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半生
大学生活
我前面描述的都是大一时期的生活，现在我来说大学二年级之后的生活。
《少女时代》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读大学一年级时的作文汇集而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个星期都写一篇文章。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将它们整理出版，直到《淑女报》的主编有一天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我当时以功课繁忙为由，婉转地拒绝了他，但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我听到他这话时，吃了一惊，问道：“啊！你是如何知道这些事的？”
“哈哈，我就是干这个的啊！”那位主编带有几分得意地笑着说。
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需将学校的作文稍加润色，就可以成为杂志需要的稿子，这做起来非常容易。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惑，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不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可是越往后写，我越觉得棘手了。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当我收到杂志社发来的电报，例如“请立刻将下一章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说明”等等时，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就这样，我认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他正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这事。听了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完美的印象，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这样，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才思敏锐、感情丰富。对我来说，他既是好朋友，又是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我碰到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咨询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没有梅西先生帮我的忙。
前面曾经说过，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求学时，觉得最大的困扰就是没有盲文书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分配。当时，课外作业都是由莎立文老师用手语来逐字逐句地告诉我的，所以我经常要学习到深夜，而其他人此时此刻早已进入梦乡了。
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书写盲文，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导我该如何学习，所以我常常会跟不上进度。
红十字会如今已为盲人出版了几千册盲文书，盲人可以读到许多的书。而我当时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也不到30本，所以对我来说，每一本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来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自己在阅读盲文书籍时常常会想：“现在我即使不用别人的帮助，也可以独自学习了。”这样我就会觉得非常欣慰。
在学习方面，我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文学和历史。这一点或许和我早先的生活经历有关，因为在进大学之前，我就接触过许多优美而富有想象力和知识性的文章。因此，我对这些课程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表现十分良好。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庆幸不已。
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自己没能和大学时代的教授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对我来说，大多数教授的讲课就像留声机一样，只能是机械性地听讲。虽然院长布里吉斯教授家就在我的边上，但我从没有主动去拜访过他。就连给我的毕业证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我也一直没有机会见。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和别人不一样，因此我不能顺畅地和班上的同学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来与我沟通。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如果我不是因为必须在学习上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以至于感到很吃力的话，我想我的大学生活一定会像其他同学一样多姿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一个朋友家去玩，但最后我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一条叫托马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虽然这条小狗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它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时一副驯服乖巧样。当我伸手摸它时，它高兴得猛地摇摆着尾巴，还低声欢叫着。
“啊！托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我们就把它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吧。”朋友们说。
托马斯伯爵在我身边直绕圈子，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
等托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觉得‘费兹’这个名字怎样？”这话刚说完，托马斯伯爵好像完全赞同似的，兴奋地在地上连翻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条小狗带回了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宇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楼房的后面有一个大花园，房主在花园中全种上了三色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因此屋子里总是充满了花的香味。
每天早上，那些穿着鲜丽衣服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摘花朵，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期间，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讲师，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是菲利浦·史密斯先生，他现在担任华盛顿国立地质调研所阿拉斯加分所所长，他的夫人蕾诺亚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立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立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并带我到教室去。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他一度是我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后来他和莎立文老师结婚了。
那时候，我们常常一口气走十多里的乡村小路，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结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在寒冷的冬天夜晚，我们会租一辆有蓬马车，到处随便溜达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到野外尽情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中喝着香浓四溢的咖啡，或者吃一顿美味可口的夜宵。我们的生活就像神仙般快乐。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刨根问底。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对社会上的邪恶势力、黑暗面非常看不惯，大家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是构建理想的乌托邦而已。青春的光彩如此璀璨，令人不敢直眼逼视，那种毫无畏惧的精神也确实令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是3月，风还非常猛烈，把我的帽子都吹跑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我们也是徒步出门，忽然半路上下起了瓢泼般的大雨，我们几个人只好钻到一件小小的雨衣下躲雨。到了5月，大伙儿相约到野外去采草莓，空气里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4年的大学生活眨眼间就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毕业典礼。当时曾有报纸报道过毕业典礼中的我和莎立文老师，其中还有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条消息：“这天，毕业典礼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立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主持人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所有的大学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因此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立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道都是一派胡言。那天来的嘉宾并不像记者报道的那么多。事实上，专门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只有五六个。最遗憾的是我母亲因为生病而未能出席典礼，而且校长也只是作了例行演讲，他并没有特别提到我和莎立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的“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因为莎立文老师的遭遇而打抱不平，他们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气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给莎立文老师颁发学位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也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那家对毕业典礼夸大报道的报纸还说，连杉的房子是波士顿市政府送给我的，那里不但有宽敞的院子，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和莎立文老师住的怎么是那么豪华的房子呢？事实上，那是一栋很早以前就买好的老旧农舍，它四周有7英亩田地，它们被荒废许久了。莎立文老师打通了挤奶场和存放陶器的储藏室，使之成为一个大房间，就充当我的书房。书房里大约有一百册盲文书，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的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莎立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那和煦的微风，不愿进房间，待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阳台的南边长满了常春藤，它的枝叶绕着栏杆攀爬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树开花时，那扑鼻的香味简直令人陶醉。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大概是鸟儿飞过，或者是微风吹过，所以花瓣才会掉落的。
就在我猜测之际，栏杆又开始颤动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神色专注地感受和思考着。这时，莎立文老师从窗子里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立文老师用手语告诉我说：这种鸟的鸣叫声听上去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聚精会神地辨别这种鸟的叫声，终于感受到了它的节拍与情调，还感觉到它的鸣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立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噢！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这两只鸟儿已经在苹果花丛中卿卿我我地互诉衷肠呢！”
这栋农舍是我用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这些股票是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的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到柏金斯盲人学院来探望我们。
每次来的时候，他都会带一些玫瑰花、饼干、水果送给大家。有时他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一辆马车带我们出去游玩，童星莱特也常常陪我们一起去。莱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美丽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而史波林先生却总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一天，我特意在反复练习说“莱特”的名字，想给史波林先生来个惊喜。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就是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多次，好不容易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此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闹了，史波林先生不能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轻柔地安慰我道：“虽然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永远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立文老师。后来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正因为如此，当莎立文老师和我第一次踏进这屋子，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我们随时都能感到史波林先生与我们在一起。
