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
幼年时的光明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来记录我这一生的故事。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生活就好像一团笼罩在我身上的金色迷雾。每一次当我回忆起孩童时期的往事时，我就会发现，过去的日子多么自然美好、真实亲切，它如同一条纽带，同此时此刻的我紧紧相连。女人们通常会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童年经历。虽然，那些鲜活而生动的记忆来自我生命的最初时光，但是，后来牢房一般的阴暗始终伴随着我度过余生。此外，童年时代的欢乐和悲伤大都成为前尘往事，它们已然失去了当时的锋芒；在我接受早期教育过程中的那些重大事件，已经随着更加激动人心的伟大发现而被我淡忘。所以说，把我生命中那些非常重要的章节做一个全盘性的总结，并不是一件枯燥的没有意义的事情。
1880年6月27日，我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叫做图斯康比亚的小镇上降生。
我父亲家的祖先是来自瑞士的卡斯帕·凯勒家族，最初他们是定居在马里兰州的。有意思的是，在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个人是苏黎世聋哑学校的教师，他写过一本有关教学生涯的书，可谁能料想到他竟会有我这样一个又聋又哑的后人。每次一想到这，我心里就不禁感叹，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知的啊！
我的祖父，也就是卡斯帕·凯勒家族的后代，来到了亚拉巴马州这片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并最终定居在此。我后来得知，曾经有那么一年，祖父骑马从图斯康比亚前往费城，为的是给种植园添置一些耕作用具。在我姑妈寄来的许多家书中，里面有很多对祖父旅行的生动描写。
我的祖母，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穆尔的侍从武官的女儿；祖母的爷爷很有来头，是弗吉尼亚州最早的殖民总督，名叫亚历山大·斯鲍茨伍德。
我的父亲，名叫亚瑟·凯勒，是一个联邦军队中的上尉，而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两人年龄相差很多。
我从小就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一直到疾病令我丧失了视觉和听觉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在当时，我们家是由一个巨大的四方形房间和一个小房间构成的，小房子是仆人们休息的地方。这源自南方人的习俗，挨着宅第建一座附属的小房子，以备不时之需。宅第是我父亲在内战结束后建造的，娶了我母亲后，他们就在此定居了。房子的墙壁上全是葡萄藤、蔷薇和金银花，远远看过去，我们的房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凉亭。屋子前面的小门廊被满眼的黄玫瑰和茯苓花所遮蔽，因此这里是蜂雀和蜜蜂最喜欢的地方。
祖父和祖母所居住的老宅子距我们家的小凉亭很近。这座老宅子的周围都是树丛及篱笆，篱笆上还有美丽的英格兰常春藤缠绕覆盖，所以大家把这里叫做“常春藤绿地”。这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在莎立文老师没有来到我家之前，我每天都习惯于沿着正方形的黄杨木树篱摸索前行。我让嗅觉做我的向导，通过嗅觉，我发现了我生命中的第一株紫罗兰花和百合花。每次我发完脾气，就来到这个小花园里，寻找那些能令我感到舒适的东西，我把自己温热的脸埋进凉飕飕的树叶和草丛之中。将自己迷失在花丛中是如此地令人愉悦，从一个地方寻觅到又一个地方也带给我其乐无穷的快感。就在探寻的过程中，我会突然碰到一枝美丽的藤蔓，我会通过它的叶子和花蕾来辨别其形状，而且我知道，这就是那株覆盖着摇摇欲坠的凉亭，远在花园尽头的葡萄藤！铁线莲就在我身边，触手可及，还有垂落于枝叶间的茉莉花，以及一种名叫蝴蝶百合的稀有花卉。蝴蝶百合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它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而得名。而花园中最傲人的花魁是玫瑰。我从来没有在北方的温室里见过长势如此繁茂的玫瑰，花朵沿着门廊形成了一道长长的花径，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芳香，泥土的浊气丝毫没有沾染这种清醇的味道。每天清晨，沐浴在露水中的玫瑰娇柔动人，这时我就会禁不住联想，这些玫瑰是不是就是上帝花园中的常春花呢？
就像很多毫不起眼的小生命一样，我的生命一开始也是朴素、单纯的，跟很多普通人家中第一个孩子一样。家人为了给我起名字，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煞费周折。我的父亲建议给我取名米尔德莱德·坎贝尔，这个人名来自父亲极为崇敬的一位先祖，父亲对于这个名字很坚持，拒绝作进一步的商榷。而我的母亲则按照她自己的意愿说出了别的见解，她认为我应该随外婆的名字，叫海伦·埃弗里特。没想到的是，就在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带我去教堂洗礼的路上，父亲把起好的名字给忘了，这其实是很能理解的，因为这是一个父亲根本不喜欢的名字，他怎么会记在心里呢。所以，当牧师问他的时候，他慌了神，但因为早就定好了我的名字还是应该随我外祖母的姓氏，于是他给我取名叫海伦·亚当斯。
我的家人告诉我，当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显示出了不服输的个性。我会努力模仿别人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我六个月大时，我就能咿呀说出“你好”之类简单的词句。还有一次，我十分清晰地说出了“茶，茶，茶”，这让家里的大人都深感惊奇。即便是在我生病之后，我仍然记得在我生命最初几个月里所学到的一个词——“水”。当我的病情日益严重，所有的语言功能丧失殆尽后，我还是可以模糊地发出“水”这个词的发音。
我听家里人讲我一岁时学走路的情景。一次，母亲给我洗完澡把我从澡盆里抱出来，放在她的膝盖上。当时，林木婆娑，光影摇曳，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于是，我从母亲的腿上挣脱出来，试图追逐地上的阴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让我为之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我重重跌倒在地上，又哭喊着扑进了母亲的怀抱。
这样快乐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很久。我只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春天，知更鸟和嘲鸫的啁啾缭绕的春天；一个繁盛的夏天，鲜花和浆果香气满满的夏天；一个金黄色的秋天，枯叶和败枝堆积的秋天。此后，所有美好就戛然而止。
季节在给一个如饥似渴、欣喜异常的幼儿脚下，留下了它最后的礼物后，在阴沉萧索的二月，疾病封闭了我的眼睛和耳朵，再次将我抛进一个新生婴儿般的无意识状态。家人们管这种病叫做胃和脑的急性阻塞症。医生认为我活不了了，然而造化弄人，就在某天早晨，我身上的烧突然退了，就像它到来时那样神秘莫测。那天早晨，家中充满了喜悦祥和的气氛，但连同医生在内，大家全都不知道我已经没有了视觉和听觉。
时至今日，我仍旧能回忆起当时得病时的场景。我特别记得的是母亲对我的精心呵护，她在我一连数小时的焦躁和疼痛之中努力安抚我。我会在睡觉过程中惊悸着醒来，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痛楚和迷惑，我试图转动眼睛，然而它是如此地干涩灼热；我把头扭向墙壁，因为那里曾有迷人的亮光，但是我只能看到暗淡模糊的一片，而且每天都在变暗。除了这些短暂的记忆，也就不曾剩下别样的东西了。
事实上，这些回忆如梦似幻，也不分明。渐渐地，我变得习惯于被寂静和黑暗所围裹，当时的我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生活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直到那一天——莎立文老师到来的那一天，她引导我进入了精神自由的境界。
总之，在我生命的最初十九个月中，我曾对这个世界惊鸿一瞥，记忆里那些广袤的田野，明媚的天空，高大的树木和芬香的花丛是在随后而来的黑暗后永远无法抹掉的。就像那句话说的“如果那一天属于我们，那么那一天所展示的一切都属于我们”。
儿时记忆
童年的许多事情都被我牢牢记在心里，虽然他们零零落落彼此互不相干，但是它们是如此清晰，宛如历历在目，它们加深了我对沉寂、无助而迷惘生活的思考。
在生病的头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知道我曾坐在母亲的腿上，或者在她做家务的时候紧紧地依附在她的衣服上。我的双手可以感知每一种物体的形状，也可以“观察”每一个移动的物体，这样我了解了许多事情。
后来，我想要跟别人进行交流，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用摇头表示“不行”，用点头表示“行”；往回拉的动作表示“回来”，向外推则表示“去”。在我想吃面包的时候，我就会做出切面包片以及涂抹黄油的动作，在我想让母亲在晚饭时做点冰激凌的时候，我就会做出搅动和浑身颤抖的动作，这表示“凉”。
我的母亲也成功地让我领会了很多事情。当她想让我为她拿东西的时候，我马上就能理解，我会跑到楼上取东西或者去她告诉我的其他任何地方。在如同黑夜的孤寂生活中，我要感谢母亲，是她用自己充满智慧的无私之爱帮我赶走了生命中的黑暗，让我感受到生活的温暖美妙。
在我渐渐明白自己未来所面临的巨大考验时，我开始适应这种生活。五岁的时候，我学会了把干净的衣服叠好并且收起来，而且，在洗衣房送来的衣物中，我会辨别出哪些是自己的衣服。通过这种方式，我也顺便知道了母亲和姨妈会在什么时候外出。我总是央求她们带我一起去。当客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我会上前打招呼；当客人走的时候，我会朝他们挥手道别。
有一次，一些绅士邀请我母亲外出，我感觉到了大门关闭时的震动和他们离去的声音。突然有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快速跑上了楼，穿上了外出时才会穿的礼服，然后站在镜子前，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往自己的头上抹油，往自己的脸上涂粉。一切“打理”好后，我在头上别了一块面纱，于是我的脸和肩膀全都埋进了面纱的褶皱里。我还不忘在腰间系一个硕大的蝴蝶结，蝴蝶结悬垂在身后，几乎碰到了裙角。带着这身打扮我下楼去，大家看了都哈哈大笑。
我已经回忆不起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同别人不同时是什么感受和什么时候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在莎立文老师到来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了。我注意到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不像我这样，她们在做事时不会使用手势，而是用嘴交谈就行了。有时候，我会站在两个谈话的大人之间，用手去摸他们的嘴唇。我无法理解，而且懊恼异常。于是，我试着动动自己的嘴唇，并且努力模仿，但都是徒劳。于是我发怒，又踢又叫，直至浑身一点力气也没了，才停止胡闹。
那时候，我也知道自己十分乖戾顽皮，我记得我伤害过我的保姆埃拉，我曾踢过她。狂暴过后，我就会生出几分懊悔，但是我不记得这种歉疚感有没有令我的胡闹收敛一些。
我有两个忠实的伙伴与我从小一起长大，一个是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姑娘玛莎·华盛顿，她是我家厨师的孩子；还有一个是贝拉，她是一只非常出色的老猎犬。玛莎·华盛顿可以看懂我的手势，所以同她交流我很少遇到困难，她总是能够听命于我。在她面前发号施令让我感到高兴。在通常情况下，她总是迁就我的蛮横和专制，而且不会冒险同我正面冲突。我感受着自己的强大而并不在意后果如何。
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念头有多么让人操心，但我总是一意孤行，我甚至会用牙齿和指甲相威胁，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在厨房里，我们揉面团儿，做冰激凌，研磨咖啡豆，烤制蛋糕，以及给聚集在厨房台阶上的母鸡和火鸡喂食。这都是些十分温顺的家禽，它们在我手里吃食，让我感受到它们热烘烘的气息。
有一次，一只硕大的雄火鸡从我手里叼走了一个番茄，然后迅速跑掉了。受到了这只火鸡的启发，我们跑到厨房偷来一个蛋糕，当时厨子刚刚在上面撒了一层糖霜，我们拿着蛋糕躲到柴堆旁，把蛋糕一点一点地全吃掉了。但没想到却因此吃坏了肚子，生了一场大病，我不知道那只夺走我番茄的火鸡是不是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
珍珠鸡的爱好是把巢藏匿在偏僻角落里，童年时代的我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搜寻草窝里的鸡蛋。当我想要找鸡蛋的时候，因为无法直接对玛莎·华盛顿说，我就会攥起拳头，再把它们放在草地上，这表示有什么东西在草地上滚动，而玛莎总能领会我的意图。运气好的话，我们就会找到一个鸡窝，可是我从来不会让玛莎把鸡蛋带回家，我会让她把鸡蛋扔在地上摔碎。
除此之外，还有像谷仓、马厩以及每天早晚给奶牛挤奶的庭院都是我和玛莎每天最喜欢呆的地方。挤奶工给牛挤奶的时候会让我把两手放在牛身上。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经常对牛又拧又掐，以便让自己有更深的感受。
在为圣诞节做准备的时候，我非常高兴。虽然我并不知道大人们在准备一个什么样的节庆，但是那些洋溢在我房间里的香味令我非常陶醉，而花样繁多的美食也会让我和玛莎·华盛顿安静下来。我们俩也会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享受节日的快乐。大人们会允许我们俩帮他们研磨香料，挑拣葡萄干，或者用勺子搅拌馅料。我也像其他人那样把自己的长袜挂起来，虽然那时候还没人给我讲过圣诞老人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这种仪式仍令我兴味盎然，因为一觉醒来，我就可以在袜子里找到心爱的礼物。
玛莎·华盛顿跟我有同样的爱好，就是喜欢搞恶作剧。一年7月的炎热午后，有两个小孩儿坐在走廊的台阶上，一个是黑人小姑娘，梳着一束束俏皮的像螺丝锥一样的头发；另一个是白人小姑娘，有着一头长长的金色鬈发。黑人孩子六岁左右，白人孩子只有两三岁大。那个年幼的小孩是个盲童——这个孩子就是我，另一个黑人孩子就是玛莎·华盛顿。当时我们俩正埋头剪纸娃娃玩儿，可是没多久我们就厌倦了这个游戏，于是，我们俩又开始剪树叶，我们把能够拾到的金银花叶子都剪了下来。接着，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到玛莎那像螺丝锥的头发上，起初她反对我打她头发的主意，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就这样，我们俩轮流玩起了这个游戏，我抓过剪刀剪掉她的一根辫子，她抓过剪刀剪掉我的一束卷发。我想，要不是母亲发现的早并及时制止了我们的游戏，我的头发一定都被剪光了。
我的另一个玩伴贝拉，也就是我们家的那只猎犬，又老又懒，喜欢在壁炉旁睡觉，而不太愿意同我玩耍。于是我努力教她我的“手势语言”，但是它总是反应迟钝，心不在焉。有时候，它也会兴奋得浑身颤抖，变得跃跃欲试，就像狗儿们将目标锁定在一只鸟身上时所做的那样。我并不知道贝拉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但是我知道她肯定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这令我十分懊恼，因此，我的训练课总是以对贝拉一通乱捶作为结束。而贝拉不以为然，爬起来伸伸懒腰，然后轻蔑地打一两个响鼻儿，再跑到壁炉的另一边就地一躺。为此，我觉得非常无可奈何，只有放下贝拉，再回去找玛莎玩。
记得有一次，我在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围裙弄湿了，于是，我把围裙铺在客厅的壁炉边烘烤。为了加快烘烤速度，我就让它离火源近了一些，结果正好碰到了余烬。围裙一下子烧着了，火苗围绕在我身边，甚至连我的衣服都被引燃了。我惊慌失措地吵闹惊动了我的老保姆维妮，她急忙跑过来救我，把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我给憋得几近窒息。幸而火势不大，最后她把火给扑灭了，我除了双手和头发被烧了一下之外，并没有严重的烧伤。
也就在同一时期，我发现自己会使用钥匙了。一天清晨，母亲进储藏室拿东西，我就把她锁在了里面，母亲不停地敲打房门，但因为那时仆人们都出去干活了，所以根本没有人能给她开门，母亲被迫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我能感觉到敲击房门的震动声，可我却坐在走廊的台阶上咯咯地笑。这类令人头疼的恶作剧使我的父母意识到，我必须尽快接受教育。
记得在莎立文老师到来后，我还找了一个机会把她锁在了自己房间里。当时母亲领我上楼去见莎立文老师，她想让我明白她要把我交给老师。可是没多久我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而且还上了锁。然后，我又把钥匙偷偷藏在了走廊里的衣柜里，但家人并没有让我交出钥匙。我父亲只是搬了一把梯子，把莎立文老师从窗口接了出来。这出恶作剧让我兴奋了好长时间，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把钥匙交给父亲。
五岁的时候，我们搬家了，从藤萝覆盖的小房子搬到了一个新盖的大房子里。同我们一块住的还有我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及后来出生的小妹妹米尔德莱德。我最早而且印象最深的有关父亲的记忆，就是我摇摇晃晃地穿过一堆堆的报纸来到他身边，这时我就会发现他总是独自拿着一沓报纸摆在面前。我会感到极其迷惑，很想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会模仿他的动作，甚至戴上了他的眼镜，因为我想眼镜或许能帮我解开未知的秘密。但是很多年之后，我依旧未解开这个秘密。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些报纸的由来——我的父亲是做文字校对工作的。
我的父亲是很顾家的那种男人，除非到了狩猎季节，否则他是很少离开我们的。他是一个出色的猎人，练得一手好枪法。除了在家之外，他最爱的是他的狗和猎枪。另外，他还是一个极其好客的人，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性格弱点，他很少有不带客人回家的时候。他最引以为豪的地方就是我们家的大花园，据说他培育的西瓜和草莓是全县最好的，我还记得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给我吃，还为我精心挑选各类不同的浆果。他用温热的手充满慈爱拉着我在果树和藤萝之间漫步，他的积极乐观让我的童年时代温暖快乐。
父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在我掌握了语言以后，他常常会笨拙地在我手上拼写字词，并以此来讲述他的那些奇闻逸事。在“讲完”故事后，他会让我马上“复述”出来，当我“复述”出来之后，他会特别高兴。
1896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年，当时我住在北方，惬意地享受着夏日最后的时光，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父亲的死讯。他死于一次突发疾病，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人就这么离去了。父亲的死亡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悲痛欲绝，也使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了解。
描述完父亲我又该如何来描述我的母亲呢？她离我是那么近，我很爱她，对我来说，用语言来描述她甚至是近乎失礼的举动。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我的小妹妹视为一个入侵者。当时，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我的心里充满了嫉妒。妹妹总是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那里本是我坐的位置，而现在却成了她的专属，她受到了所有人的关爱。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使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那时有一个洋娃娃被我成天抱在手里，我还给她取名叫南希。我有会说话的洋娃娃，也有会哭和会眨眼睛的洋娃娃，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像爱我的破南希那样爱她们。但我对南希也不是一直都那么好，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娃娃会变成我发脾气的牺牲品，所以，她总是一副破衣烂衫的样子。
南希有一个摇篮，我经常花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把她放在摇篮里摇动。我是无比关切地守护着南希和她的摇篮的。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小妹妹安静地躺在摇篮里熟睡。现在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测，那时根本就没有爱和亲情的纽带能束缚住我的愤怒。于是，我冲过去把摇篮翻了个个儿，要不是母亲上前抓住了她，妹妹也许会摔死，更清楚地说，会被我杀死。所以说，当我们行走在让我们深感孤独的幽谷之中，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充满关爱的言行以及友情所带给我们的感动。后来，当我重新恢复了人类友爱的本性后，我和米尔德莱德已经成长为彼此交心的姊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辛险阻，我们都愿意拉着手面对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即便她不明白我的手语，我也不明白她那些充满童真童趣的语言。
燃起希望
我越来越大，就越来越渴望向周遭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显然我使用的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远远不够用了，每当我无法表明自己的意图时，我就会气急败坏。我感到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抓着我，而我则拼命地想挣脱束缚。我努力抗争事实上并不全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多的是想为我内心深处强烈的反抗精神寻找出路。我通常会哭闹不止，无论身心都很累很累。如果母亲碰巧在身边，我会悄悄钻进她的怀里。我伤心至极，乃至于忘记了愤怒的原因。后来，这种坏情绪每天都爆发，甚至每小时都爆发。可见交流于我是多么迫切。
我的父母因此深深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我们家附近没有任何一所盲人或聋哑学校，它们都坐落在很远的地方，而且，似乎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跑到像图斯康比亚这种偏僻的地方，就为了教一个又聋又瞎的任性小孩。事实上，我的朋友和亲属们一度怀疑我真的能否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曾读过他写的《萝拉·布里吉曼的故事》，而且她隐约记得那个女孩子也是又聋又瞎，然而却接受了正规教育。不过她也感到希望渺茫，因为豪博士，也就是那个探索传授盲聋人知识的先驱，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而他的教育方法也许会随着他的去世而消亡，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么像我这样一个住在亚拉巴马偏远小镇的聋哑女孩怎么能受到教育呢？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成功地医治过许多患有严重眼疾的病人。于是，我的父母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碰碰运气。
我依然十分清晰地记着那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在火车上，我接触到许多不同的人，并与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成了朋友。有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我父亲在上面钻出孔洞，这样我就可以把贝壳串在一起，很长时间我都沉醉其中，乐此不疲。列车长也是个友善的人，当他在车厢里四处走动为乘客检票打孔的时候，我常会抓着他的衣摆玩。他还让我玩他的打孔器，要知道打孔机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神奇有趣的玩具啊。我会蜷缩在座位的一角里一连好几个小时在一片片纸板上打洞玩，玩得不亦乐乎。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这个大布娃娃滑稽而奇怪，可能是因为缝制的时间过于仓促了吧，娃娃没有鼻子、嘴、耳朵和眼睛，凭借一个小孩子如何想象都是无法拼凑出娃娃的整张脸孔的。我虽全然不在乎娃娃头上的其他器官，但觉得眼睛还是应该有的，事实上还是娃娃眼睛的缺失深深触动了我。我固执地向大家指出我的发现，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为娃娃添加一双眼睛。然而，由于我的灵机一动，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翻下座位开始摸索，直到发现了姑妈的披肩，姑妈的披肩上面装饰着不少大珠子。我揪下来两颗珠子，示意姑妈帮我把它缝到娃娃身上。姑妈猜到我的意思，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眼睛上面，问我是不是这样，我使劲地点头。结果，珠子被姑妈缝到了恰当的位置，我高兴极了，拿着它一直摇晃，可是很快我就失去了对布娃娃的兴趣，又把它丢到一边了。这次旅途，是我保持不发脾气的最长时间，因为这期间遇到了太多的事，让我的头脑和手指忙于应付，所以我就“无暇他顾”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巴尔的摩，见到了切斯霍尔姆医生，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治疗。他对父亲说，我现在更应该接受教育而不是做治疗，他建议父亲向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进行咨询，因为贝尔博士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聋哑和盲童学校的师资情况。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我的父亲疑虑重重，感到前途未卜。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只是觉得在路途间的往来其乐无穷。当时贝尔博士已经功成名就，深受世人敬仰了。当他一看见我，就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虽然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但我立刻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善良以及他对我产生的强烈的同情心，我对他的怀表产生了兴趣，为了让我明白，他不停地敲打怀表。他理解我的手势，就凭这一点，我就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会晤为我今后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一扇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门，从孤独走向友爱、关心的神秘未知的门。
