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山路长长
——我与湘西的故事
一
离开我的故乡湘西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五十年岁月沧桑，星转斗移，炎凉冷暖间，人已非昨日之人，事更非昨日之事。就说我，当年离开家乡时一个初涉世事的懵懂少年，如今已经华丝白染。当年一起戏耍玩闹的小伴小友，今天已有作古之人，令你不能不感慨人生苦短。几乎眨眼间，数十载岁月已化作烟云般飘飘而去了。
然而，不管十年数十年过去，我的故乡湘西依然如故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她永远是那般模样——奇峭的群山笼罩在一片细雨流云的蒙蒙之中，山由此像着了浓浓墨色，青翠变得墨绿；万溶江依然静静流淌，绕过墨绿的山峦，悄悄地淌过我曾经生活过的乾州小城；小城依然静悄悄的坐落在万溶江边，数十载过去，青石板铺就的小街依旧，飘散着一股淡淡松木清香的小木楼依旧。数十载过去，家乡的一举一动都时时牵挂着我的心，魂牵梦绕。常常是，梦中醒来，不觉枕上湿染，追忆着梦中情景，飘渺之中，忽远忽近，若近若离。
最近，家乡人给我捎来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我的家乡湘西著名的历史遗迹——被誉为“中国南方长城”的“湘西边墙”引起了我的家乡及许许多多关注湘西开发建设的人的注意。这的确是件好事，对我家乡经济文化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说到“湘西边墙”，我的话不能不多一些。
湘西古来为多民族聚集之地。苍茫大山之中，汉、苗、土家、回、白等民族许多年来生活劳作在这块土地上。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封建统治阶级挑起和利用各民族间一些并不十分要紧的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统治目的，久而久之，激化了民族矛盾，原本民族间的纠纷逐渐变成了难以调和化解的深厚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从而也导致了一些少数民族兄弟一而再的举事、起义、造反，以武力抗争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苗族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尤为激烈。封建统治阶级将之称为“苗乱”。一次“苗乱”，自然导致封建统治阶级一次残酷血腥的镇压，又为再一次更大更广泛的“苗乱”埋下了祸根和伏笔。家乡的秀美山河，由此变成了不止不休的民族武装冲突和民族仇杀的血腥战场。久远不说，自明清以来，有历史记载的“苗乱”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就有数百次之多。没有列入史册的，更是不计其数。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是无从统计。残酷的镇压并没有将少数民族的反抗精神镇压下去，相反，所谓的“苗乱”愈演愈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最为头疼的事。因此，从明朝万历年（1615年）开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和防范少数民族的反抗，开始修筑“湘西边墙”。
作者重返童年生活过的湘西洪江小镇。
“湘西边墙”位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和吉首市境内。其起点是与贵州省铜仁交界的湘西凤凰县亭子关，沿山历涧蜿蜒曲折，至湘西吉首市马颈坳镇团结村喜鹊营止，长度近五百华里。“湘西边墙”在近石处用石砌筑，远石处则使用土石混合修筑。“湘西边墙”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的历史遗物，但其本身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意和初衷。“湘西边墙”及其周围的军事设施与其核心——凤凰古城、乾州城构成的军事防御体系，有力地保护了凤凰古城和乾州城及其所辖产粮区的安全。这个军防体系具有重大的军事价值，与北方的长城防御体系相比毫不逊色。它的独特之处就在这个军防体系中，“湘西边墙”周围的大量军事防御设施起主要军事防御和反击作用，“湘西边墙”则主要是起疆界作用，兼及部分军事作用。它为我们研究古代的军事布防体系，军事设施种类、结构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一条数百公里长的“边墙”蜿蜒伫立在湘西的土地上，再加上设在“边墙”周围的炮台、哨台、碉卡、屯堡、城堡，组成了一道在当时颇为杀气腾腾的军事防御体系。封建统治阶级满以为一道巍巍“边墙”，便会将少数民族兄弟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压迫的不屈抗争化为乌有，其结果恰恰相反。