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是职业。艺术是爱情。

忠实的爱情而得不到幸福的回报,必定造成一个人最大的痛苦。对艺术充满激情的追求和始终不渝的苦恋一旦失去了成功之火炬的照耀,必定造成一个艺术家的迷茫和绝望。世界上可能成为艺术家的人远比迄今为止各个世纪中的所有艺术家的总和多十几倍、几十倍乃至几百倍!愿他们的灵魂安息!愿我们本世纪中每一个这样的人都百折不挠,奋勇进取,达到成功而不抱憾九泉!

然而副导演葛翔却感到自己的艺术进取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颓废过。他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任何预言家曾向他预言过他可能成为一名电影艺术家。他头脑中从来都没有闪现过成名成家的念头。他甚而可以称为一个没有宏图大志的人。如果说他也曾有过什么艺术野心的话,那就是——穷其才智一辈子导演三至五部影片,争取其中之一能够被公认是一部优秀影片。

当年他就是抱着如此渺小的艺术志向和奋斗目标考进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也是担负着同样的志向和目标来到电影制片厂的。第一年,当场记。第二年,担任杜宣的副导演。但那部影片在拍摄最后几个镜头时,因为触及了“大跃进”年代后期的种种弊端被迫下马了。他为此痛哭一场,伤心的程度像一个新婚燕尔的丈夫突然死去了爱妻。杜宣安慰他:“用不着这个样子!我导下一部影片仍要你当副导演!”杜宣在艺术上素以雷厉风行获得赞誉。他不久便恋上了另一个剧本。分了镜头,成立了摄制组,选好了演员……在即将出外景的前几天,他却因劳累过度,血压升高,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另一位导演承担了摄制任务,也理所当然地委任了另一名副导演。正是:辛辛苦苦一场空,到头来为别人做了嫁衣裳。

杜宣出院后,自愧两次功亏一篑,更觉对自己的助手负疚甚深,迫不及待地进行新的导演筹划。他四处搜罗剧本,终日手不释卷。两个月内他们认真讨论研究了十几个不同题材的剧本,竟没有能够引发他们的艺术感奋之作。他们苦恼,烦躁,郁郁寡欢。某一日,杜宣以手拍案,果断地下了决心:“难能正可图大功,我们自己来写一个剧本!”自编自导一部最适合自己艺术风格的剧本,是杜宣多年来耿耿于怀的夙愿。葛翔毫无保留地赞同,杜宣所想便是他之所愿。他已无形中习惯于这样的思想程式。他们最后确定,要把秋瑾的形象搬上银幕。从那一日起,他们分头查阅资料,搜集素材,讨论结构。夜以继日,耗心沥血,数月过后,初稿脱手。四万余字的初稿,行行页页是葛翔用工整秀丽的仿宋小楷抄写。剧本送审,两人如释重负,精力濒于崩溃边缘。然而命运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冷酷无情地摆布了他们,犹如一只狸猫摆布一只小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令电影制片厂已经投入拍摄和正筹备投入拍摄的影片全部下马。剧本《秋瑾》成了未来得及搬上银幕的“大毒草”。杜宣挨斗,葛翔陪斗。杜宣进“牛棚”,葛翔进“学习班”。杜宣被勒令交代“反动思想”,葛翔被敦促“杀回马枪”。前者,“顽固到底”,不肯忍辱折腰;后者,“死心塌地”,甘愿玉石俱碎。二人被一块儿发配到劳改农场去了。

十三年后他们相继重返影坛,杜宣年已六十有五,葛翔年已四十加四。葛翔的艺术志向既没有膨胀也没有收缩,他渴望独立导片的愿望经过十三年的长久囚禁,更加急切更加强烈了。

社会生活中爱情婚姻上的门当户对,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在电影制片厂。一个锋芒初露的年轻导演往往希图得到某位声誉响亮的大编剧的青睐。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剧本倘若被某名导演选中便会受宠若惊。这一点恰同生活中某些年轻姑娘追求地位很高的老头子这种不正常的婚姻现象是一致的。在今天人们仍盲目崇拜权威或者类似权威的现实中,高傲的艺术女神也难保纯贞节而不趋炎附势,较成功的剧本不可能被奉献给葛翔这样一个至今还没在银幕上显姓扬名的副导演。他既不善于攀附名流,也不善于为铺垫自己的艺术道路进行带有非常规社会性质的多边活动。