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院长安纳诺斯先生写封信，他是豪博士伟大事业的继承人。希望安纳诺斯先生可以帮忙请一位能够教我的好老师。我的父亲立即写了信。几个星期后，安纳诺斯先生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让我们放心，说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当时是1886年的夏天，来年3月莎立文老师就来了。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摸着我的灵魂，它不但带给了我光明，还让我“看”到了许多奇迹。我似乎听到了那个来自圣山的声音：“知识就是博爱，就是光明，就是智慧。”
莎立文老师的到来
在我生命里，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立文来到我家的那天，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回想此前此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得不感慨万千。我清晰记得，那天是1887年3月3日，三个月后我就满七岁了。
那一天的下午，我站在门廊里，似乎冥冥中就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我看到房间里人们忙前忙后，母亲打着各种忙乱的手势，而我安静地走出房门在台阶上坐着。午后的阳光穿透门廊上茂密的金银花藤，暖暖地洒落在我仰起的脸上。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游移在那些熟悉的叶片和花蕾之间，初生的枝蔓似乎也忙不迭地向南方的春日致意。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样懊恼和苦闷的感觉一连折磨了我好几个星期，深深的无助感包围着我。
你有没有梦到过浓雾笼罩的海面？一团白色的雾霭将你的视线彻底封闭起来，而你乘坐的那条大船，则毫无把握地摸索前行，它边走边用铅锤和探深绳寻找着靠岸的航道。那么你呢？就带着怦怦的心跳等待着未知事物的发生？在接受正式教育之前，我就像那艘漂荡在迷雾中的船，只是我没有指南针和探深绳，也无从知晓港口的远近。“光！给我光明！”这是发自我灵魂深处无言的呐喊，每时每刻我都在期盼自己能沐浴在爱的光明之中。
莎立文老师来了，我感觉到了她走近的脚步声，我伸出手，就像迎接母亲那样。有个人抓住了我的手，我被她紧紧地抱在怀中，她就是来向我揭示万事万物的人。但更为重要的是：她用爱紧紧包围住我。
次日早晨，莎立文老师领我来到了她的房间，还给了我一个布娃娃。这个娃娃很有纪念意义，是帕金斯盲人学院的一个名叫萝拉·布里吉曼小盲童送给莎立文老师的，她还给娃娃做了衣服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娃娃的来历的。当时，我玩了一会儿手上的娃娃，莎立文老师则慢慢地在我手上拼写“doll”（娃娃）这个词。我立刻对这种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努力模仿。最终，我正确地拼写出了单词，我难以抑制我的快乐和自豪。后来，我跑到楼下母亲身旁，我举起手，然后在上面拼写出“doll”这个单词。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所拼写的是一个单词，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单词这种东西存在，我仅仅是调皮地用手指加以模仿而已。事实上，我是在和老师待了好几个星期后，才知道原来每件东西都有一个名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懵懵懂懂地学会了很多单词，比如像“pin, bat, cup”（针、球棒、杯子）这样的名词，还有一些像“sit, stand, walk”（坐，站，走）这样的动词。
一天，我正在和我的新布娃娃玩，莎立文老师就把我从前的那个大破娃娃放在了我的膝盖上，她教我拼写“doll”，并试图让我了解，这两个娃娃都叫“doll”。
还有一次，我们在单词“mug”和“water”之间争得不可开交。莎立文老师向我解释“水杯”是“水杯”，“水”是“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可我很固执，总是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莎立文老师感到十分无奈，但她还是不厌其烦地从头开始教我。我对她翻来覆去的重复教学法不耐烦了，于是我一把抓过新娃娃，把它猛地摔在地上。我感觉到了娃娃在我脚下四分五裂，只觉得心里十分痛快。既不悲伤，也不愧疚，我的情绪就那样爆发了，我不再爱那个娃娃了。显然，在我生活的寂静黑暗的世界里，是没有强烈的柔情和关爱的。我感觉到莎立文老师把娃娃的残肢扫到了壁炉旁边。我的不快消除了，感到了心满意足。后来，莎立文老师把帽子拿来给我戴上，我知道我要去外面晒太阳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欢欣鼓舞。
我们往大房子方向走，一路上金银花的芬芳令人心旷神怡。路边有人压水，莎立文老师就把我的手放在了水管边上。当一股清冽的水流喷涌到我的一只手上时，她就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ater”这个词，起初是慢慢地，后来变得飞快。蓦然间，我感觉到了一种沉睡意识的回归和觉醒，这是一种被遗忘了的朦胧意识，那远离我的神秘语言世界展现在我面前。于是我知道了“water”的意思是奇妙而凉爽的东西从我的手上流过。这个具有生命力的词语唤醒了我的灵魂，它带给了我光明、希望、欢乐，将我置于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虽然感官的藩篱依然存在，但是藩篱必将会被及时地清理干净。
我离开了大房子，极其渴望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对我来说，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我开始重新认识它们，开始记住它们的名字，我觉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新思想的诞生。当我们回到家里，我碰到的每一件物体似乎都对我的生命产生了触动。这是因为我以一种陌生而新奇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东西。进门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坏的洋娃娃。我摸索墙壁走到壁炉前，蹲在地上捡起了娃娃的碎片。我想把它们拼凑在一起，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错误，我感到既懊悔又伤心，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天，我又学习了很多新的词汇。虽然已经记不全了，但是有几个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父亲、姐妹、老师，这些词语把我带进了一个缤纷的世界，“就像亚伦的魔杖，一挥之下，遍生花丛”。不妨说，你很难找到一个像我这般快乐的小孩。夜晚，我躺在自己的儿童床里，兴奋不已，我开始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明天的到来。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1887年的夏天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激发了我灵魂的觉醒。那个时候我开始明白，虽然现在我做不了什么，可是我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探索，去认知我触摸到的每一件物体。我摸到的东西越多，了解这些东西的名称和用途越广，我对自己同世界血脉相连的感受就越强烈，我的自信和快乐也随之越来越多。
当雏菊和毛茛大肆开放的时候，莎立文老师牵着我的手穿过田野。农人们正沿着田纳西河的两岸做着播种的准备。我们双双坐在温暖的草地上，感受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是多么的温暖。我知道了阳光和雨水如何滋润土地上的每一棵树木，令它们长势繁茂，开花结果。我还知道了鸟儿们如何搭建巢穴，如何迁徙生存；松鼠、鹿、狮子和各种动物如何觅食逃生。随着知识的增长，我对我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越来越感兴趣。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了做算术题，或者描述大地的轮廓。莎立文老师教我学会了发现之美，在芬芳林木的拥抱中，在每一片草叶上，在我小妹妹绵柔蜷曲的小手上，我找到了美。她让我感受到了“鸟儿、花朵和我都是快乐的同伴”。让我将人生最初的思想同大自然紧密连接在了一起，当然，大自然也不总是带给我们温暖和快乐。有一次，天气很好，我和莎立文老师散步到很远的地方，但返回的时候天气就变得燥热难耐起来。有那么两三次，我们停在路边的大树下歇息。最后，我们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一棵野生樱桃树下。树荫下凉爽宜人，那棵树也很容易攀爬，在莎立文老师的帮助下，我还能爬到树上骑在枝桠间。坐在树枝间的感觉妙不可言，于是我们打算在这吃午餐。她让我坐在树杈上，乖乖不动，等她去家里拿饭回来。
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我突然感到周围有一种说不出的变化，树枝交错间光和热都一扫而散，我知道天色变黑了。接着，地上也泛起一股奇怪的味道，这是在雷雨到来之前，我总会闻到的味道。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了彻底的孤立无助，某种力量切断了我同朋友和坚实大地的联系。浩瀚未知的气氛将我紧紧围裹，一阵惊骇感袭遍了我的全身。我坐在树枝上一动也不敢动，翘首企盼莎立文老师快些返回。
接着，是片刻的宁静，但这似乎是大波折前的片刻宁静，令人产生不安的感觉。随后，周围的树叶大肆抖动起来，我身下的樱桃树发出一阵震颤，如果不是我用尽力气紧紧抱住树干，迎面而来的一股狂风就会把我掀到地上。树摇晃得很厉害，在风雨的裹挟下，我身边的小树枝噼啪作响，似乎在嘲笑我的渺小。一阵狂暴的悸动攫住了我，恐惧感令我难以自抑。我全身蜷缩在树杈之间，紧紧抱住树干，任凭枝叶在我身上鞭打。
我断断续续地感到了身边强烈的震动，仿佛有某种重物坠落。震颤在头顶上划过，一直传到了我身下的树杈上。我的不安已经达到了极限，很怕大树会因为抵不住风雨的袭击而轰然倒地，到时我就和大树一起倒下。幸好莎立文老师及时抓住了我的手，把我从树上弄下来。我紧紧地依附在老师身边，高兴得浑身颤抖，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脚下坚实的土地。我想我已经学会了新的一课，我明白了大自然时常会向她的子民突然而公然的发起战争，在她温柔的外表下，藏着一双锋利的爪子，向人们发出出其不意的攻击。
因为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恐惧感，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爬树。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金合欢树盛开的花朵和迷人的芬芳最终动摇了我。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独自在凉亭里阅读。渐渐地，我觉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于是，我一下子站起来，本能地伸出双手，仿佛在探寻着穿过凉亭的春天的气息。“这是什么东西？”我在心里发出疑问。紧接着，我就认出了这是金合欢花的气味。我摸索着来到花园尽头，我知道那棵金合欢树就在篱笆附近小路的拐角处。在和煦的阳光下，金合欢树轻轻摇曳，它那缀满花朵的枝桠几乎垂到了长长的草丛上。我惊叹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精巧漂亮的花朵！即使是最轻微的触动，它那精致的花瓣也会立刻回缩并拢，就像是一棵天堂之树被移植到了人间。
我拨开繁茂的花枝，走到了巨大的树干下面，先是犹豫了一小会，但是最终还是作出了决定，我决然把双脚放在了树杈之间的宽阔地带，并且开始向上攀。保持攀登姿态相当吃力，因为树干非常粗大，树皮还磨破了我的双手。可是我依然斗志昂扬，沉浸在征服困难的喜悦之中。我继续往高处爬，在树的高处竟有一个小凳子。可能是很早以前别人绑在这里的，现在，它已经和树融为一体，成了树的一部分。我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高高的树杈间，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坐在七彩祥云上的仙女一样。我在这棵天堂之树上自由畅想，做着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白日梦。
了解“爱”的意义
现在，我已经熟练掌握了学习语言的关键，接下来，我更多的是希望学以致用。对正常的孩子来说，学习语言并不是个费劲的事情，他们很容易就能从别人说出的词汇中接触和学习到语言。但对于一个聋哑小孩而言，掌握语言必须要经过一番缓慢而痛苦的学习过程。
渐渐地，我从只能说出一种物体的名字，一步步发展到了能在广阔的语言领域里自由驰骋的程度。从我第一次发出含糊不清结结巴巴的音节，到我可以在莎士比亚绝美的诗行间自由穿行，莎立文老师拉着我的手在语言这条路上，进行了漫长的远征。
一开始的时候，当莎立文老师给我讲述一件新事物时，我就只能“听”着，单纯的接受，几乎问不出什么问题。因为那时我的意识是模糊的，我的词汇也是贫乏的，但是随着接触事物的增加，我学会的词汇也越来越多。我询问的范围变宽广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周旋于同一个主题，我渴望深入了解这个事物，熟知它的方方面面。有时候，一个新词会勾起我一连串对之前经历的一些记忆。
有一天早上发生的事让我记忆深刻，那是我第一次向莎立文老师询问“爱”这个单词的意义，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一个单词，但我却一直不能深刻理解它。
当时，我在花园里发现了几株刚刚开放的紫罗兰，于是我把花朵带给了莎立文老师。莎立文老师想要亲吻我，表示她的欣喜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母亲，我不喜欢被任何人亲吻。于是莎立文老师就用胳膊轻轻地揽住我，在我手上拼写“我爱海伦”。
“爱是什么？”我问道。
她把我拉到她身边，对我说：“爱就在这里”，然后就指着我的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心的跳动。但是莎立文老师的话在当时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因为我那时我还不能理解抽象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
我闻着莎立文老师手里的紫罗兰，一边拼写单词，一边用手势比画，我想问的问题是：爱是这些可爱的花朵吗？
“不。”莎立文老师回答道。
于是我再次揣摩这个单词。暖洋洋的阳光照在我和老师身上。
“这个是爱吗？”我指着发出热量的方向问老师，在我看来，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太阳更美丽的东西了，它发出的光和热令万物生生不息。可是莎立文老师仍然摇着头，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失望之中。真是奇怪，为什么她不能把“爱”展示给我看呢？让我直接触摸它，我就会明白了啊。
在这之后的一两天之后，我在房间里玩珠子，我把大小不同的珠子均匀地串在一起，先串两个大的，再串三个小的，以此类推。可我总是搞错，莎立文老师十分耐心地把串错的珠子一一指出来。终于，我注意到了一个很明显的次序错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发现自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手工课上，这种注意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抽象概念呢，莎立文老师摸着我的额头，用力在我的手心拼下“think”这个单词。
刹那间，我明白了这个词语就是我头脑运行过程的产物，这是我对一个抽象概念的初次认识。这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没办法把心思放在腿上的珠子上。随着新念头的迸发，我试图找到“爱”的含义。
当时，太阳已经被云层遮盖，随后还下了一阵雨，可是顷刻之间，南方的太阳便喷薄出它那特有的光芒。
我又一次问莎立文老师：“这个是爱吗？”
莎立文老师回答道：“在太阳出来之前，爱有点像天上的云彩。”我还是不能理解。老师继续解释道：“要知道，你无法摸到云彩，可是你能感知雨水的降落；你也知道，在经历了整天的酷热后，那些花儿和干旱的土地是多么渴望雨露的滋润。虽然爱不是实体，你不能触摸到爱，但是你能感觉到它，就好像雨水滋养万物的美好，你能感觉到这种美好。所以说，没有爱，就没有快乐。”真理之花在我的头脑中蓦然盛开，我忽然发觉我的灵魂和其他人的灵魂之间，延伸出一条条看不见的连线。
感受知识的美好
从莎立文老师教导我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像对待那些具有听力的孩子那样跟我讲话，唯一的不同是，她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在我手上拼写句子。当我理解不了她给我的那些词汇和成语，以至于无法进行对话的时候，我是多么想同莎立文老师进行直接交谈啊。
这样纠结的情绪持续了好几年。对于那些失聪儿童来说，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最简单的成语和表达方式真是太难了，你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或者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掌握它们。那些有听力的孩子可以从不断的重复和模仿中学习这些语言。他们在家里听到大人们的交谈，这些谈话无形中刺激了他们思维的发展，而交谈的话题也是他们感兴趣的，因此无须刻意学习，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种天生的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在失聪儿童那里是行不通的。
除此之外，与人交流对我来说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个仅仅眼盲的人或者仅仅耳聋的人而说，掌握对话的技艺就已经很难了。而对于那些既盲又聋的人而言，可谓是难上加难了！他们不能辨别语气的快慢、声调的高低，也无法观察讲话者的面部表情，而通常一个眼神就能展示出讲话者的心思，但这些信息，盲聋人是接收不到的。
莎立文老师发觉了这一点，于是她决心不让我身体上的缺失影响我的学习。她逐字逐句，反反复复地教我，告诉我怎样参与别人的对话。这实在是一个漫长的困难的过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终于能同人交谈了。又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我能够把握谈话的内容了，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
在学习了如何与人交流之后，接下来我的学习重点是“阅读”。每当我拼写单词的时候，莎立文老师就会拿给我一些卡片，这些卡片上面印着凸起的字母。我学得很快，我知道每一个词语都代表着一种物体、一种行为，或者是一种特质。比如“doll”、“is”、“on”、“bed”这几个词，每一个词都有其自身对应的物体和形式。我有一个拼写板，最初，我能在上面拼凑出一些短句。于是，我就用“is on bed”表示把洋娃娃放在床上。在造句的同时，我也学会了句子的含义和正确的语法结构。在当时再没有什么比这种造句游戏更让我开心的了。我和老师每次都一连玩好几个小时，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被我们当做练习造句的道具。
渐渐地，我从认字卡片上的字过渡到了看书，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初级读者”。我在书中疯狂地搜寻着那些我认识的字。一旦发现了认识的字，我高兴得就像玩了一场捉迷藏游戏一样。就这样，我开始了阅读生涯。慢慢地，我开始读一些系列故事，后来我还能把这些故事“复述”出来。
在莎立文老师教导我的过程中，并没有让我系统地学习某些课程。所以，当我满怀热忱地认真学习时，更像是在玩耍娱乐，也就是说，我是满怀兴趣去学习的。莎立文老师会把教给我的每一样东西用一个故事或者一首诗表达出来。不只是这样，但凡碰到令人高兴的事，她都会细细地讲给我听，她把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因此，我是幸运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枯燥乏味的文法，艰涩的算术题和困难的名词解释让许多小孩子产生畏惧心理，但却并没有对我造成影响，不仅如此，这些还都成了我最珍视的回忆。
至于莎立文老师为什么能给予我这样超出常人的关爱之心，我无法做出解释，我想我只能感谢上帝让莎立文老师来到我身边，教导我，爱我。除了爱心以外，老师还具有极其出色的描述才能，她能迅速地掠过那些乏味的细节，而且从来不唠唠叨叨地问我前天都学了哪些东西之类的问题。她总能把枯燥的科学原理讲得无比生动，让我去理解而不是硬性接受。
我们阅读和学习的地点一般在户外，沐浴在阳光摇曳的树林而不是阴暗的房子里，我想这样氛的围更有助于我的学习。空气中弥漫着松针的清香，还夹杂着野葡萄的果香。我们惬意地坐在野生鹅掌楸的树荫下，在这期间我学会了思考。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我认为每一件事物都是一堂课，都有一种裨益。可以说，万事万物都让我领悟到了它们的魅力和功用。
事实上，所有能嗡嗡鸣叫，或者默默开花的东西都是我学习的对象，我把聒噪的青蛙、蝈蝈儿和蟋蟀抓在手里，去感受它们。昆虫振翅鸣叫，毛茸茸的小鸡和野花在手指间划过，野花竞相绽放，草地上的紫罗兰和发芽的果树散发着芳香，我已经同自然融为一体。我可以感觉到棉荚是绽开的，因为我可以用手指触摸着它那覆有绒毛的种子和柔软的纤维，我感觉到了微风吹过玉米秆的沙沙低鸣，还有我的小马打响鼻的气息，这只小马是我们在牧场里抓到的，我们还给它戴上了一个马嚼子，虽然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但直到现在我依旧清楚地记得小马驹呼出的那种浓浓的三叶草味道，一闭上眼睛就能闻到。
有时我会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偷偷爬起来，溜到花园里去。那时候的草丛和花朵上缀满露水，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把玫瑰花轻轻捧在手里的快感，也很少有人能见到百合花在清晨的微风中摇曳的倩影。我偶尔会在采花的时候抓到一只昆虫，我能感受到它因惊恐而摩擦翅膀的微弱震颤。从这之中，我感受到这么微小的生物也会有自己的意识，也会对突然而来的外力迅速做出反应。
果园是我的另一个天堂。7月初，那里的果实就成熟了。覆盖着绒毛，硕大饱满的桃子低低压在枝条上，我触手可得。和煦的微风穿过树丛，苹果在我的脚下滚来滚去。哦，把果实收集到围裙里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我把脸贴在光滑温热的苹果上，感受着太阳的余温。满载而归时，我会蹦蹦跳跳地离开。
田纳西河边的“老凯勒码头”是我和莎立文老师散步时最喜欢去的地方，这是南北战争期间，运输军队的专用码头。但现在这已经是一个破败不堪的木制码头了。我们在这里学习地理知识，度过了一段令人回味的美好时光。
我用小石子搭建水坝，建造岛屿和湖泊，还挖掘河床，这一切都是为了好玩儿，我从来没有感到我是在上课。我只是满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去“听”莎立文老师描述世界的震撼动人，燃烧的山脉、被埋葬的城市、移动的冰河——这些奇妙的自然现象令我痴迷不已。莎立文老师会用黏土制作立体地图，这样我就能感觉到山脊和峡谷的形态了，我的手指也会触摸到河流曲折的流向，我喜欢这种生动的讲解。但在把地球划分成地带和极点这一部分上，我始终有些糊涂。莎立文老师为了更形象地向我描述这一切，就用一根根细线表示纬线，用一根树枝代表贯穿南北极的地轴，她做得很逼真，让我记忆深刻。即便到了今天，人们在谈论地球气候带时，我的脑海中仍会出现一个个圈圈。说来可笑，我想如果有人骗我说白熊会顺着那根柱子（地轴）爬上北极，我想我应该会信以为真。
想来算术是我唯一不喜欢学习的课程。从一开始我就显示出对与数字有关的科学不感兴趣的天性。莎立文老师试图用串珠子的方式教我计算，甚至用排列麦秆教我学习加减法。但我还是很没耐心，每次最多排列五六组而已。每次勉强完成了课业后，我的心思就立刻飘到别的地方，或者跑出去寻找我的玩伴。
我还以同样轻松悠闲的学习方式学习了有关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知识。以前我遇到过一位彬彬有礼的男士，他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但他留给我的东西我却一直珍藏。
那是一套化石收藏标本——微小的软体壳类动物形成精美的印痕，一块块砂岩上凸显出飞鸟的爪子，可爱的蕨类植物也在石头上呈现出浅浅的浮雕。对我而言，这些知识犹如开启上古世界宝藏的一把把钥匙。我边用颤抖的手指轻抚这些印痕，边“听”莎立文老师讲述印痕主人的故事。这些凶残叫不出名字的野兽，曾经穿梭在广袤的原始森林里，它们折断巨树的枝桠用来果腹，最终在一个古老的未知年代，这些猛兽消亡在昏暗的沼泽之中。那时，这些古怪的生物常常萦绕在我的梦境里。但现在，我的生活里满是温暖的阳光和盛开的花朵以及小马驹的蹄子发出轻柔的有节奏的节拍声，因为这样快乐的生活充斥着我的生命，所以这段令人恐惧的记忆早已变成深埋心底的前尘往事，不再影响我的生活。
