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年
对于一个光辉灿烂的名字，只要略加思索就足以产生大批回忆录、秘史或叙事诗之类的著述。关于拿破仑的这类著述已经问世。一读这类著作，我们真不知应该惊讶那些作者的厚颜无耻呢，还是奇怪读者的宽容大度。但事实上，当代人的传记多半是诓骗，而一个伟人生前的史传不是颂词便是讽刺。
后世子孙对于拿破仑的评价当不至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众说纷纭。在未来的时代，对于他灿烂辉煌的历次凯旋的缅怀会大大减少，但他的六十次胜仗给全欧大家庭带来的祸患将会同时被忘却。他的征战和攻略将只能从其后果来估价；而他的政策则只能以他创立的各项制度的实用性和持久性，以及是否能同他所处的时代谐和来估价。
有人要问，是不是他不可能选择一种不像战争那么痛苦而壮观，却更须以智慧引人注目的行业；他宁肯要随伟大的军事荣耀俱来的声誉，却不要为人类幸福做出巨大贡献所带来的名望，虽不那么辉煌但更称人心愿的名望，这话究竟对不对呢？
公正估量他功绩的史家总有一天会出现。至于我本人，我甚至不敢妄想为他作传的荣幸；我只不过要在下文叙述我对这位杰出人物所知道的一切——我耳闻目睹并且保存了大量札记，因而自信知道得很透彻的一切。我称他为杰出人物是颇具信心的——他全凭自己的力量攫取了对一个伟大而文明的民族的独断统治权，打了那么多胜仗，征服了那么多国家，把一顶顶王冠分发给自己的家族，册立一批国王，又废黜了一批国王，自己几乎成了欧洲最老的君主，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人物；这样一个人不能称为凡人。
读者可别指望在这部回忆录里读到标志拿破仑伟大生涯的全部事件的连贯综述或每次战役的详情。历次战役早有许多著名人士予以详述，他们才是能够胜任的人。非我亲身耳闻目睹的以及没有正式文件可资佐证的事情我都不讲。
拿破仑·波拿巴于1769年8月15日生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他的姓氏原来写作Buonaparte，但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期间他舍弃了那个u，只不过是为使拼法与读音相符并缩短签名。有人说他瞒了一岁年龄，他生在1768年。这话不对，他屡次告诉我，1769年8月15日是他的生日；我又是生在同一年的7月9日，年岁相差无几似乎增强了我们在布里恩军校的融洽和友情。
拿破仑是科西嘉贵族阶层代表、贵族夏尔·玛丽·德·波拿巴及其妻莱蒂齐娅·拉摩琳诺的次子；他们兄弟五人：约瑟夫、拿破仑、吕西安、路易和热罗姆；姐妹三人：埃利兹、卡罗利娜和波利娜。还有五个想必是夭折了，因为我们听说他母亲共有十三个孩子，三十岁便成了寡妇。
波拿巴无疑是出身名门的人。我见过他得自托斯卡纳的关于他家谱的可靠记载，大部分写的是逼他家族离开意大利，避难科西嘉的国内纷争。关于这点我没有什么可以叙说的。他父亲很穷，他自己也是靠公费受的教育，许多体面的家族都曾享受这项利益。拿破仑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呈交当时的陆军部长德·塞古先生的一份备忘录陈诉道，想排干盐沼的花费，以及耶稣会教士非法剥夺他的继承权，让他的家产减少了。这份备忘录的目的是请托委任年方十四的拿破仑为少尉，并请求让他第三子吕西安进入布里恩军校为官费生。部长对备忘录的批复是：“只要他的次子留在布里恩军校，所请便碍难允准。兄弟二人不能同时收入军校。”拿破仑年满十五岁时即被送去巴黎坐等入伍年龄来到。
