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不再红时空
2009年的冬天，在北京一所高校里，讲座之中，一位大学生站起来问我：
“我在网络上看过你们的《东方红时空》视频，好像是你们内部的年会表演，我看了很惊讶，你们怎么还会唱歌搞笑说粗话？……”
我笑了，这个提问我不陌生，近些年来屡屡被人问起，已经习惯。
我回答他：“我惊讶的不是你问的问题，而是你的惊讶。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个人都是多元复杂的。如果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像主持新闻节目时那种状态，只能说，生活和我们自己都太无趣了。还好，我们都有另一面，如同每一个人一样。你看到的是我们新闻评论部一年一度的内部年会表演的节目，那是我们创意的体现。那段日子，是我最怀念的时光。自打《东方红时空》被上了网并被大家黑白难辩地议论之后，那样平等而又充满创意的年会再也不见了。奇怪的是，创造力好像也随之被带走了。我很遗憾！”
我的回答是真实的，这个提问，也再次勾起我对那段激情燃烧日子的怀念。
表面充满恶搞气息的年会，其实背后充满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它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辉煌时期CCTV新闻评论部前卫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最初的缘起，与《东方时空》有关。1993年夏天，庆祝《东方时空》开播一百天时，梅地亚中心举办了一个评奖会，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创业者第一次得到承认的聚会。开播百天，好的口碑不断，让当时的杨伟光台长非常兴奋，不仅率领部分台领导亲自参加，而且还让人去他办公室拿回几样特别的物品当奖品，分发给《东方时空》的员工们。
而到了新年，年会正式举办。打一开始，在评论部开放而又自由的空气中，年会的主基调就已经形成：领导必须与百姓同乐，要坚决忍受一切打击，好好服务于群众，自觉接受群众们的各种刁难。第一次年会上，我们部门的大领导孙玉胜，就非常自觉地趴到地上与员工进行顶气球的比赛，这以后，在年会上恶搞与“折磨”领导就成为我们的传统。
想把这样的年会办好并不容易，每年临近年会时，评论部的“精英们”都要会聚一堂，开多次的策划会，定下当年年会的主基调和充满创意的表现方式，然后分别落实、执行。以至于离年会还有一段时间，评论部的员工便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打算在这一天充分“发泄”对领导的不满（领导不得有怨言）。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天，能充分感受评论部技高一筹的年度创意，并绝对会成为下一年贯穿始终的话题。
于是，创意变本加厉，甚至员工自己都可能被“陷害其中”。有一年的年会，在北京的郊区召开。在一个平时人迹罕至但参加年会的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的路口，我们的组织者设了一个局，四周埋伏多台摄像机，然后安排一位刚进部里大家还不认识的新人，借来交警的衣服穿上，一辆一辆查评论部来开年会的车。越有名越有职务的越百般刁难，比如让水均益自己抄写发动机号，将陈虻、关海鹰等主任的车扣下等等，结果被查者的应对方法各不相同，有给公安部门打电话找熟人的，有吵架的，有默默承受的，比如水均益，就非常配合。
有趣的是，当年会开始时，主持人问水均益：“听说车被查了？”水均益一副轻松的样子，“没事，已摆平！”但他没想到的是，大屏幕马上播出刚才偷拍到的画面，他正撅着屁股一笔一画地给人家抄发动机号呢。这画面一出，现场笑喷了！
在这之后，利用老电影改词对口型，讽刺或反映评论部的现实，成为最时尚的选择。这其中，《粮食》和《分家在十月》，由于准确地释放出动荡时期评论部人员的心声而一炮打响，外面的人看热闹，评论部的人却最能品出其中的五味杂陈。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充满自由空气的年会，越来越像是巨大压力下的内部心理医师，抚慰着焦虑，释放着压抑，沟通着情感，塑造着平等，然后，让每一个人都从第二天起再度轻松地回到竞争的战场。
辉煌到了顶峰，离下落就已经不远。
2002年的年会，由《时空连线》承办，我当时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自然将其当成大事来落实。崔永元、我、杨继红、陈虻这些“恶搞”的主力们早早地凑到一起，开了无数次策划会，一个又一个创意被提出又被否决，一个大胆的主意终于脱颖而出：根据史诗《东方红》的结构，全程改词，制作《东方红时空》，并全部由评论部内部人员来演出。
大家万分激动，一路辛苦不表，我们作为承办的栏目组，设计了从节目单到海报都充满着波普色彩的绝对现代派作品，最后演出效果达到了空前的巅峰。场面之热烈，创意之难忘，您大可上网去感受。
然而，这已是最后的疯狂。
由于此时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内部不知哪位好事者，或许觉得精彩应当与众人分享吧，便草率地将《东方红时空》视频上传到网络，问题随之而来。在一个普遍缺乏幽默感的国度，这个内部的演出成为罪状，“一点儿正经都没有”“哪像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样子”“话里有话嘛”“自由主义”“为新闻工作者抹黑”……这众多的话语，一句比一句沉重，也一天比一天让电视台领导感受到更大的压力。然而人们从不去想的是：这个团队一年365天里，有364天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在奔波在拼命，在忍并坚持着，只把剩下的一天当做自己的节日，却错了！
终于有一天，我们接到指令，所有演出的VCD收回，海报、节目单收回，关键是，今后的年会必须阳光灿烂，四平八稳；不能恶搞，宁可不搞。
从此伤筋动骨，年会又回到所有国企或政府机关惯有的模式之中，台上领导端坐，群众下面鼓掌。有问题以为是后几排，仔细一查，根子都是主席台。大家心照不宣地又开始习惯已经不太习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作为一个原来年会的重要策划者和参与者，我已经几年没参加过这样的年会，我不想在四平八稳的年会中去体会伤感，体会激情的灰飞烟灭。
2010年年会，我又没去，不一会儿，接到敬一丹大姐的短信：“再也不是以前的年会了！”
我猜得出来，也感受得到老评论部人心中的那份沮丧，自由、平等、民主的那些空气，似乎一点一点在打击“恶搞”的同时被抽走了，大家都心不在焉地继续着自己的旅程。
然而我并不真的沮丧，因为那样欢快自由的日子，我们曾经拥有过。就像我安慰年轻的同事，没什么可沮丧的，并不是现在不正常，而是现在正常了，过去才不正常，我们恰巧并幸运地赶上了那段不正常的日子罢了。
听过此番话，沮丧的同事似乎释然了。
随着新闻改革在台内又一次轰轰烈烈地进行，我心中蠢蠢欲动，不知道这让人难忘的年会能不能再度归来。我也听到台领导大喊“激情，激情”的话语，或许，那自由与充满创意的年会，假如再度归来，带回的可能不只是笑声，还有屏幕上的激情与创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