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古典主义
彼得的改革为古典主义在俄国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理性的精神、启蒙的目的和服务国家的志向，这样的文学追求与当时俄国的社会氛围恰好是吻合的。
文学史意义上的古典主义，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因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奉为经典而得名。它以哲学上的唯理论为基础，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包含着内在的规律，文学的目的就是去接近、呼应这些规律，艺术和美的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它在政治上拥护君主专制制度，强调个人及其情感对国家和理性的服从；在艺术上主张严谨的形式和风格，用庄重的体裁表现庄严的主题，史诗、悲剧和颂诗等“高级”体裁受到推崇，戏剧中的“三一律”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则，作品中的人物也多为一些具有理想色彩和献身精神的类型化形象。
俄国古典主义无疑是从西欧传入的，彼得的改革欲使俄国的一切都看齐西方，其中自然也包括文化和文学，法、德等外国语在俄国贵族阶层的普及，去除了俄国文化和西欧文化之间的屏障，从彼得时期起不断派往西欧的俄国留学生，有许多人在归国之后都开始了文学创作，这都为古典主义文学进入俄国铺平了道路。俄国古典主义与法国和西欧的古典主义文学基本相似，但是，俄国古典主义的出现毕竟稍晚，此时的西欧已经开始了启蒙运动，可以说，古典主义是和启蒙思想一起进入俄国的，这就使得俄国的古典主义与西欧的古典主义有了某些差异，其最为突出的两个特点，就是俄国古典主义诗人创作中较强的讽刺意味和抒情气质。这一时期的俄国诗人不仅采用所谓的“教谕诗歌”、“哲理抒情诗”和“颂诗”等标准的古典主义诗歌形式，同时也诉诸“讽刺诗”、“寓言”等“低级”体裁，因为他们肩负着改变世风、教育大众的社会使命；弘扬公民精神的“贺拉斯体诗歌”是俄国大多数古典主义诗人的热衷，但也有一些诗人如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等，偏好歌颂生活欢乐的“阿那克瑞翁体”，因为他们还胸怀着抒写个性、张扬自由的时代义务。
从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俄国古典主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涌现出了康捷米尔、赫拉斯科夫、苏马罗科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冯维辛等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
康捷米尔（1708—1744）是摩尔达维亚大贵族的后代，3岁就随父来到俄国，他虽然自称为“发展不久的科学之不成熟的果实”，实际上却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精通多国外语，彼得的谋士普罗科波维奇、历史学家塔季舍夫等都是他的好友，他常年在伦敦、巴黎担任外交使节，与孟德斯鸠、伏尔泰等西欧文化名流都有交往。康捷米尔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他的9篇讽刺诗所奠定的。康捷米尔说：“我所写的一切都出自公民的义务，我在抨击一切危害同胞的东西。”因此，虚伪、虚荣、懒惰、贪婪，甚至连贵族的寄生生活、社会的不公正，都成了他抨击的对象。他的讽刺诗引起了民众广泛的关注，同时也招来了统治阶层的不满。他长期驻外，数次要求回国都未获准许，最后客死巴黎，他的经历被后来的文学史家们解释为一种特殊的流放。
康捷米尔（版画，作者不详）
康捷米尔之后，在彼得的女儿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当政时期的18世纪40—60年代，文坛上最重要的两位诗人是苏马罗科夫和罗蒙诺索夫，这两位诗人风格不同，苏马罗科夫的诗具有古典主义的“明晰和朴实”，罗蒙诺索夫的诗则比较复杂、华丽，但他们的诗都体现出了“对理性语言之教育作用的信仰”。苏马罗科夫（1717—1777）出生于大贵族家庭，是俄国贵族中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和诗歌的第一人，他将文学视为教育贵族阶级、提升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途径，试图运用一切诗歌体裁来影响整个社会。俄国文学史家古科夫斯基曾说，苏马罗科夫“说他自己是俄国新文学的创建者，他绝对不是在自吹自擂”。他创办杂志，介绍西欧文学，同时创作了大量各类体裁的作品。苏马罗科夫在当时赢得了大量追随者，这些团结在莫斯科大学出版的一份题为《有益的消遣》杂志周围的年轻诗人，被称为“苏马罗科夫派”，由于这批诗人的头领是赫拉斯科夫（1733—1807），该派又被称为“赫拉斯科夫派”，其成员有瓦西里·迈科夫、阿列克赛·尔热夫斯基、伊波利特·鲍格丹诺维奇等。
罗蒙诺索夫
