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中学西学，致力解释，文明生活，福泽绵延。西学解释学一词，源于信使赫尔墨斯神之名，意为传递大神旨令，故而，解释即道说神秘，或道说神圣，在生命存在中显示中心地位。纵览历史与生活，解释成就文明，释自然而成科学，释人文而成哲学，释法治而成政治学，凡有存在，必有解释，必成体系，这是西方解释学之科学构成性功能或思想构成性功能的具体体现。中学解释学喜说诠释、训义、注疏等，主要是读经释典。解释一语，从字面上看，“解”即开，“释”即明，基于语言文字训诂，达致文化生存事实还原。许慎之《说文解字》、陆德明之《经典释文》，皆为解经学之凭据，方便经典研习，遵此传统，朱熹、王夫之、戴震，皆为一代解经学大师。西学解经学因基督神学而大畅，中学解经学因儒家经典诠释而盛行，然中学解释学之科学构成性功能或思想创制性功能，明显弱于解经之旨，思想因之停滞不前。事实上，解释学，既属科学或思想之构成学，亦属经典或文本之释义学，二者不可或缺。正是基于此种反思，我的《解释学论集》，既有经典或文本的释义学，又有科学或思想的构成学。从《解释学原则》出发，面对文学艺术与审美道德活动，在正视事实的基础上发挥主体性体验与主体性思想，相继撰成《本文解释学》、《创作解释学》、《诗学解释学》、《文艺美学论》与《美善和谐论》。解释领域，实有局限；解释力道，未臻至境。忆及《易传》所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系辞传》上），实感吾人之解释学工作太过渺小；再思朱熹诠释仁爱之义，方知吾人之解释学工作稍有意义。朱熹有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仁是根，爱是苗，不可便唤苗做根。”“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后，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仁只是爱底道理，此所以为心之德。”“心之德是统言，爱之理是就仁义礼智上分说。”“爱之理是偏言则主一事，心之德是专言则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则四者皆心之德，而仁为之主；分而言之，则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辞逊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朱子语类》卷第二十）这些诠释，足以把精神导入无限神圣而不离语言，诲人向成圣之途而不离意象。常人言，解释能显示人之权力，亦颇能显示人之智慧。宇宙深邃无限，科学复杂多变，知识传达艰难，解释学展示出无穷可能性。“我解释，我澄明”，因此，这一《解释学论集》，虽专力于文学艺术和审美道德，其目的则为了有益人生社会。事实上，“我在（je suis）比我说（je parle）更为根本”，“我说与我在之间存在的这种循环性，依次把创造性（initiative）赋予给象征功能及其冲动的和生存的根基”，“象征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对神圣的回忆，幻想的病原学意义上的向被压抑的回复，这两者在解释学领域中构成了动力的两极”。（《解释的冲突》）通过语言与心理的解释，抵达生命存在之深处，让人生意义在言说中敞开，不仅需要文本之还原，而且需要光的照亮与心灵的自由想象。解释是确定的，故解释是还原，是呈现事实，是回到日常经验；解释亦是不确定的，故解释是想象，是创造，是超验之思。解释是有限的，又是无限开放的，所以，吾人之解释只是历史或思想的逗点。书之撰成与出版，端赖上海交通大学与浙江大学诸多师长和朋友的鼓励与襄助。衷心铭感，灵心嘉惠，便成解释与著述之动力。
李咏吟
2011年夏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