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周祖谟等十多位专家学者给胡乔木写信,提出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主要应寄托在规范的词书上,应组织力量为语文规范化编辑出版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规范性的字、词典。他们建议把文字改革出版社改建为中国辞书出版社。吕叔湘支持这个意见。胡乔木很快明确批示同意,让国家语委去出版局办理有关手续,尽快把辞书出版社成立起来。后来由于受到内部的干扰,始终也没有落实。
但是,编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想法,却在当时具体主持语文出版社工作的李行健心里牢牢地扎下根来。他也知道,编词典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欧洲一位名叫斯卡利格的学者说过:“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括了一切折磨和痛苦。”何况,李行健已年过50,很可能等不到把这部词典编出来,他就退休了。想到这里,他更是信心十足,退休了更好,可以全力以赴,没有旁务。
编词典,这正是李行健投身语言学事业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虽然有折磨,有痛苦,但是也有收获,有愉悦。
李行健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一项事业,一旦下定决心去做,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千方百计,努力做好的——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他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项值得献身的事业。他终于把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想法,向吕叔湘先生做了汇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一旦启动,就要全力以赴,投入毕生的精力。因此,他要听一听吕先生的意见。他也考虑过,吕先生会表示同意,会给以支持的。
吕叔湘是语言学大师。1904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城新桥西街。在常州中学毕业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准备献身文化工作。到南京,考入国立东南大学的文理科,在此期间曾到北京大学借读一年。东南大学毕业后,相继在几所中学教书近10年。考取江苏省公费留学,初到牛津大学,后到伦敦大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国,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发表《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它》,这是吕叔湘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云南大学开设了吕叔湘的“中国语法”课,时间在1939年。从此,吕叔湘走上了语言研究的道路。
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在成都的华西大学、金陵大学、上海的开明书店,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及语文出版社,吕叔湘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语言研究和普及语文知识的工作。他辛勤笔耕,共出版专著和编译20余种,发表论文和其他文章600余篇。其专著主要有《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论文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近代汉语指代词》等等。参与撰写并审定了《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和《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编,全部著作汇集成《吕叔湘全集》19卷。
新中国成立不久,吕叔湘与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在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语法的热潮。从此,吕叔湘的大名开始为广大群众所熟知。
在庆祝吕叔湘先生90华诞学术讨论会上,胡绳在讲话中这样评价:
我只想说一点,吕老在语言学研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和实际结合,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他非常注意,甚至可以说是随时随地注意中国语言中的各种具体现象。他在通常人们不注意的地方看出问题。他既注意古代汉语,又特别注意现代汉语。他从大量的历代的文献中间,发现语言方面的问题。我曾经读到吕老文章中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他是在讲到语言学者,特别是在编词典时应注意,生活中不断出现新词、新义的时候讲这段话的。他说,编词典的人往往不注意口语中的新词新义,因为编词典的人是读书人,对书本里的东西感兴趣,而对生活里的东西不感兴趣,对不是从书斋,而是从市场、车间和田野来的词汇不那么敏感,因此就不大理会一般的报纸刊物,更不理会什么手册、传单、广告等等。吕老的确是按照他所说的那样身体力行的。吕老的著作有高度的科学性、学术性,但读起来很有生活气息。他还常写普及性的语言学著作,好像说得很浅显,但又非常有深度,也就是所谓深入浅出。这是大学者所不大容易做到的。
胡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在苏州中学读书时,是吕叔湘的学生。
李行健没有想到,他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想法,竟然被吕叔湘先生给否决了。
“你们不要编词典。”吕先生郑重地说,“我深知其中的甘苦,很困难,很困难。你不可能在相当的时间内把词典编出来,根据你们现在的人力,你们编不了,不要编了。”
接着,他向李行健讲了编《现代汉语词典》时的艰苦情况。
毫无疑问,词典是进行语言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编词典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十分清楚,编写这样一部辞书是很不容易的。他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中说:
编纂一部比较满意的详解现代汉语词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不但需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首先,确定某一形式是词不是词(小于词的构词成分,或是大于词的词组);其次,作出词的语法说明(包括标出词类)——这些,在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还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都是很艰难的课题。
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吕叔湘还是毅然担起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重担。语言所词典编辑室成立后,他兼任室主任,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主持编写工作,负责统稿。
《现代汉语词典》开始编写后,吕叔湘就每天都到词典编辑室上班。他家住在中关村,早晨乘公共汽车来,晚上乘公共汽车回去,中午饭吃的是带来的馒头。因有胃病,只吃馒头喝开水是很不适宜的。但因工作非常紧张,也只好如此。
工作是按流水作业进行,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每项工作都是十分紧张的。
吕叔湘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白天上班看稿子,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去看。
后来,语言研究所搬到端王府,吕叔湘家搬到拣果厂来住,离得近了。他每天晚上和星期天都到所里加班,风雨无阻。
在拟写词典编写细则时,吕叔湘感到颇费心思。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剩‘释义’一节,最难。”于是以“开”“起”为例,多次进行讨论。又在日记中写道:“这东西真吃功夫,外人不得知。”他在日记中不断记下看稿的感想:
看一个“成”字,平均每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
今天实足看稿约12小时,也只看了240条光景,合一小时20条,也还是赶不上,而况不可能每周7×12乎!
