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出眉山
·源与流
文学大家苏东坡因为一生创作了巨量的作品，所以被人们喻为一条大河；后来又有人把他比作一片茫茫的海洋，即所谓的“苏海韩潮”。这里的“韩”指为文充沛激越的韩愈。我们且把苏东坡看作一条生命的长河，从源头做一回溯，把目光投向那个叫作眉山的地方。
它是蜀地的一个富饶之乡，自古以来物产丰厚，文化发达，植被茂密，是一片有着强大生长力的肥沃土地。人文在这里是同样丰饶的，这就说到了苏氏家族。从记载上看，这个家族素以学问深厚著称，远祖苏味道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是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初唐“文章四友”之一。此人极为早慧，九岁能文，武则天时曾跻身相位，唐中宗时被贬为眉州刺史。到了苏东坡这一代，苏氏家族已经在此繁衍了三百多年，为当地有名的士绅人家。
苏东坡的祖父苏序为人慷慨，乐善好施，少时性格顽皮，读书不求甚解；成年后喜欢写诗且思维敏捷，诗作多达数千篇，是一位民间诗人：上自朝廷郡邑，下至乡间渔耕，皆能入诗。苏轼的两位伯父都高中进士，大伯父苏澹早亡，二伯父苏涣是第一位由眉山出仕的人。
可见眉山苏氏诗书传家，渊源深远。苏东坡的母亲程氏也出自眉山名门望族，外公程文应是眉山首富，舅舅程濬与二伯父苏涣为同年进士。当年苏东坡父母的结合并非偶然，虽然当时苏家已经败落，与程家财富地位颇不般配，但苏氏家族从学问积累到精神气质，仍别于一般乡绅。苏、程两家可谓世家联姻。
眉山的文人士大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或修身于家，或为政于乡，都不肯走科举之路。唯有苏东坡的二伯父苏涣勤奋问学，及第入仕，开一时一地之风气。继他之后，眉山出仕者多达数百人，苏氏家族也从此崛起，并由“三苏”发扬光大。史书上记录的苏洵是一个老来发奋、终成大器的典范，还被编入家喻户晓的《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可见苏洵虽然在科举上不像他的两位兄长那样成功，但一直怀有著作心和为仕志。
作为苏轼的父亲，苏老泉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杰出人物。他在衰落的家道中一直暗暗积蓄力量，未曾懈怠。他博学多闻，四处游历，遍访名山大川，结交一些重要的文化和官场人物，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而且势在必得。
苏洵与夫人程氏对苏轼和苏辙从小就进行严格规范的培养教育，夫妇俩一个严肃刻板，一个慈祥温厚，但都是饱读诗书、深怀报国之心的人。他们深深地影响了苏轼兄弟的成长，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人生价值的取向，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轼兄弟立志远行，以入仕进身为最终目标，这其中当然有着儒学的强大规定力，是“学而优则仕”的必然取向。后来苏东坡在诗中回忆自己的家庭时，写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答任师中家汉公》 ）
苏东坡在青少年时代，居然将一百二十卷、八十余万字的《汉书》手抄两遍，用功之深令人惊叹。他一生手抄《汉书》三遍，最后一遍是谪居黄州寂寞之期所为。关于努力治学，这只是许多记录中的一点而已，还有数不胜数的例子。比如晚年谪居海南，他在《夜梦》一诗中写到自己儿时读书不专，耽于嬉戏，突然被父师发现，梦醒之后竟惊慌如吞钩之鱼。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幼年师从眉山道士张易简，在天庆观读书三年。张易简收有学童百人，东坡和后来载入《仙鉴》的道士陈太初，是深受道长喜爱的两个学生。东坡被贬黄州时，陈太初在汉中羽化仙去，此事被其记在《陈太初尸解》一文中。天庆观的启蒙教育，使诗人自小蓄有玄志，为后来的世外思想打下基础。
世人一再强调的“童子功”，实际上来自天地人三者。苏轼的童年非同一般，家庭环境一派向上气象，既有强劲的入世进取之力，又能够放任自然，见识玄人。苏东坡曾经在《洞仙歌》一词自序云：“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这个老尼姑引起苏东坡的极大好奇，因为她自言随师父进入蜀主孟昶的宫中，叙说当年见闻。这在少年眼中，玄人与宫廷合二为一，散发出神秘的光晕，让他心旷神怡。
后人面对苏东坡这样一位奇人，会一次次设问由来，就像感叹黄河长江之浩而必要追寻其源一样。但有一部分奥秘或许是无法挖掘的，因为所有天才人物都是个案，后天的一些缘由好像都是一些表象。仿佛一切都有更深的渊源和设定，是一种自然宿命。
