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读了中国当代小说吗？
——关于《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和说明

有记者打来电话，询问我对赵勇教授最近公开发表的《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看法。我上网查阅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记者为什么会找到我。赵勇教授开篇即写道：“今年年初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家李洱在发言时突然把矛头对准了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他说：‘顾彬最近几年猛批中国当代文学，但顾彬基本上没读过当代小说。有一次开会我与顾彬在一起住了十天左右，顾彬说：他现在很忙，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如果再读当代那些烂小说的话，一天就只能睡一个小时了。我问：你说当代小说很差，那你认为莫言的哪些小说是很差的，哪些小说比较差，哪些小说不太差？顾彬回答说：都很差。’以上引号中的文字是我当时的现场记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大意不差。也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顾彬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其实是缺席受审。”既然赵勇教授自己都说了，他的引述“不一定十分准确”，所以我也不必计较到底什么地方不准确。因为赵勇教授的文章更近于杂文，所以我或许应该考虑到他所使用的这种文体的特性。接下来，赵勇教授又写道：“李洱的这番话当时让我心中一震。我在想，究竟是顾彬直接告诉他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呢，还是他通过那番‘机智’的问答推断出了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我琢磨的结果应该是后者。于是我又想到，李洱的这一招其实是比较‘狠毒’的：你顾彬不是成天嚷嚷着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吗？那我现在要把你不读当代小说的‘劣迹’公之于众，此谓釜底抽薪。记得李洱发言的时候已是下午，虽然人已走了不少，但能放四百人的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至少还有两百人吧。闻听此言，我不知道当时在座的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作何感想，但据我估计，它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肯定不小。”然后，赵勇教授就提到了那番话的“影响力”：就在赵勇教授“快要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位评论家所写的文章”，那篇文章谈到了顾彬著名的“垃圾”说。赵勇教授“顺藤摸瓜”（赵勇教授原话），找到了那篇文章的“说明性尾注”，原来“说明性尾注”提到了我在那天会上的发言。赵勇教授以此判断出了我的那番话的“影响力”。赵勇教授是这么写的：“李洱那天的发言已成了他人论文写作的重要论据。而一旦诉诸文字，其传播力度必然会变得更加强悍。”赵勇教授的文章，我就先引述到这里。我理解赵勇教授的杂文笔法所带来的某种强烈修辞效果。在作出正式回应之前，我先强调一下我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写成杂文——不要让它成为“投枪”和“匕首”；不追求“文章”的好看和引人注目，不追求修辞效果——我甚至不愿意把它写成“文章”；不猜测、不探究人物的动机——就事论事，只说自己知道的，不说自己不知道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对赵勇教授涉及我的那部分文字以及相关的背景作出自己的回应和说明。

任何一句话，都必须放到具体的语境中考察，才能知道那句话的真正所指。好了，我现在就回到当时的语境，看看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不要紧，因为正如赵勇教授所说，当时在场的至少“还有两百人”，而且都是“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他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语境，回忆一下我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果他们记不清楚也不要紧，因为当时还有录像和录音。那次会议是赵勇教授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一个会议，时间是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四日，地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英东学术会议中心，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会议持续了一天时间。在上午和下午的讨论发言中，顾彬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不断被与会者提起。有人赞同，将之作为论点反驳别人的论据；有人反对，将之作为论据反驳别人的论点。此种情形在最近几年已经频繁出现：几乎在所有跟中国当代文学有关的会议上，顾彬先生的这个观点总是会成为热门话题，围绕着这个话题的讨论每次都会占用大量的时间。我不知道这跟顾彬先生的“德国汉学家”身份是否有关——如果顾彬先生不是一个“德国汉学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对这个言论感兴趣。