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浪漫主义
俄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同样是由西欧传入的，大约在19世纪20—30年代，德国耶拿学派、英国湖畔诗派的文学风格开始影响到俄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初步普及，使得人们日益注重个性的自由释放、情感的真诚表达和对自然的向往，此前俄国文学中所具有的体裁的规定性、语言的等级划分、文学内容上教会式和古典主义式的训诫和劝谕等，都被俄国文学界的有识之士视为俄国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需要指出的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虽然是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直接影响的产物，但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比如，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是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同一年发表的（1831），拜伦去世的那一年（1824），普希金也已经登上了文坛，因此也许可以说，正是借助浪漫主义，俄国文学第一次真正地与西欧文学比肩而立、并驾齐驱了。
在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端处，站立着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这两位大诗人。茹科夫斯基（1783—1852）被别林斯基称为发现了“浪漫主义美洲”的“罗斯的文学家哥伦布”，被公认为俄国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富裕地主，一度在女皇叶卡捷琳娜身边服务，但他的母亲萨里哈却是一位被俄国人俘虏过来的土耳其女子，身为私生子的茹科夫斯基（他的姓氏不来自其父布宁，而是随了一位寄居在他父亲家中的单身贵族的姓），自幼养成了一种敏感细腻、多愁善感的内向性格，这无疑也影响到了他之后的诗歌风格。在莫斯科大学附属寄宿中学学习时，茹科夫斯基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不久，他就开始在卡拉姆津主编的《欧洲导报》等报刊上发表诗作和译作，并在数年后替卡拉姆津主办这份杂志（卡拉姆津则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了《俄国国家史》的写作），为巴丘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等浪漫主义诗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茹科夫斯基可能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先后翻译了包括荷马、歌德、席勒、拜伦、司各特、塞万提斯等人作品在内的大量西方名著，尤其是西欧的浪漫主义作品，因此曾被称为“西方浪漫主义的俄国回声”，为把浪漫主义从西欧引入俄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对西欧作品的“改译”，但这些作品经过他的添加和渲染，却又成了地道的俄语作品。他关于翻译的一些言论，如“散文中的译者是作者的朋友，诗歌中的译者是作者的对手”等，一直流传至今。
茹科夫斯基像（基普连斯基作，1816年）
1804—1806年间，茹科夫斯基应其同父异母的姐妹之邀成为她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可他却爱上了自己的外甥女玛莎·普罗塔索娃，玛莎于1823年去世，这个无法实现的不幸爱情，为茹科夫斯基的一生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哀歌因而也成了其创作中最重要的体裁之一。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曾走上战场的茹科夫斯基创作出《俄国军营中的歌手》一诗，这首颂扬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诗歌不仅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还使他被皇室相中，成为太傅（1826年起担任皇子，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的老师），谨小慎微的茹科夫斯基，却利用这个位置设法帮助过许多遭难的文学家，如赫尔岑、谢甫琴科和普希金等。茹科夫斯基最重要的诗歌遗产，可能要数他的两部故事诗《柳德米拉》（1808）和《斯维特兰娜》（1813）。这两部故事诗的情节都来自德国诗人毕尔格的《列诺拉》，但是茹科夫斯基为故事主人公换上了地道的俄国名字，将情节的发生地也搬到了俄国，更为重要的是，他用地道的俄语抒写出了地道的俄国人气质，营造出了既神秘又恬淡、既温情又恐怖的俄国氛围。《斯维特兰娜》写一位少女在照着镜子算命，突然看到苍白得像死人一样的未婚夫，骑着马来把她带向墓地，女主人公惊吓中醒了过来，却发现自己在算命时睡着了，做了一场噩梦，而就在这时，她的未婚夫又真的归来了。照镜子算命是当时俄国的民间风俗，天真而又忠诚、温情而又忧伤的斯维特兰娜，更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少女形象，长诗发表后不久，茹科夫斯基就获得了“斯维特兰娜的歌手”的别称。
