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再次到来
在釜山一家远离市区的饭店里，汤尼·雷恩代表英国《声与画》杂志就电影中的一些问题与我进行讨论。这是一次疲倦但颇为愉快的访问，远离电影节的喧闹，我们把焦点投注在电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当窗外的大海潮声渐起之时，我们的交谈也渐近尾声。不知为什么，关于电影的交谈往往容易使人陷入伤感。为了摆脱这种情绪，汤尼话锋一转问我：你认为在未来推动电影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业余电影的时代即将再次到来。
这是我最为真切的感受，每当人们向我询问关于电影前景的看法，我都反复强调我的观点。这当然是对所谓专业电影人士的质疑。那种以专业原则为天条定律，拼命描述自己所具备的市场能力的所谓专业人士，在很久以前已经丧失了思想能力。他们非常在意自己的影片是否能够表现出所谓专业素养，比如画面要如油画般精美，或者要有安东尼奥尼般的调度，甚至男演员脸上要恰有一片光斑闪烁。他们反复揣摸业内人士的心理，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有外行之举，不要破坏公认的经典。电影所需要的良知、真诚被这一切完全冲淡。
留下来的是什么？是刻板的概念，以及先入为主的死抱不放的成见。他们对新的东西较为麻木，甚至没有能力判断，但又经常跟别人讲：不要重复自己，要变。
事实上，一些导演对此早有警惕。我想早在十年前，基耶斯洛夫斯基反复强调自己是个来自东欧的业余导演，并非一时谦逊。在他谨慎的语言中有着一种自主与自信的力量。而刚刚仙逝的黑泽明一生都在强调：我拍了这么多电影仍未知电影为何物，我仍在寻找电影之美。
本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评委、日本导演小栗康平不无忧虑地说到，过去十年间亚洲电影的制作水平提高了很多，已经基本上能与世界水平看齐，但电影中的艺术精神却衰落了很多。而前香港国际电影节选片、另一位评委黄爱玲则说：“在高成本制作的神话背后，是文化信心的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中，釜山国际电影节加强了对亚洲独立电影的关注。十二部参赛电影多为颇具原创性的新人新作。而电影节本身，也因这样的选片尺度而受到全球的瞩目。短短三年时间，釜山电影节已经让东京影展逊色几分，个中原因不问自明。
“金融危机中的亚洲电影”成为本届釜山影展关注的焦点，在经济的原因之外，好莱坞的全面入侵、全球统一的时尚趋势，都使亚洲各国的民族电影面临考验。在为《小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说到了韩国一打开电视，看到了和在北京看到的一样的卫星电视，感到一种失望。再过几年，全亚洲的青年都在唱同一首歌，喜欢一样的衣服，女孩子化一样的妆，拎一样的手袋，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坚持本土文化描述的独立电影，才能提供一些文化的差异性。我越来越觉得，只有在差异中，人类才能找到情感的沟通和位置的平衡。全球同一的时尚趋势，会使世界变得单调乏味。随后我强调，总是在电影处于困难之时，总是在电影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总是在文化信心不足的时刻，独立电影以其评判与自省的独立精神、不拘一格的创新力量从事着文化的建设。
于是我说，业余电影的时代即将再次到来。
这是一群真正的热爱者，有着不可抑制的电影欲望。他们因放眼更深远的电影形态而自然超越行业已有的评价方式。他们的电影方式总是出人意料，但情感投注又总能够落入实处。他们不理会所谓专业方式，因而获得更多创新的可能。他们拒绝遵循固有的行业标准，因而获得多元的观念和价值。他们因身处成规陋习之外而海阔天空。他们也因坚守知识分子的良心操守而踏实厚重。
在这些人中，有《筋疲力尽》的戈达尔，也有身处《黄金时代》的布努埃尔。有罗麦尔，也有被拒绝在电影学院门外的法斯宾德。波兰斯基曾经说过：“在我看来整个新浪潮电影都是业余作品。”而这位高傲的专业人士不曾想到，正是这些天才的业余作品给电影带来了无穷的新的可能。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那么今天呢？你很难说流连在盗版VCD商店的人群中，出现不了中国的昆汀·塔伦蒂诺；你也很难说有条件摆弄数字录像机的青年里出现不了当代的小川绅介。电影再也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专有，它本来就属于大众。在上海，我曾同一批电影爱好者有过接触，这些以修飞机和制作广告为生的朋友，也许会为未来的中国电影埋下伏笔。我一直反感那种莫名其妙的职业优越感，而业余精神中则包含着平等与公正，以及对命运的关注和对普通人的体恤之情。
原载于《南方周末》（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