数百年过去，“湘西边墙”经受风雨侵蚀已破败不堪，而湘西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情谊却一天天加深。到今天，“湘西边墙”除作为历史遗迹载入史册之外，还起着帮助我们认识历史价值的作用。湘西的各民族人民已经水乳交融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亲如手足。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我深知“湘西边墙”的历史和研究价值。研究“湘西边墙”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作用，以及它对军事技术发展、军事建筑工程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其价值不可估量。
作为一名湘西的儿女，一道饱经风雨、战乱、流离的“边墙”，也勾起我无尽的回忆。吉首的乾州小城正是我度过童年和少年大部分时光的地方。那时侯，对生活在离乱和贫困中的我来说，在残破的“湘西边墙”捉小虫、玩游戏，也是孤独生活中难得的乐趣。“湘西边墙”饱经战乱和风霜雪雨，我的童年和少年也如同“湘西边墙”，饱经着风雨、战乱和流离。
二
我降生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出生半个月后，父亲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就开始了艰难险阻的伟大长征。我是在父亲的马背上、在母亲的怀抱中、在许许多多曾经为我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红军战士的手中，经过了风餐露宿的长征路，才到达了延安。
到达延安之后，父亲率领的原红军第二方面军（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驻防在延安以南的一个叫庄里镇的地方，我母亲在中央军委机关做宣传工作，父亲和母亲分住两地。父亲率领部队驻防在距延安近二百公里的庄里镇，母亲就留在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当时的陕北，古来即为偏远贫瘠之地，土地贫薄，交通不便，物产匮乏，商贸凋零。要养活它的百姓已属不易，更何况突然间涌来了数万人的红军队伍，这支队伍又是经历了艰苦卓绝长征道路的红军，没有任何后勤保障，没有给养，甚至可以说缺衣少食的队伍。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母亲带着我在延安更是不容易。母亲当时的一位直接领导在战斗中负伤留下了残疾，许多东奔西跑的工作自然而然就落在母亲肩上，比如下部队去农村搞调研、开展工作等等。那时候延安根据地也在初创阶段，许多基本条件都不具备，除了紧张的日常机关工作之外，母亲还要经常背着我下部队下农村，艰难情况可想而知。我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开始了我的成长道路。
从父亲、母亲的口中我知道，我很小就因为食物短缺营养缺乏而长到二三岁时，还跟一棵细小的“豆芽”似的，不及人家正常情况一岁的孩子，父亲那样一个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面前无所畏惧的硬汉，也难过得落下了眼泪。他说过，我们带着这个孩子走过了最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延安根据地再有个三长两短就太可惜了。父亲回庄里镇后就屡次给中央打报告，希望把我接到身边抚养。庄里镇靠近关中平原，生活条件相对比延安好一些。父亲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我从此来到父亲身边。
作者三岁时在延安。
来到父亲身边，父亲先是将我托付给一个保姆带养。这个保姆也是经历了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她先前在被服厂工作。这个保姆照料我很精心，我只记得，保姆的脸上有块疤。以后父亲又将我寄养在一户当地的开明绅士家里。幼小的我，对那一段生活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当父母亲后来讲起时，才能勾起对一些生活片段的凌乱记忆。在延安时，母亲曾短期请人带养我，带养我的那户人家用一根小绳子拴在我的腰间，于是，我只能整天在炕上爬来爬去。我还记得，跟父亲在庄里时，我寄养的那家主人把我抱到父亲的司令部门前，一松开手，我便颠着小脚丫步履不稳的朝里面跑去。跑去找到父亲，父亲不论是在开会还是在谈要紧事，总会把我抱在怀里，坐在他的膝头上。到了吃饭的时候，父亲会很耐心地一口一口喂我。在当时，父亲人到中年只有我这一个子女，其眷眷亲情和一腔疼爱可想而知。