越南或者南非或者斐济的某个汉学家，即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更加负面的评价，大概也不会有人感兴趣。与此相关，我们也很难想象美国的批评家、德国的批评家会坐在一起讨论类似的问题。我们或许有必要知道顾彬先生对美国当代小说的评价也非常低，绝对不会比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评价高到哪里去。他对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伯尔和君特·格拉斯的评价也非常低，他的说法是，伯尔和格拉斯的小说“很差”，语言“很差”，让他为自己跟那两个人同属于德国人而脸红。请相信我，说这话的时候，顾彬先生是非常真诚的，他还要用手拍拍自己的脸的。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顾彬先生的这些言论对美国的批评家和作家以及德国的批评家和作家构成了影响，而且有些人还要为此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我说过了，我在这篇短文中不猜测人的心理，所以有些话题我就此打住。还是回到当时的会场。那天在我前面发言的人当中，也有几个人又提到了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性评价，“垃圾”这个词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之一。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提出，希望能够停止这种围绕着顾彬先生的观点而产生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几乎是无效的，这种争论与本次会议的主题的关系不大，至少不属于最重要的议题。我提到，顾彬先生已经基本上不读中国当代小说，他对中国当代小说所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大而化之的。我提到了我跟他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一些交流。赵勇教授现在说，顾彬先生“其实是缺席受审”，我不知道赵勇教授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缺席受审”这个词的。至少在我自己，我不认为那是对顾彬先生的“缺席审判”。当然，如果赵勇教授认为，在某个作者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只要你提到那个作者本人，并且表示你不认同那个人的观点，你就是在对其进行“缺席审判”的话，那么我可以接受赵勇教授的这个用法。问题的另一面也不妨顺便提出来：在一个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如果你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对他而言，他算不算“缺席受审”？

需要插一句，出于澄清事实的必要，我已经与赵勇教授进行了电话沟通——赵勇教授在电话中表示，你可以写文章作出说明。在电话中，赵勇教授也顺便对文章中的一些字眼作出了解释，说那仅仅是一种修辞，他提醒我有些话是带有双引号的，比如“狠毒”。修辞与否，是否就取决于双引号的使用，我对此缺乏研究，这里姑且认为赵勇教授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在电话中，赵勇教授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这样一种说法：根据当时的具体语境，我所说的“中国当代小说”，其实是指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小说，而不是指一九四九年至今的中国文学。我在发言中说，在德国还有别的汉学家，而且有些年轻的汉学家非常优秀，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重要的汉学家，今天在座的就有很多优秀的汉学家，我们为什么不去听听别的汉学家的意见呢？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广阔一点，就是听不同意见，也应该听听更多的不同意见，而不仅仅是顾彬先生一个人的意见。我不知道这段话是否被赵勇教授记录在案了。如果赵勇教授没有记录在案，那也不要紧，因为有录像、录音可以证明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赵勇教授接下来写道：“顾彬果然说过李洱所讲述的那番话吗？他真的不读当代小说就信口开河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请我的同事方维规教授与顾彬联系，求证李洱的说法是否属实。方教授转译我的邮件后，顾彬在两天之内断断续续发来五封邮件。方教授择其要者，翻译如下（他们之间用德语交流）。”接下来，是方维规教授翻译出来的经过赵勇教授摘录的话：“顾彬说：‘那次会议好像在Villigst。李洱和我在一块儿吃午饭，我们海阔天空地随便聊天。我觉得很有趣。但不能靠这推演出什么说法。’‘我当时的意思大概是：我在近三年主要在写中国戏剧史，因此当代文学念得较少，尽管如此我还是念了，或者念了关于当代文学的东西，亦即在我主编的两本杂志中发表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东西。’‘另外，我这些天正在香港教当代文学——中国的和德国的。我当然要念许多作品。说我不念当代文学，是胡扯。我有时念得多，有时念得少，就像喝二锅头一样，有时多，有时少。’”感谢赵勇教授和他的同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方维规教授提供的这个带有综述性质的邮件。遗憾的是，在他们提供的顾彬先生的邮件中，顾彬先生没有说明，他是怎么“念”的，“念”这个词是指在朗诵会上进行朗诵，在课堂上朗诵，还是指广泛的研究和阅读？