如果以童年为源头，少年为初流，青年为冲荡而去的激浪，那么到了壮年则变为宽阔的大水滔滔；到了老年，就成为无声的阔漫之水，直到入海，展现出平湖一般的澄明，渐渐与无边的冥渺汇为一体。
当世人看到一条巨流的时候，感叹最多的是其波涛汹涌的气势，一泻千里的豪迈，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追根溯源，临近源头做一番实际而周备的考察。这种考察需要经历辛苦的跋涉，因为它的源路遥远而复杂，不可能匆促览过。它是一种客观的呈现，可以量化，可以分析，或直观地罗列眼前，或隐去了重要的部分。我们知道真正的源头是更为繁复、琐屑和神秘的。它如何产生在这样的时空中，实际上是无解的。我们将依据能够把握的部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去梳理和考察。这一段是汹涌阔流，那一段是涓涓溪水，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牵扯。先是缓慢的汇聚合拢，最后形成滔滔之势。
我们相信一切巨流皆有渊源，可实勘时又难免陷于惶惑：滴水涓流，无数支流与小溪，没有波澜，没有惊人的气象，只流向一个未知的方向，曲折蜿蜒。我们无法将它的中游、将宏大的气象与眼前联系在一起。沿途不断有支流汇入，还在含纳和接受；不过它最终在大地上刻成的那道惊人的痕迹、那冲击山岳的力量、那在整个山川中留下的永垂史册的浓墨重笔，还是让人有些始料不及。
我们为流而歌，为源所惑，久久不能平静。苏东坡离去千年，倔强的身影难以被尘埃淹没，仍然清晰地矗立在那里。在当下这样一个物质主义和娱乐主义至上的时代，他的诗文与传奇更加引人注目，更能惹人喜爱，也更容易成为许多人的偶像。但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样一位文学巨擘，还是一个问题。关于他有多少空想、浪漫和误解，还须从头盘点。这是一项并不轻松的工作。
·三苏之别
“三苏”作为历史上通用的一个称谓，将苏家三位杰出人物统而括之，似乎此等人品、才具和成就齐聚一家，这个现象本身就凸显了一个世所罕见的人文奇观，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为人津津乐道。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惊悚的传说：眉山地区本来绿色葱茏，青翠欲滴，却因为“三苏”的诞生而变得贫枯荒寂。原本是土质肥沃之地，却因为三棵硕大的植物而耗贫，偌大一片土地竟然不再有茂密的繁殖。这三个人作为人中翘楚，百年不得一遇的旷世奇才，对一片土地具有这样的剥夺力，真是让人惊叹中又生出几分恐惧。如果伟人出世，一方土地必得付出这样大的代价，该是多么悲惨。不过这种悲惨却伴随着时代的欣悦和地方的自豪。这个洋溢着夸张与豪迈的传说，让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惊羡的表情。
“三苏”文学成就巨大，父子三人同享文名，饮誉天下，与此类似者，历史上还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从这种奇迹中我们可以窥见什么秘密，还需要到个体中去寻觅。首先是老来成名的父亲苏洵，他比较起两个儿子，似乎有着一副冷苛的面容。他虽然兴趣广泛，但少一些幽默感，更为正统，是儒家传人的典范，治学、修身、出仕，继承了严格的诗书传统。他具有恒志，虽然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屡试不中，却丝毫没有减弱济世之心。他不仅将报国之志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而且更深入地贯彻到两个儿子身上，他们最终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超越了父亲，在仕途上官至三品甚至更高，且著作等身。当然在一些细部，比如个人志趣、性格特点、天赋高下等，兄弟二人仍有较大区别。他们共同点很多，不同处也非常多。
我们以最具有代表性的苏轼为例，做一个分析。从他身上仿佛可以看到苏洵的影子，如执拗、坚定和正统，如强烈的儒家情怀，更有辅佐君王的忠耿，似乎完全继承了苏洵；在其他方面，则又显出了一些不同，更幽默、更随性，把那种坚定和执拗的品性，发散到较长的生命过程中；当进入某个生活的局部，又显得松适散漫。他那么宽容，又那么偏执，时而激情滔滔，时而闲适松弛。他像父亲一样欣悦美丽的山川，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能够于外物之中汲取灵感和乐趣。他的兴味几乎遍布一切事物：从“云烟湖寺”到“船阁荒村”，从“溪上青山”到“细草软沙”，从“岭上晴云”到“西轩月色”，举不胜举。他与绿竹相伴，与水鸟同眠，坚韧乐观，于悲苦中寻找自己的精神依托，在寂寞中驱赶沮丧，一生取悦于笔墨。他善于在现实中做出妥协、做出建设，在为政生涯中大有作为，同时又是一个闲情自娱的大玩家。仅仅从记载中，我们还难以从父亲苏洵身上看到这一切。
