长衫。这对式微之家的读书人，心理上多少是个抚慰。

祖父的画室设在菜园一间堆柴草杂物的空屋里，园中角落有两株相交于墙上的蔷薇，他搭了个花棚，自题室号曰：“薇云山房”。他主要的活儿是俗名“真容”的肖像画。这种画古称写照，又叫写真、传神。不知是不是古人吹牛，说中国的肖像画商代就有了，有《尚书》为证。乡村还没有照相馆和摄影机的年代，真容是一切活人和死者“留作纪念”的平面载体。特别是春节、庆典，家家都要张挂祖宗的遗容画轴，举行祭祀。“先前阔”的旧家，更看重祖先真容的展览，例如我家附近的赵姓家族，每逢节庆，都要悬挂两宋历朝皇帝御容，在一座叫“通天楼”的祖居展出，显示天潢贵胄衰败了的荣耀。此一盛典一直延续到清代或民国成立之后。

乡下人把真容简称为一个字：容，或影。大体上分为三类：活人生前的容叫做行乐图或喜容；临终的速写叫素描，死后追摹的叫遗容。偶尔也有一二描摹得“形神俱备”的，但多数是对象逝世多年后补画，只由遗属口头提供一点生前形状资料，凭画师想象复原原貌；真容的准确性也就很可怀疑了。（此一传统的肖像画古代技法，今称模拟画像，已应用于公安部门的刑侦工作）好在求画者的要求都不高，只求画得体面些，从来没有看看不像要退货的。因此真容不但大多具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特色，千人一面，难分彼此。例如，不论平民官宦，明朝人一律乌纱蓝袍红袍，清朝人则是补服，水晶珊瑚顶子红缨帽。有个官职的，就赏他一枝花翎。艺术的门类是相通的，祖父绘画之外，也学了木雕、泥塑、纸扎等手艺。寺庙、戏台、厅轩门窗、藻井、栏楯上的人物花卉雕饰，神佛塑像，元宵的花灯，都优为之。有钱人家，例如土财主，他们需要在客厅弄个山水人物中堂、屏条挂挂，这时候就要留住他，供养一两个月，甚至更多时间，专心为一户一村绘画。

祖父是不是拜过名师，我不知道，我听他自己说曾到金华去向徽州的新安画派老师求教。先临芥子园之类画谱，后来也学“元四家”、“清四王”，但不画“大写意”。因为雇主们喜欢的是工笔花鸟和有喜庆意味的“福禄寿三星拱照”、“龙虎风云际会”和钟馗像。几十年下来，他的画技虽然日臻成熟，但为绘画题材所局限、又受消费对象的低级趣味影响，终究不脱匠气。我小时候见过他几件代表作：浦阳江大石桥桥堍禹王殿两丈高的大禹立像，城隍庙的判官、宝婺观的女神群像和几处祠堂殿宇中的大幅壁画。印象较深、我认为较有艺术观赏价值的是一幅“写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诗意”和一幅表现《滕王阁序》故事的情节性巨制。前者表现了李白兄弟们“开琼宴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的月夜游园共叙天伦之乐的盛况；后者描绘少年诗人王勃乘兴赴会于楼阁之上古代笔会的场景：王勃的小船扬帆疾进，似乎是从天而降，视角独特，颇有创意。两幅画看上去都华赡富丽而有生活气息。这两件作品后来经他复制、装裱成了两大画屏，放在画室供自己观赏。

祖父青年时最大的不幸是二十多岁父母双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乱中，又走失一个弟弟。他十年中结了三次婚，第一个祖母29岁、第二个是28岁，相继去世。第三次结婚已近知命之年，媒人为他瞒去十岁，才娶到我的祖母洪玉。她也是个“大龄姑娘”，出生于清寒的读书人家，幼时被送给东郊一户姓傅的小地主家做了义女，年届花信又嫁回县城，做了祖父的填房。她为祖父生育了二子一女，长子是我的伯父若桐，号同光；次子是我父亲若镒，号敬堂。幼女春常，是我的小姑母；因为早些年还有前房祖母所生的两个姑母，所以我有一大堆表兄表姐，虽然往来不多。

