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曹建国
作为《诗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孔子删诗”的核心问题指向的是《诗经》的文本。但这里的“文本”最多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孔子以前的《诗》本（以下简称《古诗》本）、孔子授徒所用的《诗》本（以下简称《孔诗》本）、司马迁时代的《诗》本（以下简称《三家诗》本）、今传《诗》本（亦即古文《毛诗》本）。只有在清楚辨析这四种《诗》本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对“孔子删诗”的问题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一
首先我们来看历代学者对于“孔子删诗”的意见。
首倡“孔子删诗”说的是司马迁。其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1)
司马迁说“孔子删诗”在西汉并没有受到非议。但到了东汉以后，司马迁的说法首先受到了郑众的质疑。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引郑众语：“古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故延陵季子观乐于鲁，时孔子尚幼，未定《诗》、《书》，而曰‘为之歌《邶》、《鄘》、《卫》’，曰‘是其《卫风》乎’，又为之歌《小雅》、《大雅》，又为之歌《颂》。《论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孔子正之。”(2)依此说，则郑众认为孔子之前已有《风》、《雅》、《颂》，孔子正乐而已。但在注《左传》时，其曰：“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自卫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当此时《雅》、《颂》未定，而云‘为歌《大雅》、《小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3)同一问题，郑众观点前后不一，殊可怪哉！故孙诒让认为可能是贾公彦引服虔《左传注》而误以为是郑说(4)。
郑众虽然质疑季札观乐之时，孔子尚幼，但语焉不详，且态度也不甚坚决，故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其对司马迁所说的古诗篇数表示怀疑：“《史记·孔子世家》云：‘古时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5)
因为《毛诗正义》影响大，故孔颖达质疑古诗篇数遂引起“删诗”之争。宋代以后，围绕“删诗”与否分成两派：主张“删诗”派和主张“不删诗”派。
主张“删诗”派理由主要有四：一、古代诸侯国众多，如每一国皆有诗，则总数何止三千。二、司马迁为博览群书，《史记》为信史，故司马迁所言当有根据。三、孔子删诗未必都是删去全篇，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四、古籍所引《诗经》未录诗，确有与《诗经》重复者，故司马迁所言“去其重”可信。
而主张“不删诗”派论据有五：一、古籍引诗见于《诗经》者多，而不见《诗经》者少，故史迁所言“古诗三千余篇”不可信，属误传。二、《诗经》中有“淫诗”，与孔子思想不符，故《诗经》非孔子所删。三、对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知孔子之前已有《诗》本与今本《诗经》大体相同，孔子未曾删诗。四、《诗》在当时地位尊崇，孔子无权删诗。五、孔子只说正乐，未说删诗(6)。
今人大多也不赞成“孔子删诗”说。人们依据《论语·子罕》之“余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认为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又根据《论语·述而》之“《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认为孔子依据从各地搜集来的传本，对其中古怪错杂之方言俗语进行规范化处理，取得语言的统一，以作为教材。(7)