罗蒙诺索夫（1711—1765）是俄国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身贫寒的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抵达了那个时代科学和文化的顶峰。他生在俄国白海岸边一个文盲农民家庭，一位识字的邻居教他识字，激发起了他的求知欲望，19岁的他步行来到莫斯科，进了那里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即后来的莫斯科神学院），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被选派到德国马尔堡大学留学（1736），5年后回国，之后毕生都在俄国科学院工作。罗蒙诺索夫在物理、化学、天文、冶金等方面都有科学建树，也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则是由他的诗歌创作和诗体改革所奠定的。罗蒙诺索夫的诗是典型的古典主义诗歌，受到伊丽莎白女皇恩宠的这位“宫廷第一诗人”，每逢节日庆典都要献上一首颂诗，其诗形式华丽，情绪庄严，《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是此类诗歌的代表作，由于每年都要写，题目相同，只好在题末注明“1742、1747”等字样以示区别。较之于其诗歌创作，罗蒙诺索夫在俄语诗体方面所做的改革，对于俄国诗歌之后的发展而言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诗歌一样，俄语诗歌中也存在着格律诗和自由诗这两大种类的诗歌。俄国古代的口头诗歌大多是没有严格格律的“自由诗”。大约在17世纪中叶，西梅翁·波洛茨基根据波兰诗歌的特点为俄语诗歌制定了以音节多寡为基础的“音节诗律”，并相应的写出了许多合乎规范的诗作，为俄语格律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由于俄语不像波兰语，其单词上的重音位置是不固定的，因此，从波兰引进的这一格律似乎不大适应俄语，于是，在1735年，与罗蒙诺索夫同时代的大诗人瓦西里·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9）发表了《俄语诗歌简易新作法》一文，建议在俄语中采用注重重音的“重音诗律”，即重音在诗行中的有规律分布。数年之后，罗蒙诺索夫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俄语诗歌格律，他在《论俄文诗律书》中给出了一种最适合俄语表达习惯的诗体：重音—音节诗律，即在诗行中给予音节和重音以同样的考虑，从而使俄语诗歌格律更加科学、严密，同时也丰富了俄语诗歌的表现力。作为一位名垂俄国历史的人物，当今俄国城市的许多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根据他的倡议于1755年创办的莫斯科大学，也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戏剧是古典主义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之一，而在18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冯维辛（1744或1745—1792）也许是最为杰出的剧作家。冯维辛有德国血统，他的姓氏过去常被写作“冯·维辛”，直到1917年后才被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写成“冯维辛”。冯维辛担任过当时的外交大臣潘宁的秘书，他与潘宁一同写作的《论国家必需之法律》（1782）一文，提出了限制君权、倚重贵族的政治思想，这篇被称为“潘宁政治遗嘱”的政论文，虽然长期遭到查禁，却被视为整个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文献之一。冯维辛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就是《旅长》和《纨绔少年》这两部喜剧。《旅长》（1769）描写都市贵族的盲目崇外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滑稽场面，很具有朗诵才能的冯维辛，曾在彼得堡的沙龙中朗诵此剧，一年后该剧又被搬上舞台，剧中的台词被人们广为传诵。《纨绔少年》（1782）写外省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想让突然获得大笔遗产的养女索菲娅嫁给自己的儿子米特罗凡（“纨绔子弟”就是指他），而索菲娅却在舅舅的帮助下最终嫁给了她所爱的青年米隆。通过这个爱情故事，冯维辛把启蒙贵族和保守贵族间的矛盾突出出来，进而展示并抨击了俄国农奴制的现实。冯维辛的戏剧遵从“三一律”等古典主义原则，人物无名无姓，或用“旧信仰”（索菲娅的舅舅斯塔罗杜姆）、“畜生”（普罗斯塔科娃的弟弟斯科季宁）等寓意化的姓氏，表现出了类型化的特征。但是，剧作家所表现出来的针砭现实的态度，却为后来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了先河。冯维辛的喜剧让人捧腹，他的戏剧语言机智幽默，但是，他的喜剧绝不是为了搞笑，而是在表达他因社会和人的不完善而生出的深刻忧伤。
冯维辛在皇太子的沙龙里朗诵︽旅长︾
杰尔查文（1743—1816）早年因为那部歌颂女皇的《费丽察颂》（1782）而博得叶卡捷琳娜的欢心，曾担任女皇的秘书。之后，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视为俄国诗坛的第一小提琴。他被公认为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位“带着微笑向帝王谈论真理”的叶卡捷琳娜时代诗人，其诗歌中已经开始出现某些新东西，即后来被称为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基因，他的诗更具抒情性，形式上也更加自如一些，忧伤、痛苦、孤独等常常成为他的诗歌主题，他将康捷米尔的讽刺诗传统和罗蒙诺索夫的颂诗传统合为一体，同时扮演着宫廷歌手和公民诗人的双重角色，他的创作，构成了18—19世纪之交俄国文学之转折的一个标志。
杰尔查文肖像（勃罗维科夫斯基作，17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