今天看稿也有6小时,只解决D字母虚词40多条,光一个“的”字就耗费两小时。
白天黑夜忙着看新吸收的意见,天天如此,日记也顾不上写了。
难词(和平、博爱等)的注释翻过来,翻过去,在这些条目上费的时间真不可胜计。
下午及晚上,处理带回来的疑难词条,六七个小时处理了七八条。“司空见惯”一条就费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没有解决。
关于词性问题,吕叔湘感触颇多。他曾在给吕冀平的一封信中写道:
这一年多的词典工作给我很大的教育,中国的语言学家,如果想对祖国语言的发展作出点贡献,最好是多研究现代汉语的词汇,尤其是一些较常用的词的意义和用法——数目大概不超过三千。研究语法的人也最好能多研究一个个虚词或语法格式的用法。语法体系的研究当然重要,但是按当前的需要来说,肯定是次要的。而体系的研究也可以结合词典工作来进行。比如词类问题,直到现在为止,都是“抽象地”研究,如果结合词典注词类的需要来研究,就会又是一个样子,——比如动词,如果在词典里注上一个
,丝毫不解决问题,必须把动词按用法分成若干类型,在词典每条每项标明。诸如此类,问题很多。
吕叔湘以自己编词典的切身体验,劝阻李行健不要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对李行健来说,并不是一瓢冷水。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一丝凉意,他深深了解,他最为尊敬的这位老师,对词典的编写是何等看重。
李行健记得非常清楚,早在1961年第四期《中国语文》上,吕先生便发表了一篇长约12000字的论文,题名《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文中写道:
语汇研究的结果可以总结在词典里。一部好词典在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编词典,这里面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及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没有一处没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容易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编写者要努力钻研,更重要的是要能有所取材,需要语汇研究方面有更多的成果,也需要语法研究、修辞学研究、方言调查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料。总之,需要我国汉语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使得在较短的期间内能够出现一部或几部较好的词典。
当时,吕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尚未正式出版,直到197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仅仅是一部,还不是几部。
至于说到规范问题,吕先生更是重视。还是在这篇文章中,开篇即明确提出:“汉语研究工作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从1954年起,吕先生即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后任副主任,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1956年,吕先生和罗常培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上联名发表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全面论述了语言规范化的原则问题,包括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语言规范化的对象、标准,语言规范化和语言发展及个人风格等问题。
在规范语法、语音、词汇、文字等方面,吕先生更是身体力行,积极参与,起到表率作用、楷模作用,堪称典范。
吕先生十分关心社会用字,平时看书、读报遇到语法、词语、文字上的毛病,都一一记下,然后再写文章指出来,予以纠正。这从结集出版的《语文常谈》一书中,可以看出吕先生对语文规范工作多么重视,有着多么高的责任心。
至于说到困难,这是肯定的。就在发表李行健那篇《概念意义和一般词义》论文的《辞书研究》那一期上,头条就是吕先生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的讲话《辞书工作的艰苦和愉悦》。李行健是认真读过的。这次从吕先生那里回到家中,他连气都没有喘一口,立即从书橱中把这期刊物找出,又读了起来。