我们再看和他处于同一时代的苏辙。他们生长于同一片山水、同一个家庭，接受同样的教育和熏陶，但作为弟弟的苏辙却自有面貌。无论是从政为文还是其他，苏辙既不同于严格的父亲，又不类似复杂的东坡，他更像一个规范的官场人物、一个我们所能理解的诗人、文章高手。他在仕途发展方面要好于东坡，但在文采方面却不像兄长那样恣意飞扬，那样无边无际漫卷一切、涵盖一切。苏东坡的才情，会让我们稍稍地忘掉其他“二苏”。苏东坡从“三苏”的笼统中走出来，走向我们，他的面部更清晰，特质更突出。他的步履时而缓慢，时而匆忙；他的神情一会儿舒展，一会儿激烈，一会儿忧愁，一会儿又变得狡黠和暧昧。在“三苏”中，我们常常忽略另外两个，而更多地钟情于一个东坡。
因为苏东坡繁复到了无法言说，后人把他比喻为一条大河或一片大海再恰当不过。因为它的茫茫一片，因为它在朝阳和夕色下泛着火焰、在中午的烈日下闪着炫目的银光，暗礁与沟壑都淹入无边的大波。我们可能倾注半生泛舟其上，探索和搜寻，时而淹没于局部。当有一天回到彼岸，仍然会为这段经历所震惊——在苍茫的不测中有过怎样的喜悦和历险，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苏洵的雄文《辩奸论》，笔调严峻，指向清晰，言辞苛刻，在历史上颇负盛名且稍存争议。在这篇犀利的文字中，王安石不点名地受到斥责，不留情面，毫无余地，以至于后来连东坡兄弟都不能苟同。从诸多方面分析，苏洵的文字峻急而苛责，黑白分明，嫉恶如仇，又稍稍褊狭。他除了诗文，更爱著述，喜欢研究《易经》《论语》等大典，兴趣持久，去世前因为没有完成这些著作而感到愧疚，不得不把接续的重任留给两个儿子。兄弟二人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特别是苏轼，几乎是在最艰难的人生旅途中完成了《易传》《论语说》《书传》三部书。
苏东坡在青壮年时期好像没有多少著述的志向，其人生着力点主要是为政，其次是笔墨自娱。但越是到晚年，越是不能忘却父亲的重托，著述就成为一个重要事业，也是很大的慰藉。他不仅以此打发时间，而且还进入了历史和人生的严肃思考与总结之中，成为必做的、最后的一门功课。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值得的。他这个时段也许更能理解父亲的夙愿，明白这项工作是多么重要。到了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苏东坡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三大著述”，因为它们连接着父亲的希望，认为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文字结晶，有了它们便可死而无憾了。“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答苏伯固书》 ）
可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后来人对这“三大著述”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瞩目的还是那些诗文，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是“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样一些佳句；甚至对他那些呕心沥血的策论和奏议，也都选择了忽视和缄默。这也许表现了当代人不重理路，只求娱乐的特征。我们更喜欢有趣的文字，喜欢个性，喜欢传说，喜欢在一些委婉多情或性格鲜明的抒写中获得共鸣，寻取快感。我们不愿意涉足深沉的思考和思辨，在许多时候，将它们留给那些专门的学问家，让他们去钩沉探微、总结和生发。我们只愿做一个欣赏者，一起快慰、慨叹、畅饮和歌唱。奇怪的是那些所谓的学术人物对于苏轼，包括苏洵和苏辙的学术著作中关于历史和社会的沉思，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回应。至少这方面的研究著述我们看到的不多。
翻开“三苏”文集，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三个人一生最用力的不是曼妙的辞章，不是诗，不是词，也不是散文，而是那些数量庞大的策论，甚至包括他们为皇家起草的一些制诰。这些文字数量颇大，文思缜密。苏轼尤其激情万丈，在策论之中表现出逼人的才华，深入的思考、强大的辩才、一泻千里的气势。而这一切在诗文中似乎并没有表现得这样充盈。