关于波拿巴童年的传闻很多，而且可分为态度相反的两类：有热情颂扬他的，也有极其荒谬地责难他的。这对那些凭借天才或其他有利境遇擢升到同胞之上的人是常有的事。力图在婴儿身上找出重大罪恶或崇高美德的萌芽是荒唐的。对于那些编造者出于仰慕或痛恨之情而用种种美德装饰他或把各种罪孽堆于他一身的故事，他往往报以开怀大笑。不过我还记得一则被添油加醋公之于众，因而多数读者都很熟悉的逸事。
1783年至1784年的那一冬特别令人难忘，因为大雪纷飞，封闭道路，铺盖山野，积雪深达六英尺至八英尺，拿破仑为不能从事他一向最喜欢的那些户外娱乐和僻静地带的散步而深感无聊。游戏时间他别无消遣，只能混在同学群中，同他们在一间宽大的厅堂内来回散步。为摆脱这种单调乏味的踱方步，他想出一种新花样鼓动全校去玩：在大院子的雪里扫出通道，建立碉堡，挖掘壕沟，垒起胸墙，等等。“我们的工程完成了，”他说，“大家可以分成两股，演习一种围攻，这种新游戏是我发明的，所以由我来指挥进攻。”同学们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倡议，立即实行。这次模拟战斗持续了十五天之久，直到我们用掺进了沙砾和卵石的雪弹使许多学生，围攻的和被围攻的，都受了重伤，游戏才停止。记得我自己就吃了这种子弹很大的苦头。
波拿巴和我的友谊从九岁时开始。我们很快就变得亲密无间，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在1784年他从布里恩军校转到巴黎军校之前，我一直享有这亲密和友谊。我是那些最能适应他冷酷严厉个性的少年伙伴之一。他天生沉默，老是沉思被占领的科西嘉，再加上少年时期获得的自己国家不幸的印象，使得他寻求独处，他日常的举止也变得不讨人喜欢，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实际并不如此。我们同岁，因此在同一班学习语文和数学。热切的求知欲让他上学之初就显得超群出众。他刚进军校时只会讲科西嘉方言，但这个环境已经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当时的副校长杜布衣，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和优秀的语法学家，负责拿破仑的法文课。他这名学生充分报答了老师的关切，在很短时间内还额外学完了拉丁文初级教程。但是他对拉丁文甚为嫌恶，以致十五岁才上到四年级。我在拉丁文课上很快超过了他，但数学课我从未能赶上他，据我看，他无可争议是全校最擅长数学的。我时常帮助他做拉丁文作文和翻译；他则以帮助我做数学题回报，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敏捷机灵使我惊异不已——但他对于作文和翻译非常厌烦。
在布里恩，波拿巴黝黑的肤色（后来被法国的气候大大改变了）和锐利精细的目光，以及对老师和同学谈话的风度，都显得与众不同。他说话几乎总是没好气的样子，他肯定是不善交际的。我想这或可归咎于儿时的家庭不幸和故土被强占在他头脑里造成的印象。
学生轮流应邀去同校长伯东神父共同进膳。一天轮到波拿巴享受这项恩典，同桌有些教授知道他崇拜帕欧里，故意在言谈中露出对帕欧里失敬之处。“帕欧里，”波拿巴答道，“是个伟人，他爱国。我永远不能原谅我父亲，当过他的副官，竟会同意科西嘉并入法国。他应该与帕欧里共命运，随同他倒下。”
一般说来，波拿巴不讨同学的喜欢，他们也不去奉承他。他几乎不同他们交往，极少参加他们的娱乐。自己的故乡归属法国似乎使他心神不宁，他因此避开同学们那些兴高采烈的活动。不过我几乎老是同他在一起。游戏时间他躲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籍，特别好读波里比阿和普鲁塔克的著作。他翻阅阿利安的著作兴味盎然，但对昆杜斯·克提乌斯可不感兴趣。我常把他留在图书馆，自己投身伙伴们的运动。
这位科西嘉少年饱受同学们的嘲笑，脾气丝毫未改。他们老喜欢取笑他的名字拿破仑和他的故乡。他常对我说：“我一定要尽我的全力整治这些法国人。”我多方劝解他时，他就说：“你可从不侮辱我，你是爱我的。”