与茹科夫斯基诗歌的幻想性质和缥渺氛围不同，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诗歌则充满着对爱情、欢乐等尘世幸福的由衷赞美，是俄国文学史中所谓“轻诗歌”的代表。生于贵族家庭的巴丘什科夫，年少时受到其表舅、著名的感伤主义诗人姆拉维约夫的影响，在国民教育厅工作时即开始写诗，不过，他感兴趣的并不是杰尔查文那种“响亮的颂诗”，而是抒写内心情绪的“恬静的哀歌”。180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幻想》一诗，后来，他不断地修改、加工此诗，直到1817年才最终“定稿”。他的《忘川岸边的幻象》一诗，最早提出了“斯拉夫派”一词，为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种思想倾向的长期对峙提供了前提之一。1810年，他结识茹科夫斯基和维亚泽姆斯基，三人一同为所谓的“和谐精确流派”，即浪漫主义奠定了基础。在《论轻诗歌对语言的影响》一文中，他对“轻诗歌”作了这样的说明：“在轻诗歌中，读者需要一种可能的完善、表达的纯净、语言的严谨、灵活和平稳；读者需要的是情感的真实，以及对各种最严格的体面的保持。”他生前只出版过一部文集，即《诗与散文尝试》，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后来的文学史家，都将此书当成他创作的集大成者。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一生歌唱尘世欢乐的诗人，自己的生活却非常地不幸，他曾于1807年在东普鲁士身负重伤，之后也一直被各种疾病所困扰，1833年，46岁的他更是彻底精神失常，其生命的最后20余年完全是在亲友们的照看下度过的，他生活不能自理，也认不出任何人来。
巴丘什科夫（作者不详）
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也在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些革命家大多出身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西欧的文化非常了解，文学，尤其是诗歌，往往成为他们抒发理想、宣传革命的手段之一，是他们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诗，是地道的“政治抒情诗”，其中的抒情主人公多为那种呼吁社会公平、甘愿为理想献身的自由战士。十二月党人诗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雷列耶夫（1795—1826），他曾在1812年战争中随军远征西欧，回国后目睹俄国社会中种种不公正现象，反而萌生了用激进手段改变现实的念头，不久成为十二月党人最重要的秘密组织之一“北社”的领导人。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雷列耶夫被判处绞刑。就在这次起义之前不久，雷列耶夫的《沉思》（1825）出版了，“沉思”原为一种乌克兰民间诗歌体裁，主要内容是对历史人物的追忆和颂扬，雷列耶夫利用这一体裁，通过对俄国历史上一些英雄人物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雷列耶夫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是诗人，而是公民。”这句出自他的长诗《沃伊纳罗夫斯基》（1825）的名句，已经成为一句响彻俄国诗歌史，乃至整个文化史的激越之声。
雷列耶夫（油画，作者不详，19世纪上半期）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也是一位重要的俄国浪漫主义大诗人，他出身大贵族，母亲曾是女皇安娜身边的宫廷女官，父亲曾在沙皇保罗一世的军队中担任中将。在彼得堡军校学习时，巴拉丁斯基因为行为不端，被亚历山大一世亲自下令除名，后以列兵身份在军中服役，其间常在彼得堡驻扎，结识了文坛名流，并陆续发表一些诗作，表现出了独特的诗风。其早期诗作的体裁以哀歌为主，但内容却既有关于死亡和悲伤的叹息，也有对生活欢乐的歌唱，普希金因而在《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称巴拉丁斯基是“饮宴和缱绻忧伤的歌手”。巴拉丁斯基晚期创作最重要的作品是1842年出版的《黄昏集》，出版了这本诗集后不久，他携妻子游历欧洲，不幸客死意大利。巴拉丁斯基的诗形式凝练、冷峻，以深刻的内心体验和富有哲理的表达见长，思想的深刻，情绪的专注和紧张，以及理智和情感的冲突，精神和肉体的分裂等，使他的诗在当时就显得很与众不同。普希金在评价他的时候写道：“巴拉丁斯基跻身于我们的优秀诗人之列。他在我们中间是独特的，因为他在思考。他在任何地方都是独特的，因为他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思考，在正确地、独立地思考，与此同时，他的情感又是强烈和深刻的。”巴拉丁斯基的“独特”导致了他在当时的“孤独”，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他只寄希望于“后代里的读者”。到了20世纪，他的诗歌传统经过曼德里施塔姆、布罗茨基等人的“发现”和宣传，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他在俄国诗歌史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