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的家庭、童年——国土沦陷，人亡家破

我祖籍是江苏省崇明县，即长江口的崇明岛（现属于上海市）。我父亲施纯丞，他5岁时因家乡遭水灾，全家随祖父逃到苏州。由于家庭贫困，父亲小学毕业后就不能再升学，但一直没有放弃学习，16岁开始他边当小学老师，边上技术学校。1932年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字炳麟，1869—1936）先生为师，学习国学，成为大师最年轻的弟子之一。由于父亲勤奋刻苦，大师为父亲题词“纯丞读经勤苦、故以檗题其齋”，故父亲名纯丞，字檗齋，檗有苦黄连的意思。父亲在国学方面颇有造诣，毕生从事教育工作，长期担任高中教师，也兼任大学教师。他还擅长山水画和书法，1936年曾举办过画展，有两幅画还送到巴黎展出，至今我们还珍藏着他当年的绘画、书法作品和章太炎先生署名的题词，以及章太炎先生与众弟子的合影，张大千等人也在其中。

1935年，章太炎为施纯丞题词

1935年，施纯丞（右一）与章太炎（右五）、张大千（右四）等在苏州合影

1936年，全家于苏州虎丘塔合影（左一为施仲衡）

我的童年是在苏州度过的，我们兄弟4人，我排行老二，大哥施瑞衡，大弟施琏衡，二弟后来因送人抚养而改名为王勇明，我父母和我们兄弟4人一家6口，当初生活还甚为安定幸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在草桥小学读一年级，经常遭日寇飞机空袭，据记载仅11月13—15日3天内日军共投弹千余枚，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红十字医院、苏纶纱厂均遭轰炸，死伤无数。不久苏州沦陷，日寇入城后，城墙内外、大街小巷一片血泊火海，护龙街（今人民路）上，横尸到处都是，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军杀害的平民、伤兵逾万人之多。日寇占领期间，欺压中国人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我亲眼见过日寇打老人耳光，仅因为老人经过日寇哨位没有鞠躬，小学的日本教师也经常打学生。父亲对日寇极其不满，不愿为日伪政府和日本人做事，只能在马路边摆旧货摊谋生，并在家里开了个补习馆，为附近的孩子补习功课。生活难以为继，经人介绍父亲只身到南京国立模范女中教书，后又到伪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任职。

母亲一生辛劳，父亲去南京后，母亲一人在苏州抚养我们兄弟4个，积劳成疾，加之家庭经济困难，1942年生三弟时得病，因无钱医治就去世了，时年39岁。母亲早逝后，全家生活陷入绝境，父亲无奈，只得将当时才生下的三弟送育婴堂，3岁的二弟送给了王家，大哥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一家店铺当学徒，父亲把我和弟弟接到南京，和父亲一起住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甲字楼的单身宿舍里。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我和弟弟挤在一张小床上，在伙房订两份饭3个人吃，经常饿肚子。日寇的侵略、国土的沦陷把我们曾经安定幸福的生活打破了。由于生活艰辛和过度劳累，父亲患上了肺病，每晚都咳得厉害，但仍然工作到深夜。这一连串的苦难，至今仍不堪回首。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给我们讲国家为什么受人欺负，主要是太落后，国家要富强就要靠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中学时代——反动统治，民不聊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大家满怀喜悦地迎接蒋介石回南京，我因在小学时跳了一级，由五年级直接上了初中，那时正在伪国立模范男子中学读初二，学校组织学生到明故宫机场迎接蒋介石，没想到一辆军车闯入我们的队伍，当场压死了我们班的两个同学。1947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二○”运动，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彻底打破了我对国民党的幻想。哥哥施瑞衡是地下党员，也经常给我讲述国民党的腐败和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那期间物价飞涨，父亲在中学教书薪金微薄，发了薪金要赶快换成“袁大头”（即银元）或抢购大米，不然就要贬值，生活非常艰难。哥哥在小学教书，以补贴家用。

