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一把火

冬天里的一把火

2009年元宵节的晚上,央视新台址配楼突遇大火,火光映天时,我被堵在与它相距三十米的马路对面,几十分钟的时间,我虽然寸步难行,却被迫看着那火势从小到大,当然,也看到路边人群中复杂的表情。

由于那天是元宵节,《东方时空》老《东方之子》节目组聚会,那是我作为电视人成长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空间,还是天南海北电视人当初因理想而聚集的地方,所以,大家彼此情感很深,再加上每个人也都有着现实中激情不再的诸种不如意,聚会便更有感召力。

不到八点,由于我晚上有《新闻1+1》直播,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先行离开,没想到这一个提前离席,让我成为大火的一个见证人。

不一会儿,我车行至央视新台址东三环靠西一侧的辅路上,突然就走不动了,路边很多行人表情怪异,我当时以为,大家早早来到街边,等着看多年来最圆的月亮,但这念头只是一闪,便觉得不对,似乎有火光照在他们兴奋的脸上。

我向左一回头,惊呆了,大火正从央视新台址配楼的南半侧,快速地从下向上燃烧,并夹杂着“啪啪”的声响。

新台址我还算熟,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就在这大院里的另一处办公地点直播了二十天。我们那批人,也成为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在新台址里工作过的央视员工。

燃烧中的配楼,是即将开业的酒店,类似现在老电视台旁边的梅地亚酒店。另外,这栋楼里还有一个剧场,或许将来可供央视录制一些节目。

然而大火改变了一切。

几十分钟后我终于冲出重围,马上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主任告诉我: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

我心急如焚,不仅因为火灾,更因为十点就要直播的《新闻1+1》,如此拥堵,直播是天,赶不上节目开“天窗”怎么办?

越急越出状况,到达天安门广场,恰逢中央领导参加的元宵晚会散场,我又被堵在路边。没办法,向交警求救,听说要直播,警察帮我挪开铁围栏,打开另一通道,我得以冲出重围,到达演播室的时候,离节目开始只剩四分钟,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次。

我依然在忙乱中心存侥幸:我是大火目击者,可不可以在接下来的《新闻1+1》中直播报道评论这场火?

大家苦涩地一乐,其实说完我也一乐。我自嘲地和搭档开了一个玩笑: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

苦笑……

非常苦涩的笑。

直播结束,短信陆续进来。安慰中有些离谱的,“老白,没事吧?”还以为我在楼里办公,其实离搬家还早着呢,而且并不是我们未来的办公楼,只是配套酒店楼。更多的短信是询问,然后是讽刺。经典的是:“除夕夜火了小沈阳,元宵节点了大裤衩,横批:央视不差钱。”我接到这条快速到达的短信,苦笑加剧,人民怎么这么有创意啊!

苦笑还好办,真正的苦难也随之开始。从第二天起,先是办公条件上,抽烟都被禁止了,冰箱不许使了,更要命的是:微波炉都不让用了。这可真苦了电视人,工作没时没点的,采访回来想吃口热饭,过去是微波炉一热,元宵节大火之后只能吃凉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更深的苦在心里,面对这场大火,央视人对内愤怒生气,因为大家也是受害者;对外,面对众人的挖苦与嘲讽,无从回嘴。一场大火,测出了大家对央视的不满,也加剧了这种不满,改变它,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一场大火,让搬家事宜无限期地向后推迟了,对于那些很早就在东边买房住下的央视人来说,推迟搬家就意味着上班的路将继续漫长无比。比如我,住东五环之外,推迟搬家,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北京的大东头与大西头之间来回奔波,但是,又有什么办法?

最近听说,搬家最早也要到2011年底,甚至2012年。新楼,原本为北京奥运准备,这一把火,变成伦敦奥运了。

大火之后被抓进去的责任人徐威,在台里,我与他交往不多,但曾经的一个细节,却一直让我对他留下了很久的好印象。那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奥运会开幕之前,各国电视媒体在场馆内外布线,之后要有自己的人看着,以免出差错。当时的徐威,是技术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有一天中午,我亲眼看到,为了让看线的小兄弟去吃饭,饿着肚子的徐威主动替班。一双布鞋一个小军用包,就那么不顾忌地席地而坐,那一个画面,让我对不熟悉的他顿生好感,这是一个心里有兄弟的男人。

然而八年之后,作为犯罪嫌疑人,他的人生被逆转,一场大火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我在想:如果监督和约束足够,徐威或许还是当年那个穿布鞋挎军用布包的平静男人吧。

可是,人生与生活都没有假设。其实,任何一个悲剧,都不是把责任推到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身上就可以完事大吉的。或许,我们都该认真思考,我,如果有机会,是不是也会在现场?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事故的责任人?是不是也可能只把原因归到“点儿背”、“巧合”上?我想,有可能。所以,谴责他们,不如多多自责。

一场冬日里的大火,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太多东西。当然,也不是坏事,也照出了央视之后该走的道路。大火,或许正是一个另类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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