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为什么淡了

◎郑劲松

或许，任何文化都有此消彼长的时空，即使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春节，其年味，也自然而然地淡了。在“ e时代”的强大洪流中品味年味，不可名状地平添了一种文化的感伤，我们只好也必须理性地接受。

如果来自农村，那么，大多数人会认为，相对而言，老家的年味应该比城市要浓烈一些。但也普遍感觉到，这年味同样淡了。那，我们到底缺失了什么？

我以为，年味之味，连同其他传统文化的意味，最主要的是仪式感的缺失。淡了的，不是情感，而是附着其上的仪式。

父母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平日再忙，或者路途再远，春节，还是要回家去那么几天。父母自不必说，亲戚邻居，大多一年半载也就这几天能够圆满地重聚，这恐怕已是春节最后也是最浓烈的意味了。

之所以难忘那些“土生土长”的仪式，那是因为单从氛围上讲，各个地方因为“文化”被发掘的“政绩”意识和“商业”价值，其实反而远比以往热闹，各种庙会、晚会、游园以及文化活动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但人们依然感到冷清，何也？因为原生态的那种仪式被普遍丢弃。过度包装的任何形式永远不能取代那种仪式，热闹不能驱散心灵的冷清。或许，这才是文化繁衍的密码。

年近半百，在城市忙忙碌碌快三十年，回家过年，或许已有一丝仪式感。我岳父和我母亲数年前去世，夫妻双方各自有父亲和母亲依然留守完全不同方向的四川富顺与重庆云阳，只能年前一家年后一家地两边跑，在有限的假期里尽尽孝道。虽然地域不同、风俗有异，但那种“过年”的仪式同样已荡然无存，不由得无可遏止地想起童年来。

儿时的老家，过年真是一系列仪式的集中上演。农历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农耕文明——“柴火灶”的乡下，年节是从这一天算起的。重要仪式是敬灶神。因为过了当晚，灶神或者“灶王菩萨”就要上天庭过年，汇报下界工作。主妇们会趁机向灶王讨好。晚饭后，母亲收拾停当，洗漱沐浴，仪式就开始了。她在灶头点上香烛，烧些纸钱，在灶前磕头作揖，口里还念念有词，大意是：请灶神把好事传上天，坏事就多包涵；也求灶神保佑家人平安、六畜兴旺。如果子女在读书，母亲会求菩萨保佑考个好学校云云。从这晚起，虔诚的母亲还会在每晚熄灯前，用上好的菜油为灶神点灯，一直点到正月十五——等待灶神归来。第一晚，母亲还会在灶头摆上瓜果、自己做的米花糖等素食，待灶神“享用”之后，就分给孩子们吃。这记忆尤其温馨。

另一个仪式便是打阳尘，干干净净过新年。时间是腊月二十三至除夕，最晚不能超过除夕，乡亲们会看黄历选个吉日。全家老小齐上阵，爸妈带着我们打扫屋里的灰尘，包括灶屋的烟尘全部打扫一次，屋里平日没用的坛坛罐罐、杯盘碗碟也全部搬到院坝里清洗一次。现在想来，应是清洗后好用来正月里待客。那是儿童们最容易参与的仪式，当各家各户把蚊帐洗了，撑在院坝晾晒时，便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谁家的蚊帐弄倒在地，屁股难免被打上几巴掌，但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儿歌中唱道：“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那时的过年，如此令人期待。所以，仪式感说穿了就是一种期待感。

最令人期待的当然是大年初一早上。大清早，爸爸会去井里“买水”，照样是先在井边上点上纸钱、香烛，说一些吉利话，再打起一担水来，还要在井边地头扯上一两株乡下叫作“蛤蟆叶”的草，丢在水桶里带回，倒进缸里。一直到初二，有的人家直到初五，家里的生活用水，一律不准倒掉，必须先倒在桶里留着。因为这水，就是全年的“财运”。初一早上，没有吃饭之前是不允许说话的。怕孩子们醒来管不住嘴说出犯忌的话，母亲会事先准备好小饼干或芝麻糖等，我们一醒来，就往嘴里塞上一颗，吃了东西，就可避免犯禁忌。所以，所谓文化的仪式感就是一种禁忌，禁忌实质上是一种敬畏。

这样一想，我们就知道圣诞节为什么风靡全球而不衰。圣诞老人、圣诞树等不就充满仪式感吗？可我们曾有的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仪式呢？仪式不存，年味自然也就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