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即1905年5月2日，莎立文老师和梅西先生结婚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立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典礼在一幢白色美丽房子里进行。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去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把我带回南部去度假了。
可是六七天以后，梅西夫妇突然出现在我和母亲住的旅馆中，我们吓了一大跳。在南方的初夏美景中见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真的让我喜出望外，如同做梦一般。
梅西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到处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悦耳的鸟鸣声。”这对蜜月中的夫妇，可能把啁啾的鸟语视为对他们新婚最美好的祝福了。
于是，我们四人一同回到了位于连杉的家。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原来是那些好事之徒在无端地猜测说：“莎立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甚至还有人因此而写信来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不会伤心、吃醋，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更愉快、更充实。
莎立文老师心地善良而且高贵，梅西先生也待人和善热情，他讲的故事常常会引得我发笑，并且他经常教给我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知识，还偶尔和我讨论一些当前的文学动向。我曾经因为打字机故障延误了正常的写作速度，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还连夜为我打了40张稿纸。当时，我应邀给《世纪》杂志写稿，主要是描述我身边发生的一些琐事，文章的题目叫《常识与杂感》。由于简·奥斯汀女士曾以同样的题目写过一本书，因此我的稿子结集出版时，就将书名改成了《我居住的世界》。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至，任何想写的事情都写上去了。
接下来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本诗歌集，其灵感来自于田园。一天，我们到野外去整修那古老的石垣，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使我在心中孕育出一篇又一篇歌颂春之喜悦的诗歌。在整理这些诗稿时，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协助。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不保留地夸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是经过我们吟咏再三，反复斟酌、修改再修改。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如此尽心、诚实地去做，如果还有不好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到了连杉之后，我们想到了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生活，于是也打算过朴实的田园生活，想养一些家畜，并种植农作物。起初，我们只有从康桥带来的那条名叫费兹的狗，但是搬到此地一年多之后它就死了。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地养了几条狗。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这些小鸡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不久也相继死了。
由于我们觉得空几间屋子在那里太可惜了，于是想把它改成马厩养马。我们买了一匹野性未驯、凶悍无比的马，送马的少年在半路上就被摔下来两三次，然而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只字不提，我们也就全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梅西先生牵出马来，套上货车，准备去镇上。但是刚出大门没多远，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是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就下车来查看。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忽做人立状，一声长嘶，然后拔腿狂奔，一溜烟跑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一只身上还佩戴着马具的马在森林里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将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了专门驯马的人。由于那段时间我们比较拮据，就有人建议我们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来100棵果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到第五年头上，果树开始结果。我很兴奋，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大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
我们闻讯立刻跑到窗口去看个究竟，不是野牛，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它们在阳光下活泼跳跃的身姿实在太迷人了，以至于大家都看得出神了。然而，这群不速之客突然毫不客气地倒腾起来。等它们走后，大家这才缓过神来，赶紧出去查看“灾情”。
上帝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在我的回忆中，那却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梅西先生在院子里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倒很好，果实累累的。每到秋天果实成熟之际，我都会拿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个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在沿着屋外通往山坡的路边的树上绑一些铁丝，这样我就可以扶着铁丝，独自一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秋麒麟草，还有开着花的野胡萝。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也就是说，我不需任何人陪伴，自己就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不必担心会迷路。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兴奋不已。
在一般人看来，有许多事似乎不值得一提，可是我却从中享受到了自由和快乐。我常常单独走出去晒太阳，心情也因此变得十分愉快。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由衷地感激他。
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与马克·吐温相识
我很早就听过马克·吐温先生的大名了，大概是1894年左右，那时还不懂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立文老师以外，我最敬爱的就是马克·吐温先生了。
我最早是在纽约的劳伦斯·休顿先生家见到马克·吐温先生的，当时我才14岁。
当我跟他握手时，我就有一种直觉：“啊！这正是能给我帮助的那个人。”那天，他幽默风趣的言谈令我非常开心。
此后我又分别在休顿先生和洛奇先生家见到过几次马克·吐温先生。如果碰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会互相通信。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很能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时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借以鼓励我。
一天晚上，马克·吐温先生在休顿先生的书房当着众多的社会名流演讲，听演讲的人当中有后来成为总统的威尔逊。马克·吐温先生演讲的内容是关于菲律宾现状的。
他说：“大约有600名菲律宾的妇女和孩子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然而，冯斯通上校竟将他们全部杀死了。几天后，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温先生义愤填膺地痛责这位嗜杀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人。”
对于一切非人道的事情，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被残杀，马克·吐温先生都会极力反对。他不甘于缄默，一定会大声地抨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齿那些自我吹嘘的人，也看不起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马克·吐温先生一直都很关心我，任何事情只要与我有关，他必然会十分热心；而且他在所有认识我们的人当中，是最崇敬莎立文老师的，因此他也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马克·吐温先生与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为此，他哀伤不已，顿觉生活中少了许多东西。他常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去之后，我总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火炉前，备感孤独寂寞的难耐滋味。”
在夫人去世后的第一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去年是我这一辈子最悲伤的一年，如果我不是有许多工作来消磨时间，我快要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常为自己没有更多的工作而觉得遗憾。
还有一次，我安慰他说：“请不要想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会名留青史的。萧伯纳把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相提并论，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了我这话，马克·吐温先生回答说：“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你知道吗？海伦，我做任何事情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会让我感到愉快。”
马克·吐温先生是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不仅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因为他具有美国先民开疆拓土的精神，他崇尚自由、平等，个性豪迈爽朗，不拘小节，而且十分幽默。总之，他具有开国时代的美国人所有的优点。在看过我写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书后不久，马克·吐温先生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上面说：“能否请你们三位立即来我家，与我共同围坐在火炉前，一起生活几天？”
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十分高兴地整装出发了。到达当地火车站时，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等在那儿了。时值2月，远近的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白雪，沿途的树枝上挂满了参差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清香。
马车在曲折的山路上缓缓地行进。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之后，一栋白色的楼房展现在眼前。接我们的人告诉我们，马克·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等我们。马车终于驶进巨大的石门，他们又说：“看！马克·吐温先生正向我们招手呢！”然后又接着说：“马克·吐温先生身着雪白的服装，银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浪花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满了活力。”
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烧得很旺的炉火前，室内飘着清淡的松香。我们喝着热腾腾的红茶，吃着涂有奶油的吐司，觉得舒适极了。马克·吐温先生告诉我，如果吐司上再涂一些草莓酱就更好吃了。休息过后，马克·吐温先生主动地表示，大凡一般访客都喜欢参观主人的居处环境，相信我们也不例外，所以提议带我们到宅内各处去走走。
在主卧室的旁边是一个走廊形状的阳台，阳光可以直射进来，里面栽了许多美丽的花草，充满了田野情趣。通过走廊就是饭厅，然后又是另一间卧室。我们随意走着，来到一间有桌球的娱乐室，据说这是马克·吐温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马克·吐温先生领我们走近球台，他亲切地对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说道：“打桌球必须用眼力，我恐怕没有办法玩。”
他很快就说：“也是。不过，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他们即使闭上眼睛也照样能打得非常棒。”
接下来，我们走到楼上参观主人的卧室，欣赏那古色古香的漂亮花床。
太阳即将西沉时，我们就在大落地窗前眺望外面的景色。
“海伦，你不妨想象一下，我们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些什么景象。我们所处的这个丘陵被裹在一片银白色中，远处是一大片辽阔的松树林，左右两侧则是连绵不绝的山丘，山丘上面是断断续续的石垣。我们头顶上是略显灰暗的天空。整个景象给人的感受是自由的，因为它相当原始，令你觉得无拘无束。你闻闻看，那阵阵的松香是不是妙极了？”
我们的卧室紧挨着马克·吐温先生的，房间的壁炉上有一对烛台，烛台旁边有一张卡片工整地写明了房内放贵重物品的位置。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里原来曾有小偷光顾，马克·吐温先生为了免于在三更半夜再受干扰，干脆明白地指出放置地点，想偷的人就自己去拿吧！这种做法很合乎马克·吐温先生的幽默个性。
在进餐时，客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心吃饭，而主人则担任娱乐宾客的角色。我们常常会感到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之后，如果不向主人道谢就会内心不安。可是马克·吐温先生的想法不同于一般人，他唯恐客人们在用膳时气氛太沉闷，因此常说些笑话来逗乐大家，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每句话都那么生动有趣。