另外一个遗憾是，顾彬先生的邮件是用德语写成的所以需要经过翻译，如果是用中文写成的，那我就可以连猜带蒙地懂得顾彬先生的意思了——所有收到过顾彬先生的中文信件的人，应该都会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我在电话中还向赵勇教授表达了我如下的遗憾：赵勇教授很注意向顾彬先生求证，却没有想起来向我求证，虽然这个事情同时涉及了我与顾彬先生两个人，虽然向我求证比向顾彬先生求证更为方便，比如，我和赵勇教授现在都在中国国内，甚至都住在北京，双方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甚至是非常好的朋友，彼此的交流不需要通过翻译就可以进行，不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就能沟通，更不需要通过多达五封邮件才能沟通完毕。关于为什么是“五封邮件”，赵勇教授在电话中特意解释说，这是因为顾彬先生喝酒了，顾彬先生需要在不喝酒的时候对酒后说过的话进行补充、纠正和说明。不过，尽管进行了多次补充、纠正和说明，顾彬先生的回忆跟我的记忆还是有很大出入。我对此当然能够理解。但是，现在请允许我说出自己的记忆。

我与顾彬先生一同参加的那个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推广亚非拉文学的一个活动的一部分。会议的主题是“想象中的中国，文学中的中国”。主办方邀请了两位中国作家与会，另有一位生活在德国，用德语写作的中国人，是一位女作家。邀请的两位中国作家中，一位是香港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梁秉钧先生。梁秉钧先生，笔名也斯，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通过《台港文学选刊》拜读过梁秉钧先生的诗歌与小说，而且非常喜欢，所以我对他非常尊重。梁秉钧先生当时是从加拿大飞赴德国的。另一位就是我。我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我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被译成了德文，另一部长篇小说《花腔》的德文版也即将出版。会议的地点是在德国北部城市杜塞尔多夫郊外的某个地方。那里原是基督教会所在地，战后成为一个学术团体管理的会议中心，像个小小的度假村，非常安静，坐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布谷鸟的鸣叫和湍急的流水声。“度假村”里有一座教堂，一座非常别致的教堂，因为它看上去就像一艘红色的远洋巨轮——这里因为暂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我忍不住用了一个比喻。来这里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二三十位汉学家，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和瑞士，也有人来自意大利。

我于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日从北京飞抵法兰克福。次日在法兰克福我遇到了顾彬先生，他是从台湾飞过来的，他是梁秉钧先生的诗集的译者。当时主办方安排我们住的那个宾馆，离法兰克福火车站不远，刚好是在红灯区，鸽子可以从妓院的窗口散步到我们的阳台上避雨。顾彬先生见到我和梁秉钧先生，立即声明，他不喜欢红灯区。在从宾馆徒步走向孔子学院的途中，顾彬先生把这样的话又重复了三次，每次都要间隔一段时间，当然每次都有变化，比如：我不喜欢红灯区，你们怎么住在这儿；我很不喜欢红灯区，我不愿来这里找你们；我从来不来红灯区，可你们怎么能住在红灯区。说到第三遍的时候，我笑着对顾彬先生说：顾彬先生，不是我们要住在红灯区，而是主办方安排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事先也不知道这是你们德国的一个红灯区。我还说：你反复说你不喜欢红灯区，我听上去，好像我们喜欢住在红灯区似的。宅心仁厚的梁秉钧先生听了也大笑不止。顾彬先生走路很快，他事先声明：走过去只需要三十分钟，但你们走过去需要五十分钟。当然，我们后来也在三十分钟之内走到了孔子学院。在孔子学院，当着众多诗歌爱好者，我见识了顾彬先生的另外一种风度：在朗诵诗歌之前，他从随身携带的巨大的行囊中取出一个酒壶，两个酒杯。他问听众有没有人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酒。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里面装的应该是五粮液。因为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随后，他公布了标准答案，里面装的果然是五粮液。他告诉听众，这五粮液是中国一个著名诗人×（注：我在此小心地只用了一个“×”号，以免引起诗人朋友的猜测和误解，下同）送给他的，这酒壶是中国另一个著名诗人×送给他的。然后他开始朗诵。在朗诵的过程中，他也会以酒助兴。我对他的这种风度非常欣赏——那是诗人的古风，中外皆然。朗诵会结束以后，我们在孔子学院院长毕安妮女士的陪同下，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顾彬先生点了水煮鱼，并且另外要了一份辣椒面，其辣无比，与中国的朝天椒相近，或者干脆就是中国的朝天椒。饭后，顾彬先生连夜赶回了柏林，第二天他再从柏林赶到会议的地点，我与梁秉钧先生则是第二天早上坐汽车从法兰克福赶去杜塞尔多夫。