苏东坡继承了父亲的豪放与思辨，也继承了母亲的和蔼与随性。他十岁能诗，二十通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少年天才。弟弟苏辙似乎更为沉稳，但文辞非常锐利。人们通常以为苏辙要温和一些、中庸一些，实际上也会怒而疾言。他在政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某些时候甚至超越了东坡。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他还是持重的。苏东坡的敏而多辩一度成为习惯，其灵魂始终活跃。
苏老泉发奋求仕较晚，只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着意培养，使他们在仕途上更早启程，可以说作为父亲的苏洵准备周全，成竹在胸。这是一条为仕的传统路径，也是仅存的报国之途。苏东坡和苏辙在这种强大的传统之力的推动下，最终放弃了上山为玄的世外奇志，走出眉山。就东坡而言，他在这条道路上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但对其他方面似乎又有不舍，结果一生都在张望、神游和飘移。与兄长相比，尽管弟弟子由也喜欢修道，却更能够安于官场。有一次一个疯癫道士治好了子由的病，他便把此人推荐给东坡。兄弟二人经常交流修炼心得。由此可见，少年喜好玄事，追慕道家，是兄弟两人共同的经历，这大概也受到父亲苏洵的影响。
好玄修道，似乎与出仕为官并不矛盾。中国历史上不止一位君王喜欢玄事，比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这些具有雄才大略的铁腕人物，决定着天下人的生死，唯独不能掌控自己的阳寿，所以全都向往世外玄术。还有一些特异的生命像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等，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浸染，渴望济世报国建立事功，一方面又向往“处士风流水石间”（《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其一》 ），要隐居修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唐代中期的名相李泌，幼年颖悟异常，有世外之志，仰慕神仙之术，曾数次隐遁山林，又数次被帝王召回。就是这个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前后辅佐了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几次挽大唐于既倒。好玄修道在中国士大夫身上竟能和谐统一，可谓奇观。“三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二者融合，难以考察，不过从他们的人生旅程上，还是能够发现二者的交融与互补。
子由小东坡三岁，视兄长为终生榜样，谨记父训，一生追随左右。他的命运一直为兄长所笼罩，这使他吃尽了苦头，也享尽了荣耀。一般人看来在从政、家庭、著述等诸多方面，苏辙都是一个模范人物，他爱家、爱友、爱君，兢兢业业，不像东坡那样常陷争议的漩涡，当然也缺少东坡那样的名气和华彩。苏辙不像兄长那样多情多趣，他勤于政务，寡欲清心，婚姻方面也是从一而终。或许是平稳健康的生活弥补和化解了仕途上的跌宕，他最终得以长寿，晚年隐居颍滨，筑室“遗老斋”，读书写作，默坐参禅。那时北宋的元祐大臣大多在迫害中郁郁而逝，所剩无几，苏辙却能够在世俗生活中安度。这在那个时代显示了其特异性，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格局。
苏洵之冷峻、严厉、激烈，在东坡身上大多得到了继承，只是在外部表现上有些不同而已。苏辙既不同于父亲，又不同于兄长，似乎较为平和稳健，是一个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纳的政治人物。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东坡宦海风波的激烈颠簸，苏辙一生将会平稳许多。不仅是苏辙，即便是苏轼的子孙也无不为其裹挟，晚年流放岭外，一个孙子死在惠州，他们的人生也随东坡剧烈起伏。“三苏”之中，苏洵更像一位父亲，而东坡却不像一位兄长，若将苏辙和苏轼调换一下位置，我们会觉得更妥帖一些。作为一位小弟，子由如果像东坡那样顽皮嬉戏、多才幽默、不拘小节，也许更合情理，因为兄长应该更踏实、更稳重、更像父亲。但果真如此，东坡就不成其为东坡了。在私生活方面苏辙也更像父亲，没有纳妾，没有绯闻。对于命运和兄长，他都无可奈何，不知应该欣悦还是痛苦，只一味遵循父训，敬仰兄长，愿做一个跟随者陪伴身旁。