他甚至经常站起来到处走动，一会儿走到餐桌的这一头，一会儿又走到餐厅的那一头。有时他会一面讲故事，一面走到我身后问我最喜欢吃什么。当他兴致来时，还会随手摘下一朵小花，让我猜是什么花，如果我碰巧猜中了，他就会高兴得大笑大叫的，简直像个孩子。
有时为了测验我的警觉性，马克·吐温先生会忽然偷偷地潜到另一个房间，弹奏风琴，并观察我，看看我对琴声所引起的振动是否有反应。后来莎立文老师对我说，马克·吐温先生一面弹琴，一面观察我的样子非常有趣。
马克·吐温先生家的地面铺的是瓷砖，因此我对一般的声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音乐的振动会沿着桌子传给我，因此我有时很快就能察觉到。这时，马克·吐温先生甚至比我还要兴奋。
晚饭之后，我们就坐在壁炉前聊天，度过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早上约10点钟左右会有仆人来叫醒我。起床之后，就去向马克·吐温先生道早安。这时他多半穿着漂亮的晨裤，半靠在枕头上，口述文章，而由秘书速记下来。某天，他一看到我进房，就对我说：“今天午饭之后，我们一块儿出去散步，看看附近的田园风光好吗？”
那天的散步令人非常开心。马克·吐温先生穿着毛皮做的厚厚的外套，戴着皮帽子，亲切地牵着我的手，一面走在曲折的小路上，一面向我描述沿途的景色。根据马克·吐温先生的描述，我知道我们在一条介于岩壁与小河的小径上，景色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在饱览小溪和牧场的美丽风景之后，我们又来到爬满了常青藤的石垣前，摸索石头上残留的岁月痕迹。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山路，马克·吐温先生感到有些疲倦了，决定由梅西先生先行回去叫马车来接我们。梅西先生走了之后，马克·吐温先生、莎立文老师与我三个人打算走到山腰上的大路上去等马车。
可是我们所在的地方离山腰的大路还有一段距离，这中间要穿过一段窄路，而且它满是荆棘，还要穿过一条冰冷的小溪，最后是一片长满了青苔的滑溜溜的地面，我们有好几次都差点儿摔倒了。
“从草丛穿过去的路越来越小，如果你一直沿着它走，就会尾随松鼠爬到树上去。”马克·吐温先生虽然走得很疲累，仍然不失其幽默的本色，谈笑依旧。
路真的越来越窄，后来几乎要侧身行走。我开始担心是否迷路了，但是马克·吐温先生安慰我说：“不用担心，这片荒野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已经走进了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我发誓大路就在我们视线可及的那一边。”他说的不错，大路就在离我们不远处，问题是，我们与大路之间横着一条小溪，而且溪水相当深。
“如何才能渡过小溪呢？”正当我们无计可施之际，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的身影出现了。
“你们稍等，我们来接你们。”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立刻动手拆掉了附近的一道篱笆，搭成一座临时小桥，我们这才得以顺利渡过小溪。
此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愉快的散步了。当时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继而一想，只要马克·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这一次散步就此成为我生命中一段珍贵的回忆。
我们在马克·吐温先生家住了几天。在临走的前一个晚上，马克·吐温先生为我们朗诵他写的《夏娃日记》。我伸出手去轻触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音调，犹如音乐般悦耳动人，大家都听得出了神。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时，大家都流下泪来。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我们不得不准备回家了。马克·吐温先生站在阳台上，目送我们的马车远去，直到我们走了好远好远，还能看到他在不停地向我们挥手。马车上的我们也频频回首，望着那逐渐变小的白色建筑，直到它在苍茫的暮色中变成一个紫色的小点。
车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可世事难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面。
马克·吐温先生去世之后，我们又再次来过这所住宅，但已经物是人非了。那间有大壁炉的起居室内，已显出缺少人整理的冷清零乱，只有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独自开着花，似乎在怀念过去那段令人不能忘怀的岁月。
我最爱的贝尔博士
一般来说，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不是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就是联想到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只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是同我感情最好的朋友。
我之所以这么喜欢贝尔博士，可能是因为在我的生命中，他比莎立文老师还要出现得更早些吧。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而他却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正是由于贝尔博士的帮助，安纳诺斯先生才会把莎立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贝尔博士自始至终就非常赞赏莎立文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莎立文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众所周知，而且他这种热心还有家传渊源！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人，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人教育的读唇法。
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发明更重要。”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知者莫不敬佩羡慕。贝尔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贝尔博士那栋位于波多马克河入海口河畔的楼房典雅而美观，景色非常漂亮。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俩并肩坐在河边，一边抽着烟，一边望着来来往往的船只，看上去非常惬意。当偶尔传来稀罕的鸟叫声时，贝尔博土就问：“父亲，这种鸟叫声应该用什么符号代表比较好？”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贝尔博士对母亲也非常孝顺。当我认识他时，他母亲就已经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快聋了。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立文老师到郊外去玩，我们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他的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虽然他是这么说的，可是当我们下车之后，正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贝尔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说：“我爸妈好像都在睡觉，请安静点，轻点儿进去。”
于是，我们三人都脚尖着地，悄悄地走进去把花插在花瓶里，然后又走出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贝尔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能结识这样一家人，我感到非常庆幸。我常常去拜访他们。贝尔博士的母亲喜欢编织，尤其擅长编织花草图案，她会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女儿。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她们都把我看成自家人。
因为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所以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告诉我：“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还是一位雄辩家。只要他进到房间，保证很快就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而且每个人都很愿意听他讲话，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他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不过，他也有一件事情是异常坚持的，那就是在聋哑教育方面，他坚持认为口述比手语更好，他说：“当一个聋哑人用手语表达时，必然会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从而产生隔阂，他们也因此而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平。”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是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项研究，还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由他创立的。他因为发明电话而得到一大笔钱，但是他把这些钱捐了出来作为聋哑人奖学金。为了使聋哑儿童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努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在日常闲聊中，博士经常会把话题转到和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有一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他很小的时候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但是直到1866年才梦想成真，而在这之前他的失败简直不计其数。当时我还只有12岁，所以觉得他的话就像神话故事般，听得着了迷。尤其当我听他说人们将能通过深海电缆和遥远的东方联系时，印象更是异常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房子里面去，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尔逊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备。”
1876年3月10日，贝尔博士对正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尔逊先生说：“华尔逊，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电话时所说的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尔逊当时吓了一大跳。
听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我说：“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
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像‘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除了电话，贝尔博土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如果没有贝尔博士发明的电话探针，那么大概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至今还找不到呢！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说得完，尤其是他所留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我们竟高兴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着火了！”
现在，我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忆起贝尔博士和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欣赏明月的情景。那天晚上，和我们一同住在船上的还有纽康博土，他兴趣浓厚地给我们大谈月食、流星及彗星等现象。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立文老师总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又有谁来陪伴你呢？”
而我总是回答说：“可我觉得自己现在很幸福啊！何况又有哪个人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呢？”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土是真心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立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不过现在还不算迟，你应该听我的话，赶快建立一个家庭了。”
“我完全理解您的好意，可是如果一个男人娶了我这样的妻子，那不是太可怜了吗？而且我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只会给丈夫增加负担。”
“也许你不能做很多家务事，但我相信会有心地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如果他不计较这些，而愿意和你结婚的话，你会改变主意吗？”
正如贝尔博士所说的，我后来确实曾为结婚的事情动过心，这些就暂且不谈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是在1920年，当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对我说：“虽然应该算是回到故乡去，可是内心里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了飞机，显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表示想研究飞机制造。据他预测，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即将来临，纽约和伦敦之间在十年之内将会开辟出航线，而且在大型建筑的楼顶上将出现小型飞机场，就像现在每一户人家都有车库一样。贝尔博土还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空中作为主要战场，那时候潜水艇在海上的作用将比巡洋舰还重要。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是使热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热，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些乐观的科学预言时，总是感到异常兴奋，但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些预言会那么快就应验。因此，当我6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能利用海洋调节气候时，真的是大吃一惊！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别时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1922年8月3日，贝尔博士离开了人世，遗体就葬在雷山顶上——这地方还是他自己挑选的。记得有一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随后还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