还有一回，别人给了我一个漂亮的鹦鹉螺壳，当时作为一个孩童的我十分惊喜，我很好奇一个微小的软体动物是如何栖息于如此色彩斑斓的安身之所的，莎立文老师告诉我它们在晚上活动的情形，因此我知道了每到不会有风卷起波浪的静谧夜间，鹦鹉螺会搭载在“珍珠船”下，航行在印度洋的蓝色海面上。我学习了很多关于海洋生物习性的知识，这些知识趣味无穷。比如，在涌动的波浪之中，微小的珊瑚虫是如何在太平洋上建造美丽的珊瑚岛的；有孔虫类又是如何形成陆地上的石灰岩山体的。
莎立文老师为我读《背着房间的鹦鹉螺》，并教导我可以把软体动物外壳的形成过程，视为一种心智发展的象征。鹦鹉螺身上的壳子是它从海水中吸收的物质转化成的，它把外界有用物质转化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人类汲取知识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把学习到的知识转化成“思想的珍珠”，直至变成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这样的学习经历还有很多，比如植物的生长过程就是我的“课本”。莎立文老师给我买来了一盆百合花，把它放在阳光通透的窗台上。没过多久，就有嫩绿挺拔的花蕾显露出来。开始的时候，纤巧得如同手指一样粗细的叶子慢慢向外张开。我想，它可能不太情愿向人展示其内在的魅力。接着，它再一次启动了开放进程，这个过程显得迅速而有条不紊。而且总是有一个花蕾鹤立鸡群，比其他的花蕾更大更漂亮，而其他的花蕾并不嫉妒它，不仅如此，它们还将这个最出众的花蕾推到了舞台上，让它变成真正的“百合花女王”，慢慢的，花蕾一个接着一个地盛开，大家纷纷摘下了绿色的头巾，整盆百合变成了一个争奇斗艳、芬芳四溢的世界。
有一天，在摆放各类花草的窗户边，不知是谁放了一个球形玻璃鱼缸，鱼缸里还有十一只蝌蚪。我当时对这些蝌蚪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我把手伸进鱼缸里，让蝌蚪在手指间穿梭游动，这种感觉让我兴奋不已。一次，这些蝌蚪里有一只充满雄心的家伙蹦出了鱼缸，落到地上。待我摸到时，它已经半死不活了，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它轻轻蠕动的尾巴。但是我很快把它放回了鱼缸，于是这只蝌蚪一头扎进水底，欢快地在鱼缸里游来游去。虽然它的任性一跃，差点让自己丧命，但是这一跃也使它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现在，它已经得偿所愿回到了它那温暖美丽的玻璃房子中，相信在旁边灯笼海棠树的庇护下，它以后会长成一只很威风的青蛙。到了那个时候，它就可以自由的跳跃在花园里长满水草的池塘里了，并在夏夜来临的时候大放歌喉，吟唱爱的赞歌。我就是这样慢慢了解生命的含义的。
虽然每一个老师都能把一个小孩领进课堂，但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让他学到东西的。小孩是不会主动，心甘情愿地去学习的，因此老师必须让孩子感受到学会知识以后所来带的成就感以及让孩子明白不了解这些知识是多么遗憾，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学习这件事，勇敢地面对那些枯燥单调的书本。莎立文老师就是这样做的，为我一点一点有条理地揭示了这个世界的奥秘。正是她的到来，我的生命才充满了爱和欢乐的气息，才变得不同凡响。她从来不放过任何一次向我展示万物之美的机会，也从不放弃努力。她让我的生活变得充实，用思想和言行引导我做一个于社会有益的人。
莎立文老师的聪明才智，强烈的同情心，以及她耐心的亲手传授，使我的早期教育变得如此丰富多彩。她总是能抓住恰当的时机，使我能够愉快地接纳她所传授的知识。她知道，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一个小孩子的思想就像一条浅浅的小溪，这条浪花涌动的小溪欢快地流过卵石密布的河道，水面上通常会反射出一枝花、一棵小树，或者是一朵浮云的倒影。她试图引导我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一条小溪应当被山川的溪流和地下的泉水所哺育，直到它成长为一条宽广深远的大河，这条大河因为水面平静缓和，因此可以反射出旁边连绵不绝的山脉，以及明媚的蓝色天空，当然还有每一个花朵呈现给世人的笑脸。
我和莎立文老师是那么亲密无间，以至于我想象不出离开她会是什么样子。我是天生就具有沉醉于美好事物的本能，还是源于老师的引导？我从来都无法说清。我只是觉得她同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的生命足迹也是她的生活轨迹。我生命中最精彩的乐章都归功于她，是她唤醒了那些潜伏在我生命中的天赋、才能、兴趣和志向，她让我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圣诞节惊喜
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很看重莎立文老师在图斯康比亚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大家都筹划着给我一个惊喜，但他们想不到的是，我和莎立文老师也筹划着给别人一个惊喜。对于那些神秘的礼物，我心里充满了巨大的喜悦感和好奇心。我的朋友们极尽所能，通过种种暗示和故意拼写了一半的句子来吊我的胃口。而我和莎立文老师则继续玩猜谜游戏，同课堂所学的知识相比，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我掌握了更多的语言技巧。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燃烧的炉火旁玩猜谜游戏，我的心情随着圣诞节的日益临近变得越来越兴奋。
圣诞前夜，图斯康比亚的学生们在教室中间竖起圣诞树，邀请我去参加庆祝活动。美丽的圣诞树，在柔和的光线下，闪烁着晶莹的微光，人们在它的枝桠上缀上了很多奇特的果实。这的确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欢乐时刻，我忘乎所以地绕着圣诞树又蹦又跳。当我得知每一个孩子都会得到一件礼物时，我更高兴了。那些装饰圣诞树的热心人允许我把礼物分发给别的孩子。在派发礼物的同时，我也忍不住在想着自己的那一份儿，我激动得难以自抑，一心盼着圣诞节尽快到来，好见到自己的礼物。我知道我的礼物不会是像朋友们暗示的那些东西，因为莎立文老师之前偷偷告诉过我，我得到的礼物比传说中的东西好。
圣诞之夜，我把自己的长袜挂在床头上，久久不能入眠。我一边装成睡着的样子，一边又保持着警觉，因为我想看看圣诞老人什么时候会来。但这样的想法并没有坚持多久，没一会我就搂着我的新娃娃和小白熊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是第一个起来去唤醒全家的人，并且祝他们“圣诞快乐”。
令我惊奇不已的是，礼物不仅仅藏在袜子里，连桌子上、椅子上、门边，还有窗台上都堆满了。在薄纱纸包装的圣诞礼物堆中，我几乎难以迈步了。尤其是我发现莎立文老师送给我的是一只金丝雀的时候，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给这只金丝雀取名为“蒂姆”，小蒂姆是一只非常温顺的鸟，它会在我的手指上跳来跳去，还从我手里叼樱桃蜜饯吃。莎立文老师教会了我怎样照顾新宠物。每天早餐后，我就会为小鸟洗澡，还要把它的笼子打扫干净，再给它的小杯子里添上新鲜的粮食和清水，最后还要把一朵绽开的繁缕草悬挂在它的秋千上。
一次清晨，我随手把鸟笼放在靠窗的椅子上，然后去为我的小蒂姆打洗澡水。就在我返回来开门时，我感觉到有一只大猫从身边溜了过去。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会出事，但是当我把手伸进笼子里时，才发现已经摸不到蒂姆漂亮的翅膀了，它尖细的小爪子没像往常一样握住我的手指。那一刻，我意识到从此我再也听不到蒂姆明亮清脆的歌唱了。
行走在波士顿
波士顿之旅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件大事，那是1888年5月。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同我两年前的巴尔的摩之行相比，这次旅行迥然不同。我不再是那个兴奋好动到处找乐，引得一车人注意的小丫头了。这一次，我安静地坐在莎立文老师身边，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述车窗外的风景：秀美的田纳西河，广袤的棉花地、群山和森林；站台上一群有说有笑的黑人朝乘客们挥手示意；从车窗送进来美味的糖果和爆米花。
我给我的大布娃娃南希穿上了新的花格子衣服，还给它戴上花边遮阳软帽，并给它缝了两只玻璃眼珠。现在它就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当我听不太懂莎立文老师描述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南希，我还把它抱在怀里，我会跟自己说南希正在睡觉，这样我就会变得很安静，希望不要吵到它。
可是以后恐怕再没什么机会提到南希了，因为它在到达波士顿之后简直惨不忍睹。它满身污渍——大多是被我强迫喂食的“泥巴馅饼”的剩余物——尽管它从未显露出喜欢吃这种食品。帕金斯盲人学院的洗衣女工瞒着我给它洗了一个澡，这对可怜的南希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当我再见到它时，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棉花团。要不是它用那两只玻璃眼珠对我怒目而视，我简直一点儿都认不出它来了。
当火车停靠在波士顿站台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实现了。此时就是那“在很久以前”，此地就是那“遥远的国度”。
我们刚到帕金斯盲人学院，我就开始和这里的盲童交朋友了。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我发现同伴们都懂得用手语字母交流。能用我自己的语言同其他孩子讲话真是令人开心！在这之前，我一直像个外国人一样，需要翻译才能讲话。我是一段时间之后才意识到我的新朋友们也都是盲人的。虽然我自己也看不见，但是当我被一群热情好客，同样看不见的伙伴们围在身边，尽情嬉戏玩耍的时候，我幸福得简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对伙伴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手伸出来，让我在上面拼出词句。而且，他们还会用手指读书。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们都具有听力，当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我感到既惊奇又苦恼。尽管家人在来这里之前就对我讲过这个了，而我也知道自己的感官缺陷，可我还是隐约地想到，既然他们可以听到，那必然拥有某种“第二视觉”。当然，我也没有指望要找到一个和我一样既盲又聋的孩子，我想，听觉和视觉一样，都是上帝赐予人类弥足珍贵的礼物。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如此地快乐和满足，置身在伙伴们的友谊之中，我完全忘却了烦恼忧愁。
仅仅同这些盲童们待了一天之后，我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新生活，感觉就像在家一样。一天过去，我就盼着新的一天到来，我渴望每天都获得愉悦的经历。我把波士顿当做万物的起始点和终结地，我几乎不能相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广阔的世界。
在波士顿期间，我们去邦克山参观了。我在那里学到了人生中第一堂历史课。我们的脚下就是勇士曾经战斗过的阵地，他们的无畏气概令我激动不已。在去山顶纪念碑凭吊的途中，我一边数着台阶，一边想象着英雄们奋勇攀爬，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时的景象。
第二天，我们坐船前往普利茅斯，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轮船在海上航行。真想不到轮船能装那么多人！开始的时候，轮船隆隆作响，我还以为是要打雷了，就开始哭了起来，因为我担心一旦下雨，我们就不能去野餐了。
到了普利茅斯后，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清教徒登陆的巨大礁石。我触摸这些岩石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全是早期清教徒开疆拓土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真切地体会到了先民们的艰辛和伟大功绩。我经常会把一小块“普利茅斯岩”模型拿在手里，这是清教徒纪念堂中的一位友善的绅士送给我的；我能用手指摸到它弯曲的形状，中间的裂纹，以及“1620”字样的浮雕数字。
童年时代的我把清教徒开疆拓土的辉煌业绩看成了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事！我理想化地把先民们视为勇敢的开拓者，觉得他们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寻找家园十分不易。而且他们不但要为自己争取自由，还要为民族利益争取自由。可是多年后，我才了解到他们的出走是由于受到了迫害，这让我深感震惊和失望，我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感到羞愧。
在波士顿我结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威廉·恩迪考特先生和他的女儿正是其中两个。他们的友善如同播撒在我心底的种子，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慢慢开花结果。有一回，我们一起去贝弗利拜访他们美丽的农场。
我到现在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如何兴高采烈地穿过他们家的玫瑰花园；如何遇到了他们家的大狗利奥，还有卷毛长耳小狗弗里茨；行动敏捷的大马宁录又是如何伸着鼻子吃我手里的黄油和糖块的。我还记得那片海滩，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玩沙子的。那是一种质地坚硬、手感爽滑的沙子，同布鲁斯特掺杂着海藻和贝壳因而扎手的沙子完全不同。恩迪考特先生还跟我讲了有关巨轮从波士顿起航驶往欧洲的事。后来我又见过他许多次，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而我之所以把波士顿叫做“慈爱之城”，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亲吻大海
我和莎立文老师计划等帕金斯盲人学院放暑假的时候，就去科德角的布鲁斯特度假，一起同行的还有我们亲爱的朋友霍普金斯夫人。我很兴奋，因为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快乐的旅程和关于大海的神奇故事。
我对那个夏天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海洋。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内陆地区，从来没有呼吸过带咸味的空气。但是我曾读到过一本厚厚的叫做《我们的地球》的书，书中对于海洋的描述令我产生了十分迫切的冲动，我渴望能触摸到雄浑的大海，领略到巨浪的咆哮。所以当我知道我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的心怦怦直跳。
当我们到了海边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换好游泳衣，也不管海浪是大是小，就直奔温暖的沙滩。我触摸到了巨大的如浪涛般起伏的岩石，还有石头上的水洼。在起伏的海水中漂流，我欣喜得浑身颤抖。但是紧接着，我的喜悦就变成了恐惧。我的脚撞到了一块岩石，随后一股水流又涌上了我的头顶。我伸出手想抓住某个能支撑的东西，可我只是抓到了随波逐流的海草。疯狂的努力是徒劳的。海浪似乎在同我玩一出游戏，它狂野随意地把我抛来抛去。这个过程实在是太可怕了！舒适、坚实的陆地从我脚下溜走了，生命、空气、关怀和友爱似乎都被这种异样的自然环境挡在了外面。终于，大海似乎对它的新玩具感到了厌倦，于是又把我抛回到岸上。接着，我就被莎立文老师紧紧地搂住了。哦！这个持久、温柔的拥抱是多么让人心安啊！但一从恐慌中恢复过来，我就又忘了对海的恐慌，提出问题：“有人能把海水从海里捞出来吗？”
初次水中历险之后，我尝到了大海的厉害，我想，如果穿着泳衣安静地坐在大礁石上应该是最有趣不过的事情了。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我感受到了海浪撞击岩石的气势，四溅的浪花也把我彻底浇湿。当滚滚波涛涌向岸边的时候，我还感觉到卵石咔嗒咔嗒的撞击声。整个海滩似乎都在遭受着波浪可怕的攻击，空气也变得躁动不安起来。翻滚的大浪先是向后退却汇集，然后再奋力一跃猛扑下来。我一动也不动，死死地扒在礁石上，既紧张又兴奋，任凭大海的波涛向我打来，我彻底被迷住了。
在海岸边，我永远没有待够的感觉。对我而言，贝壳、卵石、海草连同依附其间的微小生物都是魅力难挡的。洁净、清新而奔放的大海气息总能让我冷静下来，从容地思考问题。
一天，莎立文老师从浅滩捕获了一条奇怪的家伙，这种奇异的物种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实这是一种巨大的鳖，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海洋生物。我一边摸一边想，这种奇怪的生物一定是把它的房子背在了身上。我觉得如果把它带回去喂养，也许它能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宠物。于是，我兴致高昂地抓住它的尾巴想把它拎回家。可是由于它很沉，所以我提着它走了半英里就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后来，莎立文老师把它放在了靠近井边的水槽里，我想它在那里一定很安全。可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去水槽查看时，发现它消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它是如何逃走的。当时，我极度失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把这个不能说话的可怜生物放在一个它陌生的环境里，既不仁义也不明智。后来我想它大概是重返大海了，这样一想之后，我的心情又变得晴朗起来。
美丽的秋天
我在秋天带着满心欢喜返回了南方的家。这次奇妙的北方之行令我获益匪浅，我明白世界才刚刚向我展示她的面目，一个美丽的世界就躺在我的脚下，等着我去探索。在每一次的惊讶中，我汲取快乐和知识。我把自己融入万物之中，从来不得片刻的安闲，就像那些成群结队的小昆虫一样，我会忙忙碌碌地度过短暂的一天。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通过在我手掌上拼写的方式同我“交谈”，于是，快乐而富于同情心的思想在两个对话者之间碰撞了，所以你看，这真是一个神奇的链接！就是说，在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之间虽然荒芜得寸草不生，可依旧能绽放出美丽的智慧花朵。
我和我的家人在距离图斯康比亚大约十四英里的山间小屋里度过了整个秋天。人们把那里叫做弗恩采石场，因为在那附近有一个石灰石矿场，不过很久以前就废弃了。三条快活的小溪流从此地流过，这些来自山泉的溪流欢笑着左闪右跳一往直前，无论岩石怎样阻挡都无济于事。茂密的森林覆盖这座山的大部分地区，有巨大的橡树，也有四季常青的树木。这些树的树干就像包裹着青苔的圆柱，树枝上挂满了常春藤和槲寄生的花环。附近还有柿子树，果实的甜美气息弥漫在密林中的每一个角落，这种虚幻朦胧的香味令人心情愉悦。野生的圆叶葡萄和斯卡巴农葡萄连成了一大片，葡萄藤上总会落满了各种各样的蝴蝶和嗡嗡飞舞的昆虫。每到黄昏时分，谷地散发着清爽宜人的气息，置身其间，怎么不令人心旷神怡呢！
我们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是它坐落在橡树和松树环绕的山顶之上，环境优美。房子的四面都有一个开放的门厅，门厅的外围是一圈宽广的游廊。山风从这里吹过，带来了树木的醇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游廊里，这里也是我们劳作、吃饭和玩耍的地方。房子后门还有一棵巨大的灰胡桃树，人们在它的周围修建了台阶。我离这些树木很近，伸手就能轻易地摸到被风吹拂的树枝和树叶。
经常有很多人来看我们，因此弗恩采石场每天要迎接很多访客。每到晚上，猎人们聚集在篝火旁玩扑克牌，或者是聊天消磨时光。他们讲述打鸟、钓鱼和捕猎的过人本事——他们射杀了多少野鸭和火鸡，他们如何打捞凶蛮的鲑鱼，如何诱捕狡猾的狐狸，如何同聪明的负鼠斗智，如何追赶动作迅捷的驯鹿。我想，在这些有经验的猎手面前，连狮子、老虎、熊这样大型的猛兽恐怕都要遭殃了吧。当三五成群的猎人们散去的时候，“明天去捕猎”的叫喊声成了他们道晚安的告别语。他们都睡在门外的走廊里，每到深夜，我都能感觉到猎人以及他们的猎狗发出的深沉鼾声。
清晨，我会被咖啡的香味、猎枪的撞击，还有猎人们沉重的脚步声惊醒。我知道，在这个狩猎季节，他们正大步走出房子，去寻找属于他们的好运气。我还能感觉到马蹄踏地的震动。夜里，马儿通常被拴在远离城镇的树下。站了一整夜后，马儿们高声嘶鸣，迫不及待地想脱离束缚。终于，男人们爬上了马背，就像老歌里吟唱的那样，他们策马扬鞭，在猎犬的簇拥下奔向战场；他们为赢得狩猎冠军而呼声四起，响彻云霄！
天大亮以后，我们就开始为野外烧烤做准备。先升起篝火，篝火生在一个深深的土坑里，然后把大的柴枝架在火堆顶部，再把肉挂在上面炙烤，于是肉咝咝地冒着烟，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火堆周围蹲坐着一圈黑人，他们不停地用长树枝驱赶着飞蛾。餐桌还没布置好，我就因为香喷喷的味道而饥肠辘辘了。
就在忙碌而兴奋的准备工作完成得差不多的时候，猎人们也三三两两地回来了，大家虽然疲惫不堪，但热情不减。壮年的马儿们大汗淋漓，口吐白沫；那些老马则气喘吁吁，垂头丧气。但还有更令人垂头丧气的，那就是一头猎物也没有打到！每个猎人都声称自己至少见到了一头鹿，而且曾经距离猎物非常近，然而不管那些猎犬是多么尽忠职守，猎人的枪口瞄得是多么准确无误，偏偏就在扣动扳机的一刹那，鹿儿突然不见了。
讲述狩猎经过时，他们幸福得像个小男孩。不是童话故事里有个小男孩经常说，他曾近距离地看到了一只兔子，还看到了这只兔子的足迹。但无论结果怎样，失望的情绪很快就被晚会的欢笑驱散了。我们围坐在一起，不再提野味的事。因为我们仍就会有小牛肉和烤乳猪这类家庭美食好好地享用。
那年夏天，我把我的小马驹也带到了弗恩采石场。我给它起名叫“黑美人”，这是我刚刚读过的一本书的名字。这样叫它很贴切，从它油光闪亮的黑色“外套”，到它额头的白色星形，无不俊朗非凡。我在它背上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有时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莎立文老师会松开缰绳，让我的小马驹悠闲地在林中漫步，兴之所至，它还会停下来吃草，有时候还啃路边小树上的嫩叶。
我早上不骑马的时候，就会和莎立文老师去森林里散步。我们让自己完全迷失在藤萝绿树之间，除了被牛儿马儿踩出的小径，我们无路可寻。因此，那些拦住去路的灌木丛常常迫使我们迂回行进。但到最后，我们怀里会抱满了大束的月桂树枝、黄花、蕨菜和只有在南方才有的沼泽花卉，满载而归地回到小屋。
有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小表妹们，还有米尔德莱德一起去摘柿子。我并不吃它们，但是我喜欢闻柿子的香味，喜欢在树叶间和草地上搜索果实的感觉。我们还去采集坚果，而且，我会帮她们剥开栗子的刺皮，或者敲开核桃和山胡桃的硬壳，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核桃不仅个大而且非常香甜！
我们这些孩子有时候会去山脚下的铁路旁，看火车呼啸而过。吓人的汽笛声常常会把我们吸引到台阶上。米尔德莱德兴奋地告诉我，有一头牛或者一匹马还在铁轨上游荡呢。铁路沿线大约一英里之外的深谷中，横跨着一座高架桥。你很难从那里通过，峡谷很宽，桥梁极窄，走在上面就像行走在刀刃上，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有一次，米尔德莱德、莎立文老师和我在森林里迷了路，我们转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一条回家的路。突然，米尔德莱德指着前方惊叫起来：“那儿有一座高架桥！”我知道，走任何一条路都比走那条路强，但是此时天色渐晚，高架桥是离家最近的通道。于是，我们不得不用脚尖探索着桥栏行走。幸运的是，我并没有感到害怕，而且感觉还不错。但走着走着，远处就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阵咝咝冒气的声音。
“我看见火车了！”米尔德莱德喊道。我想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迅速爬到下面的桥桁上，那么一分钟后，火车就会冲我们迎面驶来。我当时都能够感觉到火车头的蒸汽弥漫在四周，烟雾和灰尘几乎令我们窒息。当火车从我们身边隆隆驶过时，铁桥也被震得晃动起来，我想我们随时会掉进脚下的深谷里。费了好一番周折，我们总算又回到了铁轨上。到家时天早已经黑了，可小屋里空无一人，原来家人非常担心我们，全都出去寻找我们了。
冰雪世界
经过了那一次波士顿之行后，几乎每一个冬天，我都会在北方度过。我曾经去过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村庄，那里的冰湖和广袤的雪原令我印象深刻。如果没有身临其境，我是永远也体会不到冰雪世界的神奇魅力的。
当我发现冬天的大树和灌木会遭受神秘的自然之手的摧残，枝条上只剩下一些皱巴巴叶子的时候，感到非常惊奇。鸟儿也全都飞走了，枯枝败叶间的鸟巢里装满了雪。山头和田野里也是一派冬天的气象，在冰雪的触摸下，大地也被冻得僵硬麻木了。树木的灵魂纷纷退缩到根部，它们蜷曲在幽暗的地下进入梦乡。所有的生物似乎都消失了，甚至连白天的阳光也变得短暂而寒冷，就好像她要步入老年一样，血脉变得老迈而枯萎，但她誓死要同衰老奋力抗争，只为了再看一眼她心中的大地和海洋。
不久之后，这里来了一股强冷空气，这预示着暴风雪的来临。我们冲出屋外，去迎接最先降落的小雪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雪片悄无声息地坠落，广袤的原野变得白茫茫一片。雪夜紧紧地将世界围裹起来，第二天一早，人们几乎辨认不出眼前的景物，干枯的草丛和灌木以及所有的道路都隐匿不见了，也见不到任何一个标志性建筑，只剩下一片被皑皑白雪覆盖的森林。
傍晚，一股来自东北部的狂风会将雪片吹得漫天飞舞。家人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我们一边讲逗趣的故事，一边尽情嬉戏，全然忘记了外面的风雪。但是随着风势的加大，我们也感到了莫名的恐惧。房椽吱吱作响，围着房子的树枝哗啦哗啦地击打着窗户，狂风的势力越来越大了。
暴风雪肆虐了三天才停止。太阳穿过云层照耀在绵延起伏的白色原野上，高高的雪丘姿态万千，令人难以置信地向着四面八方散播开来。人们在积雪上踏出了一条条小路。虽然我穿上了斗篷，系上了头巾，但一走到屋外，冷气还是立刻把我的脸颊刺得火烧火燎地疼。
深雪里，我们一边试探一边行走。最终，我们来到了大牧场外围的那片松树林。松树一动不动地静静矗立着，挂满积雪的树身就像毛茸茸的未经加工的大理石一样，林子里闻不到松针的味道，阳光洒落在林间，只要轻轻一碰，小树枝上的积雪就像宝石雨一样纷纷坠落。那晶莹剔透的光线是如此炫目，甚至能穿透蒙在我眼睛上的那层黑暗。