我尽量说得详细一点吧。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深深感到，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在德国的知识界已经广为人知，甚至连送我们的司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一个路口，一辆专门运送垃圾的车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而且堵了很长时间。德国朋友试图向我们解释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顾彬先生……”我说的是中文，那三个德国朋友完全听不懂中文，但他们一听到了“顾彬”这两个字的发音，还没等到我把话说完，就大笑起来。当梁秉钧先生把我的话译成他们能够听懂的英文的时候，他们表示不需要翻译他们就已经听懂了。毫无疑问，经过顾彬先生多年持续不断的有效传播，“顾彬”与“中国（当代文学）”与“垃圾”这三个词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联合词组了，以至于你只要提到“顾彬”这个词，提到这个词的发音，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另外两个词，反之亦然，中德皆然。随后的一些交谈因为属于私人性质的，恕我不再提及。但其中的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可以略为透露。车上的那两个德国朋友问我，顾彬在中国真的很有名吗？我开玩笑说，在中国，最有名的德国人有三个，他们是马克思、希特勒和顾彬。和上次一样，没等梁秉钧先生把我的话翻译过去，他们就已经大笑起来，因为他们能够听懂“马克思”和“希特勒”这两个名字的汉语发音。他们问第四个人是谁。我问他们打不打乒乓球，他们说打啊。我就开玩笑说，那第四个人就是波尔，乒乓球世界冠军。他们又是大笑。

当我在杜塞尔多夫再次见到顾彬的时候，我非常吃惊。他来得很早。我推断他从柏林出发的时候应该是在半夜——这种推断显然不属于对于人物动机的推断。如果考虑到他是从法兰克福赶到柏林，然后又从柏林赶到杜塞尔多夫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几乎一夜没睡。顾彬先生见到我，首先问我知不知道教堂里面的那个人是谁。我告诉他，我是知道的，那个人是耶稣。按照会议的安排，上午发言的人是来自瑞士和德国的汉学家，由他们对一九八五年以后的中国文学进行总体性的描述。他们描绘了一个中国的文学地形图——不是比喻，而是一幅真正的地图，通过投影可以显示到墙上的地图：北京有哪些作家，西藏有哪些作家，新疆有哪些作家，等等，极为详尽。我吃惊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虽然其中也不乏误解，甚至会出现一些知识性错误。有偏差不要紧，有错误也不要紧，谁都可能会有偏差和错误，我们之所以坐在一起，就是为了减少偏见，就是为了纠正错误。只要我们能够出于公心，能够公平地讨论问题，错误和偏见都是可以得到修正的，友谊并不会受到影响。会议安排了提问环节，顾彬先生频频举手，要求提问和发言，以致主持人不得不提醒他注意发言的时间和发言的次数。所有提问的人，都会站在原地发言，但顾彬先生会主动走上前台，拿起麦克风发言。有一个细节我不妨随便提一下，那就是顾彬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会议室里的桌椅板凳一阵乱响。顾彬先生拿起麦克风，大声地说了一句：讨论文学应该低调。这句话顾彬先生几乎是喊出来的。请想象一下顾彬先生这种关于“低调”的“高调”通过麦克风传送出来之后所造成的那种惊人效果。他照例又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观点，很差；他照例又说出了莫言的小说、王安忆的小说、阎连科的小说、阿来的小说完全不值得一看的观点，很差；王蒙最好的小说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来的小说很差；他照例又说出了中国最好的小说家是钱锺书和张爱玲的观点，中国当代小说没有一部能够跟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小说相比，很差；他照例又说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很高，写出来就是世界文学，已经看不出来是由中国人所写的观点；他照例又说出了洪子诚先生所著的《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先生所著的《当代文学史》只是半部文学史，完全不能跟他自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相比的观点；中国作家都是生活在体制内，完全不敢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如今顾彬先生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享受一级教授的待遇，并担任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我不知道顾彬先生是生活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顾彬先生极为频繁地在中德两国之间进行穿梭，而且大都由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埋单，那些高校和高校的学生以及研究机构，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随后，世界上最意想不到的一个观点终于通过顾彬先生之口说了出来，这是他的总结：中国当代作家写不出好的小说，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中国人的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奴性。他最后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其余音绕梁，多日不绝。我还有必要指出，在说出这句话之前，他在前面先做了一个铺垫：反正今天不是在中国，所以我可以大声地说出这句话。顾彬先生立论之大胆，逻辑之混乱，结论之果断，确实让人目瞪口呆。坦率地说，我当时疑心他是不是喝醉了。但他对在不同的场所（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中国之外）如何作出不同的发言的清醒判断，又提醒我他其实没有喝醉。我确实很难相信，这些话是从一个著名的汉学家嘴里说出来的，是从赵勇教授所说的这一个（我说的是“这一个”）“做事本来就严谨”的“德国汉学家”嘴里说出来的。刚才不是还在说钱锺书和张爱玲写得很好吗，难道钱锺书先生和张爱玲女士不是中国人，他们身上流淌的是另外一种文化基因？