流星飞舞
在电闪雷鸣的时候，
在星云交会的地方。
当我得知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一阵麻木，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丧失了一生珍贵的朋友，永远。
不轻言失败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生活的进展帮助很大。
我在大学读书时，就经常这样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使用，为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总会有一两件事情是适合我去做，而且只有我才能做的。但这又是什么事情呢？我要好好想一想。”
有意思的是，一位朋友倒都替我想好了，他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至于费用你不必担心，由我负责筹募。你觉得怎样？”
当时我回答说：“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前，我暂时还不考虑这件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立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最后我们实在是穷于应付，干脆就不再和他争辩，而他竟然错误地认为我们是默许他了。于是在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没来得及起床时，这位朋友就已经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去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友朋，并宣称我计划投身于盲人教育事业，而且打算立刻操办此事。
休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洛奇先生由于当时碰巧有事而不能前来，就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大家为此事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马克·吐温先生下结论说：“洛奇先生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在这种事上投一分钱。”
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了。”
在我大学毕业之前，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建议我担任主角，到各地做旅行表演；也有人提出，由我出资，将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一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亏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和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让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却从不对我加以干涉。他们的做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有益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真正能为盲人做贡献的机会终于来了。那是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一天，一位自称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找到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人学院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我们还曾一同去议会请愿，要求成立特别委员会保护盲人的权益。这个请愿案最终被顺利通过，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于是，我的工作也就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这些盲人制作的手工艺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了一家专卖店。后来，在马萨诸塞州各地也开设了几家相同的商店。
搬到连杉之后，我更加认真地思考盲人的问题。据我来看，有两件最紧迫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从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来到我们委员会，并提出了预防失明的方法。他说：“目前，在盲人学院中的儿童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因为出生时，眼睛受病菌感染而导致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因此，摩洛博士极力主张婴儿在一出生时，就应该进行眼睛的消毒，而且他还认为应该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这一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我们委员会能积极推动社会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原来是有这种阻碍。当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听了摩洛博士的说明之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
但正如摩洛博士所说的，事情可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医生和大众传播机构都成见很深，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这样过了两年，当我1907年前往堪萨斯市时，和一位眼科大夫谈到了这件事情。他说：“这种事情在报纸上宣传效果最佳。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尼尔逊先生，但是他非常干脆地回绝了我的要求。当时我非常失望。或许是我那沮丧的神情感动了他。他很快就改变了语气，说：“这样吧，你们想写什么请尽管写，但是否刊载，由我们来决定，如何？”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头版上面。至此，我们的努力总算取得了初步进展。
同年，《仕女杂志》也刊登了关于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全国许多家报纸和杂志纷纷进行转载，讨论面由此扩大。此后，《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也陆陆续续地创办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我的生活节奏也突然变得匆忙起来，常常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到一个会场，结束后回家，另一项邀请就已经在等着我了。有时，我在同一天之内要连连赶到五六个会场。
此外，信函也特别多，处理信函的时间也相应增加了。由于过度的劳累，老师和我都有些撑不住，身体也累垮了。虽然我们忙得团团转，可是生活上仍感拮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雇不起。于是，莎立文老师每天早上送梅西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
1906年，在州长的推荐下，我担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立文老师都要坐在我身旁，用手语为我传达会议的内容。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然而，要想真正为盲人谋福利，又必须得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我还是必须出入各种公开场合，例如去参加医生协会或其他协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我10岁的时候，莎立文老师曾带我去找过豪拉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发音。当时，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发的振动，豪拉先生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地发出“arm”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我们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我太紧张了，勉强发出来的声音非常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词。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先生本来是抱着一试的心理来的，但他越教越感兴趣，连续教了我3年，而且其中有两年的夏天他几乎一直住在连杉。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的苦训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
莎立文老师和我先是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了一次试验性演讲。那次演讲非常费劲，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全身一直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巳拟好的讲稿就在我的喉咙里打转，可我就是发不出任何声音来。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
从讲台上走下来之后，我忍不住哭出声来，懊恼地说：“对我来说，讲话实在太难了。我这是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情终归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我毕竟不是一个肯轻易认输的人，我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我已经进步很多了。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登上演讲台
由于我刚刚学会说话，还不太熟练，不太敢去外面演讲，因为我经常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不过，由于我与莎立文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我每次演讲时，总会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豪，也有穷人，甚至还有盲、聋、哑等身体机能残障的人。一想到有这么多听众和我一样是不幸者时，我就会极力想方设法去安慰和鼓励他们。
莎立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她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莎立文老师讲完之后，就轮到我了。会有人来引导我登上演讲台。我会先将手指放在老师的嘴唇上，向台下的听众证明，我可以通过老师的嘴唇动作知道她在讲什么；然后，我开始回答听众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虽然我已经有了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经验，可是在说话技巧方面我的进步却并不大。我觉得自己的发音不够准确，导致听众有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或者是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发出怪声来；有时，我的声音则显得单调而低沉。尽管我一再努力，想加以改善，但终究难以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太蹩脚了，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儿声音，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我感觉演讲现场有椅子挪动，或者外面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我就会突然情不自禁地变得焦虑起来。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而且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我的演讲固然十分笨拙，但是莎立文老师的演讲却非常精彩，大部分情况下她为听众讲述如何教育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入了迷，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所打动而忘了鼓掌。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举行典礼的当天，天空云彩漂浮，这是最理想的阅兵天气。这天，华盛顿市区异常热闹，大家都跑到高处，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
军乐队走在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这一切是如此热烈。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士兵们全都精神抖擞，观众们也都为之精神一振。
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入残酷的战争，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可惜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虽然我反对战争，可我对此毫无办法！是啊！我一个小小的人物有什么办法呢？
卡内基先生的支援
洛奇先生以前会定期寄给我们生活费，老师结婚之后这笔费用就减少了一半。本来我们希望稿费能弥补一些的，但也不能如愿。因此当我们结束长途演讲旅行，疲惫不堪地回到连杉之后，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困难了，我和莎立文老师对未来都不禁感到茫然不安。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自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他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法拉把这件事转告我，但是我请他在不失礼节的情况下替我婉言谢绝。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即使不依靠别人，我也能生活下去。不过，虽然我拒绝了，但卡内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认真考虑此事，说只要我觉得有需要，他随时愿意赠送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两年，有一次我和老师去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去了他们家。卡内基夫妇都非常和蔼可亲，他们的宝贝女儿、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玛格丽特小姐当时还只有16岁。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她，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轻松地聊天。忽然，卡内基先生问我道：“你现在还不愿接受我过去提的赠款之事吗？”