渐渐的，积雪开始融化。在另一次风暴尚未来临之前，我几乎感觉不到脚下正踩着严冬的土地。在这短暂的宁静时刻，树木丢弃了披在身上的冰衣，芦苇和草丛露出了身形，变得又枯又黄，只有阳光下的冰湖明亮静谧，展示出冬日的美景。
那时，我们最爱的娱乐活动是滑雪橇。湖岸上有些地方非常陡峭，我们就从斜坡大的地方直接滑到湖面上；大家坐上了雪橇后，一个小男孩会用力从后面一推，我们就嗖地滑了出去！雪橇穿过积雪，越过凹坑，猛地冲向湖心。最后，我们会穿过晶莹闪烁的冰面直到对岸。这是多么有趣、多么疯狂的游戏啊！记得有一次，在那狂野、兴奋的一刻，雪橇上的防护锁链啪地折断了，于是，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伴随着耳边的疾风，我们觉得自己就像驾云飞翔的神灵！御风而驰，飘飘欲仙。
学会说话
1890年的春天，我开始学习说话。其实我很早就有发声讲话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变得日益强烈。我常常会发出一些杂音，也会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出声，而别人则用手感知我嘴唇的移动。我对自己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感到无比满足。
有人唱歌的时候，我会把手放在他的喉咙上感受震动，有人弹琴的时候，我也会把手放在正在弹奏的钢琴上面。我还喜欢触摸小猫小狗的嘴，去感知它们“喵呜喵呜”的哼唱或者欢快的吠叫。
在我失去视觉和听觉之前，我咿呀学语的速度很快，但是在得病之后，我就停止了讲话。那时，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腿上，还把手放在她的脸上，她嘴唇的移动令我兴味盎然。我也学着她的样子移动自己的嘴唇，也能发出许多声音和模糊的词语。当然，这些声音并不包含与人交流的成分，它只是表明我练习使用发音器官的本能需求。
至今我仍然记得学习“water”这个词的过程，一开始，我总是发出“wa”“wa”的声音。显然，这样的发音别人是听不懂的。直到莎立文老师教我学会用手指拼写后，我便放弃了用发音进行交流的方式。
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别人交流方式与我是不同的。同时，我也知道一个聋哑孩子是可以学会说话的，因此，我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交流手段感到了不满。一个完全依赖手写字母来交流的人总会感觉到处处受限。这种挫折感既令我无比懊恼，又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应该尽快弥补自己的交流缺陷。
我的思绪日益高涨，犹如逆风而行的飞鸟，我坚持用自己的嘴唇发音。虽然朋友们竭力阻止我的热情，他们怕我因讲话不成而受打击。但我毫不动摇，后来我听说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她的事迹令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那是1890年的时候，萝拉·布里吉曼的授课教师之一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她顺道来看我。她对我讲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拉根希尔德·卡塔是一个又聋又盲的挪威女孩，现在，她已经成功地学会了开口说话。不等拉姆森夫人把女孩的故事讲完，我的希望之火就燃烧起来。我下定决心，也要学会开口讲话。于是，在朋友的建议和协助下，莎立文老师把我送到了萨拉·富勒小姐那里，她是霍勒斯·曼恩学校的校长。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为我授课。
1890年3月26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这是我们正式开课的日子。富勒小姐的授课方法是这样的：她把我的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这样，当她发音的时候，我就能触摸到她的舌头和嘴唇的位置。我如饥似渴地模仿老师的每一个口形，只用了一个小时，我就学会了六个字母的读音：M, P, A, S, T, I.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始终记得开口说出第一句话时的惊讶和喜悦，那句话是“天很暖和”。当然，这句话说得结结巴巴，但它的确是人类的语言。在灵魂深处，我感受到了一股挣脱了某种束缚的新生力量。
一个聋哑孩子如果想迫切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没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开口说出平生第一个单词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理解当我能开口说话时，我是沉浸在怎样的喜悦之中。我带着无比感恩的心，同我的玩具、石头、树木、飞鸟和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交谈。
后来，当听到我召唤的米尔德莱德跑到我跟前，或者听到我命令的狗儿作出正确反应，我内心的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当然，这是后话。但对我来说，能够迅速地说出我想要表达的话而无须翻译，的确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恩赐。
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熟练掌握说话技巧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只是掌握了讲话的要素而已。虽然富勒小姐和莎立文老师明白我说的话，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一百个词，他们未必能听懂一个词。这当然称不上真正的语言，就是说，在我学习了这些要素之后，其余的技能就要靠我自己去摸索和练习了。
我要感谢莎立文老师的天才之举，以及她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否则，我是无法在学习讲话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
要想让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听懂我说的话。首先，我必须要夜以继日地加强练习；其次，我需要莎立文老师的持续帮助，就是说让她帮我纠正每一个发音，然后再用上千种方式将所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直到现在，她仍会在日常交流中提醒我读错的音。
聋哑学校的所有老师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于这莫大的勇气，他们也表示出了赞同。在阅读课上，我仅仅是依靠手指来感受老师嘴唇的动作：我用触觉感知喉咙的振动，口腔的开启和老师的面目表情。在通常情况下，触摸的方式总是出错。因此，我只能强迫自己一遍遍重复单词或句子，有时候这种重复过程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发音正确为止。我的作业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气馁和厌倦的情绪时常困扰着我，但是一想到我就要回到家里，向家人展示我取得的进步，我的信心就会大增。我渴望与家人共同分享我的学习成果的那一时刻。
“我的小妹妹将会听懂我的话。”尤其这句话，让我坚持的信念超越了任何学习上的障碍。我常常出神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再哑了。”可以预见，我会同母亲快乐地交谈，我可以通过摸她的嘴唇来读懂她的话，我不会再感到沮丧失望了。而且，我惊讶地发现，语言交流要比用手指拼写来得更容易。所以，我会放弃使用手语字母的交流手段。不过莎立文老师和少数几个朋友仍然用手指拼写的方式同我讲话，因为对我来说，这种方式要比唇读方便快捷得多。
说到这里，我顺便要好好讲解一下我们盲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因为这令很多不了解我们的人感到困惑。如果一个人想为我阅读或者跟我讲话，那么他就会用到聋哑人使用的手语字母。我会把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讲话者的手上，我的动作会轻到不妨碍对方的任何行动。而手对位置的变化很敏感，如同长了眼睛一样。所以，当你为我“读”的时候，我并不会感到辨别字母的速度比你看的速度慢。长期的训练令手指变得异常灵活。在我的朋友们当中，有些人的拼写速度非常的快，就像一个熟练使用打字机的行家一样，这就是不知不觉中锻炼出来的。
当我能够开口说话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回家里。终于，这一天到来了，我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一路上，我不停地和莎立文老师说话。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单纯地交流，而是为了提高我的说话水平，我坚持练习到最后一刻。不知不觉间，火车已经停靠在图斯康比亚的车站了，全家人都站在月台上迎接我。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永远记得母亲是如何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的，她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能言语，并仔细地聆听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我永远记得小妹妹米尔德莱德抓住我的手又吻又跳；我永远记得父亲以长久的沉默来表达他的关爱和自豪。我相信我们见面的景象就像《以赛亚书》中预言的那样：“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齐声歌唱。树木也都拍掌欢呼。”我相信这个预言就应验在我身上。
《冰雪王》事件
1892年冬天，我一直明媚的心情被一抹乌云所遮盖，欢乐弃我而去。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都活在疑惑、焦虑和恐惧之中。书本在我眼中失去了吸引力，直到现在，那段可怕的日子仍然令我心有余悸。
事情是这样的，我曾写过一个题目叫做《冰雪王》的小故事，我还把它送给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安纳诺斯先生，这个故事就是引起麻烦的根源。为了把事实交代清楚，我必须从头慢慢讲起，以讨回我和莎立文老师应该得到的尊重与肯定。
在我学会说话之后的那年秋天，我在家中写下这个故事。当时，我们住在弗恩采石场，睡觉的时间也比平时晚得多。莎立文老师向我描述了深秋树叶的美丽多彩，她的讲述似乎唤醒了我对某个故事沉睡的记忆。这个故事一定被我读到过，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间记住了这个故事。于是我想，我也要编写一个故事。说写就写，各种各样的思绪从头脑中喷涌出来。我发现了创作过程的喜悦，体会到了文思泉涌的快乐。
在我的指端下富有生命的文字畅快游走，我把一个又一个句子写在了我的盲文木板上。变幻的词语和丰富的想象力变得唾手可得，显然这表明它们并非是出自我思想的产物，最多只是被我头脑遗弃的零星碎片。那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我读到的任何东西，从来就不会对著作本身有什么想法。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完全在我的思想和我读到的那些书之间划清界限。我想，这是因为我只能依靠别人的眼睛“看”世界的缘故，也因此造成了我过多地接受了别人的所见所闻，而缺少自己思考的现状。
故事一写完，我就立刻讲给老师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沉醉其中的情景，当然还有被老师纠正单词读音时的懊恼之情。晚餐时，我把故事读给全家人听。他们惊讶于我写得如此之好，甚至有人问我这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是不是从别的书里读到的故事。
这样的疑问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反感，因为我不记得有谁曾为我读过这样的故事。我大声澄清道：“哦，不，这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为安纳诺斯先生写的故事。”
最后我把整个故事整理下来，并且把它作为生日礼物寄给了安纳诺斯先生。有人建议我应该把《冰雪王》这个题目改为《秋天的落叶》，但是我坚持用自己的题目。我亲自把这个小故事送到了邮局。一路上，我都非常高兴，轻飘飘的仿佛走在了云层里一般。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会为这件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付出多么深重的代价。
安纳诺斯先生非常喜欢我的《冰雪王》，他还把故事登在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一份刊物上。可以说，这把我推到了快乐的顶点，但是片刻之后，我就从云端直坠地面。我刚回到波士顿不久，就有人发现了一篇同《冰雪王》类似的故事，那个故事名叫《雪仙子》，作者是玛格利特·肯拜小姐。这篇故事出自一本叫做《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的书，而这本书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出版了。
两篇故事无论在思路还是语言上都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我的故事是一篇剽窃之作。起初我感到难以理解，但是搞明白后，我感到既震惊又伤心。没有一个孩子像我这样饮下了这么多的苦水。我感到颜面尽失。我令我最爱的那些人疑虑重重。可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搜索枯肠左思右想，直到厌倦了回忆我读到过的任何有关森林的故事。而且在写《冰雪王》之前，我也不记得看到过任何有关冰雪的故事。只记得杰克·弗罗斯特有一首写给孩子们的诗叫做《寒冬奇想》，内容大概和冰雪有关，但我并没有引用这首诗啊。
虽然安纳诺斯先生深受困扰，但是他开始的时候还是相信我的，我很感谢他。我原以为这只是个短暂的阴霾，很快就会消散了，可谁知道事情还在恶化。
为了让安纳诺斯先生高兴，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快，在我得到那个坏消息之后不久，我以最优雅的举止参加了华盛顿诞辰的庆典活动。
在伙伴们组织的假面舞会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色瑞斯。我的身上围裹着华丽的织物，头上缠绕着亮闪闪的秋叶，手脚周围布满了果实和谷物；然而大家都不知道，在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之下，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庆典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学院里的一位老师问了我一个同《冰雪王》有关的问题。我告诉她，莎立文老师曾跟我介绍过杰克·弗罗斯特及其出色的诗作。我想我讲的某些事情让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她从中“觉察”到了我对肯拜小姐的《雪仙子》记忆犹新，甚至认为我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虽然我一再重申她这是错误推断，但她还是把自己的结论提交给了安纳诺斯先生。
于是善良的安纳诺斯先生认为我欺骗了他，对我和莎立文老师为捍卫清白而做的辩解充耳不闻。他相信，或者至少是怀疑，我和莎立文老师故意偷取了别人的思想精华，并且将其用作自己赢得他人赞赏的工具。我还受到了由学院教师和官员组成的调查法庭的质询，而莎立文老师则被告知要暂时回避。
我被调查法庭翻来覆去地问讯，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将我判定为：曾读过《雪仙子》。我认为每一个引起怀疑的问题都是他们的主观臆断。同时，我也感觉到了一个亲密的朋友正在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只是我无法把这些感受用言语表达出来。我想大吐心中的委屈，但是除了几个简单的音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连我的意识开始涣散，感到前所未有的头晕目眩。
终于，我被获准离开房间了，令人安慰的是莎立文老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而我的朋友们也都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她们为我感到自豪。可遗憾的是，当时我头晕脑涨，根本没有留意老师的拥抱和朋友们的好言安慰。
那晚我躺在床上，嚎啕大哭，我希望别的孩子不要遭受我这样的痛苦。我浑身发冷，觉得自己在天亮之前就会死去，而且，这种想法令我感到了一丝宽慰。我想，假如在我长大后遇到这种伤心事，那么我的灵魂一定会破碎到无法修补的境地。但幸运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我小的时候，因此遗忘天使迟早会收集起早先痛苦岁月的所有悲伤，并且将其彻底清除出我的记忆。
莎立文老师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也没有听说过《雪仙子》的故事。但她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仔细地调查了这件事，最后终于有了些眉目。原来霍普金斯夫人有一本肯拜小姐的《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1888年，我和她一起在布鲁斯特度过了夏天，当时莎立文老师正在外出休假，霍普金斯夫人为了逗我开心，就为我读各种各样的书，但她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否为我读过《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中《雪仙子》的故事了，而且她现在也已经无法找到那本书了，因为她把之前我们住过的那所房子给卖掉了，而在卖掉房子的时候，她处理了大量的青少年读物、老旧课本和童话故事，《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很可能就夹在其中。
对我而言，当时这些故事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不过，那些奇异的单词拼写，足以让一个没有任何乐趣的小孩子开心一阵子了。虽然我连任何一个同那些故事有关的情节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无法忘掉学习单词的艰苦过程。在老师休假归来后，我马上让老师给我解释那些陌生的词。但这其中并不包括《雪仙子》故事里的单词。
或许真的曾经有人把肯拜小姐的故事读给我听，这些记忆只是暂时性的遗忘，当我需要的时候，它们又迅速恢复。我想这些语言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无法抹煞的烙印，最终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只是我一直没去注意这个问题而已。
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怀和爱护，我的朋友们统统向我伸出了援手，把我从低谷中拉上来。肯拜小姐亲自写信安慰我：“有朝一日，你也会用自己的头脑写出一篇伟大的故事，它将会抚慰很多人，将会让很多人受益匪浅。”
虽然肯拜小姐这样说，但是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自那以后，我不敢再做仅仅为了娱乐而玩弄辞藻的游戏了。我被恐惧折磨着，我害怕我写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在给母亲写信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如临大敌般惴惴不安。我会反反复复地拼写句子，以确信我并没有在某本书中读到过这些话。要不是莎立文老师一直对我进行鼓励，我想我甚至连把那些单词组合成句都无法做到了。
后来我又将《雪仙子》读了一遍，又看了看我在写《冰雪王》时期时所写的信，结果在一封时间是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纳诺斯先生的信找到了佐证，这封信里的措辞和观点确实很像《雪仙子》的语言。当然，这些语言都是被我融会贯通后的，能够代表我自己思想的词句。比如，我是这样描述老师所说的秋日中金黄色的树叶的：“是的，它们的美丽足以安抚我们对逝去夏日的眷恋之情。”这事实上是肯拜小姐的故事中的一个观点。
这种深受周围事物同化的习性是我很习惯和喜欢的，我在早期通信和最初的写作中无不透露出同化因素的影响。我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了希腊和意大利的古老城市，我借用了多姿多彩的生动描述，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它们是出自哪本书了。
因为我知道安纳诺斯先生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遗迹情有独钟，非常推崇它们所创造的古代文明。所以，我便从我读过的所有书本中搜集出相关的诗歌和历史，后来，安纳诺斯先生称赞说我描写的古代城市的文章“诗意地再现了其内在特质”。
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相信一个十一岁的盲聋小孩的遣词造句如此高深。但这倒让我认清了我自己，我认为自己没有创作的本事，因为我无法创造自己的观点，那么我的文章空泛而无趣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给自己肯定，那就是我可以使用清晰而生动的语言来品评诗意的思想，描述美好的事物。
那些文章是我早期的智力训练课程。同所有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样，我通过吸收和模仿将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并诉诸文字。书本中任何让我感兴趣的事物，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有一个年轻的作家史蒂文森曾说过，受本能驱使，他总是尽其所能地再现那些最令人景仰的崇高思想，而且他会令人惊讶地将这种崇高转化为千变万化的文字效果。这就是说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只有经年累月地持续训练，才能汇聚起攻往每一条思想小径的文字大军。
也许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程。因为我不能从我的思想中分辨出，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上看来的。而事实上，我读过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它已经与我融为一体。所以说，在我写的几乎所有文章里，我所创造出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很像我最初学习女红时所缝制的一件色彩斑斓的百衲衣。这件百衲衣由各种各样的碎布头制成，虽然不乏精美的丝绸和天鹅绒，可是这些拼凑的碎片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同样，我的文章也是既有自己的粗鄙见解，但也不乏一些文学大家的真知灼见。
在我看来，写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我们要用理性的语言去表达不成熟的情感、幼稚的观念和自身混乱的思绪。就像拼凑中国的七巧板和九连环一样复杂。我们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图面，我们希望借助文字表达其含义，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文字并不适用于这个范畴，或者说，文字同那幅图案不相匹配。尽管如此，我们依旧锲而不舍地努力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别人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从此看到了希望，怎么能轻易认输呢？
或许有朝一日，我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经验也会尽显本色。抱着这个信念，我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并且尽量不让《冰雪王》的痛苦记忆变成我学习之路上的阻碍。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惨痛的经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让我对作文中所暴露的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思考。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因此失去了安纳诺斯先生的友谊，他可曾经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啊。
当《我的生活》刊登在《妇女家庭》杂志以后，安纳诺斯先生便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给梅西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冰雪王》事件。他相信我是无辜的，据他说，调查团由八名成员组成，包括四名盲人，四名正常人。其中的四人认为我读过肯拜小姐的故事，而另外四人则不支持这种观点。安纳诺斯先生表示，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他投了支持我的一票。
其实，无论这一事件的结果如何，也无论安纳诺斯先生把自己的票投向哪一方，已经不重要了，记得当时，他已经发觉到有人对我产生了怀疑，而我也感到周围弥漫着某种险恶的敌对气氛，其后发生的事件终于印证了这种不祥的预感。以前，每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总会把我抱在膝上嬉戏玩耍，让我忘掉种种烦恼。但这件事之后，他就没再这样对我了。