1949年南京解放，我们家有了很大的转机。哥哥到燕子矶小学当校长，父亲在市立三中教历史、语文等课，继母陈卫权（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小学任教。我在市立三中学习，1949年8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高中毕业考试，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数理化考题共8道，答对6道为100分，我答对了8道。考大学报志愿时，家里有3个意见：父母亲建议考南京大学文史类，既可继承父亲衣钵，又可留在南京；哥哥建议我考东北的大学到老解放区去；舅舅陈昌言在铁路工作，是桥梁专家（曾任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他劝我上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简称唐山交大）。3个学校我都报了名并都被录取了。最后我选择了唐山交大土木系，当时想法很简单，认为到铁路工作是铁饭碗，工资也较高。

紧张愉快的大学生活

1950年8月，我乘坐刚修复通车的津浦铁路经过30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唐山交大。1952年春节，毛泽东主席宴请茅以升等专家，茅先生请毛主席为学校题名，毛主席就题了“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下设北京铁道学院（简称京院）和唐山铁道学院（简称唐院），茅以升先生当时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2年暑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方交通大学编制被撤销，京唐两院变为独立编制单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唐山交大在国内享有无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它是中国近代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教育的发祥地，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曾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如茅以升、竺可桢、张维、林同棪等。

唐山交大以“门槛高，基础厚，知识宽，治学严”著称。学校的教授们多用英文授课，用英文教材。尤其是讲授材料力学的罗忠忱教授，他是福建人，讲普通话不流畅，故只说英文，且讲得很快，每节课后均要出题考试，学习非常紧张，也非常吃力，每天晚上到教室自习，深夜才回宿舍休息。那时我还担任土木系一年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社会活动很多，又值“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等政治运动期间，均要团支部组织同学参加，学习加社会工作忙得团团转，但我始终精神饱满，劲儿头十足。同时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解放初期唐山生活很艰苦，主食以高粱米、玉米面为主，冬天很冷，我们曾住过的杨华斋，是日寇占领时的马厩改成的宿舍，6人一间上下铺，生煤炉也不暖和，经常感冒咳嗽，这种生活对生长在江南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个考验。但我经过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学习，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当时国立大学不收学费，且入学考试的前三名有奖学金，我是以第二名被录取的，因此有奖学金，足以支付我的生活和学习，因此在读大学期间没有花家里一分钱。

1952年进行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哈尔滨铁道学院、重庆大学的铁道工程系被调整到唐院；我校的水利工程专业被调整到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就在那时调到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调整到天津大学，矿冶系调整到北京矿业学院，冶金系调整到北京钢铁学院，地质专业调整到北京地质学院等。我校土木系也分成桥梁隧道系和铁道建筑系。我当时受舅舅的影响，因为他是搞桥梁的，我就进入桥梁隧道系就读。教育改革、全面学习苏联后，整个教学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通才教育变为单科专业教育，增加了专业实践内容，当时张万久教授给我们讲授桥梁基础工程，他特别重视工程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我对张教授讲的课很感兴趣，经常到他办公室向他请教，他经常跟我谈他在桥梁工程建设中累积的许多经验及在美国学习期间的情况，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我从苏联回国后，他还郑重对我说“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要与工程实际相结合”。他的话对我影响很深，所以，我一开始工作就带领隧56级地铁专业学生到北京地铁工程局联系实际进行现场教学，并做毕业设计，这与他的教导有关。

参加抗美援朝工程队，奔赴朝鲜战场

在大学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件。那就是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我们正在进行毕业考试，学校突然接到铁道部紧急通知，要求我校立即组织抗美援朝工程队，到朝鲜执行紧急任务。回想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理念已在全国深入人心，学校更不例外。顿时全校同学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工程队。经校领导慎重研究决定，只批准了我们51人参加，紧接着全校开了隆重的欢送会，学校党委赠送每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至今还记得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在封面上写着“施仲衡同志，抗美援朝纪念，争取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们穿上空军军装，乘火车抵达安东（现丹东）。当时飞机还经常在空中盘旋，第二天晚上，我们行进在工程兵架设的浮桥上（浮桥是晚上架上，白天拆掉），因为鸭绿江大桥已被炸毁，到朝鲜新义州只能经过浮桥，我们在夜间走过浮桥，汽车开道。当时的新义州已被美国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