难道莫言先生和王安忆女士的文化基因完全一样，以致只能得出“很差”这样一个完全相同的结论？难道顾彬先生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了解比洪子诚先生和陈思和先生还要深入体贴和全面，以致只有他能够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洪子诚先生和陈思和先生的文化基因是不是也出了问题，以致只能写出半部文学史？对于后面这个问题，顾彬先生倒也作了解释。顾彬先生说，之所以说他们的文学史只是半部文学史，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史没有包括港澳台文学。我不知道洪子诚先生、陈思和先生是否在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从正常的眼光看，这很可能更加说明了文学史家的严谨——对于自己不了解或者不是非常深入了解的文学现实，宁愿暂时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与其说是忽视，不如说是尊重。这里或许需要加个说明：我与洪子诚先生并不认识，我虽然认识陈思和先生，但我们之间并无任何私谊。因为梁秉钧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所以我当场就向梁秉钧先生说明了我的这个看法。当时我与梁秉钧先生坐在后排，在顾彬先生发言的时候，前面的人纷纷回头观察我们的反应。我当然也在观察顾彬先生。我注意到，在说完这番话之后，顾彬先生的轻松和快乐是显而易见的，但伴随着他的轻松和快乐的，是下面的阵阵喧哗，来自别的汉学家们的喧哗，没有喧哗的人也都纷纷摇头，那些人当中包括顾彬先生的学生和他的同事。不止一个汉学家走过来对我说：你千万不要把顾彬先生的发言当真，你怎么能当真呢？我在顾彬先生发言之后，立即提出质疑了吗？没有。因为还没有轮到我说话，就已经有人站起来了。有一个女汉学家当场就站起来对顾彬先生说：顾彬先生，你的话讲得太绝对了，我们都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开会的，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当代文学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你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中国当代文学给全盘否定了。在此，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这句话所激起的阵阵掌声，在我听来是悦耳的。在随后的议程中，绝大多数汉学家的发言，都是建立在文本阅读之上的。一些年轻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非常了解，他们甚至能对王安忆的最新小说《启蒙时代》、格非的《山河入梦》、王刚的《英格力士》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们对阎连科、余华、何立伟、朱文、杨显惠的小说也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评价。你当然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言辞当中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但他们在表达这些尖锐的批评的同时，也敞开了足够的讨论空间。举例来说，翻译过阿来、苏童、毕飞字、徐则臣小说的年轻汉学家马海默，其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解，至少在我看来就已经达到了让人惊讶的程度，虽然其中也不乏尖锐的批评，但他的批评确实能够发人深省。现在，读者已经大致可以理解我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议中心讲出那番话的用意了。我之所以呼吁人们注意倾听年轻的汉学家的意见，道理就在于此。其实哪里是听不得不同的批评意见啊，我反而是在呼吁，人们应该注意倾听更多的汉学家的意见，更多的不同的批评意见。

赵勇教授在文章中写到了他的“推断”：“顾彬与李洱说话的语境，那应该是一个吃饭喝酒聊天的场所。一般来说，饭桌上说的话、酒后之言是不能太当回事的。或者也可以说，那种私下场合的聊大天或许不宜变成公共场合的话语。大概顾彬也意识到了这种‘公私’之别，他才有了如下怨言：‘近来，中国人跟我一起吃饭时会打开他们的机子，可是我是在随便说，而不是正式讲话。这便能变成信息了吗？’”顾彬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对于这种全称判断，顾彬先生用起来得心应手——具体指的是谁，我不知道，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身在其中。现在我需要说明的是，赵勇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的那天的情况，其实际情形与赵勇教授的“推断”是不同的。那并不是喝酒聊天的场所。参加过在欧洲举行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人或许会有一个印象——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从戴维·洛奇的学院派小说中，会看到一些有趣的描述——会议的日程往往会安排得相当紧密，所谓的吃饭喝酒，也都是在会场或者会场附近的咖啡馆里进行，大致相当于中国学术会议上的茶歇，那其实是会议的延续。前面说了，那是一个度假村似的地方，它只有一个院子，开会、吃饭、喝咖啡、小组讨论都在同一个院子里举行。在白天的整个会议期间，那里不分“私下场合”和“公众场合”，没有人“聊大天”，会议的组织者也鼓励人们在吃饭的时候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至少在那个会议上，不存在着“那种私下场合的聊大天或许不宜变成公共场合的话语”的问题，所以在赵勇先生现在公布的顾彬先生的邮件中，顾彬先生并没有这么说。