祖父六十岁前后已不肯再外出绘画，在后街中市的进士第大台门右侧沿街空屋开了一家翰香斋书画店，卖画、裱画，兼营新老课本。新书是民国政府教育部新颁的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平民识字读本；老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卷帙浩繁的四书五经。小说归入“移人本性、坏人心术”的闲书一类，是不卖的；但也有些《玉历至宝钞》、《花名宝卷》、劝善警世的佛道宣传品免费赠阅。这些书成了我最早的课外读物。我出世时，还是新旧交替的年代，私塾与学校并存。等我进了小学，四书五经才退出大部分文化园地；“哗打打，哗打打，爱群吹喇叭”的新课文也普及全县不多的几所小学。不过，乡间仍有不少私塾，小孩子读《三字经》，也读新课本。

在我们家里，伯父已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1923年改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我的父亲和小姑母只读了几年私塾。他们兄妹的区别是小姑母能熟读《红楼梦》，我父亲谨遵严命，不爱闲书，只学记账。

对于我来说，伯父是影响我青少年时期政治思想、人生哲学最大的一位长辈，他某些文化趣味，更是伴随了我一生。我对伯父的孺慕之情，是远胜于我对父亲的。伯父从小器宇轩昂、性情豪爽，他聪明好学，喜欢交游。受祖父熏陶，少年时就能画几笔兰竹和人物。他曾给我画过一幅乡下人叫“老少年”的雁来红，那是一株只长叶子不开花的草本植物，初生时是绿叶，深秋老了叶子红通通的、像花。这幅画，我珍藏七八十年，现在还在。

伯父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宣统元年（1909）在刚由旧时浦阳书院改制的县立高等小学堂以优等生毕业。经浙江提学使袁嘉穀（清光绪年间状元）复试，擢置案首，颁给旧制县学的增生文凭，保送金华府中学堂（随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肄业。因而他成了新旧交替之际浦江县最后的秀才。当时的省立中学是四年制，学新学，也学旧学。教员中有一位府学廪生出身的浦江籍老师钟士瀛、号菉洲的先生，是浙东知名的鸿儒宿学，见同乡晚辈张若桐品学兼优，十分爱重，一再劝勉他毕业后与钟家次子道缵一同升大学深造。伯父自知家庭经济拮据，不敢有此奢望。祖父母则怕他远出，未成年就给领来了一个比他大两岁的童养媳。伯母姓贾，是东乡旌户村人，她与伯父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实际上她只是家里一个无偿的劳动力。嗣后伯父一提到升学的问题，祖父就叹气，泼冷水：“中学毕业相当前清中举，中了举还能不上京赶春闱的吗？不过，我们这样的人家上中学是靠堂前祭田那点补贴的。上大学的费用实在负担不起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哟！”

伯父无奈，只得搁下上大学的念头，四处谋事，先解决自身衣食问题，以缓解父母负荷。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五六十年的“吃粉笔灰”生涯。他先是去了浙江西北角的於潜。那是比浦江更贫困落后的山区，全县只有一所县办的初等小学，学生不多，薪水也很少，估计是当年去昌化、於潜和安徽宁国一带开荒的浦江同乡介绍的。第二年逃回浦江，先后在南乡白石小学、北乡壶江小学、县城民强小学（校长是他的大姐夫楼星园）走马灯似的教了五年。不安于位，可见一斑。

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波及浦江，科学与民主思潮不胫而走，反帝反封建的呼声经由在外读书的知识分子传播到了这个封闭的小县城。菉洲先生的儿子道缵已经在准备赴美留学，浦江县后街陈家的工商业大地主家六七位少爷，已经飘洋过海到了法国和日本。伯父再也不甘沉沦乡里了，好歹到外面去闯荡一番，接受一点大时代洗礼。他原想投考北大，因为他心向往之的是北大的学风，北大的教师，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陈衡恪、陈寅恪、周树人、周作人……这些名字对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他只能考学膳费较省的北师大，而这笔费用，是向几家亲戚借贷勉强凑足的。好在这几笔人情债并没有人来追索，四年之后大学毕业才渐渐还清。1924年伯父在北师大史地系毕业，被绍兴府学改制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聘为史地兼美术教员，月薪大洋约六七十元，家庭经济状况得以改善。