从上述总结不难看出，无论是主张“孔子删诗”者还是反对“孔子删诗”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也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又都不能完全驳倒对方。分析原因，因为争执双方都没有搞清楚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而不先明辨这一点，一切的争执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会偏离论题。比如朱彝尊赞成朱熹、叶适等人的意见，认为孔子只是整理过《诗》，未必删诗，因为：“《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8)此言看似有理，实则放大了“孔子删诗”说而偏离了议题。细绎司马迁的原意，并无孔子代朝廷删诗的意思，也没有否定《古诗》本的存在，他只是指出孔子取此前的《诗》本删节之，用于教授生徒，而且这个《诗》本一直流传，是汉代《诗》本的祖本。所以，无论是驳斥还是赞同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逻辑上必须要弄清《古诗》本、《孔诗》本、汉代《诗》本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说孔子不删诗，就要证明《古诗》本与《孔诗》本相同或相近；反之亦然。如果要证明汉代《诗》本不出自孔子，就要证明《孔诗》本与汉代《诗》本完全不同或有根本性的差异；反之亦然。
二
首先我们来看《孔诗》本与汉代《诗》本间是什么关系，《孔诗》本能否视为汉代《诗》本的祖本。
孔子以“六艺”授徒，《诗》为其一。《论语》中孔子数次言《诗》，并许以“能言”和“授政”之用，认为事父、事君离不开《诗》，个人进德修身也离不开《诗》。自卫反鲁之后，孔子专心于授徒，寄望于后生小子，故整理《诗》、《书》典籍以为教本。所以，孔子有专门的《诗》本在理论上是无可置疑的。但《孔诗》本到底是什么样，以往虽有《论语》等文献记载，因为材料太少而无从判断。随着上博简《孔子诗论》等材料的出土，再结合《论语》等传世文献，使我们讨论《孔诗》本面目成为可能。
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我们大抵可知：一、根据《论语》屡次提及“诗三百”可知，《孔诗》本有诗三百篇左右；二、根据《孔子诗论》可知，《孔诗》本的编排是按照《颂》、《大雅》、《小雅》、《邦风》四类编排的；三、根据《孔子诗论》简之“《邶·柏舟》闷”，可知《孔诗》本另有《柏舟》诗存在且不属于《邶》，故标注“邶”以区别。这也是先秦言诗惯例，《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六卿饯韩宣子而赋诗，子产赋《羔裘》，《左传》便标示“郑”，以与《唐风·羔裘》相区别。然今本《诗经》中有《谷风》分属《邶风》和《小雅》，有《扬之水》分属《王》、《郑》、《唐》，有《杕杜》分属《唐风》和《小雅》，有《黄鸟》分属《秦风》和《小雅》。但《孔子诗论》提及《谷风》、《黄鸟》、《扬之水》、《杕杜》等篇时并不加以区分，我认为极有可能是《孔诗》本中这些诗篇没有同名诗。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再讨论《孔诗》本与汉代《诗》本之间的差异。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时代《毛诗》尚未行于世，故司马迁所谓汉代《诗》本当是据今文三家《诗》本而言的。因为三家《诗》本亡佚，今存者乃古文《毛诗》。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今、古文《诗》本间的关系加以分析比较，以确定能否以《毛诗》为代表，讨论司马迁时汉代《诗》本与《孔诗》本的异同。
具体地说，今文《三家诗》本与古文《毛诗》的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篇数或不同。今文诗学所用《诗》本有诗305篇，而古文《毛诗》有诗311篇。在今文305篇之外，古文《毛诗》另有6篇有目无辞的笙诗。《毛诗》本有笙诗，有人认为是为了和今文三家争胜(9)。
二、篇章排列稍有不同。郑玄《诗谱》：“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10)又，郑玄笺《十月之交》曰：“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11)根据郑玄的说法，则《毛诗》改变了《诗》的编次，使刺厉王之诗变成刺幽王之诗。郑玄谓《毛诗》改移诗篇次第，当是据今文三家《诗》本诗篇顺序为说。
三、某些诗篇文本不同。《小雅·都人士》首章：“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但今文三家《诗》本《都人士》无此章。《礼记·缁衣》引此诗，郑玄注曰：“《毛诗》有之，三家则亡。”《左传》襄公十四年引“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服虔注：“逸诗也，《都人士》首章有之。”唐时《韩诗》尚存，孔颖达比对《韩诗》亦曰：“今《韩诗》实无此首章。时三家列于学官，《毛诗》不得立，故服以为逸。”(12)上博简、郭店简《缁衣》引诗与传世本《缁衣》有异，虞万里认为《毛诗·都人士》乃是《毛诗》学者合并《都人士》和《彼都人士》而成，目的是为了与立于学官的三家诗争胜(13)。
总的说来，今文《三家诗》本与《毛诗》几乎相同，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凭藉《毛诗》与《孔诗》本比较，以明《孔诗》本与汉代《诗》本之间的异同关系。比较可以发现，《孔诗》本与汉代《诗》本的差异表现在：