我们的数学教授巴特劳德神父非常喜欢波拿巴，他满有理由为有这样的高足而自豪。他在其他教授的班上成绩平平，他们也就没有注意他。他没有兴趣学习语文、典雅文学或美术；校中那帮学究看不出他会成为学者，往往认为他是个蠢材。大家常说他在布里恩受到严谨而完善的教育；但这话失实，因为那时修道士还无力进行这种教育。我必须承认，现在那些流传甚广的传闻和我在军校受到的贫乏教育，对于我恰成痛心的对比。我惊讶的倒是，那样的学校居然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能人。
波拿巴固然没有什么理由说他的同学们好，可也不愿告发他们；每逢轮到他查看他们玩忽职守的情况时，他宁可自己投入禁闭也不去揭发犯错的人。
波拿巴一生中完成的伟大业绩已经够多，无需再去夸大那些假托的童年奇迹。我如果说他是个平常的孩子，那是不公正的。我从没有认为他是平凡的。正相反，我必须声明，在一群竞争者中间他是个非常杰出的学生。
我在他的某些传记故事中读到，大约十四岁时，有一次他参加宴会，席间有人颂扬蒂雷纳，一位女士说他当然是位伟人，但如果他不曾焚烧普法尔茨，她会更喜欢他。“如果焚烧对于他胸怀的目标是必需的话，”拿破仑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的确是一句妙语，可惜只是虚构的故事。波拿巴十四岁是1783年，他那时在布里恩，我们没有朋友，更不曾同女士们交际。
波拿巴进巴黎军校时是十五岁两个月。我和他乘坐双轮马车陪他到塞纳河畔诺让，彼此依依不舍而别。直到1792年我们才再次会面。这八年中我们始终通信，只是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走红运（而在他擢升之后有人说，这在他青年时期已有征兆了），所以这段时期他写给我的信件我一封都不曾保留，回信后当即毁掉了。我只记得他到巴黎约一年之际写给我一封信，提醒我履行在布里恩许下的诺言：同他一起投军去。我像他一样并同他一起通过了为进炮兵服役所必需的科目。为了以实习补充理论之不足，1787年我甚至去麦茨三个月。不料，1778年德·塞古先生发布的一项奇怪条例规定，愿意享受为国王和国家服役的荣誉的人，纹章盾上至少须有四个贵族职位以说明所需的才能。我母亲曾听说我们家有过的贵族职位不下十来个，便立即起程去巴黎找宗谱纹章局的道尼先生，呈交我出生前六星期故世的父亲的专利证件。她说，1640年路易十三曾颁赐贵族证书给福韦勒·德·维蒙特，因为后者在1586年曾冒生命财产的危险保住了勃艮第若干地区顺从国王；而他的家族从十四世纪以来一直担任地方高官。这一切都不错，但是据查，那个贵族证书不曾及时在国会注册，要补救此一疏漏，我们须交一万二千法郎酬金。我母亲拒绝交付，这件事就此搁置下来。
到巴黎军校后，他发现整个学校是那么富丽奢华，当即向副校长伯东呈交陈诉书。他指出这种教育制度是有害的，完全没有打算去达到每个贤明政府必定期待的目标。他埋怨生活方式对于“清寒士绅”而言过于奢华和娇养，不利于他们日后回到质朴的家庭或者适应军营的艰苦。他们仆从成群，前呼后拥，正餐两道菜，还有马匹和马夫，这一切都应取消。他建议强制他们做些个人生活琐事如洗衣服等，让他们吃为士兵制作的粗面包。他还说，戒酒和有节制地饮酒会使他们体格壮健，经受得住四时寒暑，不怕战阵疲劳，并能促使手下的士兵尊敬和服从他们。这是拿破仑年方十六时讲的道理，时间证明他自己从未背离过上述原则，设立在枫丹白露的军校便是明证。
拿破仑生性好动，眼光敏锐，有意见总是侃侃而谈，公开发表。他在巴黎军校未能久留。他的上司气恼他性格的果断，提前了他的考试期限，等到炮兵团有一名少尉出缺就把他递补上了。至于我自己，我于1787年离开布里恩，既因上述原委参加不了炮兵，便于次年带数德·蒙摩朗先生的介绍信前往维也纳，想在当时驻奥地利朝廷的法国大使馆谋求差事。跨入外交界以后，德·诺阿伊先生劝我去一所德国的大学，修习国际法和几种外语。因此我便前往莱比锡。