兄弟两人一旦踏上仕途，便走入了浑茫莫测的旅程。他们在这段崎岖的道路上行色匆匆，身不由己，一生难得见面，大部分时间都在相互遥望。他们青年时代有过“夜雨对床”之约，命运却将两人远远地分开，于是就引出了彼此那么多的怀念和忆想，那么多的书信往来和诗文互答，也有了苏东坡的千古佳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样的一对兄弟，古往今来温暖了多少世间人心。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血脉的力量，伦常的力量，传统文化的力量，感受到人间无处不在的温情暖意。他们相互激励支持，走完了辉煌而多舛的一生。
苏洵对于新党人物的变革充满了厌恶，对王安石等人的恶感直接影响了东坡和苏辙，这种影响是致命的。他们为政的立场以及他们的诗文，将三个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们无愧于眉山这片丰腴的土地，最终化为她的符号，成为她的代表。他们大致有着共同的厄运、不幸和光荣。这父子三人又是互补的：风格的互补，思想的互补，矛盾和差异的统一。他们既已打上“三苏”的印记，许多时候也就难以剥离：人们面对苏东坡这样一条浩瀚的大河时，会想起另外两条河流。
他们不是支流，而是各自蜿蜒、时而汇合时而分离的两条河流。
·北上
苏东坡从第一次离开家乡眉山开始，就踏上了一条北上之路。总结他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只要北上就是幸运，就是美好的旅程。因为京都在北方，那儿意味着权力和荣耀。比起南方，那里更高也更清爽。南方有湿瘴，而且趋近蛮夷，北方似乎更靠近文明。然而北方之北却是另一番景象了，那里意味着更强悍和更粗犷。以北宋京城汴京为坐标，苏东坡一生为仕，除了定州算是任职边塞，几乎所有北上的经历都是美好和欣悦的。相比之下，所有南下的经历都充满了不祥，是一次次灾难。
在当时的朝廷眼中，南部是疏离的，多用于不端之臣的流放，只有东南方的苏杭是一个例外，它们离繁华的都城不远，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杭州曾经是苏东坡用心经营和钟爱的地方，这里在当年算是富裕和开放的代表，北宋仁宗皇帝曾经有一句诗：“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赐梅挚知杭州》 ）苏东坡对杭州的喜爱无以言表，曾在诗中说，自己好像前生已经到过这个地方似的，到处都像旧地重游一样。他在这里感到了空前的喜悦。此地饮食与风光俱佳，也留下了苏东坡一生最值得夸耀的政绩，成为他最留恋的岁月。好像杭州是为数不多的美地，甚至让他觉得超过了故乡眉山。他把这里比喻为“山水窟”，即自然风光的胜地。
说到对北方的向往，还不仅仅因为权力，也还有自然气候之益。在当年，北方气候与今天稍有不同，洛阳与黄河中下游的城市都温暖宜人，有繁茂的绿色。比如元好问曾经赞扬济南富有江南气象：“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济南杂诗十首·十》 ）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城市虽无苏杭一带的湿润和繁华，但也绝非苦寒之地。苏东坡自从走出眉山的一刻就心向北方，直到走进那个梦想的都城。这对于南方人特别是蜀地人来说，尤其如此。众星环拱的北极星下有一处最为神奇威严、华美隆盛之所，这种想象激励了天下多少莘莘学子。
北方是儒学发源地，是源远流长的正统文化的诞生地，也是威权的象征。没有严谨肃穆的北方，就没有正大的中华思想；没有干爽严肃的北方，就没有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没有权力的笼罩，大地就会涣散以至于倾斜。华夏似乎因为北方而变得更有希望、更有条理。苏东坡最痛苦的几个人生阶段都是向南的流放，向南再向南，苦难也就随之层层递进。从京城汴京到黄州、到惠州、到雷州，最后到琼州、儋州，也就达到了苦难的顶点。苏东坡一生很少发出哀叹，但到了海南之后也不得不说，此地无药、无吃物、无朋友、更无文友。没有可以倾心交谈的人，真是痛苦寂寞到极点。在这个遥远而枯寂的孤岛，四顾途穷，登高远望，水天无际，似乎没有生还的可能。他凄然伤怀：何时得出此岛？
他渴望北上，直等到生命的最后岁月才踏上了北归的道路。