一、类名不同。今本《诗经》对《诗》的编排依次为《国风》、《小雅》、《大雅》、《颂》，而《孔子诗论》也把《诗》分为四类，即《邦风》、《小夏》、《大夏》、《讼》。《墨子·天志》：“子墨子置天之志以为仪法，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其下引诗“帝谓文王，予怀明德，顺帝之则”。史载墨子其先学儒术，可见孔子所用《诗》本名“雅”曰“夏”。古音雅与夏，讼与颂皆可通，但“邦”与“国”虽音声差别较大，但汉人改《邦风》为《国风》的目的是为了避刘邦之讳。
二、《诗》篇编排不同。上博《诗论》简在讨论一组《风》诗时，显示顺序与今本《诗经》相同，而在讨论一组《小雅》诗时，顺序与今本《诗经》不同，如《伐木》在《巧言》后，《节南山》在《雨无正》后，《菁菁者莪》在《黄鸟》后等。另外，在同一诗简中讨论几首诗，在今本《诗经》中，有的属《雅》，有的属《风》，如，第26简，“……忠。《邶·柏舟》闷。《谷风》悲。《蓼莪》有孝志。《隰有长楚》得而悔之也”。对照今本《诗经》我们可以看出，《小雅·蓼莪》无论在语言风格还是在内容上都与《风》诗接近，是否《蓼莪》原本就属于《风》诗呢？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三、诗篇不同。《孔子诗论》中有不见于今本《诗经》的诗，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看便能判断出的问题。但因为有学者认定今本《诗经》是先秦旧本，所以面对《孔子诗论》中不见于今本《诗经》的篇名，便运用通假等方式，试图在今本《诗经》中为《孔子诗论》中的每一首诗找到相对应的诗篇。比如《河水》，见于《国语》，也见于《左传》。韦昭注《国语》以《沔水》为说，认为《河水》是《沔水》之误。杜预注《左传》虽认为《河水》是逸诗，但还是忍不住强作解人，以《沔水》解之。《孔子诗论》也有《河水》，评曰：“《河水》智。”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大相信孔子或者刻简者也把“沔”字误作“河”字，那样的话实在太巧合了，而且《沔水》也与“智”字之评不合。所以我们只能承认这是一首逸诗。尽管有些人不认为《河水》为逸诗，如廖名春以“河水清而涟漪”，判这首诗是《魏风·伐檀》，并且认为不稼穑而能“取禾三百廛”，不狩猎而能“庭有悬狟”是君子“智”的表现，但这并没有说服力(14)。《河水》之外，《孔子诗论》提到的《侓而》、《角幡》、《肠肠》等都当是不见于今本《诗经》的诗。孔子之后，先秦儒家所用《诗》本也当与《孔子诗论》所用《诗》本相同，所以《礼记·缁衣》、《荀子》等书中出现的不见于今本《诗经》的也当作如是观。同时我们常常疑惑为什么像《新宫》、《狸首》、《采齐》这样的诗篇也不见于今本《诗经》，照道理来说，如果今本《诗经》果然是先秦旧籍，这些诗是不会被孔子删去的。
四、就《孔子诗论》论《谷风》、《扬之水》、《杕杜》等诗不加以区分而言，大致可以推断《孔诗》本中这些诗应该没有同题诗篇。
故而我们认为，《孔诗》本与汉代《诗》本有一定的差异。考其原因，便是先秦《诗》本经秦火与项火而不复存在，汉代《诗》本乃汉人重新编订。
秦始皇焚书坑儒，设挟书之令，禁绝民间藏《诗》、《书》典籍。而藏于秦宫的书又被项羽一把大火焚烧殆尽，萧何收拾旧籍仅限于账簿之类而不及《诗》、《书》，故《诗》、《书》无存。《汉书·艺文志》认为《诗》“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15)，然而实际的情况是：
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傅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16)
所以班固所谓汉兴《诗》全并不可信，司马迁于《史记·儒林列传》慨叹：“及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17)王充《论衡·书解篇》亦云：“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18)
汉惠帝四年方才废除秦“挟书令”，汉代《诗》本的编订应该在此之后，这也与刘歆所说相吻合。汉初编纂《诗经》的材料，一部分是先秦传下来的残简，大部分则靠诸儒背诵，两者相合而成。20世纪70年代发现于阜阳的《诗》简大小长短及书写风格都不统一，便应该是这样的一部汇聚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诗》经秦火、项火而不全，汉人收拾残简辅以记忆，重新编订了《诗》本。汉代《诗》不仅与《孔诗》本有不同，其内部不同学派间也有差异。但从大的方面看，汉代《诗》本与《孔诗》本并没有本质差别，基本上继承了《孔诗》本分类原则和诗篇编排次序，汉人并没有在《孔诗》本之外另提出一套编排标准。汉代《诗》本的材料无论是残简还是记忆都是来自先秦，所以《孔诗》本完全可以视为是汉代《诗》本的祖本，司马迁说汉代《诗》本传自孔子并没有错。
三
