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自序

从1997年开始投入明词研究，转眼十七八年时间过去了。《明词史》于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又先后完成了《明代词学通论》（2012年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中华书局2013年版）和《明代词学编年史》（与王靖懿合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作为词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和年轻的同仁们一起推动着明词研究的发展，我为此而感到欣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有“重写文学史”之说。假如把清人关于明词粗枝大叶而又例作贬语的零散说法看作明词史建构的起点，《明词史》在作相关学术清理时也确有补偏纠谬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明词史》也有一点“重写”或“重构”的意味。但从根本上来说，《明词史》不是“重写”，而是“补写”，是在唐宋词研究已到精耕细作地步、清词研究亦有相当成就的背景下，筚路蓝缕，开辟榛芜，为千年词史补上一个缺略的环节。从文献资料条件来看，早在十五年前，既没有《全明词》，也没有《全明词补编》，仅凭一部《明词汇刊》，就敢率尔操觚来写《明词史》，也确实有点大胆冒进了。然而词学界的前辈与同仁对《明词史》文献方面的缺失表现了最大程度的宽容，并且对该书开拓明词研究领域的客观效果给于充分肯定，所以《明词史》才能于2008年荣获第四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

因为事属草创，我对明词史框架体系的建构一直不无隐忧，惟恐因自己提出的“未定之论”对后人构成误导。在《明词史》问世之前，学术界关于明词与明代词学知之甚少。明清以来虽有一些“碎片式”的认识，比如说，关于刘基、杨慎、王世贞、陈子龙等重要词人的评点，但是既没有史的线索与分期框架，甚至没有整体的基本判断。我这样说，不是想张扬夸大自己对于明词史的建构之功，相反，我是对自己凭空建构的明词史框架以及一些基本提法能否经得起后人的推敲充满忧思。像唐诗、宋词那样久经评骘，早已是尘埃落定，当然会让研究者有更无开拓余地的苦闷，但像明词这样几乎毫无研究基础，也会让人如行走在四望空阔的大漠上，一方面是仿佛可以一空依傍，哪里都是路，但同时也让人担心，不知自己踏出的路径能否为后人所认可。先师严迪昌先生曾经不止一次提到清代诗人江湜（弢叔）诗风的评价问题。与江弢叔同时或稍后的诗人皆称其诗学昌黎、山谷，而钱锺书先生细读其《伏敔堂集》，乃称其诗实出于杨诚斋。试想黄山谷之于杨诚斋，一个是瘦硬欹侧，一个是流易清新，其诗法家数几于南辕北辙。钱锺书先生说：“至作诗学诚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唯有江弢叔。张南湖若见佛，不如弢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敔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1]我读到这一段话时便惕然自警：因为《明词史》是第一部关于明词的著作，如果该书还有一些创立之说，应多属于“未定之论”，必须经过几代学人的推敲品鉴、丰富补充、整合提炼，才可能逐步成为约定俗成之定论；当然也会有一些说法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因此会为学界新说推翻、否定或取代。这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作为探路者，我会坦然地接受后来者的指点评说。我只是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尝试提出的说法，对新踏入明词研究的青年学者形成遮蔽或误导。清人心气高，眼孔大，觑明人如草芥，故往往放言高论，嗤点明人，而我们这一辈人因为有了更好的文献条件，又对明词作了较为系统的逼近考察，所以敢于推翻如朱彝尊、陈廷焯等清代词学家的说法。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想来若干年后，《明词史》的粗疏与浅薄都会是显而易见的吧！