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在场的还有很多汉学家、同声翻译人员、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我跟顾彬先生的讨论，完全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进行的。好了，现在请中国的学者和专家们告诉我，我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又跟顾彬先生坐在一起，而当时讨论的就是会议的议题，那么是否有必要对顾彬先生的发言作出回应？我对顾彬先生提出了我的看法，而且我告诉顾彬先生，在我接下来的发言中，我还会对他的话作出回应。顾彬先生欢迎我的回应。当时我以他已经提到的莫言小说和王安忆小说为例，向顾彬先生提出质疑：你说莫言的小说和王安忆的小说写得很差，我想他们本人可能也会承认，他们曾经写过很差的小说，因为任何一个作家都有“悔其少作”的情形，但是你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能不能告诉我，莫言和王安忆的小说，哪一部写得很差，哪一部写得不太差，哪一部写得不差？我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够知道你的评判标准。顾彬先生的回答是：都很差。只要不讨论中国当代文学，顾彬先生的声调就是正常的，但只要一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他的声调就会迅速出现变化，变得非常激昂，这种变化在说到“都很差”或者“很差”的时候会达到高潮。举例来说，他会提到他认识王安忆，提到与王安忆的交往，这些都是用正常的语速和语调来说的，但说到“很差”的时候，他的语调会突然变成重音，有一种势如破竹的效果。我非常认真地告诉顾彬先生，虽然我与王安忆女士没有交往，更谈不上任何私谊，但我很难同意你对王安忆小说的评价。我对他说，认真阅读王安忆的小说，你可能会感到，王安忆比张爱玲还要优秀，至少要比张爱玲深广。即便你不认为王安忆比张爱玲优秀，那么有一个基本事实似乎不能够忽略：王安忆的小说与张爱玲的小说之间，是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的，既然张爱玲的小说如此杰出，是中国最好的小说，那么王安忆的小说即便写得不好，又能差到哪里去呢？顾彬先生的回答依然是：都很差。我问顾彬先生都看了王安忆的哪些小说，顾彬先生明白无误地说，他已经不看中国小说了，因为他很忙，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如果再看中国当代小说的话，他就别睡觉了。当他提到“别睡觉了”的时候，他的孤愤是溢于言表的。我相信这样的话，顾彬先生讲了不止一次，至少在后来的几天里，我又多次听他谈过这个话题，在公开的或者私下的场合，而且不需要你挑起话头他就会自动说起。赵勇教授倘若不信，不妨去问一下跟顾彬先生有过接触的别的中国学者和作家，这是不是顾彬先生经常谈到的话题之一。如果有些人不愿意说，其中的原因请你自己去分析。不过，现在再次提到此事，我仍然要对顾彬先生表示理解：为什么不允许顾彬先生不读当代小说呢？为什么要逼着他阅读当代小说呢？他读不读，都是他自己的权利。不读中国当代小说不要紧，我主要想知道顾彬先生判断作品写得好与写得不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你总不能只用“很差”两个字就把问题打发了。考虑到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态度，所以我的问题是从顾彬先生欣赏的两个现代作家问起的：你觉得钱锺书和张爱玲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你的理由是什么？顾彬先生回答任何问题都十分干脆，从不拖泥带水，从不犹豫，即便他谈到的某个作家其实是以犹豫著称的，即便对于某些文学作品的评价我们其实需要犹豫着表达才可能抵达问题的核心。当时顾彬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因为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小说充满着政治上的反抗性。依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依我对钱锺书小说和张爱玲小说的理解——这些理解如果错了，还请方家教我——我非常直接地说出了我的看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和张爱玲的重要小说，应该不是以政治上的反抗性取胜的，这两个人最重要的小说都写于一九四九年以前，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小说政治上的反抗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到底反抗了什么？如果拿他们的作品与同时期的作家的作品相比，你真的觉得政治上的反抗性是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并且就因为这种特点而使得他们的作品变得非常优秀吗？顾彬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的。接下来，顾彬先生主动提到了中国诗歌，谈到他对中国当代诗人的欣赏。当他提到中国当代诗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大概会有些不高兴。我没有不高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高兴。但我还是表达了我的异议：你说北岛、多多、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的诗写得很好，我虽然不是诗人，但我也阅读他们的诗歌，我读北岛的诗歌也读了二十多年了，我读多多的诗歌也有很多年了，我也认为他们写得很好，但当你说他们的诗写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写的已经不是中国诗歌了，我就不能理解了。我想北岛、多多、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对你的这个说法也不会认同，因为没有一个中国诗人会承认他的诗写得好是因为他的诗歌已经不是中国诗歌了，没有一个中国诗人会剥离他与中国的关系。顾彬先生的回答是：那是你的看法。这只是我的看法吗？这不是一个最基本的文学常识吗？呜呼，难道中国的那些优秀的诗人对此还有另外的看法？