我父亲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与伯父在外面所受的教育完全不同：由于方正的祖父平日耳提面命，管教严格，一言一动都十分谨慎，遇事没有一点主意。但与伯父之间，倒是兄友弟恭，从无龃龉的。两人都对父母十分孝顺，按传统的礼数晨昏定省，要在二老跟前坐一会儿，谈些外界新闻。祖父很古板，当他的面，伯父要摘下眼镜，连烟也不敢抽。我父亲少伯父两岁，他的天资恐怕只有伯父的一半。读书不成，学画也不成，只能在翰香斋做个伙计管管账。闲了下地，当雇工的帮手和监工。我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租佃的是三亩七分祖宗的祭田，一年收获，勉强够一家口粮。1952年土改时，因为我家虽无土地，但雇用长工，又经营过商业，被划为佃富农，属于地富反坏，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直到1965年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才蒙甄别，予以降格，改定为佃中农，升列“人民内部”。这时，父亲已吃尽了苦，下世一年。

一如科举时代，一旦中举就可以做官。入民国多年了，人们还是抱着旧观念，按此思维定式行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浦江全县的大学毕业生大约不会超过一二十人。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才略有增加。我家出了个大学生，是相当稀罕的，古老的缵绪堂蓬荜生辉，仿佛又出了进士举人，大有书香继世，家道振兴气象。首先是伯父的好友钟道缵作伐，菉洲先生亲来为他第五个儿子道绅求亲，我的小姑母嫁往东乡钟村（小姑夫后来投身工农红军，害得她守了大半生活寡）。此事的社会意义是我家又一次进入缙绅阶级，因钟村是浦江大乡绅的代表。我那循良忠厚的父亲也被人看好，西乡山村周坞一家小地主陪一份妆奁、将大女儿嫁到城里人家，此人就是我的外祖父周胜山。他是典型的穷山沟的富户，祖上留给他的产业大约有两三百亩田地和几片山林。他是独子，只会享福，好酒贪杯之余也背着人抽几口鸦片烟。书是读不进去的，家务也从不过问。花钱捐了个监生的资格，俨然小乡绅，做过两任乡长——可能也是花钱买的。当然县里也需要有几个“急公好义”的冤大头出钱出力，维持一方治安。外祖父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早已感到乡下不安全。尽管他不是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但三十年代初期江浙沿海小城市工商业复苏的形势，还是看到了。再说浦江农村一向贫瘠，水涝亢旱年年都有，农民生活困难，多数农民根本无力缴纳地租和苛捐杂税，走投无路时，只有铤而走险，偷盗抢劫的事时有发生。像外祖父这样的富有人家，不能不把财产转移一部分到县城来；与城里人结亲是他另谋发展的第一步。

祖父的翰香斋因新教科书由国家统一发行，四书五经又失去读者而濒临倒闭。县城里照相馆的出现，对以写真为业的薇云山房主人又是一个冲击。翰香斋失去市场，黯然歇业了。不过，两年后又开出门来。门面一新，招牌上面大书“同永丰”三个金字。这是由我祖父、外祖父和父亲的拜把子朋友、北乡仙华山背后云宫村的蒋家，三方合资开设的一家百货商店。好像是每家出大洋五百，共有资金一两千银元，由我的父亲经营管理。门面小小两开间，楹联广告一面是“苏松布疋”、一面是“闽广圆糖”几个大字，当中隔一座曲尺形的大柜台，把店堂分为内外两间。我家并没有那么多现款投资开店，大约是以房屋、人力折合一部分资金入股。之外，借了外祖父家的钱开百货店的事，恐怕与当时国内形势有些关系。1927年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发难、江浙财阀出钱，由蒋介石出手制造“4·12”政变之后，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这个政权是英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江浙大地主大资本家支持的。中外企业家都需要做生意，恢复连年军阀混战中遭到破坏的工商业。因此我读小学那些年，浦江已有了最早的电灯公司和一条40公里的汽车路与杭江铁路相接。县城里新开了许多商店，连比较冷落的后街，空屋都被店铺占满了。柜窗里出现前所未见的欧美产品、日本人造丝织物；也卖上海杭州来的爱国伞、爱国布。