本次再版虽然只是修订增补，还是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增删相抵，全书增加了大约15万字的篇幅；而保留的部分经过覆核与验证，亦耗费了不少时日。总起来看，这一次增订，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根据近年来先后问世的《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以及一批辑佚考证的论文，补写了一些群体、流派和若干词人。如“由元入明的遗民词人群体”、“晚明艳词派”和“早期柳洲词派”，以及周履靖、俞彦、柳如是与黄媛贞、黄媛介姐妹等词人，都是这一次增补进来的。二、对书中引录的300多首词作了全面的校订。初版本中录词固多舛误，此次着意校订，才发现明词的版本问题实在是一个不容轻忽的大问题。王昶的《明词综》擅改原作之处甚多，叶晔博士已作具体考证，而今的《全明词》在版本选择与文字校对两方面均颇粗疏，文字讹误层出不穷。衍文之例如杨荣《满庭芳》“不妨对、绮席琼筵”，“席”字后衍一“度”字（1/214）；阙文之例如任环《长相思》“别君难”后漏“见君难”三字（3/1052）；因形近而误者如王达《喜迁莺》“马蹄踏冻”之“蹄”误作“啼”（1/216），茅维《十赉堂丙集》“丙”误作“内”（3/1301），吴骐《唐多令》“却笑青松缘底事”，“缘”误作“绿”（3/1520），万维檀之“檀”误作“擅”（5/2734），如著名曲家金鸾的别集《萧爽斋乐府》前三字误作“箫夹齐”（2/474）。据平时阅读随手标注，《全明词》中的文字讹误已不下百例，乃知《全明词》可参考而不足为据。三、根据这十多年来个人的学术积累，同时也吸取借鉴同仁的研究成果，对原书中存在的一些讹误之处作了修正。原书中有些资料出于转引，文字亦有舛误之处。虽则曰成书仓卒，实际是个人文献意识淡薄的表现。经过此番校订，总的感觉是原有的疏误稍得订补，但限于时间与精力，也没有作太大的更张。

仍有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未能作深入探讨，或者说是停留在心向往之而未至的境界。比如，关于明词特色问题。年轻而睿智的余意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明代词学之建构》中就曾指出：《明词史》绪论中提出，应走出以宋词的审美规范去衡量宋以后词人的思维误区，“以宽容心态对待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色与缺点剥离开来”云云，实际在《明词史》中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所谓明词的“异量之美”是什么样子，并没有得到正面揭示或描述。这是非常切中肯綮的批评。事实上，在这次修订时，我也只是在绪论中增加了“关于明词特色问题”一节，对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很大学术难度的课题作了粗线条的勾勒，算是对余意博士批评的一种回应。我在平时给研究生上《明清词学研究》课的时候，因为可以结合具体词人词作，从容地擘划分说，所以关于明词特色，听课诸生或可得到一些感性认识。但那种即兴散漫或具体而微的讲说方式并不适合文学史的叙述体例。我对叶嘉莹先生的论词著作浸淫日久而受益良多，但她那种从容不迫、细致入微的学术风度和文章风格我却一直没能学来。同时也应该承认，我对明词特色的认知与提炼，亦未能达到了然于心、精当不可移易的程度。我期望余意博士的新著《明代词史》对这一课题展开接力式的持续攻关，从而不断推动学术的发展进步。

先师严迪昌先生为《明词史》所作序，文短情长，其中的感慨也许只有我们这些及门弟子才能解读感悟。先生赋性敏感而倔强，特定历史条件与个人遭际相乘除，使之形成疏离抗争的心态与野逸孤峭的个性。这种个性同时也投射在他的《清诗史》、《清词史》诸书中。他论诗不喜“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渔洋，不喜“善仰圣意”的沈归愚，而对布衣寒士等草野诗群，尤其是对坎失志、数奇不偶者如赵执信、黄仲则、龚自珍等人则不吝同情与赞赏。所以读先生的书，可以从中感知其风骨与性情。在先生为本书作序的2001年夏初，他的身体已经日渐消瘦了。吴熊和先生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你要让你先生到医院去查一下，他这么消瘦下来，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是严先生一直在忙，先是修订那部卷帙厚重的《清诗史》，然后是写那部极富创意而未能最终完成的《清代文学史案》，还有一些大块文章。及至2003年确诊病症，已经是回天无力了。现在重读此序，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而事实上幽明殊隔，不闻先生謦欬亦已十年有余了。

本书责任编辑葛云波同志为此书的审读校核花了很多精力，在文献查考以及标点注引等技术性细节方面尤多是正之处；后转由于涛博士作责任编辑，亦仔细通读全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返给我的稿本上，丹铅满眼，纸条纷纭，一望可知其花费了不少心力。遵照他们的建议，我又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修订打磨，虽不敢奢望精品境界，但自己亦感觉有很大提升。两位年轻学者的敬业精神与专业眼光令人感佩，谨于此一并致谢！

张仲谋

甲午岁暮于南京

[1]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页。按：严迪昌师所引当为《谈艺录》旧版，1984年版与此文字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