地理与心理有一种奇怪的联系，心理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也颇费思忖。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气质，连接着不同的幻觉。它们的不同究竟由什么造成，作为一个概念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一切都值得细细寻索。从古到今，“北方”的内涵和外延多有变化，但有一部分至今未变，即北方的力量与权威仍然在想象和认知中得到确立。当年苏东坡在父亲的带领下与弟弟一起跨向北方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生仅有两次的返乡机会，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离开故土难得回返，该是人生的多大遗憾。但是在当年交通工具极不发达，还有繁忙的政务及其他阻碍，难返也就变成平常之事。回家之路遥远又遥远，北上之路坎坷又坎坷，父子三人当年所能够想象的那种壮志得酬、一展宏图的境况，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实现，更多的还是一场空想。
当年好像所有的机遇都在北方，那是一个发展之地、实现之地，是迈向人生巅峰的一个方向。这尽管与今天的想象稍有不同，但大抵还是没有多少变化的：北上仍然是一个强烈的吸引。
从东坡的旅途记录中我们发现，当年最舒适的交通工具是舟楫，陆地行走往往是艰苦的。在少水的北方，他只能骑马或乘坐马车赴任，道路崎岖，敝裘羸马，风刀雪剑，旅程将变得格外漫长。苏东坡晚年贬放岭南，一路南下困苦倍增，部分原因就是陆路颠簸，无奈之下不得不向哲宗皇帝乞求舟行。他的一生似乎都是水陆辗转、停泊或休整，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好几次除夕之夜奔波在离任赴任、南下和北上的旅途上。北上、南下，再北上、再南下，从最北走到最南，从荣耀走向沦落。在北宋最南端的“夷獠”之地，苏东坡度过了风雨飘摇的三年，也走向了人生的末路。他的最后日月让人惋叹：再一次北上。
在矛盾重重、坎坷丛生的旅程中，他作为一个大智者何尝没有悔悟、没有痛心疾首的反抗与追问。这一再重复的北上之路似乎昭示了希望，却更多地埋下了绝望。真正的悲剧其实是从离开故乡眉山开始的，北上之路不过是一条伤绝之路。他在一道道诏宣之下不得不重蹈覆辙，战战兢兢地踏上彼岸，踽动，挪移，像最初离开眉山一样，向着一个方向。
等待他的是最后的时刻。诗人的荣耀始于北上，诗人的生命亦止于北上。
·误入最大人家
在中国历代读书人的心目中，朝廷是一个庄严端正之所，是治理的中心，是理想的基础，是安顿个人肉体与精神的最高堂宇。在这里似乎可以拥有一切，可以真正地施展抱负。这是让人生变得更加阔大充实，是无所不能的一个场域。他们不由自主地将其当成最大公器，于是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封建专制社会的朝廷其实并非一般的政体设置，而是天下“最大人家”，即一个大家庭的内部办事机构。“家天下”之可怕，只有深入其中的人才会深味。
苏东坡所进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户“最大人家”，比起朝廷外的那些强悍聚集，在许多时候要“庄重”一些，比如梁山和太平天国之流，二者比较起来差异是很大的，然而在本质上仍旧相似，都属于丛林法则之下强蛮争夺的结伙。“最大人家”假以时日，逐渐会有一些规范的积累，尽管已经十分畸形，但毕竟有了规制，甚至在上升时期还会有一些“大家气象”，有所谓的“政治传统”。但它的原始属性，一定要在特别的时刻现出原形，表现出强虏的本质。“家天下”的特质任何时候都不会隐匿到无影无踪，甚至会暴露无遗，如疯狂的压榨和掠夺；如穷奢极欲，残忍镇压，上行下效；如成群的性奴；如群蝇竞臭，等等。投身于这样的体制之中，与一个读书人的报国之志相去甚远，与儒家的仁治之心相去甚远。这种报国无门的痛苦，其实是所有身怀家国的读书人的最大痛苦。一个个王朝由盛而衰，更迭换代，只是鲜有例外。
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会使朝廷气象为之一新，整个国土变得生机焕发，置身其中的读书人觉得生逢其时，觉得大有作为，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是值得的。他们像所有诚实的人一样，开始践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往往误解了自己身处何地，忘记了自己进入的仍旧是天下“最大人家”。在这个“家天下”的巢穴里，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品尝痛苦人生。