我相信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安纳诺斯先生一直是相信我和莎立文老师的。但是后来到底为什么他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偏转，我就不得而知了。同样，我也不知道具体的调查细节，我甚至连“陪审团”成员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们也不曾跟我说过话。当时，我心情激动，难以顾及其他事情，而且我吓得惊恐万状，根本无法提出异议。到现在，我已经几乎想不起来我说过什么话，或者别人跟我说过什么话了。
我之所以把《冰雪王》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么详细描述出来，是因为它在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意义非常。我希望自己不要再被误解，以后如果再有类似的误解出现时，我会冷静地阐明事实，既不会巧言辩白，也不会怨天尤人。
参观世界博览会
《冰雪王》事件之后，那一年的夏天和冬天，我是同家人一起在亚拉巴马度过的。回家的感觉真好，让我忘记了之前的不快，《冰雪王》事件如同过眼云烟一般，很快过去了。
秋天，大地撒满了深红色和金黄色的树叶。散发着麝香味的葡萄藤遮盖了花园尽头的凉亭。在阳光的照耀下，一串串葡萄变成了漂亮的红褐色。我开始用笔勾勒我的生活，此时已经距我写《冰雪王》已有一年有余。
但是可怕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时的我仍旧对我写的任何东西抱着谨小慎微的怀疑态度。我很怕自己写的东西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这种神经过敏的古怪心理一直折磨着我，让我难以释怀。除了莎立文老师，没有人知晓我的内心。
在我同老师交谈的过程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每当我萌生出一个想法时，我就会对她拼写出这样的句子：“我不太肯定这是我自己的。”另外，当我把某段文字写到中间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可能早已经被人写过了！”
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的双手，每次我一想到这，一整天我就将无法再写出任何东西。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感受到这样的忧虑和不安。
莎立文老师想方设法帮我摆脱困境，为了重新树立我的自信心，老师说服我为《青年之友》写一篇短小精悍的生活自传。那一年我十二岁，回顾起来，那篇小故事的写作过程也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但我想当时我一定是预见到了自己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是不会把它写出来的。
虽然下笔时仍有些战战兢兢，但莎立文老师告诉我，如果我能够坚持不懈，就一定会再次找到精神的立足点，也一定会重拾写作才能的，于是我不屈不挠地坚持写下去了。
以前，我就像一个孩童一般懵懂无知，而在《冰雪王》事件之后，我变得内敛，看待事物的角度也更加深入。渐渐地，我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在生命的真谛面前，我经过了严格的考验过后，我的心智也变得更加清澈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1893年，我生活中的主要事件，就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就职典礼期间的华盛顿之行，当时我们参观尼亚加拉瀑布和世界博览会。
我至今记得当我站在美洲瀑布的悬崖边上，感受着空气的震动和大地的颤抖时，我的心情是如此激动，根本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
很多人不理解我是如何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浑美丽所感动的。他们总会问我：“它的美妙和音响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你看不见惊涛拍岸，也听不到巨浪咆哮。”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感觉是，它代表了一切。的确，我无法透彻理解它的含义并用语言将其阐述清楚，但它就像博爱、仁慈一样，我们谁都不能将其表述得完全准确到位，但我们能体会到其中的意义，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1893年天，我和莎立文老师随同贝尔博士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对那段快乐时光记忆犹新，上千个天真的想象全都变成了美丽的现实。每天我都会在想象中周游世界，我见识了许多世界奇迹——伟大的发明，惊人的工业技术，以及多姿多彩的人类生活一一我用手指去触碰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博览会的万国馆，这里就像《天方夜谭》一样，充满了各色各样的奇思妙想。我能感受到书中描写的印度风情，奇特的集市满是“湿婆”和“象神”的雕像，还有金字塔和开罗城的景观模型，清真寺和长途跋涉的驼队贯穿其中，再远一点的地方是威尼斯水道，每晚，我们都在灯光绚烂的城市和喷泉之间乘船航行。
我还在微缩城外，登上了一艘维京海盗船，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我也曾登上过轮船，不过相比而言，我更喜欢这艘海盗船，我兴味盎然地看着维京船的海员们如何扬帆远航，如何气定神闲地面对风暴。人们的耳边回响着他们的呐喊：“我们属于大海！”他们同大海抗衡的武器是灵活的头脑和强健的体力；他们独来独往，自给自足，并没有像今天的水手们那样被湮没在愚蠢的机械文明之下，他们就像老话说的一样“男人只应做男人该做的事”。
海盗船旁边还有一艘“圣玛利亚”号仿制帆船。“船长”领我参观了哥伦布住的船舱，其中放在桌子上的一个沙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小巧的仪器让我想到了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所承受的巨大考验，在身心疲惫的状况下，他要看着沙粒一点一点滴落，要与内心的绝望情绪作顽强的抗争。
博览会的主席希金鲍瑟姆先生，为人平易随和，他允许我随意触摸展会上的展品。于是，我就像贪得无厌的皮萨罗掳掠秘鲁的珍宝一样，用手指“吸纳”了博览会的所有精华。这有点像一个可以触摸的万花筒，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感到无比新奇，特别是法国的青铜雕像。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宛如再现的天使，我想，艺术家们一定是真的抓住了一个天使，并依照他的形象塑造出的这些雕像。
我在“好望角”展区学到了许多有关钻石开采过程的知识。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摸一摸正在运转的机器，这样我就能更清晰地感受到矿石有多重，它们又是如何被切割被抛光的了。我还亲自在清洗槽中摸索到了一块钻石，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美国参展的唯一一颗真钻石。
贝尔博士一直陪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地方，他不断向我描述了最有趣的展品。在电子大厦，我们试用了电话机、对讲机、留声机和其他发明。贝尔博士让我明白了信息是如何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羁绊而在电线上传播的，这就像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到了人间一样伟大。
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区，在这个展区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古代墨西哥文物，粗糙的石器是那个时代留存至今的仅有记录，也是未开化的人类童年时期的简陋遗物（这是我用手指触摸后的感想）。一代代君王和圣贤的功劳簿在历史的尘埃中分崩离析，在埃及的木乃伊中被死亡尘封，但有些遗迹仍幸存到现在。通过对这些遗物的触摸，我更多地了解了人类文明的整个进化过程，这是仅仅依靠别人的讲解和阅读所无法领会的。
我在博览会度过的仅仅三个星期就让我的词汇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水平，我从一个沉迷于童话故事和玩具的小孩子，成为了一个懂得热爱现实世界和平凡事物的有心人。
拉丁文学习
到1893年10月之前，我已经断断续续地自学了许多东西。我阅读了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历史。我有一本盲文法语语法书，而且已经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法语。为了自娱自乐，我经常默默地在脑海里做一些小练习。我用随意想到的新单词造句，而且不太理会语法规则和其他的技术性问题。我还在这本书里发现了所有字母和音节的发音讲解，因此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我甚至独自尝试掌握法语发音。
虽然对于宏大的目标而言，这种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淫雨霏霏的日子里，我总可以有事可干。就这样，我所掌握的法语知识足够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莫里哀的《屈打成医》，拉·封丹的《寓言》以及拉辛的《阿达莉》中的段落。
我也用大量的时间来提高我的说话能力。我大声地为莎立文老师朗读课文，背诵我喜爱的诗歌章节，她则纠正我的发音并帮我断句和改变词形。总之，直到1893年10月，也就是在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状态中恢复平静之后，我才开始在固定时间学习固定的课程。
当时，莎立文老师和我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尔顿市，我们是专程去拜访威廉·韦德先生一家的。艾恩先生是韦德先生家的邻居，他是一个优秀的拉丁语学者，所以跟他学习拉丁语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上课的时候，莎立文老师就坐在我的身边，她会把艾恩先生说的话在我手上拼写出来，而且帮我查生词。在我的记忆中，艾恩先生是一个生性乐观、博学多闻的杰出人士。他主要教我拉丁语语法，同时，他也经常帮我解决算术难题，对我而言，那些数字运算实在是太令人头疼的一件事了。
艾恩先生和我一起读丁尼生的《悼念》。虽然我之前也读过很多书，但是从来都不曾看到过任何具有批判性的观点，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具有思辨思想的作家，我欣赏他的文风，这种感觉就好像和老朋友握手一样，既温暖又亲切。
开始的时候，我是很不喜欢学习拉丁语的。因为它必须对每一个单词都进行名词属性、所有格、单数、阴性的分析，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浪费时间的愚蠢举动，就好像我用生物学的分类法来了解我养的那只猫一样。目，脊椎动物；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属，猫科；个体，虎斑猫。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变得越来越有兴趣，语言之美实在难以言说。我常常读拉丁文文章自娱自乐，我会把学过的词挑选出来并体味其中的含义。在其后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消遣活动。
我只是刚开始熟悉这种语言，但是我的思想已经穿越了精神的天空，它已经被瞬息万变的幻想重新塑造和着色。我想，没有任何事物比因一种语言而产生的倏忽即逝的影像和情感更具魅力了。
在启程返回亚拉巴马老家时，我已经可以用学来的拉丁语阅读恺撒写的《高卢战记》了。
在纽约的学习与生活
1894年夏天，我参加了文化讲习班，那是美国聋哑人语言教育促进协会在肖特科湖举办的。在那里，我被安排到纽约市的赖特休梅森聋哑人学校上学。1894年10月在莎立文老师的陪伴下，我到了那里。这是一所专门为发展高级有声文化和唇读训练而兴建的学校。除去必修的科目，在这所学校学习的两年之中，我还会学习到算术、自然地理学、法语和德语等课程。
我的德语老师是瑞米小姐，她能用手语字母同我交流，在我掌握了少量词汇后，我们就利用每一次机会用德语谈话。短短几个月之后，我几乎就可以听懂她所说的任何事了。在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我怀着极大的兴致阅读了《威廉·退尔》这部小说。
我认为我在德文学习上取得的进步要远远胜过其他学科，老实讲，其他的科目让我有点吃力，尤其是法语相当难学。教我法语的是奥里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女士不懂手语字母，因此她只能口述授课，而读懂她的唇语实属不易，所以同德语相比，我学习法语的速度要慢得多。尽管我与奥里维埃夫人同心协力地携手向前，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目标。我想，或许是目标定得太高，因此失望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设法重读了《屈打成医》，虽然这本书也非常有趣，但相对而言，我还是喜欢《威廉·退尔》。
除此之外，我依然把算术当做一门充满陷阱的学科，当我一有不懂的问题时，我就去“推测”而不是去“推理”，这个毛病再加上我感官上的迟钝更加重了我理解的困难。也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但当我不再“猜想”，欣然接受各种结论时，最终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错上加错。
这些种种令人失望的事情，虽然让我一度消沉沮丧，但是我对其他科目的学习兴趣依旧未减，尤其是自然地理学。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是一种乐趣：比如风是如何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如何从大地的尽头飘升至天空的，河流是如何在巉岩峭壁间劈风斩浪的，群山是如何被大地所倾覆的，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自然之力的。
在纽约的这两年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光，每每想起，我都会从心底里感到开心。我尤其记得我和莎立文老师每天在中央公园散步的场景，对我而言，这是这个城市唯一令我感到称心如意的地方。我从未遗漏掉在这个大公园里的半点快乐。我喜欢对每一次的公园漫步进行描述，因为这里的美无处不在，我在纽约的九个月中，每天都可以感受到令人愉悦的盛景佳境。
春天的时候，我们会到各种有意思的地方旅行。我们驾船航行在哈德逊河上，徜徉在布莱恩特所吟唱的芳草依依的岸边，我喜欢河边断崖朴素雄浑的野性之美。沿河而行，我们参观了西点军校，游览了华盛顿和欧文的家乡泰瑞镇，我们还穿行过“睡谷”一次。
赖特休梅森学校的老师们在教育学生的时候一切从学生的角度着想，他们会以学生的兴趣作为教学出发点，很少对学生做强行灌输，而且，他们会引领这些身患残疾的孩子走出艰涩的生存环境。
在我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快乐的时光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悲痛。这种悲痛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去世。
1896年2月，波士顿的约翰·P．斯鲍尔丁先生去世了。只有那些认识他并对他表示敬重的人，才会理解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以前，只要斯鲍尔丁先生在我们身边，无论我们在生活学习中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不会感到气馁无助，因为他以其谦逊而优雅的态度把愉悦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给予了我和莎立文老师最慷慨无私的关怀。每当想到他的慈爱，我们眼前就会立刻浮现出他那关注的神情。斯鲍尔丁先生的去世给我们的生命留下的巨大空白，是谁也无法弥补的。
剑桥女子中学
1896年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学习，这是为了迈入哈佛大学的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去过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参观。当时，我的宣言令我的朋友们为之一惊，我说：“将来我也会上大学，而且一定要上哈佛大学！”于是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选择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我回答说因为这所学院里只有女生。从那时起，上大学的念头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进而变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愿望。可以说，这种愿望激励着我迈入学位争夺战的行列，而我的对手是一些能看能听、耳目俱全的学生。
虽然我身边那些明智而现实的朋友们强烈反对我，但在我离开纽约的时候，上大学的想法已变成不可动摇的既定目标，因此我下定决心前往剑桥女子中学。可以说，这是为实现我上哈佛的童年宣言而选择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女子中学里，莎立文老师同我一起上课并负责为我翻译授课内容。显而易见，那里导师并没有任何教授残疾学生的经验，所以我与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交流的唯一手段就是唇读。
我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包括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文、算术、拉丁文写作和一些临时性课程。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为自己上大学做学业准备，但不管怎么说，在英语方面我已经接受过莎立文老师很好的训练。因此，我的学院老师们很快就发现，对于那些指定课本，我并不需要特别的传授。此外，我在法语学习上的起点也很高，而拉丁语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科目，所以，在最初的六个月当中，我需要认真学习的就只剩下德语了。虽然具备了这些优势，但是一些很严重的障碍仍对我的学业造成了影响。
首先，莎立文老师不可能把所有指定的书籍在我手上拼写出来。所以当务之急，我必须将这些课本转换成盲文，虽然这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当我将拉丁文用盲文抄录下来之后，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一起朗读课文了，这让我进步很快。
我的老师们也很快就熟悉了我那不完美的语音，而且能迅速地解答我的问题并纠正我的错误。虽然我不能在课堂上记笔记或者做练习，但是课后我会把所有的作文和盲文翻译用家里的打字机做完。
莎立文老师每天都以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讲的所有内容在我手上拼写出来。其间，她还要帮我查找生词，并且一遍又一遍地为我读笔记和尚未译成盲文的书籍。这种冗长乏味的工作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我的德文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和院长吉尔曼先生是学院里仅有的两位能用手语字母授课的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在拼写方面比较缓慢和不熟练。但是她仍然不辞辛劳地一周两次为我拼读授课，为的是让莎立文老师可以休息一下，稍作喘息。
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对我们慷慨相助，让辛苦的学习变成快乐的事。
在这一年里，我完成了算术课程的学习，复习了拉丁文语法，还读完了《高卢战记》的前三章。另外，我还“阅读”了一些德文著作，其中一半是在莎立文老师的帮助下读完的，另一半是靠我自己用手指摸着读完的。
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从弗雷德里希大帝的国度来》，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歌德的《诗与真》，我是怀着非常大的兴致阅读这些德文名著的。我最喜欢的是席勒，他的诗篇非常恢弘，比如他对腓特烈大帝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赞颂，以及对歌德个人生活的描述都令我很着迷。还有《哈尔茨山游记》，也令我回味无穷，这部诗集可谓妙语连珠，对醉人美景的描写随处可见——紫藤覆盖的山野，阳光下水波潋滟的溪流，蛮荒之地，神圣的传奇，还有尘封已久的“灰姑娘”。如此富于想象力，只有那些对大自然怀有真挚的感情和独特鉴赏品位的人，才能够写出来。
吉尔曼先生还教过我一段时间的英文文学。我们一起阅读《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的演讲》，还有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吉尔曼先生本身拥有广博的历史学识和文学素养，再加之他巧妙的讲解方式，让我切实体会到了学习的轻松愉悦，这跟我在课堂上被灌输那些教条性知识时的感觉完全不同。
麦考雷写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很吸引人。这位在克鲁伯街上啃着面包的落魄男人，在身体和灵魂遭受双重磨难的情况下，始终能保持着一种友善的言行，还向贫穷无助的人伸出援手，我对他无比崇拜，也为他取得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但对他的过失则视而不见。因为我认为尽管重压缠身，但是种种压力并没有摧垮他的意志，那些瑕疵也无损他的人格。
麦考雷用他出色的文笔化腐朽为神奇，让生动的人物跃然纸上。他的信念偶尔也会让我感到厌倦，但是他那为探寻真理而孜孜以求的精神，使我看待事物的态度变得更加理性了，这与我听到让我产生敬畏之情的“大不列颠的狄摩西尼”雄辩演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
在我所读过的所有政论书籍中，没有比伯克的演讲更具有教育意义的了。我心潮起伏，在我面前，两个生活在共同屋檐下的敌对民族似乎在朝着和解的道路上迈进。令我越来越不解的是，面对伯克那激昂澎湃而富于雄辩的演讲，英国国王和他手下的众臣怎么可能充耳不闻，置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耻辱于不顾呢？我在随后的研读中，对于这位大政治家所持的党派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觉得，像这样一粒如此珍贵、蕴涵着真理和智慧的种子，竟然被湮没在无知和腐败的稗子中，的确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在剑桥学习期间，我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同学之间的友谊。这些同学都是能看能听，和我同龄的女孩子。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住在与学校相连的一幢房子里，这里是豪厄尔斯先生曾居住过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可能都从这所房子里沾点“灵气”。同学们的很多游戏我都参加，甚至是雪中捉迷藏。我和她们一同远足，还会在一起讨论功课，或者一起高声朗读我们感兴趣的文章。有些女孩学会了同我“交谈”的方式，这样就避免了莎立文老师为我重复她们的话了，省去了很多麻烦。
圣诞节到了，我的母亲和小妹妹米尔德莱德和我一同度过。其间，热心的吉尔曼先生还把米尔德莱德安排在他的学校读书。就这样，米尔德莱德和我一起待在了剑桥女子中学，差不多有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俩互相帮助，一学就是好几个小时，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后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预科考试。时间是189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我报考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文、英语、希腊语和古罗马史。几门考试总共用了九个小时。我不仅通过了全部考试，而且我的德语和英语成绩还取得了“优等”的成绩。
在这里，将我参加考试的程序做一番简单的介绍。总分是16分，初级考试12分和高级考试4分，要一共得到15分以上，才算考试通过。试卷是早晨九点在哈佛启封的，然后用特别邮件送到拉德克利夫学院。每个试卷上不写姓名，只写编号，这样考生身份是保密的，我的编号是233号，但由于我必须要使用一台盲文打字机答题，因此我的身份是无法保密的。
因为打字机的敲击声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因此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考试，吉尔曼先生亲自用手语拼写的方式为我读考题，房间门口还设置了一名专门的监考人员。
德语考试在第一天进行。吉尔曼先生坐在我旁边，先为我通读一遍考题，然后再一句一句分开写在我手上，与此同时，我也跟着大声重复，以表明我听清了他说的话。考题不算简单，在用打字机打出答案的同时，我的心里也感到惴惴不安。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案拼给我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做一些修改，然后他再把修改后的内容插入到答案中。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我以前所参加的任何一次考试当中，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
而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就没有人会再为我读试题了，而且我也没有机会修改错误，除非我能提前做完答卷。也就是说，我可以利用有限的几分钟时间，根据自己的回忆修改疏漏之处，然后，再把改正后的答案写在卷子的下方。