我在那个会议上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在随后的演讲和回答提问的环节，我提到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提到了在中国写作要面临着怎样复杂的语境，以及中国当代小说的复杂性，提到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与西方小说的叙事传统有着怎样的不同，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与西方小说的叙事资源有着怎样的差异，这些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写作，用讨论的语气回答了为什么托马斯·曼这位在一些德国人看来已经过时的作家在中国却并没有过时，等等。当然，我也提到了我对顾彬先生的很多观点难以认同，我坦率地指出，顾彬先生只有在充分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中国当代小说作出判断，现在的判断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我对他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导致中国当代作家无法写出优秀小说的提法，表示不敢苟同。我声明，对顾彬先生的某些观点，谁愿意接受谁接受去！我自己是无法接受，而且我自认为有不接受的权利。我还要说明的是，在我发言的时候，顾彬先生就坐在现场。当然有一句话我没说，是我当时想说，但现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才说出来的，那就是顾彬先生的很多看法，我宁愿从最美好最宽容的意义上去理解，比如，我宁愿认为，这是顾彬先生又喝多了。我说这话倒是有根据的：即使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也是频频举杯，而且还会再次声明他喝的是五粮液。我后来对朋友开玩笑，也对顾彬先生开玩笑，五粮液酒厂应该给顾彬先生颁发国际勋章。我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我与顾彬先生发生了很多争执，但我与顾彬先生正常的交流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我们仍然可以正常交流：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跟顾彬先生偶然相遇了，当时我们还有过简短的友好的交谈，因为文学虽然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主题，但它并不是唯一主题。我对顾彬先生没有偏见。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他有他批评的权利，即便他的逻辑时常混乱，难以理顺，但他也有他混乱的权利，你没有理顺可能是你的能力问题。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对顾彬先生的某些看法，我也是认同的，比如，他对当代一些小说中存在的商业化倾向的批评，我就认为是对的，以前认为是对的，以后也会认为是对的，当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商业化倾向对文学构成了负面影响，而且它不仅会对中国小说家构成负面影响，对德国的小说家也会构成负面影响；比如，作家写作一定要注意语言，我就认为他的这句话是对的，以前认为是对的，以后也会认为是对的，我只是对他所说的伯尔和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语言很差”表示怀疑，但因为我不懂德语，我的这种怀疑又是没有说服力的，可能真的很差，也可能很好；我对他所说的小说不是故事的说法，也是认同的，但对他所说的现代小说不应该讲故事的说法，又是有怀疑的，因为你首先得告诉我什么是故事；我对他所说的小说不能够写得太厚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的，但写得太厚的小说就不是好小说，而且还要有具体的页数的限制，超过多少页就不是好小说了，我对这种说法又是不能认同的。我的这些想法，属于偏见吗？是对顾彬先生的偏见吗？如果有人认为是，请说服我。

现在，为了说明我对顾彬先生没有偏见，我不妨提到一个事实。作家邱华栋曾经对顾彬先生做过一个访谈《我内心里有一个呼救声》，顾彬先生是要借这个访谈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只说过某些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他要辩解，要说明，要补充，要呼救。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这篇访谈不能完整地见诸报刊，因为中国很多媒体只对顾彬先生的那个“垃圾说”感兴趣，而对他的别的话不感兴趣，所以他们不愿意给顾彬先生提供版面。邱华栋先生问我能不能找个地方发表那篇访谈。邱华栋先生找到我，是想让我拿到我就职的刊物发表。我后来看了那篇访谈，建议邱华栋先生把文章发给著名的编辑家林建法先生。后来也是我打电话给林建法先生的。那篇访谈后来发表于林建法先生当时参与主编的《西部·华语文学》。据我所知，那是顾彬先生比较早地能够在中国国内发表的完整的访谈。奇怪得很，后来我与顾彬先生提到此事时，顾彬先生否认他接受过作家邱华栋的访谈，并且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人名叫邱华栋。邱华栋先生跟他做访谈时还是《青年文学》的主编，为了能够引起顾彬先生的记忆，我提到了这一点。