1953年，施仲衡军装照

从新义州到平壤我们走的是西线，基本上是林间小道，可以躲避美国飞机的轰炸，一般白天是不能走的，人和汽车就在森林里藏着，在没有森林的路上，我们就躲在志愿军挖的防空掩体里。晚上行动，车灯还不能总开着，开一下看看路就要马上关掉，不然被美国飞机发现就会来轰炸。尽管这样，还是会遇到美国飞机，汽车就得立即停下，我们则下车疏散躲避，等飞机飞远后，大家重新上车，并在开车前要报数（每人有一个号），确保全车人员到齐后，再开车继续前进。当我们途经朝鲜首都平壤时，那里也是一片废墟，只有一群群孤苦伶仃的孩子伸手向我们讨吃的，这种情形使我不由回想起抗日战争时劫难后的苏州、南京，生平又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一定要保卫国家的念头油然而生。夜里我们在平壤大同江南岸街道上睡了一晚，经过5天5夜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三八线”附近的开城。这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为谈判代表团抢修飞机场，机场离谈判地点板门店不远。工期紧迫，对于我们这些尚无一点实践经验的大学生来说，任务是很艰巨的，所以我们到达后立即投入修建机场的准备工作。

1953年7月，被炸成废墟的朝鲜新义州

机场修建在一片稻田里，首先要确定机场位置，并在机场中间修建一条输水隧道，为两边的水稻田供水，在机场建设中这是一项既要控制工期，又质量要求很高的重点工程。工程队领导将这条输水隧道的勘测设计到施工全过程的技术工作交给我全权负责。这对我来说实在太艰难了，因为我既不懂机场修建技术，也没有接触过机场实际工程，但这又是不能推卸并必须成功完成的硬任务，我决心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完成任务。我从书本上翻阅了机场设计、施工的相关资料，运用在大学中学习到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如测量、地质、材料力学、基础工程、隧道工程等知识，和一个团参谋共同工作，进行勘测、设计和施工。日夜与连队干部和战士们在工地摸爬滚打，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当时正值朝鲜的雨季，整天下雨，这给施工带来极大的困难，如边坡塌方、模板不易架设等。工作中有了问题，只有多向领导汇报，与同志们共同研究，找出解决办法。我虽然穿着雨衣，但全身总是湿漉漉的，为了按期完成任务，必须日夜赶工，战士们分三班倒，我只能24小时盯在工地上。团领导对我们非常关心和照顾（我们是分配到陆军部队的技术人员），让我们与团级干部一起吃中灶，四菜一汤，每天还发一包中华烟，是为了夜间提神。战士们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动了我，也给我树立了榜样，在全体参战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按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中朝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安全顺利地降落在我们亲手修建的机场上。

1953年9月，在建成的板门店机场合影

1953年9月，在机场胜利通航的总结大会上，我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和鼓励，并被授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送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我深深体会到这次参加抗美援朝工程队使我得到了一次极好的锻炼和考验的机会。今天回忆起这段经历来，感觉它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均有极大帮助，使我学会了如何依靠同志们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这次锻炼对我一生的工作都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留校工作——缔结良缘

1953年10月，抗美援朝修建机场任务胜利完成后，我便回到学校。校方分配我留校从事教学工作。这一年年底我回南京过春节看望父母。自1950年秋天离开南京到唐山上学后已经有3年多没有回家，看到父母兄弟都很好，心里非常高兴。父亲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还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工作，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继母仍在小学教书，并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哥哥还在燕子矶小学做校长，嫂子是小学教师，后到江苏省省委党校工作。弟弟参军后在解放军汽车学校任教员。全家人都在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鼓励我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阔别亲人3年多后的重逢，不仅释放了我的思念之情，且亲人的鼓励一直督促我努力工作。随后通过留苏选拔考试，录取进入留苏预备部学俄语、哲学等课程。学习1年后于1955年11月前往苏联，作为副博士研究生，学习地下铁道。

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生的3件大事。第一件事是1954年8月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件大事是1955年1月与爱人李太惠结为夫妻；第三件大事是1955年11月赴苏联学习地下铁道。

1954年春节，南京全家福（后排右二为施仲衡）

经过自己的努力争取，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和考验，1954年8月，我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并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生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