不管怎么样说，书画店虽歇业，百货店开张了。要读书的人，如愿以偿，也已从大学毕业。不要读书不能下地的人，也如愿以偿，坐上了账桌掌柜。祖父只有一个愿望：古稀之年含饴弄孙，享几年清福。老人家也称心如愿，这时候我作为长孙适时出生。听祖母说：母亲生我时是难产，临盆一天两夜，第三天子时落草才发现脐带盘在脖子上。接生婆连连道喜，说我是“佛珠绕项，罗汉投胎。”祖父母做梦也盼着抱孙子，也认为孙子出世早有“瑞征”，都说前一日梦见有只锦鸡飞来啄他们的手。襁褓之中又出天花，全家为之惊惶三月。母亲后来不止一次为我请瞎子排八字、算命，说我的生日是“长生日”：一生都有贵人扶持。——神话越编越多，一个被特别宠爱的孩子在大人眼里变成“小太阳”这种现象，原来由来已久。祖父给我起名一个亭字，世字是族中辈分。“亭亭玉立”，亭字又有独立和公正的意思；表字春融，春意融融，正是家庭的气氛，也是祖父自己的心态。到我上小学读书时，教书的伯父嫌亭字俗气，容易与别人同名，亭字又加个木傍，成了冷僻的楟字。因此，我的学名是张世楟。离家两三年之后就废弃不用了。

····伯父有一女一子。姐松乔，大我两岁；弟世镜，少我一岁。七岁时我与他们一同上了兼收男生的县立启文女子小学。读了三年，启文停办，学生并入县立浦阳中心小学。校本部挤不下，初小部设在旁边的宋太史祠中。这位太史公就是明初主修《元史》的宋濂。我们的校长曹聚德，是浦江文化名人曹聚仁之兄，北伐时期，参加革命运动，十分活跃，他在浦江也算是个教育家了，但在1952年土改时，竟被划为“恶霸地主”，交给群众斗争后就地枪毙。曹家幼弟聚义，一名曹艺，年轻时加入过共产党，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抗战时期他在后勤部门汽车兵团任职，给延安运送粮饷时，见过朱德。建国后被任命为交通部参事。他活到九十多岁，身份是民主人士。这三位我都认识。特别是那位曹聚仁先生，为祖国和平统一奔走于海峡两岸多年，赍志以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个守望海上灯塔的“灯台守”的形象，是我与曹氏家人谈话中难以释怀的一个老话题。

在浦江，关于宋濂的故事传说是流传很广的。对后世读书人的影响也最大。他原是金华潜溪人，元末至正三年为避战乱，迁居浦江东乡青萝山，读书著述。浦江西乡吴溪有位隐居于深袅山中的大儒吴莱，是元初至元大德年间集贤殿学士吴直方的公子。吴直方是元相脱脱的塾师，参与重大朝政，晚年以大学士致仕。但吴莱却无意功名，二十多岁就隐居浦江深枭山读书，终成大儒。宋濂闻名前往，除向他学习经史古文辞之外，也涉猎历朝制度、阴阳律历、兵法术数。宋濂的古文名篇《送东阳马生序》，多少反映了自己青年时期师从吴莱苦学的情景。宋濂在青萝山附近的白麟溪郑宅教书，把这个十五世同居的郑氏家族，当作实践他儒家理想的第一个试验田。郑宅，浦江人称郑义门，明太祖誉为“江南第一家”。宋濂后来又游于浦江学者方凤、柳贯、黄溍之门，学识渊博。朱元璋曾问刘基，当今谁的文章最好？刘基回答：“宋濂天下文章第一，臣第二。”“还有别的人么？”刘基回答：张孟兼第三，也是浦江人。元末朱元璋攻下婺州，将取金陵，聘宋濂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明王朝建立，尊之为“开国文臣之首”，教授太子读书。实际上皇帝、皇后、王子也是旁听生；教书之外，也备顾问。皇帝要重用他，但宋濂力辞高官厚禄，只肯做个相当秘书的职务：先是任起居注，后改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元史》总裁。朱元璋是个好猜忌、又很残忍的封建统治者，杀戮功臣，株连无辜，心狠手辣。在胡维庸案中宋濂为儿孙所牵累，退休多年了还被流放四川茂州羌区，走到半路上，不明不白地死在夔门。

一个吴莱，一个宋濂，对于本县元、明、清三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我们家族的知识分子，思想影响是很大的，远离政治：只读书，不做官。我不是个做学问的人，对此我只有一个朦胧的认识：读书人不能做官；做了官的人多半要变坏。更不可从事政治活动，不是栽跟斗，就是身败名裂。

还有一种思想影响来自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曾经主张“四大自由”：言论与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最后一条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开始时还没有多少认识，后来的几十年间，愈来愈感到自由之难得，免于恐惧实在是我最迫切的要求。因为暴力、暴政之下，失去此一自由的时间最久。