如果说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要好的话，原因有两个：第一，复试时没有人为我读试卷；第二，初试时的科目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我在剑桥学院学过的课程，而复试就不一定了。
考试结束后，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送交到主考官手中，他还在试卷上附加了一纸证明：海伦·凯勒，233号考生，独立完成所有答题。
剩下的所有其他考试科目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过后面的考试都不像德语这么难了。我记得在考拉丁文那天，施灵教授来到考场告诉我说，我已经圆满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一消息令我信心倍增，于是，我带着非常放松的心态完成了后面其他科目的考试。
学习的困境
当我在剑桥中学开始第二年的学习生涯时，我满怀希望，内心里充满了必胜的决心。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遇到一些意外的难题。
吉尔曼先生认为我在这一年里应该以学习数学为主。当时我学习的课程有物理、代数、几何学、希腊语和拉丁文。但不幸的是，我需要的很多书都没有被制成盲文，因此在有些科目上，我缺少了必要的学习工具。而且，这些科目都是很多人一起上的大课，老师不可能为我做单独辅导。莎立文老师只得把所有的课本读给我听，还要为我翻译老师的话。十一年来，她那双神奇的手，第一次露出了力不从心的感觉。
此外，我需要在课堂上写下代数和几何的运算过程，还需要解决物理方面的难题，后来直到我们买来了一块盲文写字板，这一切才顺利解决。
通过这台机器，我可以把自己的解题步骤和过程记录下来。我无法看到那些画在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获取形象认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以一个靠垫做依托，再把几何图形用或直或弯的细铁丝拼接出来。我不得不在脑海中描摹这些图形。正如基斯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不但要抓住图形的形状，还要进行假设、演算和推理论证。
简而言之，每门学科都有其困难之处。有时候我会失去所有的勇气，背叛自己真实的感觉，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羞愧难当。尤其是当我脾气暴躁时对莎立文老师的态度更是让我追悔莫及。因为在我所有的良师益友当中，她是唯一一个能抚平我内心伤痛的人，她能够“将曲线捋直，令崎岖之地变成坦途”。
渐渐地，我的困难开始消失了。盲文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工具都拿到了手，我重新建立起自信，又投入到学习中。代数和几何这两门课程仍在继续同我的努力相抗衡。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天生缺乏数学头脑，对不同的点面关系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几何图形尤其让我恼火，因为我无法看到不同图形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垫子上摆放我也无法理解其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直到基斯先生开始教我，我才对数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算是踏进了几何学的门槛。
正当我开始克服种种困难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切。
在那些盲文书籍到位之前，吉尔曼先生不顾我的严词反对，对莎立文老师纵容我的用功过度提出了忠告，他还削减了我背诵课文的次数。
起初，我们曾达成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应该用五年的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但是到了第一学年的期末，我在考试中的成功表现向莎立文老师、哈勃小姐（剑桥女子中学的校务长）和其他人证明了，我也许能轻松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准备工作。一开始吉尔曼先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当我在学业上遇到了稍许的困惑时，他便认定我用功过度了，并且认为我还应该在他的学校里再学三年。我不喜欢他的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和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升入大学。
11月17日早晨，我感觉身体不适，所以就没有去上课。虽然莎立文老师知道我的病情并不严重，但当吉尔曼先生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宣布我一定是身体垮掉了，他对我的学习安排做出了调整，不让我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最终，吉尔曼先生和莎立文老师的分歧直接导致了我的母亲把我和米尔德莱德从剑桥女子中学接走。
经过了短暂的耽搁，学校安排我继续学习，这次我的老师是剑桥女子中学的默顿·S．基斯先生。这一年的冬天，除了在学校学习，其余的时间我和莎立文老师都住在我们的朋友J．E．钱柏林先生家里，他们家在距离波士顿二十五英里的兰瑟姆。
从1898年的2月至7月，基斯先生每周会来兰瑟姆两次，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莎立文老师则会为我翻译他的讲解。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了波士顿。在其后的八个月中，基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次课，每次大约一个小时。每次上课，他首先解答我上一节课不懂的问题，然后再布置新作业，同时，把我在那个星期里用打字机打出的希腊文作业带回家，仔细地批改，然后交还给我。
我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进入大学做着准备，从来也没有间断过。我发现，同接受课堂灌输相比，自学的过程更加容易，也更富有乐趣。自学时不会有仓促之感，也不会造成思维混乱。基斯先生有充足的时间解答我的疑问，所以，我学得又快又好，效果远比在学校学习要好。不过，同我所学的任何其他课程相比，数学仍然是最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真希望代数和几何能有语言文学一半的容易就好了。
但即便是数学，基斯先生也能把它变得饶有趣味。他总是能把那些难题分解成一个个小的部分，让我更加容易明白，他时刻令我的思维保持在活跃和求知的状态。他训练我运用理性的思维，冷静而客观地寻求事物的结论，而不应该漫无目的地误打误撞。他总是对我宽容有加，不论我表现得多么愚钝，他总是对我充满了信心，换了其他人，可能早就对我的笨拙失去耐心了。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的是德语、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校方不许莎立文老师为我读试卷，而是雇来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尤金·C．维宁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式布莱叶盲文。对我来说，维宁先生是完全陌生的人，除了撰写盲文之外，他并不同我交流。而监考老师也是陌生人，也压根不打算同我有任何交流。
在语言类的考试中，盲文还挺好用，但是在几何和代数考试中，问题就出现了。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尤其是代数，在这上面我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所有字母盲文熟稔于心，无论英式、美式，还是纽约浮点式。但这三种系统在几何和代数方面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和标志却是大相径庭，而在代数方面我只用过英式盲文。
在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哈佛以前用过的代数试卷。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是一份用美式盲文标注的试卷。我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解释一下那些符号的意思。维宁先生在回信中给我又寄了一份试卷，并附了一张符号对照表，我立刻开始着手学习那些符号。当时正是代数考试前一天的晚上，而我还在拼命地分析那些异常复杂的标注，我还是无法知道大括号、圆括号和根号的组合排列方式。我和莎立文老师全都愁眉不展，对第二天的考试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好在我们在考试那天提前到了一小会儿，又请维宁先生详细地解释了美式符号的用法。
尽管如此，在几何考试中我还是遇到了标注不清的问题，一直以来，我都习惯按行写出的命题，或者是让别人把命题写在我的手掌上。但现在这些命题全部摆在我的面前，我发现自己被弄得糊里糊涂的，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也不明白自己到底读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考代数的时候，我仍然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总之，我想困扰我的正是那些刚刚学到的数学符号。此外，我也无法看到自己在打字机上写下的东西。而我以前总是用盲文和头脑进行学习的。基斯先生一贯鼓励我以心智解决问题，他并没有特别训练我如何书写答卷。因此，我做卷子的过程相当缓慢，我必须把那些例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才能大概了解我应该怎样做。实际上，我甚至都不确定我对那些符号的解读到底正不正确。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随机应变。
但是我不会指责任何人的。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为我设置的考试障碍有多大，他们也不会理解我必须要克服怎样特殊的困难才能够完成考试。但如果说他们是无意识地在我的前进道路上制造了障碍，那么，当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将这些障碍一一克服的时候，我感到了无比宽慰。
大学梦
为踏入大学校门所作的拼搏结束了，现在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不过，大家建议我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斯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秋天，我才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我进拉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一天对我意义重大。我已经盼望它好多年了。我心中有一股潜在的力量，这力量压倒了朋友们的劝说，甚至比我内心的呼唤还要强大，它在无形之中驱使着我去同那些视听正常的人一较高下。我深知行路艰难，但我有克服一切困难的雄心。我将睿智的古罗马格言铭记于心：“虽然被逐出罗马，却依旧活在罗马城下。”我已被阻挡在知识的大道之外，那么我只能迫使自己穿越人迹罕至的乡村小路——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当然知道大学里面遍布着许多条这样的小路，在行进途中，我用双手触摸到的姑娘们都怀着和我一样的心理，她们勤于思考，热爱知识，而且斗志昂扬。
我热切地开始了大学生活。在我面前展现出的是一个美丽而光明的新天地，我信心百倍，已经做好了接纳一切知识的准备。我相信在神奇的精神王国里，我会拥有像其他人一样的自由。这个王国的子民、风景、习俗、欢乐和悲伤也应该是鲜活而真切的。大学的讲堂里应该充溢着圣哲先贤的精神和思想，而教授则是智慧的化身。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大学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浪漫。我那年幼无知的美丽梦想随即变得暗淡无光。渐渐地，我开始感受到了上大学的种种不利因素。
直到现在，让我感触最深的仍然是时间的紧张。以前，我有从容不迫的时间来进行冥想，来反省自己。我常常通宵达旦地静坐，聆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只有在安静闲暇之中才能听到，这时候，我心爱的诗人吟诵出的诗句便拨动了我那平静的心弦。但是在大学里，你没有时间同自己的思想谈心。你上大学就是为学习来的，似乎并不是为了思考而来的。一旦步入学习的大门，你就要把最钟情的乐趣：独处、书籍、幻想连同飒飒作响的松树一起留在外面。我想我应该从思想中寻找到一些慰藉，并以此作为我未来幸福的积蓄。但我是个无长远打算的人，宁要眼前的快乐而不愿未雨绸缪。
我第一年主修的科目有法语、德语、历史、英文写作和英国文学。在法语读物方面，我阅读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缪塞和圣伯夫的著作。在德文课上则读了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8世纪的历史复习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我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论出版自由》。
常有人问及我是如何克服大学学习的不便的。当然，在课堂上我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教授的声音很微弱，他似乎正在通过一个电话来说话。老师讲课的内容会被莎立文老师尽可能快地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这样的匆忙之中，老师讲课风格的个性特点会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一样，常常望尘莫及。
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也不觉得自己比用笔记录的姑娘们差到哪里。假如整个心思被机械性的听讲和手忙脚乱的记录所占据，那么你就不可能过多留意讲义的内涵或风格。我无法在上课时做笔记，因为我的双手正忙于“听讲”。通常我会在到家后把能记得的内容草草写下来。此外，我还要在打字机上做习题，记笔记，写评论，完成课堂测验和期中期末考试，这样老师们就不难发现我掌握的内容是多么有限了。
我使用的是一台哈蒙德牌打字机。此前，我曾尝试过很多机型，但是我发现哈蒙德牌打字机是最符合我工作要求的机器。这种打字机具有可变动的键盘，你可以移动若干次滑梭，每移动一次就会转换成不同的字体，这样你可以在希腊语、法语或者数学字符之间转换，我想如果没有了这种打字机，我在大学里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
学习各门课程时我所需要的各种教材很少有盲文本的，因此，我不得不请别人将书的内容拼写在我手上。这样同别的同学相比，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准备功课，我要面对许多别人不会遇到的困难。
每时每刻，我都要集中精力让自己的意识处于兴奋状态，有时，我会一口气花好几个小时阅读几章内容。事实上，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嬉笑、歌唱和舞蹈的世界里，而这样的生活常会令我生起悲愤心理。但是不多一会儿我就又振作起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一个人要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自己去攀登奇山险峰，既然没有一条到达顶峰的平坦大道，我就得走自己的迂回曲折的小路。虽然我曾滑倒过很多次，但是我仍然会爬起来向着隐藏的重重障碍冲击。
我每发一次脾气，就能更好地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步履蹒跚，长途跋涉，只为了取得那一点点的收获。我备受世人的鼓励，我满怀期盼越爬越高，宽广的地平线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每一次的抗争都意味着一次胜利。艰苦的努力使我触摸到了辉煌的云海，湛蓝的天空，以及愿望的高地。而且，我并不总是凭借一己之力独自奋争。威廉·韦德和宾夕法尼亚盲人教育研究所的所长E．E．艾伦先生为我弄到了许多我所需要的盲文书籍。他们细致周到的服务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他们对我的鞭策弥足珍贵，已远远超越了常人的想象。
去年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学习了英文写作，包括英文版《圣经》、美洲和欧洲各国政治、贺拉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其中课堂气氛最活跃的是写作课。查尔斯·唐森·科普兰先生的写作课总是充满了妙趣横生、诙谐而睿智的语言，就那个学期而言，我觉得他比其他任何老师都教得好。他让你领略到的是最纯粹和最具震撼力的文学。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小时内，让我陶醉到古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永恒的美当中去，而他却不添加一点点多余的解释，一切都让作品本身说话。由此，你会沉醉在作者那深邃的思想之中，你会全身心地陶醉于《旧约》那黄钟大吕般的雷声之中，乃至于忽略了耶和华上帝的存在。当你走出教室回家时，你会感到你已“窥见精神和外形永恒和谐地结合，真和美在时间的古老枝干上长出了新芽”。
这真是令人愉快的一年，因为我所学的科目特别合我的胃口，比如经济学，伊丽莎白时期文学，还有乔治·L．吉特莱芝教授主讲的莎士比亚，约西亚·罗伊斯教授主讲的哲学史。通过学习哲学，一个人可以与那些远古时代的思想以及其他思想模式产生共鸣。
但是，大学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个万能的文化古都雅典。在这你不会遇到伟大的灵魂，也不会与智慧面面相对。虽然他们是确实存在的，但是他们似乎已经变成了干枯的木乃伊。在我们确信已经拥有了弥尔顿或者以赛亚之前，我们必须要将他们从知识的缝隙中抽取出来，并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而不仅仅是自作聪明的模仿。在我看来，似乎许多学者都忘记了要领略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深刻的同情应该比理性的分析更为重要。不幸的是他们费了很大工夫进行讲解，却没有能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多少印象。这种讲解很快就从我们的心上掉落了，就如同成熟的果实从枝头坠落一般。这就好像虽然我们了解了一朵花，了解了它的根和枝，甚至它的整个生长过程，但是，我们也许仍然不会欣赏一朵带着露水的鲜花。
我常常不耐烦地反复问自己：“何苦要为这些说明和假设费尽心思呢？”这样的念头在我的脑中飞来飞去，就像失明的鸟儿无助地在空中扑打着翅膀。当然，对于我们所读过的那些著名作品的精髓，我并没有全盘否定的意思。我所反对的只是冗长而令人困惑的评论，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观点。像吉特莱芝教授这样的大学者在阐释大师作品时曾说过，大师之作恰如赐予盲人的新视觉。的确，他把莎士比亚原汁原味地带到了我们面前，他是把莎士比亚的诗人地位复原如初的先驱，也是带给我们光明的使者。
不过，有时候我真想把我准备学习的科目扔掉一半，因为超载负荷的大脑是无法消化那费了很大的代价才得到的知识珍宝的。在一天之内阅读四本或五本不同科目不同语种的书籍，而且又不遗漏细枝末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当你带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匆匆阅读，心里只想着各种测验和考试时，你的大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似乎有太多无用的小摆设堆在你面前，而如何选择就成了一个问题。目前，我脑子里就塞满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简直无法把它整理出个头绪来。无论何时，只要我一踏入意识王国的领地，我就会感到自己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成千上万种零零碎碎的知识就像冰雹一样在我的头脑中四处飞溅，当我设法躲过它们时，各科论文的鬼怪和大师的精灵就紧紧追赶上来，直到我愿意，或者说迁就那些邪恶的意识肆虐横行！或许，我应该把顶礼膜拜的偶像统统砸碎。
不妨说，各种各样的考试正是我大学生涯面临的首要难题。虽然我曾经面对过许多次考试，而且每次都把它们打得大败而回，但是它们总是再次反扑，并且用挑衅的表情大肆要挟。每次到考试的前几天，我总是拼命地往脑子里塞各种神秘的公式和无法消化的年代资料，犹如强行咽下那些无法入口的食物，这种时候真使人希望自己同书本和科学一起葬身海底，一死了之。
终于，恐惧时刻降临——考试，如果你觉得自己准备就绪，那么你实在是抢到了一个有利位置，这就是说，你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召唤到你思想的潜能，从而有助于你向更高的层次迈进。有一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就是任凭你百般召唤也无人理睬。而最令人感到困惑和懊恼的是，正当你需要调动记忆和缜密的鉴别力的当口，它们偏偏张开翅膀飞得不知去向，真急得叫人气死。你千辛万苦装到脑子里的东西，在这紧要关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请对哈斯和他的功绩做简要说明。”哈斯是谁？他都做了些什么？这个名字看起来似曾相识。于是，在你储备的历史事件中，你上下求索，其过程好似在一个塞满碎布头的口袋中寻找一小块丝绸。这个问题肯定曾经背诵过，似乎就近在眼前，而且那天当你回想宗教改革的发端时，还曾碰到过它。但现在它在哪里呢？你把脑子里记得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历次革命、教会的分裂、大屠杀、各种政治制度等等。可是“哈斯”这个人在哪里呢？你会惊奇地发现，你所了解的那些事件并没有在试卷上表现出来。失望之余，你只得攫取知识储备，还要把你所学过的每一样东西悉数查验，终于，你要找的人就躲藏在一个角落里，他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一点儿也没有理会他给你造成了多大的灾难。
就在这时，监考人走过来通知你时间到了。于是，怀着满腔愤懑，你一脚把思维的残片踢到角落里，你的头脑里塞满了革命性的计划——废除教授们的神圣特权，为什么他们能随意提问而无须经过被提问者的同意？
在本章的最后两三页，我使用了一些形象化的比喻，可能引起人们笑话。
那闯进瓷器店里受到冰雹般袭击的公牛，还有那一副恶狠狠面孔的鬼怪都似乎不伦不类，如今它们都在嘲笑我。啊，让它们继续嘲笑吧。我所使用的言词确切地描绘了我的心境，因此我对这些嘲笑不屑一顾，我郑重说明，我已经完全转变了对大学的看法。
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习生涯仍处在起步阶段，但是浪漫的光环已然褪去。从浪漫到现实的转变过程中我所获颇丰，可以说，如果没有实践经验，你永远也不会了解到事物的真谛。我所学到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耐心，它告诉我们，我们接受教育，要像在乡村散步一样，从容不迫，悠然自得，胸怀宽广，兼收并蓄。这样得来的知识就好像无声的潮水，把各种深刻的思想毫无形迹地冲到了我们的心田里。
“知识就是力量”固然正确，但是，知识更应该是愉快的。要拥有知识，特别是广博、深奥的知识，就需要我们具备去芜存真、点石成金的本事。了解人类进步过程中的思想和行为，你就会触摸到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人性脉搏，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这种脉搏中体会到人类崇高的愿望，那他就是不懂得人类生命的音乐。
感谢书籍
至此，我已经把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做了简要描述，可是我并没有向人们展示我对书籍的依赖度有多么大，首先来说书籍能带给人们愉悦和智慧。其次，其他人通过视听来获得知识，而由于我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因此我不得不在书籍之中寻找尚未发掘的新世界。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我对书籍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普通人，因此，我要从我开始读书时说起。我第一次阅读故事的时间是在1887年5月，那时我七岁。自此以后，我便如饥似渴地攫取任何印有文字的纸张，凡是在我“饥饿的指尖”所触及的范围之内的，我都不会放过。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在我接受教育的早期阶段，我并没有进行有规律的学习，也没有依照任何原则来阅读。
起初，我只有几本盲文书——一套启蒙读本、一套儿童故事和一本书名为《我们的地球》的叙述地球的书，这是我全部的书库。但是，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上面的字磨损得无法辨认。有时候，莎立文老师读给我“听”，把她认为我能懂得的故事和诗歌拼写在我手上。但是我更愿意独自沉浸在阅读的快感之中，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读我喜欢的那些故事。
当我第一次去波士顿时，我才真正开始了正式读书。我被允许每天花一些时间到图书馆看书，在书架前摸索着走来走去，随便取阅我能够接触到的任何图书。不管书中的文字我能认识多少，也不管能否看懂，我都照读不误。可以说，令我着迷的正是那些词语本身，而书的内容反倒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因为我对知识的感知能力十分强大，所以我的很多词汇和句式都是在那时掌握的，虽然对有些的词句含义不甚明了，但是在后来，当我开始学习说话和写字的时候，这些词句竟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以至于朋友们对我丰富的词汇量大为惊讶。