我刚到莱比锡，法国革命就爆发了。唉！合乎时代要求并为开明而头脑健全的人所向往的合理改革，同随之而来的整个国家的颠覆和毁坏，以及玷污了法兰西史册的累累罪恶完全是两回事。
1792年4月我回到巴黎，又会晤了波拿巴，重叙了少年时期的友情。我不走运，他也正在大倒其霉；他的智谋也时常背弃他。我们一无金钱，二无职业，像两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理所当然的那样消磨时光。在这方面他比我还要窘迫。我们每天都着手某项新计划，守候某种有利可图的机会，但两人都一事无成。这段时期他向陆军部长谋求职务，我则向外交部钻营。我暂时算是两人中较为幸运的一个。
正当我们这样全无进展地虚度光阴时，6月20日到来了——这是8月10日事件的悲惨前奏。我们相约在罗亚尔宫附近圣奥诺莱街的一家餐室会晤。出来时我们看到大批暴众向市场方向逼近，波拿巴估计有五六千人。这是一群无赖恶棍，随带五花八门的武器，迅速拥向杜伊勒里宫，一边用不堪入耳的话大声咒骂。这批暴徒似乎由郊区居民中最卑贱最放荡的人组成。“我们跟这批贱民走。”波拿巴说。我们比他们先一步，在临河的阳台上占了个位置。在那里他目睹了随后发生的一幕幕丑剧；他被激起的惊骇和愤慨之情也委实难以形容。他说，这样的怯懦和忍让是不可原谅的；等到国王头戴一名暴徒刚给他戴上的小红帽出现在面向庭院的窗口时，波拿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疯了！”他大声呼喊道，“他们怎能放进那个坏蛋？他们为什么不用大炮轰掉他四五百人？那样其余的马上就会逃散了。”
我们坐下来进晚餐时，他颇有见识地谈论这场弹压不住的暴乱的前因后果。他预见到并且敏锐地洞察了随后发生的一切；在这方面他没有看错。8月10日很快到来了。至于我本人，在6月20日之后不几天已接受了驻斯图加特公使馆秘书的任命，于8月2日去上任，直到1795年才再见到我那年轻热忱的朋友。他对我说，我的离去将促使他提前去科西嘉。我们分手的时候似乎感到后会的希望颇为渺茫。到悲惨的8月10日以后，波拿巴再访科西嘉。他到1793年才回来。
我不在法国期间，波拿巴以营长身份打了他的第一仗，在攻占土伦时立了大功。对他生平的这个时期我没有亲身了解，因此不能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述。科西嘉内战中拿破仑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在帕欧里将军麾下服役。那次内战结束后帕欧里一直侨居英国。法国革命一爆发，他就为科西嘉有希望重获自由而高兴。他来到巴黎，作为历经考验的自由之友受到称赞和接待，被任命为故乡科西嘉岛的长官。有一个时期他的施政颇为贤明和得体。但当革命向前推进时，帕欧里同其他大部分聪明人一样，满足于由几名首领任意裁决一切，而不是按法律和符合理性的自由行事；公开宣称他嫌恶日益增长的雅各宾主义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引起的骚动和流血景象，因而被国民议会斥责为法兰西的敌人。由拉库姆、米歇耳和萨利切蒂（他是国民公会中的科西嘉代表之一）指挥的一支远征军被派去褫夺他的官职；帕欧里号召他的同胞拿起武器保卫他和他们自己。