我笑着回答道：“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遭到拒绝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吗？”
他这些话使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而他这么重视家人的感受，更是令我感动不已！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说，只要我有需要，就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入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人场券大概是1美元到1.5美元。”我这么回答他。
但是他却说：“啊！这太贵了，我想如果是50美分一张的话，将会有更多的收入。对了！就应该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5美分。”
我和老师仍然在继续过着演讲的生活。那年秋天，由于老师做了一次大手术，身体太虚弱而不能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在短时间之内还不必求助于人。就这样苦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面临投降的困境了。那是隔年的4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同时还附带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说实话，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如此崇高而善良，竟愿意给我这种机会，使我觉得无比幸福。施与比接受更加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
这样一来，我和老师暂时不必为经济而发愁了。可是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我痛心的事情，梅西先生和莎立文老师分居了。梅西先生确实也有他的苦衷，但凡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导致这种结果的，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原因，对此，我也就不便发表任何评论了。
反战运动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我们到达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时候，刚好是洪水过后，所以路面上还有不少积水。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头上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竟然走了好长一段路。虽然是坐在车里面，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滔滔洪水拍打着车厢。许多死牛死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看了令人难受。忽然，一声巨响传来。乘客纷纷伸出头朝外看去，原来是一根浮在水面上的粗木头撞到了车厢。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过去我总是这样想：虽然我又盲又聋，但仍然可以过上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你愿意努力去做，那么所谓的“命运”也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害。然而，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那么多困难，都是因为有别人的帮助。我是如此的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疼爱我的父母，后来又有莎立文老师以及许多好朋友的帮助，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我起初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些。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保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月，我第一次有机会横穿美国大陆。这次母亲和我同行尤其让我高兴，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方便。母亲很喜欢旅行，而我也终于有机会让她饱览东起大西洋海滨、西至太平洋海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是加拿大的渥太华，然后是俄亥俄州，中途曾转到英国伦敦，再回到密歇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艾奥瓦，就这样一路向中西部前进。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徜徉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我曾和母亲一起坐汽船出海，于是她又喜欢上了那些尾随在船后飞翔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她用吟咏诗歌般的语调为我描述了落日余晖照射之下的金门大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之王”，因为它的庄严肃穆比山川大海还要令人折服。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当我站在双子海岬享受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时，母亲将我拉到她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到如此宜人的景致，我过去的悲哀和不快全都不复存在了。”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森小姐陪着我。秘书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演讲的联系、预约，甚至于修改日程、处理善后等等，事无巨细都必须由秘书操办。这些事情有时非常麻烦，幸亏汤姆森女士很能干，她做起事来干净利落，处理问题也很有条理，还有余力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假如没有汤姆森女土的帮忙，我真不敢想象我们将会面临什么境况。虽然我们之前从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地去各地旅行演讲了。只要一想到正在发生的战争浩劫以及它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出慈善的话来了。在这段时期，我经常因为梦见流血或残杀而惊醒。与此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纷纷向我约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时尚有趣的文章，然而，我满脑子都是枪声和军民遭受杀戮的惨状，又怎么会有心思去写这类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立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定的反战人士，我们认为应该竭力避免让美国卷入到战争中去。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进行反战演讲。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这实在太可惜了。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表达我们的想法，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可喜的是我们引起了不少听众的共鸣，可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盲人的救世主”，或称我为“时代的奇迹”，可现在，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大肆抨击，视我为左翼走狗。这真是让我感慨万千。
再加上社会正在热烈地传播战争思想，听众中当然也有人不赞同我们的反战观点，因此，全美各地参战思潮正在迅速弥漫。当时，我真是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了！
短暂的爱恋
1916年秋天，我心情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安抚一下自己那疲惫的身心。然而，即使在连杉也不能让人觉得愉快，因为梅西先生也因为和莎立文老师分居而离开了，汤姆森女士请假回了苏格兰，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没过多久，莎立文老师因为长期的疲惫忧愁交加，再一次病倒了。她不停地咳嗽，医生建议她冬天搬到布拉西多湖畔去疗养。可是如果莎立文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也就散了。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立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单独在书房里思考问题。这时，那位暂时代替汤姆森女士的年轻秘书忽然走进来，用平静而温柔的态度倾吐了他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感到非常意外，但很快就被他的真诚感动了。他表示，如果我们能结合在一起，他将随时陪伴在我身边，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以前由莎立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能做。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立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此后，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肩并肩去森林中散步，有时则静静地坐在书房里，他读书给我听。直到一天早上，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火急火燎地跑进房来，问我说：“报纸今天登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是不是已经答应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撤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莎立文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莎立文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
我的恋爱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毕竟熬过去了。
布拉西多湖的气候非常寒冷，老师的病情也没有怎么好转，因此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森女士一起去了温暖的波多黎各，在那里一直住着。在此期间，她们每个星期都要给我写信，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莎立文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月就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了工作，我们的存款当然在一天天减少。我们打算卖掉连杉的房子，另外再找一幢较小的房子。然而，真的要离开居住多年的地方，实在是令人难以割舍！屋内一桌一椅忽然间都变得那么亲切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伫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现在，这栋房子已经换了主人，成了波士顿约丹士马狮百货公司女职工宿舍。虽然如此，我对它仍然怀有主人的爱，因为装载了我人生中最精彩的13年，有太多值得我回忆的往事了。那里有我的欢笑，有我的泪水。更重要的是，那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它的痕迹必定刻在我的生命里。
电影人生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这地方风景优美。
我们买下这里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当时的家庭成员包括：莎立文老师、汤姆森、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旅途奔波，我们都渴望过上安静的生活。我亲手在院子里种上了树。房子的二楼被隔出来一间，作为专属于我的小书房，房子的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以便能读但丁作品的原文。可是，我们的新居还没有完全安顿妥当，就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千里迢迢、不辞辛苦长途跋涉跑到好莱坞去拍电影的那股劲儿，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是我当时太天真了，满以为自己的故事非常感人，观众在欣赏这部电影时必然会全神贯注，连呵欠也不敢打。正是那种过分的自信和自大，才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邀请。
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身有残缺的人，又怎么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那段时间，我经历了许多以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总是经常给我带来惊喜，甚至从来不知道走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情。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路上时，可能会有一位骑士突然从斜刺里冲出来；或者是当我走在马路上时，会遇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四轮朝天；或者是在远处的半山腰上，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一栋小木屋被熊熊烈火包围着……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立刻跳下车想看个清楚。果然，一个印第安人正站在那儿，边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我身旁的向导迈上前一步，请求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饰，因为他的头上插了色泽艳丽的鹰羽，看上去非常神气。我惴惴不安地走上前去，并再次用手语和他打招呼。
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一位演员，他正在等摄影师，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
汤姆森女士和我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剔透的草原上，能闻到麝香草和尤加利树的清香。早上的微风是如此宜人，令人感觉非常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令人愉快的清晨。