但顾彬先生还是想不起来，也想不起来中国有一份刊物叫《青年文学》。好了，既然说开了，我就不妨顺便再提一件小事。去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参加那个会议之前，我刚去了一次韩国，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恕我在此不提及这位韩国教授的名字）的办公室，那位研究中国文学，也研究鲁迅的著名教授对我说，顾彬先生前段时间来这里的时候，他跟顾彬先生就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发生过争执，因为他实在无法认同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盘否定。后来，我与顾彬先生见面的时候，顺便问他在韩国讲学的情况，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说他从来没有去过韩国。于是我提到了那位教授跟他见面的事，意在提醒他是不是忘了自己的韩国之行。顾彬先生非常认真地说，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当时在场的梁秉钧先生只好提醒他，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他们三个人还在一起喝酒，聊得很好。但顾彬先生还是认定，他不认识那位教授。如果你知道顾彬先生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兼职教授，而且顾彬先生到韩国外国语大学任教与那位教授有某种关系，你就知道顾彬先生的记忆确实出现了一些差错。就在三个月前，韩国的那位教授作为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应邀来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我跟那位教授见了一面，那位教授告诉我，顾彬先生最近又去了一次韩国，他跟顾彬先生又争论起来了，但争论归争论，他跟顾彬先生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如何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足，中国的批评家、文学史家、读者和作家，以及海外的汉学家、海外的读者和海外的作家，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顾彬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中国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以及德国的汉学家、德国的学者，也会有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很多参与了对顾彬先生的言论的讨论的中国批评家——哦，这个句子真是拗口，但为了准确，我还是这么说吧——好像还很少提到过德国的学术界对顾彬先生的成就的评价。顾彬先生翻译了很多中国小说，对他的翻译水平和成就，我们其实也不妨听听德国读者和德国批评家和德国作家的看法。我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知道目前围绕着某些问题的讨论，是在怎样的一个层次上进行的。我想，有些争论是有意义的，有些争论是无意义的，至少是意义不大的，至少是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精力、版面和网络空间去争论的。我本人无意于搅入这些争论。我当时在会场上说出那番话，也只是想善意地提醒朋友们，对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不妨少去争论。现在我写出这篇短文，当然更不是为了争论。这里不涉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评价问题，不涉及对于个人动机的“推断”和“猜测”。我依然对顾彬先生表示尊重，他把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小说翻译成德文，在我看来是功德无量。我还需要说明，因为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一些更尖锐的事实我没有说出来。我之所以没说，是因为我不想对人造成伤害：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说者还是被说者，他的言论都有必要保持在一个限度之内，都有必要恪守话语的边界。对此，我与赵勇教授在电话里已经进行了私下的沟通和说明，对涉及限度和边界的内容我在此不愿提及。再重复一遍，在这里我只是想对赵勇教授在文章中涉及我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有限制的回应和说明。赵勇教授在文章的最后提到：“德国人做事本来就严谨，顾彬又是一位很较真的倔巴老头儿，不读作品他敢从二十世纪初写到二十世纪末吗？由此我便想到，或许李洱和一些评论家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知道了这些却又把顾彬的酒后之言（或许还是义愤、反讽、夸张之辞）拿出来示众，大概这就叫别有用心吧。”顾彬先生作为一个“德国人”，他肯定有他的“严谨”之处。我当然知道，很多德国人都非常严谨，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德国人都非常严谨。不过，其他国家的人，包括中国人，也可能是一个严谨的人。至于我是不是像赵勇教授所怀疑的那样“别有用心”，我想看过了这篇短文，人们或许已有自己的判断。我最后要说的是，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提到了一些人和事，如果有些朋友因为我的这篇短文，心情受到了干扰，我在此深表歉意，并恭请谅解。

2010年4月7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