我还记得幼年就难免于恐惧，为战乱而四处逃难。那是1924年的齐卢战争，又名江浙战争。江苏督军齐燮元是直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军阀，双方为争夺地盘和抢占淞沪，进行了长期的混战。这次近代的“吴越争雄”，也是以浙军败北告终。溃兵退入浙东，以浦江为泄愤之地，封闭城门，放假杀戮抢劫三日。没有人告诉我那个恐怖之夜一家大小是到哪里去逃难的。我只知道半夜惊醒，被什么人背着跟随逃亡的人潮出了北门。城内城外到处是灯笼、火把，火光中黑影幢幢，一片哭号声、叫骂声。这次我们逃到了一个山谷里，这里是我伯父的一个学生家，天亮后才知这是个有很多泉水的盆地，逃难来的人很杂，恐惧之感是相同的。再一次逃难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是民国十五年（1926）吧，直系军阀“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吃了败仗，从兰溪退守浦江。那时国民革命军叫南军；孙传芳叫北佬。老百姓一听“北佬来啦”！又纷纷出北门逃难。孙传芳的兵从南到北沿途纵火抢劫，拉伕子，进城时洗劫了徽商的隆泰当铺，掳掠民间金银珠宝、贵重财物不计其数。北佬退到东乡，遭国民革命军周凤岐的部队迎头痛击，无路可走，又退回浦江。这天是农历小年夜，大雪纷纷，天寒地冻，民间正在辞岁，吃年夜饭。听见街上有人在叫喊：“北佬又来了！”如同晴天霹雳，大家丢下碗筷，拖儿带女又逃。这次是两位堂房叔伯匆忙中用箩筐挑着我和弟妹们走的，一家人逃散了，我们一齐大哭，连夜逃到了仙华山背后的云宫；云中之宫，是仙境了，也就是我父亲合伙开店的蒋姓朋友家。这是个恐怖之夜，许多年后也还有些后怕。蒋家紧挨着仙华山。第二天推窗一看，壁立千仞的少女峰几乎触手可及，岩岫间白云飞渡，仰望高山的人好像冉冉升空，融化进碧空深处。可惜看风景不是时候，日日夜夜都在担惊受怕，寝食不安，还不知明天会遇见什么危险，下一步逃到哪里去。

其实这只是恐惧的一个开端，以后的恐惧日子还多着哩。

我已不记得小学的六年是怎么混过来的。全县会考，居然名列榜首。总而言之，读书一点也不用功，练习作业也马马虎虎，课余时间几乎都在看小说。亲友家的，老师家的，学校图书馆的。县民众教育馆有间可怜兮兮的图书室，没有任何新书，只有一些一折八扣的广益书局出的旧小说，我和松乔姐天天跑去借阅。起个早看，放学回家看，就着霉干菜吃口冷饭就焚膏继晷争分夺秒地看小说。就寝了还放不下书，瞒着大人悄悄把烛台支在枕边，看得眼皮张不开了才睡。有一次捧着小说沉沉睡去，蜡烛倒下，烧着了帐子，一时火焰腾空冲上屋顶，几乎酿成大祸。

失火虽是一场虚惊，但引起了祖父的严重关切。他一直认为我天资还不错，是孙子辈中最有希望的一个。在伯父前夸我，要他对我加意培植，带我出去读书。及至床头失火的事发生，祖父才知我日夜“发愤读书”的真相：读的原来都是闲书。松乔姐读小说，更是无视闺训，不可饶恕。老人家训斥了我们，又教训他两个儿子，要他们严加管束。