当然，在早期的阅读中，我从来没有把一本书完整地读完过，直到发现《小爵爷方特勒罗伊》这本书时，我才第一次把一本有价值的书读懂、读完。一天，莎立文老师发现我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翻阅小说《红字》。那时我大约八岁。我记得她问我是否喜欢小珀尔，还向我解释了一些晦涩难懂的词句。随后，她对我说她有一本讲述一个小男孩经历的书，保证比《红字》有趣得多。那本书就是《小爵爷方特勒罗伊》，她答应接下来的夏天就读给我听。但我们直到8月才开始读这本书，因为我们刚到海边时的几个星期，许多新奇有趣的事情使我忘了这本小说。后来又有一段时间，老师离开我去波士顿看望朋友。
当老师返回时，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阅读《小爵爷方特勒罗伊》。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读第一章时的时间和地点。那是8月里一个温暖宜人的下午，我们俩坐在一张摇摆的吊床上，这张吊床就拴在离家不远的两棵大松树之间。
我们吃了午饭就赶紧干完洗涮活儿，为的是尽可能利用整个下午的时间来读这本小说。当我们穿过草地朝吊床走去时，许多蚱蜢跳到衣角上，我记得老师坚持一定要把这些小虫子从衣裳上弄干净再坐下来，而我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
吊床上面落满了松针，因为自老师离开后一直没有人用过这张吊床。和煦的阳光洒落在松树上，空气中弥漫着松针的芳香，同时夹杂着一股独特的海洋气息。在开始读故事之前，莎立文老师向我解释了一些我不太理解的背景，而且在阅读过程中，她也要随时向我讲解生词。起初我不懂的生字很多，常常读一会儿就得停顿下来，但当我了解了故事情节后，就急于想跟上故事的发展，根本顾不上那些生字了，对莎立文老师所做的解释，我也听得颇不耐烦。
后来，因过于疲劳，老师的手指再也拼写不下去了，而我却第一次产生出被剥夺了心爱之物的沮丧感。于是，我把书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摸索着书页，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急切的心情。
后来，在我的迫切请求下，安纳诺斯先生就把这本书制作成了盲文。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达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可以说，《小爵爷方特勒罗伊》成了我童年时代最亲密的伙伴。我之所以如此不嫌啰唆地讲述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以前那种随随便便、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和我现在的读书态度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在其后的两年间，我又相继读了很多书，这些书都是我在家里以及在游览波士顿期间读的。具体读了哪些书，或者是在何种状态下读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依然记得其中有《希腊英雄》、拉·方丹的《寓言》、霍索恩的《神奇的书》和《圣经故事》、拉姆的《莎士比亚传奇》，狄更斯的《英格兰历史儿童读本》，《天方夜谭》《瑞士人罗宾逊一家》《天路历程》《鲁滨孙漂流记》《小妇人》《海蒂》等。
这些书都是在边学边玩时读完的。当然，自始至终我都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当时，我并不会对我所读的书进行研究和分析，我不知道这些书写得是好是坏，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它们的写作风格和作者背景。就这样，这些书把它们的“财宝”堆放在我的脚前，而我欣然接纳了书籍的馈赠，正如我接纳阳光和朋友们的友谊一样自然而然。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小妇人》，因为它让我感到自己和那些视听正常的健康孩子有一样的思想感情。
我不怎么喜欢《天路历程》，好像没有把它读完，我也不喜欢《寓言》。我最初读拉·方丹的《寓言》是英文译本，只是简略地读了一遍，只是感觉这本书还算说得过去。后来我又读了法文版本，我发现，无论书中的文字是多么生动，故事是多么精彩，我还是不太喜欢。其实我并不反对讽刺性的寓言，只是有点不赞成由猴子和狼来宣扬伟大的真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觉得动物的拟人化表达方式让我看了很不舒服，让动物说人话、做人事，总感觉有点别扭，因此也就无心去领会其中的寓意了。
一般人认为拉·方丹的作品带给了我们很高的道德感，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事实上，其作品中最值得回味的地方就是故事的发生动机和其中蕴涵的自恋主张，所有的寓言无不传达出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的道德感完全来自于自爱，假如用理性来驾驭自爱，那么幸福就一定会到来。而我则认为，自爱乃万恶之源。当然，也许我是错的，因为拉·方丹对人类的了解和观察要比我丰富得多。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读《丛林故事》和《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这类书。我对动物确实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动物，而不是拟人化的。我爱它们之所爱，恨它们之所恨，它们的滑稽逗趣引得我乐不可支，它们的悲惨遭遇有时也使我流下同情的眼泪。如果说这些作品表达出了一种道德观，那么我们也会因其过于深奥而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
我对古代的思想心仪已久，古希腊的历史把我带入了一个神秘的境界。在我的幻想中，异教徒的神祇依旧行走在世间，而且还同人类面对面地交谈。我悄悄在心里为我爱戴的亲人们建造一座座圣殿。我知晓而且喜爱所有部族的女神和英雄，以及半神半人怪。不，不能说是所有的神，对于残忍而贪婪的美狄亚和伊阿宋我就不喜欢，他们的邪恶是不可饶恕的。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上帝让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然后再惩罚他们。直到如今我仍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如同书里说的：神是如此地缄默无语，当罪愆讪笑着悄悄爬过“光阴的殿堂”。
《伊利亚特》史诗让我把古希腊看成了天堂，在阅读原文前，我对特洛伊的故事就相当熟悉了，因此，在我学习了古希腊文文法以后，我毫不费劲地便对古希腊文的宝藏一览无余了。其实，对于伟大的诗篇来说，无论用希腊文还是英文写的，它需要的不是讲解员，而是一颗敏感的心。难道不正是有那么一群好事之徒，通过他们所谓的分析而令伟大的诗歌变得面目可憎吗？所以，那些强加于人的艰深晦涩的评论炮制者们，真应该好好学一学这条朴素的真理！
我很清楚，博学的教授们从《伊利亚特》中发掘的财富要远胜于我。我并不是个贪婪的人，我甘愿接受别人比我更聪明的现实。但是即使拥有了渊博的知识，他们却无法揣摩出恢弘史诗所蕴涵的激情。当然，我也揣摩不出来。而当我读了《伊利亚特》中最精彩的篇章以后，我才有了灵魂升华的感觉，我狭隘逼仄的生命才得以释放，而身体的局限已被我淡忘。我的世界在上升，它浩瀚无边，横扫过重重天际！
我对《伊尼特》的膜拜虽然稍逊于《伊利亚特》，但它也是我真正喜爱的。我努力不依靠词典和注释，独自来领会这部史诗，并试图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些篇章翻译出来。维吉尔的文笔的确精彩，他笔下的诸神和人类无不游走在激情、冲突、怜悯和情爱之间，就如同伊丽莎白时代化装舞会中的才子佳人。《伊利亚特》中的神祇和人类是欢呼雀跃，纵情歌唱的。维吉尔笔下的人物是柔美静谧的，好似月光下的阿波罗大理石像。
在书卷之间展翅飞翔是多么地惬意啊！从《希腊英雄传》到《伊利亚特》的旅程虽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这样的努力求索会给你带来无尽的欢乐。
我很早就开始读《圣经》了，虽然那时我还不能充分了解里面的内容。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奇怪，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竟然对《圣经》中奇妙的和谐毫无感受。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周日清晨，因为没有其他事可做，我央求表姐为我读一段《圣经》故事。虽然她认为我可能听不懂，但她还是把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故事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奇怪的语言和不断的重复，使故事听起来显得很不真实，不过那是遥远的天国里的事情，不真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结果，还没有讲到约瑟兄弟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进入雅各的帐篷里去说谎时，我就呼呼地睡着了！我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古希腊神话会令我陶醉其中，而《圣经》故事则令我兴趣全无。我在波士顿求学期间曾结识了好几个希腊人，他们对其祖国历史传说的热爱确实令我感动。鉴于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希伯来人或埃及人，因此我也不能妄下断言，说他们只不过是些野蛮人，或者说他们民族的故事可能都是编造的，我当然不能以这种假设来解释故事无趣的原因。不过说来也怪，我从来不觉得希腊神话无趣。
那么，后来我又是如何从《圣经》中发现其光辉的呢？这些年来，我读《圣经》时心中的喜悦和启发日渐增长，我爱《圣经》胜过其他一切书籍。它带给我最深切而抚慰的感受，就是“眼目可见之物均属过眼云烟；眼目不可见之物实乃永恒”。
但是《圣经》中的很多地方都同我的本性相抵触。因此，我是带着愧疚的心情迫使自己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的。同它强加于我的种种不快相比，我并不认为我从书中获得的历史知识对我是一种补偿。
我和豪厄尔斯先生有共同的感觉，我们都认为应该从《圣经》中清除掉一切丑恶和野蛮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同样反对把这部伟大的作品改得毫无生气，面目全非。
在极其率真而朴素的《以斯帖记》中你会发现某种令人震撼的情节。还有什么比以斯帖面对邪恶的君王时更具戏剧性的场面呢？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系于对方之手，没有人能够拯救她。然而她克服了女性的懦弱，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勇敢地走向她的丈夫，在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死，我就死吧！如果我生，我的人民都生。”
《路得记》也属于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多么具有东方情调的故事啊！然而这些淳朴的乡下（犹太）人又是多么难以融入波斯人的首都！路得是如此地善良而忠诚，当她和收割者们一同站在起伏的麦田里时，我们都会禁不住对她产生喜爱之情。她无私的高尚情操在那黑暗残暴的时代里，就如同暗夜里闪耀的一颗明星。路德的爱情，超越了互相冲突的宗教信条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的爱情，在全世界都是很难找到的。
在我喜好的书籍中当然少不了莎士比亚。我无法确切说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读拉姆的《莎士比亚传奇》的，但是我知道我最初是以一个孩童的理解力和好奇心来读莎士比亚的著作的。《麦克白》似乎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部作品。这出悲剧的震撼力足可以让我永远记住其中的每一处故事情节。
很长一段时间，书中的鬼魂和女巫总是跑到睡梦中纠缠我。我看见了，的的确确看见了那把剑和麦克白夫人的纤纤素手，可怕的血迹在我眼前出现，就像那忧伤的王后亲眼见到的一样。
在《麦克白》之后，我读了《李尔王》。我绝不会忘记格罗斯特的双眼被弄瞎时的恐怖景象。愤怒攫住了我的内心，我的手指不再移动（读取文字），我怔怔地坐了良久，心在扑通扑通地乱跳，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个小孩子胸中所能积蓄的所有憎恨。
回想起来，我一定是在同一个时期熟悉夏洛克和撒旦的，因为在我的意识里，总会把这两个人物联系在一起。我记得我当时还为他们难过了一阵子，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即使他们愿意也不可能成为好人，因为似乎没有人肯帮助他们，或者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甚至到现在，我依然无法把他们描写得十恶不赦。我有时感到，像夏洛克、犹大，甚至魔王这样一类人，都是人类“善”的车轮上的一根断了的车轴，总有一天是会修好的。
我第一次读莎士比亚时就留下了那么多令人不快的回忆，这似乎显得有些奇怪。明快、柔美而充满幻想的戏剧——也就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戏剧类型——最初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或许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已。
然而“世上变幻莫测的东西无过于儿童的记忆：保持什么，又丢掉什么，实在很难预料”。
就像莎士比亚的剧本，虽然我读过许多遍，并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片断，但说不出我最喜欢哪一本。我对它们的喜爱，往往如同心情一样变化多端。在我看来，短小的民谣和十四行诗能够传达出同戏剧一样的神韵。但是另一方面，对莎士比亚的喜爱也增加了我阅读上的困难，因为读懂评论家和注释者们对每一行诗的阐释确实是一项十分劳累的工作。我曾经努力记住评论家们所做的解释，但是那些蹩脚的评论每每令我气恼不已。因此，我拿定主意再也不看这些评论了，直到接触了吉特莱芝教授开设的莎士比亚课，我才知道莎士比亚戏剧的博大精深，而在此之前，我并不了解世界范围内的莎剧研究。我很高兴看到一层层的面纱被人掀起，将一个崭新而美妙的思想王国展现在我面前。
我对历史的喜爱仅次于诗歌。我读了我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历史著作——从单调枯燥的大事记、更单调更枯燥的年表，到格林所著的公正而又生动的《英国民族史》；从弗里曼的《欧洲史》，到埃默顿的《中世纪》。真正使我意识到历史价值的第一本书是斯温顿的《世界历史》，这本书是我十三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虽然我已经不再认为这本书无懈可击，但是我仍然把它视为我童年的珍宝之一。
正是通过这些历史书籍，我了解到了古代人类是如何分散到世界各地并建立起巨大的城市的；少数专制的统治者是如何把一切置于脚下，把千百万人的生死苦乐系于一人之手的；各个民族是如何在文化艺术上为后人的发展奠定基础，开辟道路的；人类文明是如何经历腐朽堕落的浩劫，然后又像不死鸟一样死而复生的；伟大的圣贤又如何提倡自由、宽容和教育，为拯救全世界而披荆斩棘的。
在上大学期间，我比较熟悉的是法语和德语的文学作品。德国人喜欢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并不怎么讲究美，他们探求真理胜过传统，无论日常生活或文学创作都是如此。不妨说，在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大都具有某种澎湃而个性鲜明的激情。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并不觉得有何感人之处，这是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为灵魂深处灼热沸腾的思想寻找到一个出路，他们的心就会爆裂。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地使自己灭亡的。
我很喜欢德国文学作品中的丰富内涵，我认为德国文学最可宝贵的，还在于它对妇女自我牺牲爱情的伟大力量的承认。可以说，这种思想遍及所有的德国文学作品，而对其神秘性最为深刻的阐释当属歌德的《浮士德》：
万物皆短暂，
唯其意象绵绵不绝。
尘世间人心不古，
事端频生充满了大地。
乱世难以言说，
所行皆不义。
唯女人之性灵引领我们迈向天际！
在法国作家中，我最喜欢莫里哀和莱辛。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作品也很清新喜人，犹如阵阵海风吹来。阿尔弗雷德·缪塞的想象力简直不可思议！维克多·雨果的才华也很令我佩服，他是卓越的浪漫主义。
雨果、歌德和席勒以及所有伟大民族中的所有伟大诗人，他们都是永恒价值的阐释者，而且我的心灵就会无比虔诚地追随他们进入真、善、美的世界。
我如此浓墨重彩地描述自己所钟爱的书籍，乃至提到了我最喜爱的一些作家，由此你也许会猜想我的阅读范围是非常有限的，我选择书籍的方式也是武断的，事实上这是一种很错误的印象。
其实，很多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值得我欣赏——比如卡莱尔的粗犷以及其对虚伪的憎厌，华兹华斯鼓吹的天人合一，胡德的古怪惊人之笔，赫里克的典雅还有他诗歌中饱含的百合花和玫瑰的香味儿，都对我有深远的影响；我也喜欢惠蒂尔，因为他具有热情如火的个性和道德良知。我认识他对友谊的美好回忆，使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其诗歌带给我的快乐。我还喜欢马克·吐温，当然又有谁会不喜欢他呢？我想连诸神也是喜欢他的吧，因为诸神把所有的智慧赐给了他，接着，又唯恐他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诸神又在他的头脑中架起一道爱与信念的彩虹。
我还爱司各特的不落俗套、泼辣和诚实；爱洛威尔，我感觉他的思想就像在乐观主义的阳光中泛起涟漪，成为欢乐与善意的源泉，有时带点愤怒，有时又有同情与怜悯。
一言以蔽之，文学是我的“乌托邦”。在这个领域，我不会被剥夺任何权利，也不存在任何阻断我同“书籍朋友们”亲密接触的屏障。他们同我娓娓而谈，绝无半点为难和不便。同我所学的东西本身所具有的“广博的爱和高尚的仁慈”相比，我所学到的实在微乎其微。
感受生活
我相信我的读者们并不会从前面的章节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阅读是我唯一的快乐。
事实上，我的快乐和兴趣是广泛而多样的。之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我非常喜爱乡村以及户外运动。在我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学会了划船和游泳。在马萨诸塞州的兰瑟姆过暑假期间，我几乎整日住在船上。有朋友来访时，再没有什么能比带他们出去划船更令我快乐的事了。当然，我并不能很好地掌握行船方向。在通常情况下，当我划船的时候，就会有人坐在船尾为我掌舵。不过，有时候我也不用人掌舵就自己去划船了。我通过辨别水草和睡莲以及岸上的灌木的气味来掌握方向，这是十分有趣的。我使用的是用皮革捆绑的船桨，这样就能把桨固定在桨架上。当船桨处于平稳状态时，我可以通过水的阻力来感知航行状态。用同样的方式，我也能说出船在什么时候正处于激流之中。我喜欢同风浪较量一番，让这坚固的小船服从于我的意志和臂力，使它轻轻地掠过那波光粼粼的湖面，而水波不停地使它上下颠簸。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心旷神怡！
我也喜欢划独木舟。我想，当你们知道我尤其喜欢月夜泛舟时，你们一定会莞尔相视的。坦白地讲，我无法看见月亮爬上松树的枝头，一边悄悄地在天际间穿行，一边为路人铺就发光的小径。但是，当我躺到垫子上，把手放进水中时，我仿佛看见了这明亮如同白昼的月光正在拂过，我触摸到了她的衣裳。偶尔，一条大胆的小鱼从我手指间滑过，一棵睡莲含羞地亲吻我的手指。最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我们一从小河湾里划出来，我就会立刻觉察到周围开阔的空间。一团明亮的暖意似乎将我围裹其中，无论这股暖意是来自被阳光晒热的林木，还是来自水面，我都无法寻觅其踪。甚至在城市的核心地带，我也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在漫漫暗夜中，这种感觉经常在不经意间向我袭来。就好像是温暖的嘴唇在我脸上亲吻。
我尤其喜爱的娱乐活动是坐船航行。1901年夏天，我去诺瓦斯科夏半岛游览，那是伊万·杰琳的家乡——一个美得如同朗费罗笔下的诗歌一样迷人的地方，盘桓几日后，我和莎立文老师还去了哈利发克斯，在那里度过了这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玩得非常痛快，简直像进了天堂一般。我们驾船经过贝德福德海湾、麦克奈布斯岛、约克堡，一直到西北军驻地，这是一次多么伟大而光荣的航行啊！到了夜晚，我们会一连好几个小时置身在巨大战舰的阴影之下，那的确是一种惬意而奇妙的感觉。哦，那时光是何等美好，何等有趣！这些令人愉快的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有一天，我们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事件。当时，西北军驻地正举行一场赛舟会，参赛船只则来自不同的战舰。我们随同众人一道登上一条帆船观看比赛。上百条小艇来来回回地从我们身边穿梭而过，海面风平浪静。比赛结束后，大家掉头转航，四散回家，突然一块黑云从远处飘来，云层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最后遮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风大浪急，海上掀起层层巨浪。
我们的小船勇敢地面对狂风的袭击，鼓起风帆，缆绳紧绷，似乎坐在风头浪尖之上。很快，它便在波涛中左冲右突，猛地跃上一个巨大的浪峰，顷刻间就被愤怒的嘶吼声所吞没。随着主帆的下落，小船在浪涛中逆风而行。我们奋力地抵御着风浪的侵袭，而身体却被颠簸得东倒西歪。我们的心怦怦直跳，手臂在颤抖，但这是精神紧张的表现，而不是畏惧。因为我们富有冒险精神，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北欧的海盗，并且相信船长最终能化险为夷。他是对付风浪的行家里手，凭借着坚实的手掌和一双老练的眼睛，曾多次驾船穿越风暴。最终我们胜利了，风浪过后，港口中的大船和炮舰纷纷向我们升旗致敬，水手们也为这条小帆船在风暴中的壮举欢呼呐喊。
最后伴着寒冷、饥饿和满身的疲惫，我们回到了码头。
去年夏天，我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最迷人、最幽静的村庄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可以说，马萨诸塞州的兰瑟姆是一个几乎涵盖了我所有喜悦和悲伤的地方。菲利浦王湖畔的雷德农庄是钱伯林先生的家，多年来，这里也成了我的家。每每想起这里许多亲爱的朋友对我的恩惠，以及我们共处的那些快乐时光，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激。
他们家的孩子与我成为亲密的伙伴，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做游戏，相携在树林中散步，在水中嬉戏。我为他们讲述精灵和土地神、英雄和狡猾的黑熊的故事，同这些小孩子们谈天说地，感受着他们的快乐，这对我的确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回忆。钱伯林先生还引导我去探究那些树木和野花的秘密，后来，我竟能凭着灵感窥听到橡树中树液的流动，看见阳光挥洒在树叶上的光辉。那景象如同这些诗句：
根，即使被封存在暗无天日的泥土中，
依旧会分享到树冠的喜悦，
而且会想象着阳光、辽阔的天宇以及林间的飞鸟，
自然和谐有序，
我亦顺应天地。
在我看来，自人类出现以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就已经具备了感知种种情绪的经验。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会存留着有关绿色土地和潺潺流水的记忆，即使失明和失聪，也无法剥夺祖先赐予人类的这份礼物。
我们通常会将这种源自遗传的特质称之为第六感——融视觉、听觉、触觉于一体的灵性。
我在伦萨姆有许多“大树朋友”。其中的一株十分壮观的橡树，是我心中的骄傲。我带了我所有的朋友去欣赏这棵树王。
这棵耸立在悬崖之上的大树径直俯瞰着菲利浦王湖，那些熟谙树木知识的人一定会说，这棵树至少已有千儿八百年的历史了。传说菲利浦王这位印第安人的英雄首领，就是在这棵树下与世长辞的。
我还有另外一位“树友”，是一株生长在红色农庄庭院里的菩提树。同庄严的橡树相比，它显得相当随和。在一个雷电交加的下午，我感觉房子的一侧似乎受到了剧烈的碰撞，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我也立刻猜出是菩提树被雷击倒了。我们走去看这棵经受了无数狂风暴雨的英雄树，它明显经历了猛烈的搏斗而猝然倒下了，真叫人痛心疾首。
我决不会忘记我所要描述的那个特别的夏天。我的考试刚一结束，莎立文老师和我就急匆匆地赶到了这个“绿色幽境”。兰瑟姆有三个很出名的湖，我在其中的一个湖上拥有一所小房子。在这里，阳光普照的一整天都是属于我们的。有关学院和课业的所有思绪，以及喧嚣聒噪的城市生活，统统被这里的幽深美景涤净。
然而，我们在伦萨姆仍能听到动荡的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回响——战争、结盟和社会冲突。我们听到了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正在发生的残酷战争以及资本家和劳工的斗争。
我们还知道，在我们的伊甸园边界之外，人类正在挥汗如雨地创造着历史，虽然他们本可以给自己放个假，但是我们很少留意到这些事情。早晚有一天，世事会像过眼云烟般在我们眼前匆匆消逝，而此处的湖泊、林木、遍布雏菊的旷野和气味清新的草地，则延续着其永恒的生命。
那些认为人类的知觉都是由眼睛和耳朵传达的人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居然能分辨出究竟是行走在城市街道上还是乡间小道上。要知道，乡间小道除了没有石砌的路面以外，同城市街道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他们忘了我的整个身体都对周围的环境有感应。
城市的嘈杂和低沉的隆隆声常常会撞击着我的面部神经，我可以感觉到看不见的人群踏着永无止息的沉重脚步，刺耳的喧嚣一点点地侵蚀着宁静的心灵。沉重的车轮在坚硬的路面上隆隆碾过，机器发出乏味的铿锵声。对于那些耳目俱全、常年在城市中穿梭往来的人而言，假如不是因为骚动的街道和纷乱的景象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我想，他们一定会被这种单调的噪音逼疯的。
在乡村，人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杰作，听到的是自然之音，不必为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的那种残酷的生存斗争而满心忧虑。我曾经好多次访问那些住在又窄又脏的街道上的穷人。那些衣冠楚楚的上等人心满意足地居住在豪宅里；而那些贫民则在破败阴暗的公寓里苟且偷生。每每想到这些，我就难以抑制心中的激愤之情。穷人家的小孩子们全都挤在污秽不堪的巷子里，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你向他们伸出双手时，他们怯懦地闪退一旁，如同被一阵风吹散。
