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萧红和她的小伙伴们
进入女中的那段日子，是萧红过得最惬意的时光。她遇到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大家在一起玩，一起学，一起向着各自的理想进军。当时，萧红分在一年级四班。入校时班上学生四十几人，但是真正上完学业的仅有其中的半数人，到了毕业时也就仅剩20人左右，大多数都中间退学或回家结婚了。当时，和萧红同班的同学有刘俊民、沈玉贤、徐淑娟、徐薇、迟伯昌、林楚芳等，班长是郭淑媛。
在同学的眼中，初中时代的萧红是沉静的，不太爱说话，沉默的时候居多。据同学刘俊民回忆，萧红是这样的：“中等身材，圆圆的大脸盘，浓浓的黑头发，两个很粗很粗的大辫子，垂得她仰着脸。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很沉静，平时不太爱说话。”
萧红和刘俊民算得上是很要好的朋友，大家都是由外县市考入的学生，所以都是在校内住宿的，大家平时都很相互照顾。另外，在哈尔滨市里的同学是可以走读的，比如徐淑娟。当然，离校远的也可住校，比如沈玉贤。
在校期间，发生了很多趣事，这也增加了萧红的人生阅历。同时，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谈起萧红与鲁迅先生的缘分，就不得不说起一个人，那就是萧红的国文教师王荫芬。这个教员是鲁迅作品的爱好者。萧红一向喜爱文学，在老师的引导下，她在三年学业生涯中把学校图书馆里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著作逐一拜读了一遍，其中有《野草》《呐喊》《彷徨》《伤逝》《女神》《星空》《复活》《猎人日记》《屠场》《娜拉》等。
当然，萧红本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学生，对新奇的事物好奇心很重。所以，她和朋友们也看了不少校方禁止的通俗小说。据当年的同班同学徐淑娟回忆，“我成了全班写恋爱信的‘大秘书’，除张乃莹外，全班同学凡给未婚夫写的信，几乎都来请我‘润色’或‘审稿’。”为了提高写恋爱信的水平，她们看了不少张资平、叶灵凤的小说。冰冷的校规在青春萌动的少女面前，无声地融化了。
1930年，萧红在女中校刊上发表了《吉林之游》，文中提道：“以前，我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为什么在北山上却你争我吵了？啊！原来是爬山爬累了！”此时署名为“悄吟”。据沈玉贤回忆，这笔名就是那时开始用的。问她为什么？她淡笑不语，大家想是：“悄悄地吟咏吧！”
可以说，当时的萧红已经是女校里的才女了，她总有一些奇思妙想，时常在学校的校刊和黑板报上发表散文和诗歌。据张秀琢回忆，曾亲眼“看到过她中学时期的作文簿。全册都是用毛笔书成，封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她的名字”。这样的才气，是萧红从小就养成的。
校园生活是相对平静、单调和封闭的，这与萧红活泼俏皮的性格又有着茅盾。再加上萧红住校，她的活动空间更是狭小，只有课堂、宿舍、操场、图书馆和食堂等极有限的活动范围。这显然无法满足她的玩心，呆板枯燥的生活，完全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她和小伙伴们在女中就作为特立独行的一群人，想尽办法让生活变得有趣，表面沉默不语的萧红和她几位好同学被人称为“调皮的一群”。更为突出的是，她们为了表现出“男性化”，特意将头发剪得极短，有时为了表现得有个性，还刻意做出有违校规校训的事。在课堂上，也少不了与教员争执。
当时，她们给教员起了绰号，就连校长都被说成“孔寡妇”“孔大牙”等，她们的手工课教员也被戏称为“老鸭子”。不仅如此，有一次，她们在手工课堂上故意不完成刺绣作品。被问及原因时，大家义正言辞地说，是教员的思想不对，说女红是女子的必修功课之一。她们认为，那是过去的说法了，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追求自由，主张男女平等，女子不一定要在家做衣服、烧饭。最后，虽然大家都被批评了，也罢课了，但是这群女孩子却自得其乐。她们敢于反抗封建思想，她们新潮，她们追求民主自由，她们是新时期的五四青年。
还有一次，大家在上公民课时，老师照本宣科，枯燥无味。结果，众人都没了兴趣，就在课堂上给教员挑错。最后惹得课堂鸡飞狗跳，教员没法教学下去了。这是一群那样俏皮的女孩子，她们风趣幽默，她们既大胆又真诚，她们敢于挑战权威，也勇敢地捍卫心中的信仰。在平静的女校里，正因有了萧红她们这样一群任性率真的女孩子，才显得生机勃勃。
尽管平时表现出顽皮的一面，但是在国难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毫不退缩。她们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1928年冬，萧红经历了生平以来第一次反帝学生运动。一切还要从1927年6月说起。日本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首相，在东京召开策划侵华的“东方会议”，张作霖在日方诱逼下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草案），由日方贷款修建长春至大赍、吉林至五常等五条铁路干线。“五路”一旦修成，就与“南满”“中东”两线贯通，日本可迅速沿线占领东北三省，直达西伯利亚。尽管已经签署了条约，但是张作霖没有立即行动，而是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时机。
1928年6月4日，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乘张学良刚主政东北，威逼其践约。消息传开，延边、奉天、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地相继掀起反日护路示威，反帝情绪空前高潮。
11月5日，哈尔滨市两千余名大中学生上街游行。游行队伍里也包括萧红和她的伙伴们。后来，萧红在《一条铁路的完成》中用生动和幽默的笔调，描述了他们参加示威游的情形：“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都已变成严肃的东西，无论是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的叶子的街树。”
萧红和同学们是一群热血战士，她们为自己的家国，声嘶力竭地呐喊。让我们用心聆听，那样一群女学生在战火纷乱的年代里，既悲哀又愤怒的口号声：“我们要国家主权！”“我们决不当亡国奴！”
为期三天的学生爱国运动最终被镇压，那五条铁路还是修成了。但是，这次事件却让萧红和伙伴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军阀的卖国行为有了更具体而深刻的认识。她们不再是一群与教员争执，违反校规的淘气孩子。那是平生第一次直面国难国耻，她们的眼界与情怀都扩大了，装的不再仅仅是自己，而是家国。她们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哲学以及人生的诸多问题。萧红与伙伴们在今后的日子里也时有来往，她们的友谊在女校里生长，并且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