吕先生的这篇讲话,可谓感慨系之。他说:
从1930年前后,确切年份记不清了,黎锦熙黎老,还有几位老前辈,筹备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开始,这个名称就在文化界出现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部大辞典多灾多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不到十年就开始了抗日战争,黎老带了一批人流亡到陕西。在北京留下一部分人,勉勉强强编了一个国语辞典,那个国语辞典离大辞典的编纂计划的要求很远很远,那不能算大辞典,所以也不叫大辞典。那是个应付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辞典编纂处回到了北京,仍然是兵荒马乱,解放战争又开始了,在北京没有能够怎么很好地工作。
这以后,到1956年搞科学研究十二年规划,其中有语言学的规划,里头有一个项目就是汉语大词典。——这个规划是我起草的,我们内部管它叫蓝皮书,因为那个计划的封面是蓝颜色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蓝皮书被批得体无完肤,我是罪魁祸首。——后来过了两年,大跃进的时期,要跃进么,在订语言所计划的时候,同志们就要求大词典快点上马。哎呀,那个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真厉害,大词典要上马,并且要在什么三年、五年里头就完工。语言所就那么几个人,做不了,好容易混了过去。但是这个大词典是应该要有,而主观的力量又做不到,非常苦闷。
……“四人帮”打倒以后,大词典的编纂机构成立以后,我们逐步地把这条路子摸清楚了……
从1930年到1980年,整整半个世纪。我想把它和英国的牛津大词典比较一下,牛津大词典也是难产,出版的过程也很长,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算了一算,从创议算起,那是1857年,英国的语文学会创议编一部词典,——他们不叫大词典,叫新词典,——从1857年创议,磨磨蹭蹭到了1884年,出了薄薄的一本,叫第一分册,第一卷里的第一分册。从1857年到1884年是27年,也还只有我们50年的一半多一点。这是出名磨蹭的词典,也还比我们快一点……
吕先生在这次讲话中,着重谈的是编大词典的艰巨性。他还以牛津大词典为例子:
英国牛津大词典的第一任主编默雷,他在1879年就任主编,两年之后,即1881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的助手雅谷先生整理动词set的材料,他对我说,把这些材料,就是卡片啰,分分义项,排排次序,一共费了他40个小时。他是对主编诉苦啰。我把他的稿子拿来看了看,单词有51个义项,后面挂上去的短语有83个。我对他说:我觉得费40个小时不算过分。我对他说,这个稿子到将来主编定稿的时候,恐怕还要再40个小时。1881年,他们的词典还在编A这第一个字母,S还在老远老远的后头,还早着呢。什么时候编到S了呢,30年之后,就是1911年,编到了S,当编到set这个词的时候,积累的资料就比原来多了许多,把它消化后编成一个稿子,花了多少时间呢？不是40小时,而是将近40天。这一条在词典上占多少篇幅呢？18
面,他们的开本比我们的工作本还要大些,我们是两栏,它是三栏,它的长度也长些。18面分多少项呢？154项。当然,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全部词典里就它一个是那么长。比它次一点的,十个八个page的,三个五个page的,就很平常了。编这么一部词典是艰巨的。可是编这么一部词典也是光荣的事业,是值得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
还来讲这个黙雷,他本来是一个中学校长,他参加这个工作时大概是40来岁。他们的语文学会算是运气很好,找着了这么一个人。他也踌躇了很久,最后同意来主持这个工作。他当时以为有那么个一二十年,就可以把这部词典编好的,谁知道到他老先生去世的时候,这部词典还没有出齐。他1915年去世,这部词典到1928年出最后一本。他自从当上这部词典的主编以后,真是勤勤恳恳,日夜为这个事业辛劳,他根本什么别的都不想。在一本什么书上讲的我忘了,有一天晚上,一个朋友去看他,他在编辑室里,——他的编辑室很简陋,就在他住处前面的院子里,就像我们地震时候那种临时房子一样,搭了个大棚,他和他的五六个助手就在这里面工作,很拥挤,还有书啊、资料啊,一个柜子一个柜子的堆在那个地方。那天晚上他的朋友去看他的时候,这位老先生趴在地下,他把卡片在地下铺开了,他老先生把一张卡片从这儿拿到那儿,又把一张卡片从那儿拿到这儿,就这么着在那里折腾。他说,我没有办法,我那张书桌上摆不下呀,我只能放到地上来搞了。白天那些助手一个人一张书桌,他没法趴到地下。等下班了,那些助手都回家了,老先生才能趴到地下干起来……