正当这时（1793年），波拿巴向团里告假回科西嘉探望母亲。同他熟识的帕欧里多方设法把他网罗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但是波拿巴深信科西嘉地方太小，难以保持独立，势必要归法国或者英国统治；而归顺法国倒更符合地方的利益。所以他谢绝了帕欧里的一切提议而献出他的剑去为萨利切蒂服务。他被临时任命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他接受的第一次军事任务是攻占阿雅克修附近一个叫作托来·迪·卡比泰罗的小堡垒。他攻下了堡垒，但是随即就被围困在内。他和守军英勇抵抗了一阵，曾一度靠吃马肉活命，最后甘愿撤出小堡逃往海上。这时英国政府开始援助帕欧里，亲法派的目的一时似乎无从达到。波拿巴一家被逐出科西嘉，母亲和姐妹们先逃难到尼斯，以后又去马赛，有一段时期他们备尝亡命和贫困之苦。拿破仑又回到团里。他已选定法国作为祖国；而且说实在的，他对自己家乡似乎很少或者简直没有什么感情。
如上所述，波拿巴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发生在1793年夏季。法国国王已于那年1月21日被处死；其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公会向英国宣战。事实上，同样残酷和暴虐的谋害国王之举已使欧洲各国君主联合起来反对革命事业，在法国国内也引起了强烈反对。法国在地中海上的大港口和军火库土伦的市民怀着伤感情绪，把英国和西班牙舰队的士兵请上海岸来，参加他们的抵抗并且守卫他们的城市。因此联合舰队的两国司令占领了土伦，一支英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混合部队准备防守当地。在港口和碇泊处大约有二十五艘战列舰，市内还有海军和陆军的各种大仓库，因此土伦的叛离被革命政府视为头等灾难。
此事发生在有“恐怖时期”之称的那段时间，虽然政府什么也没有，但抵抗外来侵略的精力却表现得十分充沛。有两支军队迅即向土伦进发；经过多次战斗，攻取了市镇后面丘陵地带的各条通道，终于包围了该城，于是一场著名的围攻战开始了。
围攻先由不中用的纨绔子弟卡尔托指挥，他过去是画家；后来改为当过医师的懦夫多佩，两人都十分无能。当波拿巴带了炮兵指挥委任状出现在司令部时，卡尔托还没有撤换。据说他的受任是由于萨利切蒂的私人关系，但是他在军校得到的成绩优良证书可能更有作用，再说，他在拉费尔团里那么些年，要说没有得到某几个上司的赏识也是不大可能的。不论到底怎么回事，卡尔托对他的接待可说是傲慢的。卡尔托身穿挂有金带的军服，大模大样地踱步，说无须他来相助，不过欢迎他来分享自己的荣誉。
围攻土伦期间，拿破仑在敌人炮火下构筑炮台，因事起草公文，征求能够动笔的人。一个名叫朱诺的年轻军士跳了出来，靠在胸墙上记录下他口授的话。刚写完，一发炮弹落在朱诺身旁。霎时间尘土弥漫，遮住了他和周围的一切。“好啊，”这位士兵笑着说，“这下子我们可以省下沙子了。”这种冷静的乐观很讨波拿巴的喜欢，他两眼注视这个人。朱诺日后成了法兰西元帅，即阿布兰特什公爵。
拿破仑到来后，在博瑟找到了司令部。大家正忙着准备火烧土伦碇泊场的联军舰队，第二天这位炮兵司令就随同总司令迪戈米埃一起去各处巡视炮台。使他吃惊的是，一座配备六门二十四磅炮的炮台设置在距奥利乌尔谷山口四分之一里格处，离英舰还有三个射程，离海岸还有两个射程，谷特多尔的志愿兵和勃艮第团的士兵正在全力炮轰这一带所有的乡间农舍！他对此惊异不已。炮兵司令最关心的是召集当地在革命形势下被解职的大批军官。六星期后，他已能聚集、组织和供应两百门炮及全副装备。加桑迪上校被任命为马赛军用建筑器材厂厂长。各炮台向前推进，布置在海岸最有利的地点，这样效果极好，有些大舰被轰掉了桅杆，一些小舰被击沉，敌舰被迫放弃了那个碇泊处。
炮兵司令花了一个月时间周密侦察了战场，熟悉了每个局部的地貌，提出了最终攻陷土伦的进攻计划。他认为在当地环境中，要塞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方案全都无用；据他的意见，正规的围攻战毫无必要。