《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森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候，导演也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关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而是一只小金丝雀。知道吗？好的，请再来一次。”然而，导演越是这样关照我，我就越觉得紧张不安。说实话，要想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真的不容易，因为不论是站着还是坐着，强烈的灯光总是会聚集在身上，所以总让人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如雨下，可是还必须注意脸上的化妆不能被汗水弄花了，否则不是鼻尖太亮，就是额头反光，那样的话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表演当中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弯转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呆的份了。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另一位扮演大学时代的我的女演员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这位女演员起初闭着眼睛来表演眼睛看不见，可是她稍不注意就会张开眼睛，结果惹得场边上的工作人员哈哈大笑，这时她的表情实在是太滑稽了。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了信。他说：“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当年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个女孩子。只要你乐意，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不过我现在身处异国，一时间还回不了美国。但你可绝不能忘了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一个71岁的糟老头子，那时我头上连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之后，我忽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何不安排一个象征性的场景，来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样做效果也许会更好些。例如，可以安排我在两边全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意外地遇见贝尔博士和庄梦德先生，大家一边聊一边散步，欣赏那美丽的湖光山色，这样就显得比较自然。”洋槐树荫对我这个又瞎又聋的人来说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其中还有已经死了20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让我感到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将近20年不曾谋面的约瑟夫先生，和我刚认识他时相比，他甚至更活泼开心。
置身于这样一个场合，与这些既熟悉又亲爱的好友欢聚一堂，使我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到了天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觉得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和神态却完全不同于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当他们突然开口对我说话时，我会有一种从梦中被惊醒的愕然。
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就在影片拍了大半之后，大家忽然发现它缺乏高潮，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什么戏剧性。于是就有人说：“海伦一生中没有过浪漫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这一生太平淡了！”还有人提议：“或者干脆替她创造一个恋人，让他们上演一段恋爱戏如何？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是注定不受人欢迎的。”但是导演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这些观点，他认为这不过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插演几场带有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立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人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耶稣出现了，他对莎立文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立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不过，还有不少戏是有些牵强的。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手擎火炬，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比如，四个大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这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不要发动战争。最后他们也觉得这场戏太牵强了，因此最终将它删掉了。
由于这部电影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结果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没有真实感。尤其是结尾那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因为那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我心惊胆战地骑了一段路之后，胯下的马忽然在没有任何命令、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站立起来，我被吓坏了。幸好旁边一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他一步冲到马跟前拉住了它，我这才没有摔大跟头。
虽然演出的经历很精彩，可是最终电影出来的票房收入却并不怎么样。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宁静的日子。
杂耍剧院的生涯
我们的经济一直很紧张，于是我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立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去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进行客串演出，结果这一下就是将近4年，从1920年起直到1924年春才结束。当然，我们在这4年中间并不是持续参加演出。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在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我们开始到美国国内各地表演。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立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在我看来，和写作相比，这一工作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入也相对要高些。这种演出名为巡回，但在一个地方往往要待一个多星期。不像我们过去演讲，有时候一天要接连去好几个地方，因此饱受奔波之劳累。而且演讲的时候，往往每到一个地方，就必须立刻上台，几乎没有时间歇口气。
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20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项工作，使我觉得身心都很愉快。不过，莎立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坦然，从一开始她就感到别扭。这也难怪，因为我们的名字每次都是和那些特技演员、驯兽师、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所以无论谁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但我觉得自己的表演没有任何低俗的地方，当然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心里觉得非常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立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最常提的问题有：
“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相信幽灵吗？”
“你在梦里会见到什么？”
“你看不见钟表，是怎样分辨白天和黑夜的？”
“你是否打算结婚呢？”’
诸如此类，问题太多了，而且有些问题还非常滑稽！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说起观众的反应，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与之相反的极端。那次是在教会演讲。到教堂的听众和杂耍剧院的观众层次当然不尽相同，心态也区别极大，但他们那种极其肃静的态度却使我手足无措。虽然我看不到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台下完全是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很高，因此我竟然错误地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我到广播电台演讲时，也是一样的情况，四周没有人走动，寂静无声，当然也就没有鼓掌声，空气中也没有我已经习惯的烟味和发胶香味，我仿佛是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因为至少不会感到太寂寞或者太拘束。
我仁慈厚爱的母亲
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矶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还不太了解死别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这么伤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更多的难舍情愫。
对我来说，在莎立文老师来到之前，我对于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你出生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
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
“那时，你眼睛比谁都好，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针和纽扣都可以很快找到，因此简直成了我缝纽扣的小帮手……”
这些事情母亲说了多少遍也不觉得厌烦。她还说，有一次我家里正在编一个三脚竹笼，竹笼四周有许多小洞。正在牙牙学语的我又好奇又兴奋，经常会爬到母亲膝盖上去，用不甚流利的儿语问：“还要多久能做好？”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花，时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烟囱上窜出时，尤其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是多么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上口气。
当我不幸染上大病而变得又盲又聋时，母亲还只有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痛苦和黑暗之中。由于天生内向谨慎，母亲很少有朋友。在遭此不幸之后，她的心情当然更惆怅寂寞了。我长大之后，总是尽量学会独立，而不希望让母亲为我担心。每次母亲和我外出旅行，或来连杉陪伴我时，也许会感到欣慰；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她必然会为我这个残疾女儿担心，甚至暗中饮泣！在最后几年，我似乎隐约感觉到母亲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自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普斯，他们两人的出生多少为她带来了一些安慰。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承担着抚育弟弟妹妹的重任，生活非常艰苦。妹妹好不容易长大了，和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结婚，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会轮流到妹妹家或者我这里来，看望她的孩子们。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和腌黄瓜是远近闻名的，只要吃过的人都会交口称赞，邻近的人经常会向母亲讨要一些带回家去。当时我年纪还小，根本不知道母亲的忙碌和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角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但母亲从不会厌烦，而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呢？莎立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一个喜欢花儿的优秀园丁，她不但知道如何插苗播种，还知道如何养花种树。虽然浇水除草的活儿很劳累，但她非常乐意去做，一点也不觉得疲倦。母亲对花草的极端迷恋，当然也说明了她心思的优雅和细致。记得有一年初春，母亲移植了一棵蔷薇花，但没想到几天后来了寒流，那棵新移植的蔷薇花被霜寒冻死了，母亲在给我的来信中十分悲痛地说：“我就像失去儿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失声痛哭。”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蠢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母亲最欣赏的是那些头脑机智敏锐的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夫人就是其中一位，她曾和卡莱尔夫人有过信件往来。在作家当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人，他们的作品母亲会一再阅读，几乎能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体会。
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绝口不提战争的事情。但是当母亲在一次外出途中见到一大群年轻人在野外帐篷中露营时，她不禁感慨地说：“唉！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了，实在是太可怜了！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他们去呢？”说着说着，不禁黯然泪下。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还经常说，希望自己将来老了之后，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麻烦，她情愿安静地离开人世。母亲去世的时候，正住在妹妹家，她安详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是后来被人发现的。