可学的经验很多,不过主要的有两点,一点是众擎易举,人多就能把事情做好。在这里说一说参加牛津大词典编纂的人。首先就是提供资料的,就是看书、写卡片的。这部词典是语文学会发起的,首先是语文学会的几百个会员大家来帮忙,义务劳动,没有报酬的。曾经提供资料的一共有228个人,其中多数人提供的资料不超过一万张卡片,提供1—2万张卡片的有10个人,2—6万卡片的有6个人,10万张以上的有2个人,最多的好像是13万6千张。有的人前后30几年,40年,几乎每年都有卡片寄到编纂处来。另外,它有一种分编(Subeditor),不是主编,也不是助编,助编是专职的,这分编是尽义务的,就是语文学会的一些会员自告奋勇承担某个字母里的一段的整理工作,这样的义务分编有62个,这里面坚持10年以上的有13个人,20年以上的有6个人,义务分编年代最久的一位是39年。然后就是助编,是在主编手下一起工作的助手,前前后后,有进有出,工作不到10年的有49个人,10—19年的有2个人,20—29年的有6个人,30—39年的有2个人,40年以上的有5个人,时间最长的是48年,比主编的年代还长啊。第一位主编才搞了36年,这一位助手是48年。还有一种人也参加这一工作的,是看校样的,排字房里排了长条,若干条,比如10条或12条,寄给这些看校样的先生。这也是尽义务,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看校样里有没有错字,而且看校样里有什么不对,提意见。这义务提意见的人很多,固定而经常看的是9个人,这9个人都是看过多年的,有的从开始就看,从A这个字母看起,也有的是从半当中看起的,都是坚持下去的。这9个人中有8个人是一直看到他本人死亡,词典还没有完,他不能再看下去了,只有一个人是看到底,看到了词典成书……
第二点是经费问题。牛津大词典之所以拖拉那么长时间,编辑方面的任务繁重固然是一个原因,跟经费也有关系。主编想多要两个助手,就要多支出两份工资。语文学会是没有钱的,钱从哪里来呢？是跟牛津大学出版部订了个合同,他们说我们语文学会编这么一部大词典,你们牛津出版部负责出版,将来赚钱是你们赚,出版社就同意了。但是出版社说你5年之后出几本,主编拿不出来,出版社就着急了。说你先出两本啊,主编不肯,说我还没有搞好啊。出版社就威胁说:下次再不给钱了。主编就想办法找张三李四,去说情要钱。所以就拖拖拉拉搞了那么长时间。假如出版社慷慨解囊,或者另外有什么公爵、侯爵拿钱出来送给大词典,那事情就好办多了,不至于拖到1928年……
中国的词典事业可怜得很,在国际上比较起来,简直太不像样。这么一个文明古国,词典事业是如此之不发达!昨天陈原同志讲了,说法国自有词典以来,一共出过多少词典呢？大的、中的、小的,一共有两万多种。我们有多少种呢？不知道有没有两千种,就算有两千种,也才有人家十分之一。法国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论人口,法国人口五千万,我们是他们的20倍。他们的词典有两万多种,我们不知道出到了两千种没有,相形之下实在是难为情。所以说,我们好不容易建成这么一个机构,万万不能散伙。
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干呢？我又要把牛津大词典拿来作例子了。他们在大词典编完之后,并不罢手,又进一步搞比大词典更加彻底的词典,就是分段、分区的词典。大词典是从古英语到现代即19世纪末,它不能真正彻底,它不能把每一本书的每一句话都做成卡片,然后来排比。可是分段、分区以后,就可以做得更细。可是英国穷啊,有点承担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走下坡路了。美国人有钱,美国人把这个担子接了过去。芝加哥大学把牛津大词典的资料搬了去,把第三位主编克雷基也请了去,那时候他已经60几岁了。他们请他同时主持两部词典的编纂工作。一部是《美国英语词典》(按历史原则编纂),一共4本,1944年就出齐了。另一部是《早期苏格兰英语词典》(从12世纪到17世纪末),从1937年开始,一个一个分册地出。现在出齐没有我不清楚。克雷基已经在1957年去世了,活了90岁,从30岁参加编牛津大词典班子,编了60年词典……
吕先生讲了编词典的艰巨性之后,也高度赞扬了这一工作。他说:
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我看一般的著作其中多数是昙花一现,不再版了,卖完拉倒,有的还卖不完。真正好的书呢,可能维持个50年,人家还要看看。超过50年的是少数,那是经典了,很有限的。要说搞名山事业,那只有搞词典……因为一部大词典决不是50年可以取消的,可以站个几百年、几千年。一部《说文解字》,到现在还很有权威!