那么《孔诗》本与此前的《古诗》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实际上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古诗》本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三千余篇；第二，《古诗》本与《孔诗》本在编排上有没有差异。
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这遭到了历代否定“孔子删诗”学者的质疑。赞成“孔子删诗”说的学者以诸侯国众多则诗也当多，来替司马迁辩护。但其实二者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就赞成“删诗”者而言，尽管古时诸侯国众多，并非凡诸侯国之诗皆可入《诗》，何国之风可以入《诗》，何国之风不能入《诗》，是应该有一定的依据的。例如《诗》无楚风，既有政治的原因，也应该有音乐本身的原因，楚人有不同于周代雅乐体系的音乐制度(19)。而反对“删诗”说的学者两眼只盯着“三千余篇”，却忽视了司马迁说的“去其重”。而对于争论的双方而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去其重”。
从字面来理解，“重”就是“重复”，“去其重”就是去掉《古诗》本中重复的诗篇。我们不知道司马迁这样说有什么根据，但根据口头诗学的理论，司马迁的说法是非常有可能的。口传诗学理论原本是由美国学者帕里创立的，他提出了程式、程式系统、主题等一系列概念，用以研究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问题(20)。帕里去世后，他的学生洛德进一步完善了口头诗学，把“表演”作为口头诗学的根本问题，提出口头史诗是“表演的创作”(21)。“每一次表演都是具体的歌，与此同时它又是一般的歌（generic song）。我们正在听的歌是‘特定的歌’（the song）；每一次表演的意义不限于表演本身，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再创造。”(22)在这样的表演创作中，存在着变异和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关系。变异来自“细节、描绘的添加，修饰的扩充，行为的变异”，但故事的核心或内在结构不会变，而且正是来自核心或内在结构本身的张力导致了故事的变异(23)。如果文字记录下歌手的每一次表演创作，就会得到许多单独存在的文本。但同时每一个文本又不能与其他文本分割开来，它们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传统之中。
在一定的程度上，口头诗学理论可以运用于《诗经》研究。《诗经》中有一部分作品是民歌，靠“采风”得到的。《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事以谏。”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谣之言。”(24)《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25)这里所谓的“采诗”便是行人记录下“群居者”的歌诗，而这种歌诗就是口传的歌诗，也应该是“表演的创作”。那么日积月累，采自不同时、地的歌诗有许多应该是重复的，甚至有许多就是同一个歌手的表演创作。当然正如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中所论，这种“重复”也是稳定性与变异共生。
以《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为例。这两首诗都是卫国的诗歌，诗的核心是都是写远嫁的卫女思归而不得的幽怨。两首诗都写到了两条叫泉水和淇水河流，这两条河应该是卫女们儿时嬉戏的地方，也是她们出嫁时必经之地。这两首诗都写到了儿时与姊妹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泉水》：“娈彼诸姬，聊与之谋。”《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也都写到了她们的出嫁，皆曰“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而最后又都以“驾言出游”的方式“以写我忧”，宣泄她们内心无比的思念之情。上述这些构成这两首诗的核心或内在结构，而细节方面，这两首诗又有不同。比如《泉水》幻想她回到了卫国，想象出宿于卫国的干地和泲地的情形。而《竹竿》则在对儿时的回忆中加入了淇水垂钓的细节，也明确交代了她是乘舟以“写（泄）忧”，而且是“桧楫松舟”。不仅如此，我认为《鄘风·载驰》也是这样的一首诗，它在核心或内在结构上与《泉水》、《竹竿》一样，所谓“我思不远”、“我思不
”。它也写到了出嫁，“女子善怀，亦各有行”。但细节不同，它以登高的方式泄忧，并且直截了当地交代了是稚狂的许人阻碍她回国。《左传》交代了卫国受到了狄人攻击时，许穆夫人欲归唁卫侯受到了许国大夫的阻挠，便赋了《载驰》这首诗。但许穆夫人赋诗的时候显然有《泉水》、《竹竿》这样的底本的存在，她只是在细节方面做了一些变化处理而已。