我是在上台表演前两小时才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的。在此之前，我没有得到母亲生病的任何消息，所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啊！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立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到底多大了？”我问了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我已经很大了。不过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反问他：“你看我有多大了？”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然后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都是这样。回到后台之后，我心中的悲痛再也压抑不住了，全部倾泻而出，几乎无法动弹。虽然我知道总有一天可以在“永恒的国度”见到母亲，可是目前这个世界没有了母亲竟显得如此寂寞。无论何时何地，每一件事物都会唤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我无限思念地在心里呼唤：“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写的盲文信，那该多好啊。”
直到次年4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真的已经死了！
亲爱的母亲呵！您为我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达观些了吧！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为募捐奔走
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盲人机构，经过长时间的组织和策划，1921年终于成立了。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的会长就是该机构的发起人。在俄亥俄州举行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年度工作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纽约的M．C．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立文老师共襄义举。
为了募集一点钱而必须四处奔波，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令人不快。当我了解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他们是用心良苦，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乐意。然而，我心里非常清楚，就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的资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生存下去。为了所有盲人朋友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勉为其难，尽力去做。于是我便又开始出现在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之间，坐着电梯来来回回地去演讲。
这笔劝募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委实不少。
从那时开始，大约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我去了全国的每个角落，到访了123个大小城市，参加过249场集会，曾前后向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体与组织，例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组织、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等，他们常常集中募款，赞助我们的协会。尤其是狮子会的成员，他们非常注重对残疾儿童的关照，同时他们对盲人也倾注了同样的关心，因而募款工作几乎成为所有会员的主要任务了。
有句俗话说：“年过40岁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了。”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40岁生日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悦的事。其中一件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另一件是我们发起的募捐运动，得到许多人士的大力支持，成果显著；第三件喜事，正是由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那原本百家争鸣的盲文得到了统一。喜事还不仅仅只是这些，第一座国家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拨出一大笔经费用于出版盲文书籍。紧接着，各州的红十字会也成立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把书翻成盲文。其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掀起争取福利的运动。如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以一一实现，我感到非常开心。
1926年冬天，我们的演讲团来到了华盛顿，正好国会刚通过有关拨款筹建国家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听到这一喜讯，我们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有一天下午，我与老师前往白宫拜会柯立芝总统，他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然后又很热心地听取我们向他报告有关盲人协会的情况。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全力协助。”
这位总统真的是说到做到，他后来还成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而且他自己也捐了不少钱给基金会，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参加到我们的工作中来。这位第一夫人果真对聋哑残疾者非常热心，替他们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曾经拜访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鼎力相助。另外，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也为我们向大众呼吁，使我万分感激。在底特律，当地的残障者保护协会会长卡米尔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不辞辛劳地向市民们反复宣传和说教，结果我们在该地只集会一次，便募集了4.2万美元，此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的1美元，多的达4500美元，仅这个城市的收获就很可观了。
费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莱克博士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劝募，仅仅一个星期就募到2.2万美元。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应比较冷淡，可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反而募到了1.5万美元之多。一般来说，电影明星的生活比一般人要富裕得多，我想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大力捐款，可事实上，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前后寄了无数封信到洛杉矶，可回信却只有一封，是一位名叫玛丽·班克福的女明星寄回来的，其他信则如石沉大海一般，音信杳无。因此，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及其丈夫道格拉斯·费蒙先生的好意。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们曾经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那里的负责人鲁沙·巴本克先生，像创造奇迹般地把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许多种水果、花草、树木等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巴本克先生不但对我们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热心地领我们参观了他的试验场。他让我用手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沙漠中生长的仙人掌有许多刺，如果家里栽植这种植物常会刺伤手，因此他加以改良，我所摸的这种仙人掌就是没有刺的。果然，仙人掌摸起来光滑平顺，而且有水分充裕的饱满感觉，令我想象这东西吃起来一定很可口。
近两年来，我为了写书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仍差150万美元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虽然两年内没有募款活动，但一般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陆续汇款过来。例如去年，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钱来。迄今为止，捐款的人不计其数，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然而我们对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都报以同样的感激之情，他们付出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心灵，而且将世代传承下去。
的确，募款本来就是将无数人奉献的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的协会也就不能像目前这样计划开展工作。汤姆森女士每次拆开信的时候，都会有支票从信封里掉出来。这些信件来自学生、劳工、军人等各种阶层的朋友；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国、意大利、中国等，其中也有一些是与我们同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贫苦女工”，她捐了1美元。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热烈，他们一片真诚无邪常常令我感动得落泪。有些人是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在我膝上，当场打开，悉数捐出；有些儿童则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是省下了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凌的钱而捐出来的。
记得我们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其中有位残障少年捐了500美元，而且还附上了一束美丽的玫瑰花。这位少年现在已经不在世了，而那束玫瑰也早已经枯萎，可他的一腔爱心之花却永远绽开在我心中的花园。
我丰富的生活
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看过多少书，有多少朋友，旅行过多少地方。所以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对于那些非盲文书报，我会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就由莎立文老师或汤姆森女士先给我念标题，然后我挑出那些比较感兴趣的部分，请她们再细读出来。一般的杂志也是这样，由老师或汤姆森女士念给我听，一个月下来，我平均要读七八种杂志。此外，我自己还经常阅读一些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常常会转载一些别的杂志上的好文章。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我有位好友，名叫爱特那·波达，对我特别好。当他环游世界时，随身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个地方，就把他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我。因此，我就如同跟着他在旅游一样，一起聆听着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响声；一起在巴黎的茫茫大道上漫步；一同乘坐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一块来到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边欣赏着月光下的威尼斯，一边静静地听着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
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很多奇怪而又有趣的东西。抵达日本时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缤纷的樱花飘飘洒洒，构成一个奇异的景象，清幽的寺院里传出的钟声引发了我无限的遐想。最有意思的是，波达竟然惊奇地对我说：“你看呀！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孩子在大街上行走，而男士竟都穿着四寸高的木屐在马路上溜达，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她曾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的同窗好友，25年前他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的传记作品——《我的一生》。现在，我打算出该书的续集，佛兰克仍像过去那样全力支援我。事实上早在10年前，佛兰克就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且就在我进行该书的写作时，也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为人谦和，性格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法国后，还寄了卡片给我，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求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当我向他说起我对他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从我作品中，看出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出现一位爱神，爱世人更甚于爱自己吗？”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忧心忡忡，他用哀伤的语气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国际形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先生，因为他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的人。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的厚爱，如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意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用手指去触摸，以便感受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异常兴奋，唯恐遗漏掉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人，甚至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嘴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我曾手抚着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轻地触摸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的琴音。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为之沉醉了，仿佛置身于热带海岛上。有时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却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对于实业界的名人，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托马斯·爱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相当严肃。据他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最讨厌别人进去去打扰他，他投入地工作忘了吃饭是常常有的事情。爱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热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听不懂。为了不使他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使声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无法了解。