李行健再次读吕先生的这篇讲话,掩卷沉思,激动不已。他分明感觉到,吕先生是在热切盼望,热诚鼓励人们投入这一事业。对于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吕先生表示不同意,显然是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李行健想,要努力去创造条件,一旦条件成熟了,吕先生肯定会同意的,而且还会给予具体、切实的指导与支持。
李行健曾经与两位同志共同主编过一本成语大词典。出版社为了扩大影响,希望他请吕叔湘先生题词。在一次书展场合,休息时他向吕先生提出了这一要求。吕先生笑笑说:
“你们真敢要我的题词？”
“大家都恳请您题词。”李行健认真地说。
“你们敢用,我就题。”吕先生仍然笑着说。
听吕先生这样讲话,李行健多少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心想,吕先生的题词,怎么不敢用呢!这时,吕先生说:
“我给你们题‘成语词典害死人’。”
李行健一听便笑了起来,他说:
“那好,这本书准能畅销了。”
吕先生莫名其妙,问道:
“那为什么？”
李行健告诉吕先生:
“因为人家一定要看看成语词典是怎么把人害死的。”
吕先生也笑了起来。
后来,吕先生给这本成语大词典题了词,写道:
“成语之妙,在于运用。颊上三毫,龙睛一点,与其滥也宁啬。”
他把题词交给李行健,并且解释说:
“成语是语言中很有用的东西,但不能乱用、滥用。现在成语词典出版太多、太滥,致使一些人把成语用来装门面,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乱用。”
说到这里,他还举例,前几天电视台播放的一部电视剧,有两个成语都用错了。他认为一些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乱用成语的风气,同成语词典出得太多、太滥不无关系。他一贯主张用语要平实、准确,提倡在一般文章中成语尽可能少用或不用为宜。他希望编出的词典,要符合国家规范;收词和释义能与时俱进;方便实用,能解决疑难。
1988年,李行健应日本国文部省聘请,去日本国立一桥大学任教授。他到日本后,去书店一看,大吃一惊:日本出版的各种词典,简直可以用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来形容。他立即给吕叔湘先生写了一封信,谈了他的感受,并且再次提出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事情。吕先生收到信后,很快就给李行健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关于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一事,等你回来再说。
1991年3月底,李行健从日本回国。回来后的第二天,他向国家语委常务副主任仲哲明汇报。仲哲明听过他的汇报后,说:
“你在回国前写来的信,我们都看了。你希望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去搞研究工作,这我们非常理解。但是,你回来以后,还得做行政领导。现在有两个地方,可供你挑选,一个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任所长,一个是仍然回语文出版社,当社长兼总编辑。”
“我考虑一下。”李行健说,他还是希望去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党组研究过,认为你过去在语文出版社搞得很好,你回来还是去出版社。”仲哲明说,“语用所所长曹先擢已经兼着,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不好找。”
“既然如此,干吗提出两个地方让我挑？”李行健一边笑着一边说。
仲哲明也笑了,他没有正面回答李行健的问话,只是说:
“已经商量,定了,这也是吕老的意见,社长这个职务,他只交给你。”
李行健听了,一时无话可说。过了片刻,他提议说:
“咱们去看吕老吧!”