这是《诗经》中仍然存在的“重复”的歌诗。而在孔子之前，这样的诗一定是大量的存在着，司马迁说“三千余篇”未必是夸张，而是完全有可能的。需要说明的是，口头文学主要存在于《风》中，故“重复”也是针对《风》诗而言，这也与文献记载的“采风”说相协。孔颖达认为《书》、《传》所引诗，见在者多而亡逸者少，因而怀疑古诗没有那么多。其实通观《左传》、《国语》记载的赋诗、引诗，则以《雅》诗为主。这是因为《雅》诗多为政治诗，而“变雅”尤其具有政治批判色彩，故赋诗、引诗重《雅》表明当时人在国运衰敝，世乱日至的情况下希望政治清明、时局安定的心态和对贤德君子的渴望(26)。而《风》诗相对于《雅》与政治关系较为疏远，故春秋赋诗引诗不看重《风》诗。所以春秋赋诗引诗并不能反映先秦古诗存留的真实情况，而且也不能反映出《古诗》本“重”的特征。
就《论语》等文献来看，孔子论《诗》与乐分论，其论《诗》也重辞章义甚于乐章义，故孔子对文本重复的诗篇进行了删减。
除了“去其重”，还有“取可施于礼义”的问题。有人认为《诗》中有“淫”诗，汉代《诗》本若为孔子删定，便不应该有“淫”诗的存在。孔子说“淫”主要是针对音乐而言，是对“繁手淫声”的音乐风格的批评。从这意义上说，司马迁说“去其重”也就有去其反复咏叹的含义在内，所以“删诗”也包括删章、删句、删字。此外，“淫”也是个时代性很强的观念，后人说淫，未必孔子亦然。孔子说“思无邪”便是从整体上肯定了《诗》的价值。相对于以“淫”衡《诗》的人来说，孔子的观点则通达了许多。
其次，我们再来看《古诗》本与《孔诗》本编排有没有差异。我们虽然不知道《古诗》本的编排情况，但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大体可知，《古诗》本对《诗》的分类编排与《孔诗》本大体相同，也应该是《风》、《小雅》、《大雅》、《颂》的顺序，其中《颂》也分为《周》、《鲁》、《商》，故曰“盛德之所同”。但《孔诗》本的十五国《风》排序与之不同，孔子对《秦风》和《豳风》的编排顺序作了调整。司马迁说孔子删定诗篇之后，对诗篇也重新进行了编订，把《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作为作为每一类诗的，赋予伦理或政治意义，此即“四始”。
诚然，从文献中记载来推断，孔子特别重视这四首诗。以《关雎》为例。《论语》中孔子便两次论到《关雎》，一见于《八佾》，一见于《泰伯》，都是论《关雎》音乐有中和之美。《孔子家语·好生》载孔子语，曰：“小辩害义，小言破道。《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别。”(27)此与司马迁说孔子编诗“始于衽席”同义。在《韩诗外传》卷五，子夏问孔子“《关雎》何以为《国风》始”，孔子大赞《关雎》之道为天地之始，王道之原(28)。尤其是近出的上博简《孔子诗论》也谈到了《关雎》。简10谈到“《关雎》之攺……《关雎》以色喻于礼”，简11谈到“《关雎》之攺，其思益矣”，简12谈到“……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攺乎！”简14则曰：“……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29)简书可以看作是孔子对《关雎》的评价，重点强调《关雎》一诗能“以色喻于礼”能“反纳于礼”，能以小好明其大好，使人的道德得到提升，也就是简文所说的“其思益”。纵论文献，孔子之所以赋予《关雎》以如此大的伦理意义，就因为《关雎》讲男女夫妇之道，而男女、夫妇为人伦之始，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30)。从这意义上说，孔子对《周南》、《召南》的强调也类同于《关雎》。《论语·阳货》载孔子告诫其子伯鱼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集解》引马融注：“《周南》、《召南》，《国风》之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纲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为，如向墙而立。”(31)因为《关雎》讲夫妇之道为人伦之始，所以孔子编诗以《关雎》为始是完全有可能的。不仅司马迁如此说，汉代今文诗学尽皆如此。上举《韩诗外传》可视为《韩诗》学者的意见，《齐诗》也是如此，如齐诗学者匡衡便说：“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32)这至少可以证明司马迁所言非一家私言，而应是汉初经学家之通义，而且极有可能是先秦旧说。