北宋初年算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治世，开国之君赵匡胤重文抑武，通过“杯酒释兵权”，从藩镇主将手中收回军政大权，直接掌握军队，并推行文人领兵的范例。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君主，喜欢读书，马上得天下之后即以文治国，给后代子孙立下“勒石三戒”，其中之一就是“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他力倡政治文明，尊崇儒家学术，因此颇受历代文人的赞扬。宋代官员俸禄非常丰厚，三四品以上薪水更高。如宰相和枢密使正俸的月钱是明朝宰辅的数倍，并有服装绢绫及各种补贴。总之宋代的官禄，没有哪个朝代可以比拟。这时国家版图虽小，科技和经济却非常发达，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都是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重大突破，算学、天文学、医药学等领域也遥遥领先于世界。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北宋时期，其科学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是人类伟大的创造时期。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据考证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超过了盛唐时期的长安人口。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样描述：“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宋徽宗年间的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汴京的富丽景象和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
唐代曾实行“里坊制”，将居民区和商业区加以分隔，而且闭门鼓敲之后市民不能上街。北宋仁宗时代废除了里坊制，整个都市的商业生活从此无比红火，汴京即成为一座不夜城，夜市开到半夜，凌晨接续早市。京城的娱乐业非常发达，通常把黄金地段用一个个勾栏隔开，夜夜上演评书、戏曲、杂艺、相扑等节目，最热闹时可吸引上万人，连仁宗皇帝都出宫与民同乐。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女子相扑表演，她们着装火辣，仁宗皇帝看完表演竟十分兴奋，吩咐“赐予银绢”。据记载皇帝此举激怒了司马光，他曾上《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婉转地批评了仁宗。
现代人使用的牙膏和牙刷也在北宋出现，苏东坡就是一位善于研制牙粉的行家里手，记载中就有“苏轼牙粉”和“苏轼刷牙法”。北宋人不仅爱惜牙齿，还发明了美容和镶牙术，当时称为“染须术”和“种牙术”，如南宋诗人陆游写过“染须种齿笑人痴”（《岁晚幽兴》 ）的句子。当年还有专职牙医，陆游在此诗自注中说“有医以补堕齿为业者”。这都是高度文明的例证。两宋都城的餐饮业也格外发达，上层人士热衷于享受名厨和名店。据《东京梦华录》和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所记，当时宋人的烹饪技巧已达数十种之多，而且酒店还有歌舞助兴和外卖生意。
除了丰盛的物质享受之外，宋人还有读报的习惯，《靖康要录》记：“凌晨有卖朝报者。”报章是一个较为繁琐的行业，印刷发行需要诸多环节的紧密合作，在南宋《西湖老人繁盛录》和《武林旧事》描述中，“早报”业务已经成熟，许多都城人家不仅看官府的“朝报”，还可以看到私人小报，后者主要登载各种花边新闻之类，属于“朝报”不屑于报和不敢报的内容。西方十七世纪才出现了《法兰克福邮政总局报》《新到新闻》《莱比锡新闻》等，比宋代晚了七百多年。
汴京的体育赛事格外发达，相当于现代足球的“蹴鞠”，在当时非常兴盛；高尔夫球在宋代叫“锤丸”，这种高雅的体育活动也流行于朝野。与这种奢靡生活相匹的还有妓馆，据《西湖游览志余》记，每一州府只要新太守上任，营妓们都要出去迎接；太守离任之时，与之交往密切的营妓会难分难舍。当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就曾派杭妓前往苏州迎接新太守，并专门为此赋词《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萧瑟。不用许飞琼，瑶台空月明。清香凝夜宴，借与韦郎看。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这种群妓迎接新任的情形，可谓宋代的一道风景。