“一块去。”仲哲明说。
于是,李行健和仲哲明一起去看望吕叔湘先生。到那里后,李行健便先讲起去日本的情况,这时吕先生说话了:
“先不说这些,这些以后说。先谈工作,哲明你讲讲党组的意见。”
“同意您的意见。”仲哲明说。
“行健,你听见了吧!”吕先生说,“从今天开始,我头上的帽子,戴到你的头上。”
“那出版社的事,您还管不管？”李行健问了这样一句。
“我当然还要管。”吕先生肯定地回答。
“您得有个头衔。”李行健说。
“什么头衔？你说。”吕先生说,“我当顾问。”
“不行。”李行健说,“名誉社长,有什么问题还要请您解决。”
“这没问题。”吕先生高兴地答应了。
此后,对于李行健的工作,吕叔湘先生还是很满意的。1992年春天,吕先生打电话要李行健到他那里去一趟,还叮嘱说,请曹先擢一起去,有事商量。
“什么事,能先简单说一下吗？”李行健问,他是想先有个准备,也好向曹先擢说明。
“一句半句说不清楚。”吕先生说,“等你们来了再说吧。”
虽然吕先生没说是什么事,李行健却不免想到,这一定是件大事,重要的事。前不久国家语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要加强语言文字工作。中央拟了一个批语,作为中发67号文件发给全国,意思就是要加强语言文字工作,其中特别指出要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工作,以前是学校教育、社会用语、推广普通话方面,这些之外就是编写规范性词典。因为贯彻国家语文规范,群众不可能拿着规范的条文贯彻,只能去查词典,词典把规范的条文都贯彻进去了。所以,一定要编好一本好的规范词典。
曹先擢比李行健大3岁,1932年生,浙江长兴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李行健同班,并同学汉语专业。毕业后留校,曾给王力先生、周祖谟先生当过助手,任中文系总支书记多年。“文革”中同韩作黎同志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1986年调国家语委,任秘书长、副主任,并兼任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古代汉语和文字学等方面,特别是辞书编纂、现代汉字整理与规范等,其特点是以汉语汉字本体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重点。
李行健按吕叔湘先生吩咐邀上曹先擢,一起去了吕先生那里。一进屋,李行健就感到气氛有些严肃,和平日不大一样。吕先生家的客厅里有一个旧沙发,过去到了那里,是随便坐的,这次则不同,吕先生自己先坐在中间,叫曹先擢和李行健分别坐在他的两边。坐下后,沉了沉,吕先生对着李行健说:
“你不是早就想编词典吗？现在考虑到随着语言的发展,总得有新词典来反映语言的变化,随着国家有关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修订和增加,总得有词典来体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有不同规模、不同特色的词典供群众选择。既然这样咱们就编吧。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我看条件基本成熟了,可以做了。”
李行健听后,问了一句:
“您过去不是说咱们不编,让《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修订就行吗“？”唉,别说了。”吕先生有些无奈地说,“我说了几次让他们修订,没人理我这事。”
李行健知道,吕先生已不再当语言研究所所长,在语委当顾问兼语文出版社社长,他的话人家可以不听,但还是问了一句:
“他们为什么不听,修订了不是更好吗？”
“不修订不照样卖嘛,也没人跟它竞争,谁还花时间、花精力去做这事啊。所以说我想了半天还是靠我们自己编一本吧。”
停了停,吕先生又接着说:
“你们准备一下,今年夏天放假时,找一些高校老师、研究所研究人员、专家,最好开一个论证会,论证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怎么编好;第二能不能组织一个队伍。最好到怀柔开吧。”
当即决定,7月在怀柔宽沟开会。李行健和曹先擢建议,由吕先生亲自主持会议。吕先生说:
“会议还是你们主持,我肯定会参加。”
接着,吕先生主动提出:
“我年岁大了,不能长时间看稿,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一条一条给你们看。我只能给你们出些主意,遇到问题可以一起讨论。我就当个顾问吧,你们看怎么样？”
这让李行健、曹先擢颇为惊喜。吕先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主动提出当顾问,毫无疑问,这是对他们的巨大鼓舞和支持。李行健和曹先擢同声说:
“您当首席顾问。”
“首席不首席没关系。”吕先生说,“主要是能帮你们做些事。组织决定,一般会议都不让我去了,但是你们的会议,一定通知我,只要身体许可,一定参加。”
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曹先擢(左一)、李行健(右一)给吕叔湘先生汇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论证会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