这些可怜的小生命，他们的身影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使我不断地感到痛苦。还有那些男人和女人同样的骨瘦如柴、不成人形。我抚摸过他们粗糙的手，深感他们的生存是场无休无止的斗争——不断地混战、失败和失望。
在奋斗和机遇之间，他们的生活似乎处于巨大的失衡状态。我们经常会说，阳光和空气是神赐予所有人的免费礼物。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城市偏僻而阴暗的街巷中，阳光不见踪影，而空气也是污浊的。哦，善良的人啊，你们怎么能对自己的手足弟兄如此冷漠呢？当你们祷告说“感谢主赐予我们今日的饮食”时，而你们的弟兄却一无所有！哦，我真希望人们离开城市，抛开这辉煌灿烂、喧嚣嘈杂、纸醉金迷的尘世，回到森林和田野，重过简朴的生活！这样，他们的孩子们才能像挺拔的松树一样茁壮成长，他们的思想才能像路旁的花朵一样芬芳纯洁。在城市生活了一年之后，当我重返乡间的时候，我不可能不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深入的思考。
再次感受到脚下松软、湿润的土地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绿草茵茵的小路会把你领到蕨草繁茂的溪水边，在这里，我可以把我的手指浸泡在潺潺流水之中，或者我也可以爬过一堵石墙进入草地，然后忘乎所以地翻滚跳跃！
除了从容散步以外，我还喜欢骑双人自行车四处兜风。凉风迎面吹拂，铁马在胯下跳动，真是惬意极了。迎风快骑使人既感到轻快，又感受到力量的喜悦，令人飘飘然。
只要有可能，我的狗儿都会陪我一起散步、骑车或航行。我有很多狗儿朋友——体形硕大的獒犬，长着一对温柔大眼睛的西班牙长耳犬，还有顽皮聪明的塞特犬和忠诚朴实的短毛犬。现在，我最钟爱的第锐尔公犬是一条纯种狗，它尾巴卷曲、脸相滑稽，非常逗人喜爱。这些狗朋友似乎了解我生理的缺陷，当我独自一人时，总是寸步不离地依傍着我。我喜欢它们那种亲昵的样子和富于表情的摇尾动作。
每当雨天把我困在家里的时候，我就会学着其他姑娘们的样子找点有趣的事做做。我喜欢用钩针做一些女红；我会以逍遥自在的方式浏览书籍，这里看一行，那里看一行；我也可以同朋友下盘跳棋或者国际象棋。我有一个专用木板棋盘，棋盘上的方格子都被重新雕琢过，这样棋子就可以稳稳地立在上面。黑棋子是扁平的，白棋子顶上是弯曲的。每个棋子的中间有一个洞，可以放一个铜制的圆头，以区分国王和其他棋子。国际象棋的棋子大小不一，白棋比黑棋大，这样，下完一着之后，我可以用手抚摸棋盘来了解对方的计谋。把棋子从一个格移到另一个格会产生震动，我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轮到我走棋了。
如果碰巧遇到孤身一人且无所事事的情况，我就会兴致盎然地玩一局单人纸牌游戏。当然，在我使用的纸牌右上角都印有盲文标记，以此可以表明纸牌的大小。
如果有小孩子在身边，那么再没有比同他们嬉戏更让我高兴的事了。我发现即便是最小的孩子，也能成为我的好伙伴，而且我可以很荣幸地说，孩子们都喜欢和我一起玩。他们会领着我四处走动，还把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指给我看。自然，很小的孩子不能用手指拼字，但我可以用唇读来弄明白他们说的话。有时唇读也未能弄明白他们的话，他们就求助于手势。有时候我难免误解了他们的意思，干错了事，他们就会哄然大笑，于是哑剧就得再次从头做起。我也常常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玩游戏，我们在一起玩得高高兴兴，不知不觉时间就溜走了。
博物馆和艺术品商店是带给我快乐和灵感的另一个源泉。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理解——在冷冰冰的大理石雕像面前，不凭借视觉，单靠触摸就能“看到”它的形态、情感和艺术魅力，这可能吗？事实上，我的确从触摸伟大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获得了无上的快乐，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当我的指尖摸索着起伏的线条时，它们自会发现艺术家作画时的想法和激情。我能从抚摸神话英雄雕像的脸中，感觉到他们的爱和恨以及他们的英勇性格。正如我能从允许我摸的活人的脸上摸出人的情感和品格一样，我从狄安娜雕像的神态上，体会到森林中的秀美和自由，感觉到那种足以驯服猛狮、抑制最强烈欲望的精神。维纳斯雕像的安详和优雅，使我的灵魂充满了喜悦。巴雷的铜像则向我展示了丛林的秘密。
我书房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尊荷马的圆形浮雕，雕像挂得很低，因此我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荷马那张优美而悲伤的脸。雕像有着庄严的面目表情，我对脸部的每一根线条都了如指掌——生命的轨迹，挣扎的苦涩和忧伤；在冰冷的灰石中，他那一双盲眼仍然在为他心爱的希腊寻求光明与蓝天，然而结果总是归于失望。那美丽的嘴角，坚定、忠实而又柔美。这是一个诗人的脸庞，一张饱经忧患的脸。哦，我是多么理解他的失明之痛啊——与之相伴的唯有永恒的黑夜：
哦，黑暗，黑暗，黑暗，被正午的光辉围裹，
无可挽回的黑暗，遮天蔽日
将人间的所有希望摒弃！
我仿佛听见荷马在歌唱，跌跌撞撞，步履蹒跚，从一个营帐行吟到另一个营帐——他歌唱生活，歌唱爱情，歌唱自由，歌唱一个英雄民族的光辉业绩。这歌奇伟雄壮，使盲诗人赢得了不朽的桂冠和万世的景仰。
我有时也想知道，在感知雕塑品的艺术魅力方面，手是否真的比不上眼睛的敏锐。我个人认为，相对于视觉而言，手更能够觉察到雕塑线条的韵律感和其内在的微妙变化。不管是否如此，从希腊的大理石神像上，我可以觉察出古希腊人情绪的起伏波动。
我的另一个很特别的爱好就是去剧院看戏。大幕拉开，戏剧在舞台上展开——真实剧情带给我的享受远非阅读剧本所能企及，因为动荡起伏的故事情节会让你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曾有幸会见过几位著名的演员，他们演技高超，使我忘却此时此境，把我带到罗曼蒂克的古代去。埃伦·特里小姐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有一次，她正在扮演一名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王后的时候，我被允许抚摸她的脸和服饰；我能感受到她赋予了角色一种庄严的神圣感，以及抑制无尽悲伤的高贵气质。站在她身边的是亨利·欧文爵士，他穿着象征王权的袍服，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流露出君王的雄才大略，含而不露的王家威仪则铭刻在他脸部的每一个纹路上。在国王的脸上，我似乎摸到了一副面具，那种冷漠而难以解读的忧伤令人终身难忘。
我还认识杰斐逊先生，为有他这个朋友而引以为豪。每当我到一个地方，如果他恰巧正在那儿演出，我总要去看望他。我第一次看他的表演是在纽约上学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演出的剧目是《里普·梵·温克尔》。我曾经读过这个故事，可是我从来不觉得里普那慢条斯理、奇特而友善的行为方式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杰弗逊先生那优美动人，极具悲剧意味的表演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我的手指上“保留着”一幅“老里普”的画像，我永远也不会失去它。演出结束之后，莎立文老师领我去后台看望杰斐逊先生，我在那里用手抚摸了他那奇特的服装、平滑的头发和胡须。杰斐逊先生让我摸他的脸，这样我就可以想象了，当他从那离奇的二十年沉睡中醒过来时是什么样子，他还演给我看，那可怜的老里普是如何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的。
我还在《对手》中看到过他的表演。记得有一次我曾在波士顿拜访过他，而他特别为我表演了《对手》中最精彩的情节。我们见面的会客厅被当做一个临时舞台，他和他的儿子一起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而鲍勃·埃克斯则书写着他的战表。我用手触摸他的每一个动作，完全领略到他手忙脚乱的那种滑稽可笑，如果不是看他表演而是由别人把故事拼写给我听，那是完全体会不到的。接着，他们就你死我活地决斗起来，两把剑你来我往，迅疾非凡，后来可怜的鲍勃心慌意乱，渐渐败下阵来。然后，这位伟大的演员猛地拉下自己的战袍，双唇止不住地抽搐。转瞬之间，我就置身在瀑布中，而且触摸到了施奈德那毛发蓬松的头正抵着我的膝盖。
杰弗逊先生背诵了《里普·梵·温克尔》中的精彩对白，这是一段笑中含泪的感人情节。他还详尽地向我介绍了手势和形体应该步调一致的舞台表演经验。当然，我对戏剧动作是一窍不通的，只好胡乱凭着猜想说了几句；不过，凭借他精湛的演技，他把动作和台词结合得很好。里普嘟囔着说“一个人离开了家，就这样快地被大家遗忘了吗”时发出的一声长叹，在经历了长眠之后，他怀着失魂落魄的心情寻找他的狗和猎枪，而且，他犹豫不决地同德里克签订合约的举动也十分可笑——所有这些似乎都脱离了生活本身的意义。换句话说，理想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依照我们所认定的方式而发生的。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戏的情景。那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却宛如在昨日。儿童演员埃尔塞·莱斯莉正在波士顿，莎立文老师带我去看她演出的《王子与乞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出感人的小话剧，尤其是悲喜交加的剧情和儿童演员的精彩表演。演出结束后，我被允许到后台见识一下她的王家装束。我得说，你很难找到一个像莱斯莉这么惹人喜爱的小孩了，尤其是当她面带微笑，顶着一头如云般飘逸垂肩的金发默默伫立时，你更感到妙不可言。她丝毫没有流露出胆怯或者疲惫的迹象，尽管她所面对的是台下的一大群观众。那时，我刚开始学说话，来之前我反复练习说她的名字，直到后来能清楚地说出她的全名。当她听懂了我说出的几个字，并立即愉快地伸出手来欢迎我时，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
因此，难道不可以这样说——我的生命正是带着它所有的局限性，从许多角度来感受世间万物之美的吗？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神奇之处，即使像黑暗和寂静这样的事也不例外。而且，我已经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所以无论身处何境，我都会欣然面对。
确实，有时孤独感就像冷雾一样笼罩着我，我好像在一扇紧闭的生活之门外面独自坐等着。门里有的是光明、音乐和温暖的友谊，但是我进不去。冷酷的命运之神无情地挡住了大门。于是，我不得不对它（命运）那专横的天条质疑，因为我仍有一颗恣肆昂扬而充满激情的心。但是，我的舌头将不会发出苦难的声音。当徒劳的话语到达嘴边的时候，它们就会像尚未流出的眼泪一样再次退却到我的心房，无边的寂静压在我的心头。这时希望就会微笑着窃窃私语：“喜悦存在于忘我之中。”因而，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做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做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做我的幸福。
刻在我生命中的人们
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地提到很多人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曾带给我无尽的快乐。其中一些人已经被记载在文献中，并且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还有一些人则完全不为我的读者所知，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积极而崇高的生活态度对我的影响是永恒的。他们如同一首首优美的诗歌那样打动人，和他们握手时我会洋溢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幸福感，他们幽默有趣的性格使我们焦躁不安的心变得宁静，使曾经烦扰我们的愤怒和忧虑被一扫而光。让我们一觉醒来耳目一新，重新看到上帝真实世界的美与和谐。
那些充斥我们每日生活的琐碎平庸刹那间化成了神奇。一言以蔽之，有这类朋友相伴左右，我们就会感到无比充实。也许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而且萍水相逢过后，他们可能再也不会同我们相遇。但是，他们那沉静而成熟的气质一定会对我们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所有的不快都会随着他们敬拜天地的杯中酒一饮而尽。
时常有人问我：“有人使你觉得厌烦吗？”我不十分了解他的意思。我想某些有过多好奇心的蠢人，尤其是新闻记者常常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也不喜欢那些对我的理解力品头论足的人，他们在和你一起走路时，总是试图缩短他们自己的步幅，只为了迎合你行走的速度。事实上，这两种人所表现出的虚伪和夸张令我同样反感。
我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手就很能说明问题。其中，有一些手的触摸是傲慢而无礼的。我曾遇到过一些相当缺少快乐的人，当我紧紧握住他们那冷若冰霜的指尖时，我的感觉就好像正在同一场来自东北的暴风雪握手一样。
而另外有一些人则活泼快乐，他们的双手似乎存有阳光的余温，所以，同他们握手可以温暖我的心。也许只有小孩子的手才会抓住你不放，因为他们对你有一种强烈的信任感，我可以感觉到，小孩子的手中为我储藏了大量的阳光，正如他们为别人预备了充满爱意的眼神一样。总之，我从一次热情的握手或是一封友好的来信中，感到了真正的快乐。
我有许多相隔万里而从未谋面的朋友。他们为数众多，乃至于我无法一一回答他们的来信，但是我愿意在此重申，对于他们那情真意切的话语，我始终心存感激，虽然我对他们知之甚少。
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许多天才人物并且同他们一起交流，比如布鲁克斯主教。只有了解布鲁克斯主教的人，才能领略同他交友的情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坐在他的膝上，用我的一只小手紧紧握住他的大手，而另一只手上则由莎立文老师拼写他正生动有趣地对我讲的上帝和精神世界的事。我带着小孩子的好奇和喜悦听他娓娓道来，虽然我的精神境界无法达到他那样的高度，但是他确实让我领悟到了什么是真正快乐的生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他的悉心教诲，我就不会明了杰出思想的魅力和其深邃的内涵。
有一次，当我迷惑地问他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时，他说：“海伦，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宗教——就是爱的宗教。以你整个的身心爱上帝和上帝的每个子女，同时好好记住，恶的力量远不如善的力量强大，进天堂的钥匙就在你的手里。”事实上，他的生活正是这种伟大真理的完美写照。在他崇高的博爱思想和广博的学识之中，已经被深深地融入了信仰的力量。他让人们感到了在人类争取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中，神无处不在。在所有卑微者面前，神会施予伤者以爱的援手。
布鲁克斯主教从未教我什么特别的信条或者教义，但他把两个伟大的思想铭刻在我脑海里，一个是上帝是万物之父，一个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使我感到，这是一切信条和教义的基础。神是爱，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有了这样的信念，即使是最黑暗的云也会被吹散，而且这里也不会有罪恶与不义的容身之地。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快乐，很少想到身后之事，只是不免常常会想起几位好友的在天之灵。岁月如梭，虽然他们离开人世已有好多年，但仿佛依然同我近在咫尺，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拉住我的手，像从前一样亲热地同我交谈，我丝毫不会吃惊。
自从布鲁克斯主教去世后，我通读了整部《圣经》，还有其他一些宗教哲学著作。这其中就包括斯韦登伯格的《天堂与地狱》和遮蒙德的《人类的阶梯》，可是我发现，同布鲁克斯主教“爱的信念”相比，这些人所持的信条或教理都无法令人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我还有幸结识了亨利·德鲁蒙德先生，他那热情而有力的握手令我感激不已。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待人最热诚的一个朋友。他每一个毛孔都热力四射。他的知识如此广博，性情又如此和善，只要他在场，你绝不会感到沉闷。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奥利佛·温代尔·霍尔姆斯博士时的情景。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邀请我和莎立文老师去他家做客。那是初春时节，我刚刚学习说话。一进门我们就被带进他的图书室，他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炉火熊熊，柴炭噼啪作响，他说自己正沉湎于对往日的回忆之中。
“还在倾听查尔斯河的潺潺流水。”我试探着说道。
“不错，”他回答道，“我同查尔斯河的关系可是亲密无间呢。”房子里面有一股油墨和皮革的味道，这里显然到处都是书，于是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摸索起来。我的指尖无意中落在了丁尼生的一部诗集上，当莎立文老师把诗集的名字告诉我以后，我就开始背诵：
啊！大海，撞击吧，撞击吧，
撞击你那灰色的礁石！
但是我突然停了下来，我感觉到有泪水滴在我的手上。这位可爱的诗人竟然听得哭了，我觉得颇为不安。他让我坐在他的扶手椅上，拿来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鉴赏，我答应他的要求，朗诵了《背着房间的鹦鹉螺》，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首诗。后来，我又多次见到过霍尔姆斯博士，我从他身上不但学到了诗，也学到了爱。
在会见霍尔姆斯博士不久之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我和莎立文老师在“梅里麦克”号上拜访了惠蒂尔先生。他温文尔雅的举止和不俗的谈吐赢得了我的好感。他曾出版过一本盲文印刷的诗集，我选读了其中的一首《校园时光》。他惊讶于我的读音是如此准确，还说理解起来毫无困难。我问他许多关于这首诗的问题，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来“听”他的回答。他说，那首诗中的小男孩就是他自己，女孩子的名字叫萨利，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楚了。我还为他背诵了《洛斯迪奥》，当我吟诵到最后的诗句时，他把一个奴隶的雕像放在了我的手中，奴隶身体蜷曲，脚踝拴着脚镣，就像刚被天使从监狱中解救出来的样子——奴隶一下子瘫倒在彼得的翅膀之下。后来，我们走进了他的书房，他不但为莎立文老师亲笔签名，还向她表达了钦佩之意。他对我说：“她是你灵魂的拯救者。”最后，他领我来到门口，并且轻柔地吻了吻我的额头。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来看望他。可是不等我履行诺言，他便去世了。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博士是同我交往时间最久的朋友之一，我八岁时就认识他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他的敬意也与日俱增。每当苦难和悲伤降临的时候，他的智慧和同情心给了我和莎立文老师以强有力的支持。而且，不仅仅对我们，他对任何处境困难的人都是如此。他用爱来给旧的教条赋予新义，并教导人们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求得自由。他不但积极言传，而且以身作则，爱上帝，爱最穷苦的同胞，不断追求上进。他宣传鼓动，又身体力行，愿上帝祝福他！
在之前，我已经描述过我同贝尔博士初次会面时的情景。自那以后，我又在他华盛顿的家中度过了很多个愉快的日子。他美丽的家坐落在布赖顿岛海角的腹地，毗邻巴代克，这个小村因被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写进书里而闻名。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在布拉斯道尔湖边的田野上，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自己的实验，心中充满了喜悦。我还帮他放风筝，他希望以此能发现未来的飞船的飞行规律。
贝尔博士不但精通各类学科，而且具有把那些知识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即便是最深奥的理论，他也能够轻松破解。同他在一起，你不禁会产生出这样的感觉，假如你只有有限的一点时间，那么你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他幽默而富有诗人的气质，他对儿童满怀爱心，手里抱一个小聋孩是他最高兴不过的事。他为聋人作出的贡献将会留存久远，并造福后世的孩子们。他个人的成就，以及在他的感召下别人做出的成就，都同样值得我们赞叹。
我在纽约生活的两年间，曾有很多机会同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人物交谈，但是我决不会去刻意求见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同我见过一次面后就成了好朋友，比如劳伦斯·休顿先生。我曾十分荣幸地拜访过他和他贤惠的夫人，我还参观了他家的图书馆，并且读到了他的天才朋友们写给他们夫妻俩的留言，这些留言饱含感情，不乏真知灼见。你确实可以这样说，休顿先生有一种能唤起每个人内心深处美好思想情操的本领，真是一点儿也不错。你不必为了了解他而去读《我所认识的男孩》——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胸怀最坦荡、待人最宽厚的一个，是一个能够同患难共欢乐的朋友，他不但同人相处是这样，就是对待狗也是充满了爱心。
休顿夫人也是那种患难见真情的朋友。我被浓浓的友情所包围，我拥有了最珍贵的礼物，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她。她不遗余力地对我谆谆教诲，而且帮助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每当我在学习中身处困境而心灰意冷时，她就会写信鼓励我，让我重新燃起斗志。从她身上，我们学到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克服了眼前的困难，下一步的路途才会变得平坦易行。
休顿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他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其中最著名的有威廉·狄恩·豪威斯先生和马克·吐温先生。我还见到了理查德·沃森·吉尔德先生和艾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先生。
查尔斯·杜德利·沃纳先生是最吸引人的小说作家，也是我最钟爱的友人。他有着无比深切的同情心，爱人如己。
记得有一次，沃纳先生带我拜会了可敬的“林地诗人”——约翰·巴勒斯先生。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些心地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正如他们笔下的散文和诗歌一样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当然，我是无法同这些文学大家讲经论道的，尤其是当他们在不同话题之间纵横捭阖，或者辩论正酣、妙语连珠的时候。我就像小爱斯·凯纽斯步履蹒跚地跟在英雄父亲凯纽斯身后一样，只能勉强跟上他们的思维，不敢有半点松懈。
他们还对我说过许多至理名言。吉尔德先生同我谈他如何在月夜穿过沙漠向金字塔进发，他在给我的信上，特意在签名的下面做出凹下去的印记，以便我能够轻松摸出来。而黑尔博士也有他私人的问候方式，他会把落款签名用盲文刺在纸上。我还通过触摸马克·吐温先生的嘴唇而“阅读”了他的一两篇小说。马克·吐温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无论讲话做事都个性鲜明。我在与他握手时，甚至能感觉到他眼中炯炯有神的闪光。当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滑稽声调进行讽刺挖苦时，你能够感觉出他的心灵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伊利亚特的化身。
在纽约时，我同样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物。比如玛丽·曼普斯·道奇夫人，就是那位可爱的《圣·尼古拉斯》杂志社的编辑；还有里格斯夫人（即凯特·道格拉斯·维津），她是《帕特希》一书的作者。她们送给我颇富情意的礼物，包括反映她们思想的书籍、暖人心窝的信函以及一些照片，这些我都乐意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但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尽述所有的朋友，事实上他们许多高尚纯洁的品质非笔墨所能充分表达。
我还应该在这里提一提我的另外两个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肖夫人，我经常去她在林德赫斯特的家做客。她为人热情，总是做一些让人开心的事。在同她交往的这些年里，她的循循善诱和从未间断的慷慨援助令我和莎立文老师永生难忘。
另有一位朋友也是令我受益匪浅的。他强而有力的企业领导才能令他声名远扬，他英明果断的才干博得所有人的一致尊敬。他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慷慨好施，默默行善。由于他的地位，按理说，我是不应该谈到他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我进大学是不可能的（根据海伦的描述，这位神秘的赞助人应该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J．P．摩根先生）。
不妨这样说，正是我的朋友们成就了我的生命和人生。他们想方设法地把我的缺陷转变成一种荣耀的特权，使我在厄运投下的阴影里，依然能够坦然而快乐地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