一句话，他宣称完全不必向土伦推进，只需占领他提出的阵地，即巴拉聂和厄吉利特两岬的顶点；这个阵地是他个把月以前发现的，他已向总司令指出并保证，如能用三个营攻下来，四天之内准可拿下土伦；从他最初观察到这里以来，英军似已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竟派出四千人登岸驻守。他们砍掉了控制整个阵地的克尔岬上的全部树木，征用了土伦的一切人力直至苦役来保卫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要把那地方变为“小直布罗陀”。于是，一个月前可以不遇任何抵抗轻易攻取的那个阵地，如今必须用重兵进攻；冒险强攻是不明智的，只有构筑炮台，架设二十四磅炮和臼炮轰毁木构肩墙，破坏栅栏，再以密集炮弹猛击要塞内部；用强有力的炮火轰击四十八小时，然后派精兵冲击这座要塞。
法军按照他提出的计划建立了五六座针对小直布罗陀的炮台，为十五门臼炮修筑了台座。还建造了一座配备八门二十四磅炮和四门臼炮的炮台，用以对付马尔博斯克要塞。这项工程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投入的人工完全被橄榄园遮蔽住了，敌人一点没有察觉。
在同马尔博斯克这个重要堡垒相距这么近的地方建立起这样巨大的炮台，使土伦的联军指挥官奥哈拉将军大为惊骇。他下令拂晓必须出击。炮台位于军队左翼中央，部署的队伍约六千人，据有鲁日要塞至马尔博斯克要塞一线。这样布置是为了截断一切单独的交通，虽然过于分散，但任何一点都难以有效抵抗。
天明以前一小时，奥哈拉将军率领六千士兵冲出要塞，除散兵遭遇外未遇抵抗，遂使炮台的大炮受挫。
这时总部敲起战鼓，迪戈米埃匆忙集合部队：炮兵司令自己站在炮台背后的小山岬上，那里有他以前建立的军械库。从这个据点到炮台的交通是用通道代替沟堑维持的。他在这里观察到敌军已经列队趋向炮台左右两侧，于是计上心来，率领驻守近处的一营人穿过通道。按照他的计划，他们从荆棘丛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趋近炮台，立即向英军猛烈开火。英军全然出乎意料，竟以为是右方自己的部队出于某种误会而向左面军队开的火。奥哈拉将军连忙赶往右方纠正他以为的误会。他的手中了毛瑟枪弹，被一名军士捉住，拖进通道当了俘虏。英军主将的失踪事出突然，连他自己的部队都不明他的下落。
这时迪戈米埃把他所集合的部队部署在炮台和市镇之间阻挡敌军。敌军当即开始退却。他们被尾追不放，直至要塞入口，溃不成军地退入要塞，竟没顾及查明他们司令的命运。迪戈米埃在此战中受了轻伤。那天表现最出色的是来自伊泽尔的一营志愿军。
迪戈米埃决定对小直布罗陀发起决定性攻击，因此炮兵司令把七八千发炮弹运入炮台，用三十门二十四磅炮轰击要塞。
12月18日下午四时，部队开出营地向塞纳村进发：计划于午夜进袭以避开要塞和中间各据点的火力。迪戈米埃一如既往，亲率先头部队发起勇猛无比的进攻，但是败下阵来。他万分绝望地呼喊：“我是败军之将了。”当时无论从哪一点说，打胜仗都是头等重要的事。因为打了败仗，那个倒霉的将领往往会被送上断头台。
炮火和枪击仍在继续。炮兵上尉米隆，一个英勇无敌、智谋过人的年轻人，对于阵地情况了如指掌。他巧妙地利用上升途径的盘旋曲折，不费一兵一卒便引导部队登上了山。他攻到要塞底角，从一个炮眼冲进去，手下士兵随之而入，竟拿下了要塞。英军和西班牙军的炮兵在他们的大炮边上被杀。米隆本人则挨了一名英军的枪刺，受了重伤。
法军炮兵占领要塞后，马上把炮口转向敌人。
拂晓，法军向巴拉吉耶和厄吉利特进发。敌军早已撤出这两处阵地。法军运来了二十四磅炮和臼炮准备安装到炮台上，并计划在中午以前炮击联合舰队。但是炮兵司令认为炮不能安装在那里。炮台是石砌的，施工的工程师犯了个错误，在正当进口处设置了一座大石堡，距底座较近，只要击中，炮弹便会连同石片碎粒一同弹回到炮手身上。因此他们把大炮架设在炮台后面的高地上，这就要到次日才能开火；但是英国舰队司令胡德勋爵一见法军已经占领这几处阵地，便立即发出讯号，拔锚驶离碇泊处。