一起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声音也有好处，至少你会比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干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好吗？”我回答他说：“如果我是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发明家，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帮助聋子听声音的机器。”他有点诧异地说：“喔，你这么想吗？我可不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反正人们说的话多半是些无关紧要的，可听可不听。”
我把嘴靠在爱迪生先生耳边，试图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水蒸气爆炸时一样，让他无法分辨，他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莎立文老师），然后由她转述，她的声音像小提琴般悦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命令的味道。至于汽车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时，才见到的实业界名人。
福特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到他的工厂里去参观，并且以谦和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了他成功的经历：“开始时，我是想要生产一种连农夫都可以买得起的汽车，几经研究试验后，我对汽车就越来越内行了……其实，有好的构想的人非常多，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去实践，因此有也等于没有了。”在参观过福特先生的汽车工厂以后，我不禁有一个感想：如果把这个世界视为像福特工厂一般来管理，是否会更有效率呢？那时，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却拿到更高的报酬呢？
如果人们一天中只需要工作几个小时，衣食住行都不成问题，还能有四五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这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也知道这种想法只是理想中的状态，福特先生虽然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他的管理方法未必适合整个世界，因为国家毕竟与工厂不是一回事！
在那次拜见福特先生10年之后，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会中捐了一大笔钱，他说他的工厂里雇用了73位盲人，他之所以雇用他们，并非为了怜悯，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相当优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当我感到自己的鼻子有些不舒服，心里时常阵阵不安时，我就知道我应该到纽约去散散心了。纽约市里有多种香味，可以刺激我那敏感的鼻子；我也常常喜欢到热闹嘈杂的地下铁路沿线去逛一圈。像这样到纽约去一趟，回来后我的活力又恢复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地活着。
从繁华的都市返回到宁静的田园，感觉到自己的家园格外亲切，虽然有人嫌弃它像个老鼠窝，但对我而言，它却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
我时常自己从前门的梯子下来，沿着小径往前走，到尽头时一拐弯，就是我常散步的马路了。小屋的四周有宜人的景色，尤其是每年的6月，郁金香与风信子全都开了，我们就如同住在花海中的小岛上一样。在我去往小凉亭的马路两旁，种满了来自德国或日本的菖蒲花。6月真是个奇妙的月份，连树木都舒展了四肢，伸出的枝桠似乎想向我们倾吐什么。我有时会觉得，树木真的在对我说：“你们人类何时才能学会这样站着不动呢？”有时则说：“看看那不安分的海伦，在花草丛中不停地穿梭，就像一只风中的蝴蝶。”那横生的小枝桠，无异是对我指指点点的小手指。
我常想：“为什么人不会像树木一样，固定地站在某一个点上呢？树木虽然不会移动，不是照样能够生长得很好吗？甚至比人类活得更快乐、更长久呢！”近来，我常为了劳资双方对立以及战争的问题而失眠，我奇怪人类为何不把花在战争上的精力转而投注在研究如何改善人类生活、迈向理想境界的方向上去？如此世界不是可以更美好吗？不过我相信，这一天终将来临。
我希望世界能早一天实现和平，让人类生活得更加幸福，到那时候，人们就不必再去幻想死后能上天堂了。
回忆萝拉
最近，我常常独自坐在书房中思考：“如果当初郝博士没有设计这套教育盲聋者的方法，那么我的这一生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据说在郝博士想要教育辅导萝拉时，当时的法律上还明文规定：盲聋者视为白痴。
莎立文老师在柏金斯盲人学院时与萝拉同寝室，所以对她的事很清楚，而第一个教莎立文老师手语的，就是萝拉。当莎立文老师告诉萝拉，她将前往亚拉巴马州去教一位又盲又哑又聋的女孩时，萝拉很高兴，同时嘱咐她：“不要使这个孩子养成太骄纵的个性，不能因为她有残缺就凡事顺着她，而使她变得太任性。”
临走时，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那些女学生们托莎立文老师带给我一个洋娃娃，洋娃娃所穿的衣服是萝拉亲手做的。我就是从这个洋娃娃开始，学到“doll”这个字的。
我初抵柏金斯盲人学院时，莎立文老师头一个带我去见的人就是萝拉。当时萝拉正在房中编织，由于很久没有见到莎立文老师，因此非常欣喜地迎接我们。同时也吻了我。可是当她看我想伸手去摸她所编织的花边时，就很快地把花边移开，并且用手语对我说：“你的手太脏了！”
我想用手去触摸她的脸，她向后一躲，并暗示我的手太脏了。她问莎立文老师：“难道你没教这个孩子要有礼貌吗？”接着，她很慎重地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当你去访问一位女士时，举止不可以太随便。”
我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心里当然很不痛快，因此就使性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可是萝拉也不含糊，她立刻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拖起来。
“穿漂亮的礼服时绝不可坐在地板上，会把衣服坐脏的。你这个孩子真是任性，一点教养都没有！”当我和老师告别出来，吻别时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脚，结果又被她训了一顿。事后萝拉告诉莎立文老师：“这个孩子好像任性了一点，但脑筋很灵活。”而我对萝拉的第一印象，觉得她冷酷无情，让人无法亲近。萝拉与我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拿我俩做比较。
我们变成盲聋时的年纪相仿，开始时的行动粗鲁，不易管教也很类似；此外，我们两人都是金发碧眼，又同样在7岁时开始接受教育。相似点仅此而已，因为萝拉用功上进的程度远在我之上。萝拉是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如果她当初也能和我一样，有一位如莎立文这样的老师指导，那么她的成就必然会比我大得多。
我的生命充满光明
想到这些，我就不得不为自己感到庆幸。可是当我又想到自己已经有40多岁，而且能够和常人一样的生活，但对那些仍处于黑暗中的人却没有做出一点贡献时，又不禁深感惭愧。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据调查，有资料显示在全国，除了年纪很大或卧病在床的人以外，有379位又盲又聋的正在等待有人去引导他们走出黑暗，其中有15人正处于学龄阶段，可是没有学校收容他们。
常有人向我咨询：“我应该如何来教育这样的孩子呢？”由于孩子们各自的智力高低不同，和所处的环境各异，因此我不能一味肯定地告诉他，是应该请家教，或者送到哪一所学校去。我的建议是：“在儿童的眼、耳机能未完全丧失前，要尽快送到附近的盲哑学校去，否则这样的儿童日后会不愿意学习的。”许多人对我们这样的人都感到好奇，借此机会，我顺便向大家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即使一个人生活在黑暗或寂静之中，但他仍可以像常人一样进行回忆，也可以进行想象，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当然，他要尽量用他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世界，不要封闭在这个世界之外。就我而言，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会热心地把他们耳闻目睹的经历和感受传输给我。因此，我同样可以生活得多彩多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他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勇气与快乐。
不言而喻，身体上的缺陷终究会带来许多的不方便，这点我心里很清楚。我不敢说自己从没有过怨天尤人或感到沮丧的时候，但我更明白这样的想法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我总是会极力控制自己，让自己不要去钻这种牛角尖。我时常自勉的一个目标是：我在有生之日，要极力学会自立，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不去增添别人的麻烦。以宗教上的说法来表示就是：带笑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并不是对命运投降，而是面对命运，进而设法克服它。
这种事情口头上说起来非常容易，可要付诸实践的话，如果没有很深的信仰、坚强的毅力，加上温暖的友情和上帝的引导，恐怕就很难做得到。现在回忆我的过去，值得安慰的是，我至少可以做一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所谓“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代表什么？作家爱德华在完成《小洞的故事》这本书后，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我的祖父养了许多鹦鹉，可是鹦鹉什么也不会，只会模仿猫头鹰鼓起翅膀的样子。来访的客人们总是会兴致勃勃地谈论起鹦鹉，并常追问它们会什么精彩表演。此时祖父就会一本正经地说：‘快别这么说，否则我们的比利会不高兴的，是吗？比利，来，你来模仿猫头鹰给他们看吧！’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的这段往事。现在我写了这本书，就像那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一般。”
我也想自己就像是比利，因此很认真地模仿“猫头鹰”。我的能力有限，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件事，就如同小鹦鹉比利一样。我在佛立斯特家中的书房写完自传的最后一行，由于手很酸，暂时停下来休息了一下。
这儿的院子里有落叶松、山茱萸，但是没有洋槐，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洋槐夹道的小径，因为就在那条小径上，我消磨过许多时光，同时享受着朋友们无限的温情；那几乎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小径。现在，这些朋友们有的还在人间的小径上走，有的则已徜徉于天国的花园里了，但我对他们的怀念如一。
平心而论，我看过的许多好书也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是许多智者的智慧结晶，我对它们都怀着敬畏与感恩的心情。我的自传称不上是什么伟大的作品，如果说其中还有些价值的话，并非由于我的才能，而应归功于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平常的事情。也许上帝视我为他的子女而委以重任，希望由于我的盲聋而对其他人发生一点影响吧！
上帝使我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因而也就无法说话，是想通过我的这种残缺而给世上像我这样的残疾人一些启示。上帝待我不薄，因为他为我送来了莎立文老师，她带领我走出了黑暗而寂静的世界。
莎立文老师自己的视力从小很差，当她担任我的家庭教师时，也只能看到些许光线而已。一个不太健康的弱女子只身远离她的朋友，来到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村落，这种勇气不能不说是受了冥冥中某种力量的支配。她为了我不辞任何辛劳，以她微弱的视力为我念了许多书，且成为我与这个世界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桥梁。我与她非亲非故，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岂仅是因为“喜欢我”这句话所可以解释的。一直到现在，莎立文老师仍旧戴着一副度数非常高的特制眼镜来阅读，而那副眼镜是贝尔博士精心制造的。
我无法读自己的打字稿，这本书有关的修改工作，都是由莎立文老师用手语为我复诵。当她帮我做这些工作时，贝尔博土一直伴在她身边，检查她的视力，随时加以调整。
莎立文老师为了我，不惜付出一切，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我始终相信，只要莎立文老师有这个心，她可以轻易地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物，或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可是她却宁愿把一生的精力花在我的身上。她鼓舞了我服务社会人群的心志，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良好的表现以报答老师的一片苦心。
最后，我要说的是，虽然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因为莎立文老师带给了我许多的爱心与希望，使我的思想进入了光明的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有着一堵堵厚厚的围墙，它们隔绝了我与外界的沟通，但围墙里的世界却也满是美丽的花草树木，我依然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我住的小屋没有窗户，也不大，但在夜晚同样可以观赏到满天闪烁的星星。我的身体虽然有残障，但我的心却可以摆脱残障自由飞翔，它带领我走向热闹的人群，沉浸在幸福之中，追求美妙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