孔子对《鹿鸣》、《文王》、《清庙》也一样非常重视，尤其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对这三首诗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关雎》，所以有学者推断“四始”确乎与孔子或孔子后学有关(33)。既然在《风》诗排序上有不同，具体诗篇编排也贯彻了孔子论《诗》的主张，那么认为孔子删诗之后又对《诗》本作了调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我们辨析了孔子以前《诗》本、孔子编纂《诗》本以及汉代今文《诗》本、古文《诗》本之间的关系，梳理了四者间的异同变化。我们认为孔子之前，《诗》以乐为主要存在形式，而文本相对处于次要的位置。采风所得歌诗，虽文本核心相同而细节略有变异，又因时地差异而音声不同，故得以共存而致重复。孔子虽重视《诗》乐，但关注的重心则已转向了文本，诗义的阐发也以文辞为中心，故删重存异精减《诗》本，号称“诗三百”(34)。秦汉之际，《诗》经秦火、项火而不全，篇章散乱。汉儒收拾残简，辅以讽诵记忆，重新编订《诗》本。故汉代《诗》本与孔子编订《诗》本虽有篇章之异，然根本相同。故而司马迁说“孔子删诗”应该有一定的依据，不容轻易否定。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6页。
(2) 贾公彦《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796页。
(3) 贾公彦《周礼注疏》，第796页。
(4)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1845页。
(5) 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3页。
(6) 夏传才对古人关于“孔子删诗”的争论曾有详尽论述，参氏著《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0年，第36—40页。
(7) 夏传才《〈诗经〉难题与公案研究的新进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8) 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1989年，第533页。
(9)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华书局1987年。
(10) 孔颖达《毛诗正义》，第404页。
(11) 孔颖达《毛诗正义》，第445页。
(12) 以上所引皆见孔颖达《毛诗正义》，第493页。
(13) 虞万里《从简本〈缁衣〉论〈都人士〉诗的缀合》，《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
(14)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15)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708页。
(16) 班固《汉书》，第1968—1969页。
(17) 司马迁《史记》，第3116页。
(18)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8—1159页。
(19) 曹建国《楚简〈采风曲目〉初探》，《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0) （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4—71页。
(21) （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第97—100页。
(22) （美）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页。
(23) （美）洛德《故事的歌手》，第147—151页。
(24)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58页。
(25) 班固《汉书》，第1123页。
(26) 葛晓音《试论春秋后期“〈诗〉亡”说》，《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7) 《孔子家语》，《四部备要》第52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28)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164—165页。
(29)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9—144页。
(30) 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第773页。
(31)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215页。
(32)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342页。
(33) 李锐《“四始”新证》，《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
(34) 孔子之前并无“诗三百”之说，至《论语》方有此说，这也可算是孔子删《诗》的一个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