在编辑部的来稿堆中,他翻阅到一个已经填写了退稿笺的反映女建筑工程师命运的剧本。

“这个剧本,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他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请求被允许了。作者是一个毫无写作经验的年轻的建筑工人。为了扶持这个小人物的剧本,他几乎把自己骨髓里可能含有的艺术灵感和能量都挤干了。这个精神产品完成的同时,他自身得到了副产品——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终于拿到手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打印本时,葛翔激动之余忽然想到了杜宣,想到了杜宣多年来在艺术上对自己的引导和栽培,想到了自己和杜宣一块经历的那段艺术道路上的厄运和坎坷,想到了杜宣目前的艺术处境:因一时没有抓到理想的剧本,虽壮心不已,却赋闲在家。表面看他的生活不缺少快乐和种种老年人的情趣,实际上他肯定是度日如年,哀叹岁月的流逝,感伤于无所事事。赋闲,也许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是很诱惑人的两个字,但对一个导演来说,则意味着艺术上的停止、僵化、死亡。还有什么别的痛苦会比这种难言的痛苦更大更不堪承受?而自己手中就控制着一个必定能激发起这位老导演也是自己良师的艺术冲动和热情的剧本,却呈递了一份独立导演的报告!葛翔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极端自私的事。自私,即使表现在人的艺术品质上,也是很可鄙的。他深为不安了……

当葛翔向厂长冯之休提出撤回自己那份要求独立导演的工作报告时,冯之休正为那份报告左右为难呢。他认为,剧本是个好剧本,葛翔的要求也正大光明,无可非议。他几乎找不出任何一种理由可以驳回这样的要求。但是要把几十万经费交给葛翔,冯之休可对他缺乏这种信任。毕竟葛翔连一部影片都没有独立导过啊!葛翔主动提出撤回那份报告,正中冯之休下怀。对这位年轻副导演的可贵的自知之明,冯之休当面大加赞赏。葛翔接着提出要与杜宣联合导演,冯之休没说二话,欣然同意。

不料葛翔当天晚上又来到了厂长家里,开门见山地说:“厂长,我考虑再三,认为自己不应该提出与杜老联合导演。”

冯之休顿时不悦,皱起眉头说:“怎么,反悔了?抓到了一个好剧本,就想撇开杜老,自己一鸣惊人,是不是?”

葛翔摇摇头:“不。我认为我没有什么资格与杜老联合导演。我缺乏导演实践,功底浅薄,把我的名字与杜老的名字并列在银幕上,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种虚荣。我不要这种虚荣。我愿意做杜老的副导演。”

冯之休相当意外地看着葛翔,像一只母鸡诧异地瞪着自己孵出来的一只小鸭子似的。半晌,才喃喃地嘟哝了一句:“原来如此……”

葛翔很有把握地以为,完成此片之后再提出独立导演的要求,大概是会得到支持的。在此片完成一半时,他第二次呈递了要求独立导片的报告,并开始为自己物色剧本。直到不久前,他无意中在厂长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份本厂五年内的摄制规划,其中自己的名字被列在五年之内的副导演名单中。他独立导片的希望破灭了!五年啊!五年之后他已经四十九岁了!他郁闷了几天,思考了几天,终于作出决定——调转工作,退出影坛。作出这一决定后的茫然若失比作出这一决定前的矛盾重重更使他痛苦。看样片时,这种痛苦还纠缠在他心头。样片放完,他独自一人凝睇银幕时,思考代替了痛苦。影片还存在着几处艺术上的明显不足,他在思考如何补救……