接着他去土伦通知：赶紧直接出海，一刻也不能延误。天色阴暗，乌云密布，种种征兆预告，这个季节可怕的里伯乔风（即西南风）即将来临。联军司令部当即开会，一致认为土伦已扼守不住。因此他们开始设法一面把部队撤上船舰，一面把拖不走的法舰焚烧凿沉，并在海军各机关纵火。他们还通告所有居民，愿意离去者可以登上英国和西班牙的舰只。
入夜，要塞被英军炸毁，一小时后部分法国舰队着火，九艘七十四门炮的舰只和四艘巡洋舰或海防舰葬身烈焰。
军火库的烟尘和火焰如同火山喷发，在碇泊处焚烧的十三艘战舰活像燃放色彩绚丽的烟火。烈焰持续数小时之久，把各舰的桅杆和舰身映照得轮廓分明，看去十分壮观。法军目睹这巨额的物质财富转瞬之间化为乌有的场面，心肺俱裂。起先他们唯恐英军炸毁莫尔格炮台，但英军似已来不及干。
随后炮兵司令前去马尔博斯克，敌军已撤离这座要塞。他下令野炮扫射市镇周围的防御壁垒，又以榴弹炮轰击港口，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后来把停在路边炮架上的臼炮安置到炮台上，朝同一方向射击。
在此期间，厄吉利特和巴拉吉耶两炮台向碇泊处的舰只持续开火，重创英舰多艘，使大批载有士兵的运输舰沉没。各炮台火力彻夜不停，拂晓时见到英舰已经出海。上午九点，强烈的里伯乔风大作，英舰被迫避入耶尔河。
攻克土伦的捷报轰动了普罗旺斯和整个法国。这样的胜利原是意想不到的，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因而格外激动人心。
拿破仑因这次战役而闻名，晋升炮兵准将，奉命前去指挥意大利方面军的炮兵部队。迪戈米埃将军则被任命为东比利牛斯方面军总司令。
后来波拿巴一再承认他对母亲恩德的感谢，表示相信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多亏了她早年的训诫；而且居然把这点立为格言：“儿童长大后行为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母亲。”——原注。
巴斯夸·帕欧里（1725—1807），科西嘉政治家、爱国者。
波里比阿（前203—前120），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普鲁塔克（46—125），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希腊罗马名人传》作者。
阿利安（86—146），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昆杜斯·克提乌斯，罗马历史学家，有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著作。
蒂雷纳（1611—1675），法国元帅，战功卓著。拿破仑将其遗体重新安葬在巴黎残废军人院，以示尊敬。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祖先，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曾在蒂雷纳手下服役。
1792年6月20日巴黎人民在杜伊勒里宫前示威。
同年8月10日巴黎市民攻入杜伊勒里宫，中止路易十六王权。
为使布里昂的叙事得以连贯并补足波拿巴履历中这一有趣的部分，我们从他的另一本传记中摘录有关部分。
法国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3.25至4.68公里。
从此段开始到本章结束，摘自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口授的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