大人们生了几天气，收缴了所有的闲书。旧小说被堵在门外，逼得我弃旧图新，开始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至于我读过多少旧小说？自己也记不清。反正从《花名宝卷》，油光纸石印的小本子《梁祝哀史》、《秦雪梅吊孝三元记》到征东、征西、平南、扫北，封神、西游、列国、三国；还有少林、武当、崆峒、昆仑、青城、峨眉各派剑侠小说；一部《水浒传》，大约看了七八遍，能背出所有好汉的星宿、绰号和各自使用的武器……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连没删节过的《金瓶梅》都看了。有两本书，最使我“为古人担忧”，以至潸然泪下。一本是《红楼梦》，读到“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一回，简直要“肝肠寸断”。几次掩卷而泣，几次展书再读，但已没有一点好心情，怎么也读不下去。还有一本是《岳传》，读到风波亭一回，窗外风雨如晦，禁不住把书掩在脸上大哭。多年以后我想起来，这么动情的原因很可能与当时的“九·一八”事变有关。学校里常常听老师在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的事。对于国家大事，我多少有点关心。记得当时浦江有个姓吕的县长，是伯父省七中的同学。后来当兵，由连排长升营长，调任浦江公安局长。因地方上匪患日炽，由他代理县长。他是个老粗，当然是忠于国民政府的，但老蒋只打红军，不许抗日，他不能赞同。在一次什么全县民众纪念国耻日的大会上，他跳上人丛中的八仙桌演讲，讲到“国土沦丧，哀鸿遍野”之际，悲忿填膺，声泪俱下，双手拍打纸扇，把扇骨都拍断了，碎纸片飞起来，纷纷落在站前排的小朋友头上。小朋友见他疯疯癫癫的样子，忍不住嘻嘻哈哈笑出声来。我因为看过《岳传》，非但不笑，也跟着县长挥泪不止。

才子佳人故事看多了，“情窦初开”，性早熟当然也会影响身心。松乔与我志趣相投，总是让我做她的伴当，带我到她同学朋友家去玩，看她们编织刺绣和打牌、看戏，或到江边去看风景：希望邂逅才子佳人故事中的人物。她那些朋友自拟“浦阳十二钗”，很有几个长得妩媚动人的。她们都当我小兄弟，我却自以为是贾宝玉。喜欢在脂粉队里厮混，性格也渐渐变得内向，见了男人，总觉得无不粗俗卑鄙，只愿跟姐妹们在一起。松乔朋友中有个叫李顺芳的，生得特别好看，温顺可爱，功课也好。我每一次见到她，都会情不自禁地对她傻看，胡思乱想，看得她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才觉得失态。李顺芳家是县城里的小工商业地主，县衙前开有南货店。姐妹二人，没有兄弟，几次提议要与松乔结拜姐妹，认我为弟，终因伯父反对，没有结拜成功。但我们之间往来频繁，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一次，还是我上初小的时候，学校要排演一个当时很流行的儿童剧《麻雀与小孩》，让我扮演女孩。化好装临上台时，老师发现我穿的衣裳太素，一定要我换件有大花的红衣裳上台。后台的人急得团团转，我却胸有成竹地说：“我看见李顺芳了，她那件就好。”管事的老师跑到观众席去一看，可不是，李顺芳穿的正是带大花的红衣裳。她听说是给我穿的，毫不迟疑，当场脱了下来，给我换上。我穿上的时候，衣裳还留着她的体温和香气。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但已觉得内心潜伏着某种冲动，而且正在由无意识变成有意识。

大约是她家择婿标准太高，她的姐姐如绣等到24岁还没有出阁。按当地盛行早婚的风习，男女双方十六七岁、至迟二十岁结婚生子。否则，亲族邻里会在背后议论，别人还以为有了不可告人的隐情或是暗疾；对做家长的压力也就与日俱增。她们姐妹都是战争环境中匆忙许配别人的：如绣结婚是淞沪抗战时期，婚后不久难产死了。顺芳是解放战争开始时才结的婚，是老小姐了，嫁了个刚从警官学校毕业不久的小警官——其人也是个财主的少爷，十足的纨绔子弟，比她还小两岁。浦江解放之日，小警官还在跟几个国民党军队退伍的年轻人聚会、说笑，说是要上山打游击，“好歹跟共产党较量一下”。不久事情败露，一伙子八九个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同日伏诛，全县为之震动。那些年，我正在上海狂热地忙碌着。为站稳阶级立场，划清政治界限，对家乡的事从不闻问。土改之后，只听说那个婀娜可爱、纤尘不染的“林黛玉”也扛着锄头铁下地劳动了，正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有些心疼，又有些高兴。她子女还小，如果不去劳动，娘儿仨没有饭吃。

我下面所叙述的故事，还得回到先前少年时代的话题。那是1932年夏天，我奉家长之命，前往金华赶考。这一次，轮到我去攀太阳岭了。

——其实，太阳岭是攀不完的。攀过这一处，前面还有。有时满怀希望，攀爬得筋疲力尽，遍体鳞伤，眼看已经爬到山巅了，前面又会出现一座摩天的高岭，照样是古木苍藤，石磴连云，阳光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