此刻,在家——更确切地说是在他的单身宿舍里,葛翔仍继续着这种思考。不过思路很难再集中。他至今仍是单身汉,并非由于对单身汉的生活有什么特殊的留恋,亦非由于年轻时条件过高,耽误了青春。从电影学院毕业时,他刚满二十四岁,主动追求他的姑娘不少。但他却拒绝和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谈情说爱,大大伤了好几位姑娘的心。事业心强的年轻人,有谁没失去过爱情上的良机呢?他的岁数刚好符合晚婚规定那一年,“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政治狂澜把他“涤荡”到劳改农场去了。遗憾得很,那十几年中他没有像某些小说描写的那样被一个富有同情感的姑娘爱上。作为一个副导演,他被视为“年轻人”。作为一条光棍汉,他却常常听到这样的善意劝告:“再混几年都是半百之人了,赶紧娶老婆吧!还拖个什么劲呀!”

也许,这就是事业和爱情之间的矛盾论?

他不由地想起一件事,不久前,某国外青年电影代表团来到厂内参观,提出要同厂里的年轻导演座谈并合影留念。冯之休把这项出风头的外交使命指派给了他。厂长冯之休在这件事上考虑不周,只满足了外国朋友们在年龄方面的提议,而忽略了作为艺术同行更重要的一点——单独导过影片没有。

“您,年纪多大?”一位外国女郎,用研究中国古董似的目光盯着他的脸发问。

“四十四岁。”他有些不自然地回答。对方那种目光令他很别扭。

“您,算是一位年轻导演?”

“可以这样认为。不过我还是一位副导演。”他尽量回答得泰然自若,同时环视了一下几位外国朋友,其中年纪最大者看去也绝不会超过三十五岁。他不禁感到多少有点惭愧。

对方——那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拖长音调“噢”了一声,摇摇头微笑着说:“您,已经不应该算为年轻人了!”

当翻译把这句话向他翻译之后,他怔了一刻,郑重地回答:“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记得这是歌剧《星星之火》中的两句歌词,急中生智用在这里,引起外宾们一阵笑声。那笑声是友好的,但却使他很不愉快。

对方又问:“您,导演过哪几部影片。”

“我……还没有独立导过影片。”

“一部也没有导过?”

“没有。”他回答之后,内心感到非常羞耻。

对方摊开双手,耸了一下肩膀,回视自己人,作出惊讶费解的样子,咂舌有声,随后指着自己人中的一位说:“他今年三十四岁,比您小十岁,已经导过六部影片了。”

他心头突然升起一股无名火,用一种不卑不亢软中带硬的语气回答:“小姐,中国有句古话,三十而立,四十成名,五十成家。”

“这样说,中国的艺术人才都是大器晚成的啰?”

“中国有中国的艺术规律。就好像外国有外国的饮食习惯一样。”……

事后,冯之休拍着他的肩膀,不无赏识地说:“小葛,没想到你还这么善于外交辞令!今后凡属这种场合,我一定叫你出面应付!”

他却丝毫未因受到厂长的夸赞而稍微表示出一星半点得意之色。相反,他当时心情很压抑……

回想起这件事,他不禁又自嘲地苦笑起来。有人轻轻敲门,他漫应一声,还未及起身,来者已推门而入,是徐小敏。

“你?有什么事?”葛翔不很欢迎地问。

“能否先请我坐下来?”徐小敏大方地反问,对他这种仿佛要拒客门外的态度毫不介意,目光一进屋就停注在他脸上,似乎再也不打算移开。

葛翔不得不做了个冷淡的“请”的手势,她才不失尊严地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而后反宾为主地说:“那就只好委屈您坐床上了。”

葛翔不禁对面前这个落落大方的姑娘多少产生了一点点敬意。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有何见教的表情,默默地坐在床上,洗耳恭听地瞧着她。

“我想同您探讨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

“我不是数学老师。”

“我也不是要补习的学生。我确信我们的探讨比任何一位数学老师讲解的例题更有启发性。”

“……”

“请问这个电影制片厂每年最多生产几部影片?”

