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的胜利

耐心的胜利

父亲去世多年了,每到清明,总会想起父亲的一些往事。我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多,他是个忙人,儿时,我一直在学校住校,后来又在母亲的流放地大凉山,陪着母亲在那里读完中学。把我召回到父亲身边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张报纸。1966年初夏,北京大学抛出了陆平,南京大学抛出了匡亚明,于是省城的省报头版以几乎一版的篇幅,点名批判在大学当校长和党委书记的父亲。大段的声讨文字中流露了这样一个信息:走资派叶某某被愤怒的革命师生包围,工作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免于一死。就这样,我赶回省城,来到父亲身边。

还记得见面的情形。在被抄得几乎一无所有的家,我等候从批判会回来的父亲。父亲推门进来,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黑圆口布鞋,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黑帮分子叶某某”。“来啦!吃过饭了?”父亲一边打招呼,一边把高帽子脱下来,放到门边,又把胸前的“黑帮分子”牌子挂在衣帽架上。我们这次见面,是经过工作组批准的。父亲以写交代材料需要为理由,从抄家的物件中要回了四十多本工作笔记。大概他早有思想准备,这四十多本工作笔记,在被抄走前都用毛笔在封面上编了号。父亲把它们交给我带走。见面不到一个小时,父亲说:“时间到了,你走吧。”然后胸前挂上牌子,把纸高帽扣在头上,往门外走去。突然,他转身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吧?十八岁了!大人了,哦,我在你这个年龄都当团政治部主任了。”父亲淡淡地微笑着,推门出去。这曾是个家,但现在这个家空空荡荡,父亲不能住家里,在学生大楼里被三个学生看管同住。我也不能住这里,武斗开始后,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常常有人朝这里打枪。出门前,我数了数墙壁上被重机枪打出的弹孔,正好有十八个打穿进屋的孔,十八个,和我的年龄一样。

省城武斗越来越升级,军管会把各厅、局和各大学的“走资派”集中在锦江宾馆办学习班。不久就传出医学院的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的消息。听说其中一位还与父亲同住一室,大白天正写着材料,推开窗就一头栽了下去。听到这消息,一连好几天我都围着锦江宾馆散步,我希望父亲万一也推开了窗,会看到我。我希望他活下去。

连连发生跳楼事件,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上面叫各单位派人把自己的“走资派”领回去。我早早骑自行车赶到宾馆门口守候,看到有的开着小车把人接走,有的是派人和家属一道来接人。父亲的那个大学造反派威猛,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贴满“打倒”“砸烂”的大标语,车帮上架着高音喇叭。来者不善。一群造反派,拥着父亲出来,刚迈出大门,立即反扭父亲双臂,按着头,哈着腰,按倒在卡车驾驶室顶棚上,大喇叭狂喊乱叫,大卡车疾驶而去,我一路紧追,追进大学的校医院。

我没见到父亲被打的情形,只见父亲牙齿脱落嘴角出血和浑身青紫的伤痕。一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中年医生,抬手递给我一张诊断书,上有一行检查结论:长期缺乏锻炼所致劳损。这个医生的这张薄纸,让我明白父亲的处境。大学在城西郊区,距城区六七里路,校门前是一条省道,因而学校是造反派扼守省城的要地。学校变成了“军事据点”,校门口堆满沙包工事,持枪的武斗队员日夜站岗。父亲被关押在学生宿舍大楼里,同房有三个造反派大学生同住,24小时值守。要把父亲从这样的地方救出来,是件难事。我为此找过军队“支左”当局,也找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均无任何结果,有点同情心的也就说出一句:“现在这么复杂,只有家属自己想办法。”

大学的一位中年女老师,找到了一位姓张的工人帮助我,此人在部队当过侦察员,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位姓黄的技术员。讨论产生了一个长达数月的计划,主要实施者是我和父亲两个人。

我每周从城里到城郊的大学去看望父亲两三次,骑自行车,背一大包食品和必需的日用品。每次进校门,武装人员都要检查所带的东西。进到宿舍楼,通常都有人与父亲同在屋里。每次我都带四份食品,给父亲一份药品和咸菜、水果,给那三个同屋的学生点心和水果。开始他们推却,界线划得清楚。我就把东西放在桌上,等我一走他们也就乐得享用。次数多了,当我的面他们也就吃起来。除了送食物,我每周还要给父亲剪一次头发。用推剪给父亲推出短发平头,不在乎样式好孬,剪完了,父亲用手抓一下,头发剪短后抓不住了,说一声:“行了!”上批斗会,揪不住头发,要少遭许多罪。

我的努力目的是让父亲保持与外面的联系,而父亲的努力目的是用耐心争取一个逃走的机会。

和看守的学生关系得到了改善,父亲就提出每天早上到锅炉房打开水,顺便也散步放风在校园里走一圈。原先是每天下午出去放风走一圈,每次都有一个看守陪着,后来改成早上六点起床上锅炉房打水同时放风散步。看守者睡不成懒觉了,不乐意。多说几次、多吃几次我带来的东西后,他们同意了。

秋天的六点钟,天已经亮了,走一圈回来,正是吃早饭的时间。天天不变,清早六点准点起来,天色一天比一天暗,天气也越来越冷。终于有一天轮值陪同者不想起床了,父亲独自一人,照常去锅炉房打水,然后提着热水瓶沿着校园围墙走一圈,七点前回到住处,东方才泛出鱼肚白。校门有人站岗,父亲不可能走出去。天没亮也没有人注意有个“走资派”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默许变成习惯,打那以后,早上起床后没有人跟着父亲了。六点出去,七点回屋,正点正常。

十一月的一个夜晚,工人老张和我,住进了学校墙外一户人家中。早上五点,我俩推着自行车,来到校园围墙外一道小铁栅门等候。雾气浓重,寒意透心,上下牙不禁时时打战。六点半时分,父亲走到了小铁栅门前。我把一架小竹梯从铁栅间塞进去。父亲把竹梯搭在围墙上,爬上围墙,又抽起竹梯递了出来……成功了!从秋到冬,就为了这一刻!工人老张骑车在前面开道,我努力稳住神,两条腿直哆嗦,一咬牙蹬动了车子,父亲坐在后架上,拍了一下我的背,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沿着小道冲进了浓浓的晨雾中!

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一次成功,这是耐心取得的成功,耐心做那琐碎、乏味、刻板的小事,因为有爱,因为有信心……

201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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