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不长不短的一段时间。这也大概是我在离开家乡湘西之前最安稳的一段日子。到了父亲身边，生活条件有所改观，却没有根本的变化。地域的贫瘠，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封锁加在一起，红军时生活依然是艰难困苦的。我营养不良的病没有治好，又发展到了浮肿和“大肚子”病。父亲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好在当时有位姓付的开明绅士将我接到他家养病。这姓付的绅士我只记得大家都叫他付胖子。付胖子心眼好，且会一些中医医术，在付胖子的精心照料下，我的一条小命才保住了。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沉重的军务和公务压在了父亲肩上。父亲所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作为抗日主力部队，开赴抗日第一线。这个时候，父亲身边的我已经成了父亲的负担。父亲在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做出了决定，把我送回原籍抚养。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后，父亲的旧部秦光远和瞿玉屏来到父亲身边。
秦光远、瞿玉屏与父亲交往已久。秦光远是贵州铜仁人，而瞿玉屏是父亲的湘西老乡。早在“南昌起义”父亲担任二十军军长时，秦光远就是父亲所部的二师师长，瞿玉屏早在“南昌起义”之前就是父亲手下的一个团长。“南昌起义”之后，父亲的部队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散，秦光远跑回了家乡，瞿玉屏远走避难，十多年来流离失所，浪迹天涯，后来与人合伙做起了买卖。父亲和秦光远、瞿玉屏交往很长，感情更非同一般。当得知父亲在陕北的消息后，秦光远和瞿玉屏又投奔父亲而来。他们当时投奔父亲的目的就是想参加抗日。父亲为此给中央军委打了报告，由于种种原因未获批准。既然这样，父亲对我有了新的想法。父亲跟秦光远和瞿玉屏商议，决定由他们二人把我带回湘西老家抚养。这样一来解脱他作战和工作的负担，二来，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在一个较为安稳的环境中生活成长，能有一口饱饭吃，能有书读，能把病治好，这就是当时父亲寄予我的最大愿望了。
做出这个决定后，父亲把我和当时父亲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给了秦光远、瞿玉屏。他们带着我辗转多地，回到了湘西老家。也是从这一天起，我离开了疼爱我的父亲、母亲，小小的我从此踏上一条充满着艰辛和苦涩，混合着人生百味的生活道路。
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作者即将被寄送给别人照看，临行前，母亲给作者穿鞋，作者愁容满面。
三
离开了陕北，离开了父亲、母亲，秦光远和瞿玉屏带着我辗转回到家乡湘西。
秦光远的年纪较瞿玉屏大，还有家室之累，他自己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家境并不很好。瞿玉屏当时没有孩子，只有个妻子相伴生活，经商有年，手头也有一些积攒，在当时可以算是盈实人家。当时，秦光远和瞿玉屏商议之后，就由瞿玉屏带养我。我就跟着瞿玉屏生活。瞿玉屏是湘西永顺人，我因此回到湘西老家。当时，我称瞿玉屏为伯伯，称他的妻子为伯母（姆妈），瞿玉屏出于对我父亲的敬重和友情，并没有一味坚持我们以父女相称，尽管这在当时的湘西是极其危险的作法，一旦外人得知我是赫赫有名的“贺胡子”的女儿，我的小命不保不说，瞿家也难逃厄运。有一次，查户口的警察就起了疑心，一再追问瞿玉屏为什么跟自己的女儿不以父女相称，瞿玉屏只好编排说，有算命先生给他算过，父女俩命中相克，因此不能叫他爸爸。
瞿玉屏自打“南昌起义”跟父亲失散后，潜回了湘西老家。为了生计，也为了躲避当时镇压革命的“白色恐怖”，他开始经商做买卖，在当时的安江纱厂供销社当了经理，经营布匹生意，间或也做些其他买卖，桐油紧俏就往桐油产地收购再销往各地，药品缺乏了就做药品生意。湘西当时盛产木材，经营木材生意也是瞿玉屏的一宗较大的买卖。
瞿玉屏人极好，不抽烟不喝酒。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五毒”习气俱不沾染。他办事快刀斩乱麻，很有一副男人的气派。瞿玉屏也善交往，平时常常接济落难或困顿的友人，在他交往的人当中口碑很好。瞿玉屏过世后没有安葬在他的家乡永顺而是安葬在乾州，而且安排我和瞿家迁居乾州小城，也是因为瞿玉屏在乾州有许多故交好友可以给我一定的关照。这都是后话了。当时我寄养在瞿家，还记得每天早起，总见瞿玉屏在练习武功。练完功后用过简单的早饭，便步行去供销社上班，早出晚归，生活很有规律。一个商人，却懒于应酬，与左邻右舍关系甚好。我印象里，他永远是笑眯眯的模样。
瞿玉屏为人正直正派，五官端正，体态魁伟，办事利索。他的家庭却是不幸的。瞿玉屏是包办婚姻又没有孩子，大概是因为此，瞿玉屏的妻子长年有愧疚心理，慢慢学会了用大烟来解忧消愁，久而久之，就有了很厉害的烟瘾，生活也完全变了模样。她每晚吸食大烟要到后半夜才睡，过中午才起身。于是，她中午吃的是早饭，晚上吃的算一天里的午饭，吃完饭又躺在榻上抽起来，直到夜深人静，没黑没白，日子完全颠倒过来。醒来的时候就见她抽烟，不抽烟的时候就睡着，一天里就是过这样的日子。在我的印象里，我的这位被称为伯母的养母，除了要出门还知道梳洗打扮一下，其他时候，简直就可以说是“人不人，鬼不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