“当前条件下不会超过十五部。”

“有多少导演?”

“导演二十几名,副导演三十几名。”

“据我所知……”徐小敏停顿片刻,咬着下唇,手指敲点着膝盖,像在琴上轻轻弹奏一支什么曲子,沉吟地说,“据我所知,目前导演队伍可按年龄划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的平均年龄当在六十岁以上,在导演意志上他们具有绝对的主动权。第二梯队的平均年龄当在五十岁以上,在导演意志上具有相对的主动权。第三梯队人数众多,平均年龄当在四十岁以上,他们的导演意志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可言,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艺术追求。他们难得实践机会。他们面对的现状是:木鱼少和尚多,抢到手就只管敲。请原谅我的比喻不雅。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拍摄比例由他们去竞争。而他们需要提高的是导演水平并非竞争能力和技巧。这个第三梯队,将是未来支撑中国影坛的主力,您对此种前景大概绝不会比我乐观多少吧?”

葛翔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具体谈到您自己,您在五十岁到六十岁左右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导演,在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之内,如果一帆风顺的话,您有可能独立导三至四部影片。当然,还要看您的竞争能力如何。据我所知,您是个缺乏主动竞争能力的人。请原谅我的坦率。更主要的是,上帝保佑您这十年之内千万别生癌症……对不起!”

“你到我这里来就是要向我说这些话的么?你认为我们这种内容的交谈继续下去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

“我很高兴您终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才接触到我们这次谈话的正题。”徐小敏微微一笑,这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露出那种博人好感的微笑,“生命的活力依赖于新陈代谢,而艺术的发展却在于某一时期内两代人才更替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就电影事业的导演队伍而言,我认为目前形成的恰恰正是两代人的艺术要求互相冲突的局面。”她凝眸对视着他的目光,似乎反问:“您不这样认为吗?”

葛翔没有立刻做出赞成或者反对的任何表示。这个姑娘在他面前如此坦率如此彻底地敞开自己思想的门窗,使他感到是一种信任。信任对人是最高的奖赏。但是对她以那种不容别人置疑的论断式的口吻提出的问题本身,葛翔暗自承认,他却从未认真思考过。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他已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并且很想听她继续讲下去。

“我要从这种存在着明显冲突的人才更替过程中,探寻到一种自然的、和谐的、彼此适应的节奏。我认为我已经探寻到了这种节奏——只有某些人在艺术愿望上的自我抑制才能达到这一点!这些人应被看作艺术品格高尚无私的人!”她脸上又呈现出那种“您不这样认为吗?”的表情。

“自我抑制?”葛翔喃喃反问,接着苦笑了一下,自嘲地说,“我已经这样做了。”

“哦?什么意思?”

“我已打报告调离电影制片厂。你所谓的那个第三梯队中,从此可以减少一个竞争者了!”

“真的?不!我不因此而认为您是一个艺术品格高尚的人!”徐小敏倏地站了起来,“艺术上的自我抑制对老一代可敬,对您这一代可悲!可怜!我到您这里来,原希望得到您的支持,以我们的谈话内容为观点合写一篇文章。现在看来,您真叫我失望!”

“我劝你还是不要写这样的文章,更不要打算发表。因为,你也许会触犯……”

“谢谢您的劝告!我的性格是,一经决定要做的事,便努力去做!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罗贝托·马西里尼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相信还有比思考更为叫人快乐的事,而且我深信不疑,如果能把这种快乐给予他人的话,那么它就会飞速地传播开去。’我很欣赏这句话。对了,这是我的录音机,这里录下的一些谈话内容对您也许有点价值。不过事先声明,是我在汽车上暗中录下的……再见!”

她连手也没跟他握,匆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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