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苏东坡在父亲苏洵的指引下北上，怀有报国壮志，却误入了“最大人家”，这对他而言既始料不及，又自然而然。他在这种靡靡之音中或有迷失，但冷寂中会悟彻许多。可惜一切都为时太晚，心身之矛盾已不可调和。有时他会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如“最大人家”的秩序、森严气象，会加深恍惑。他宛若置身于一个神秘的场所，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值得付出。只有真相显露的时候，诗人才会产生出阵阵惊悚，但这时已经无法逃离。
·最大的虚妄与神秘
封建宫廷不过是人工所能造出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虚妄。它曲折隐晦，难以为外人所知；它的晦涩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个地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大事”。这个阔大、伟岸和堂皇的建筑群让人瞩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仰望中，被镶了一道金边。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上苍眼里不过是一处“蜂巢”而已，是微尘聚散之一例。真正的大世界还是天籁自然，是万里长空，是星辰日月的昭示。人世间对于皇家宫廷的好奇心是无法泯灭的，这是一个传统，是人类积习。有时人们会根据一些传说，用最好的想象去揣测，其实一切都是幻觉。
苏东坡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起朝廷里的名臣如范仲淹等人，他们革除旧弊，开拓新局，史称“庆历新政”。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东坡读到这首诗时刚刚八岁，那时就读于乡校，有人把这首诗带给老师看，引起了他的好奇。因为不了解诗中提及的人名，就焦急地询问，老师说：你一个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些。东坡喊道：难道他们是天上的神仙？只要是地上的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由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幼年苏东坡是何等倔强何等向往，自小驻入胸间的就是一些能吏名臣，一些流传千古的人物。
那些人物出入宫廷，服务于朝廷，声名远播，事迹动人。这对于一个边远地区的读书少年而言，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此，榜样的力量显现出来。一棵茁壮成长的、将要成为巨材的小树，在那种难得的时代风气里英姿勃发、绿色葱茏。
民间有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苏轼即将北上，随父远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个人的前程与国家的前程合而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图景，在他的脚下化为金光闪闪的道路铺展开来。人生最初的行走往往如此，有志向、有目标的人尤其如此。他们不愿固守，也不能待在原地，好像总有一束强光在前头引导，让他们跋涉不停，让他们追赶。
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如愿以偿。苏轼二十二岁高中进士，并为皇帝与名臣欣赏，尽管后来仕途蹭蹬，还险些丧命，但五十一岁的时候即侍立迩英阁，弟弟苏辙紧随其后。兄弟二人获此殊荣，成为元祐政坛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在朝中一时传为美谈。迩英阁古槐参天，花香馥郁，多少名公巨卿在此流连，可谓风光无限。苏洵将耕读传家的传统发挥到极致，眉山苏氏就是中国乡绅文化的缩影，其儒家情怀，苏家子弟直到最后也难以超越。在宫廷中，即便是最为痛苦的时刻，他们也只能在隐隐的不安中质疑。这质疑之声回应了更遥远更恒久的召唤，矛盾重重：有时欣然释怀，有时痛楚不安，有时迷茫无绪。
苏东坡的局限也属于很多读书人。一个生命置身于体制之中，很难有一个例外。
·诤臣佞臣与人杰
在官场中，诤臣佞臣与人杰，这三种人不可不加以辨识。“诤臣”常常失于度，而“佞臣”必定荒于德，唯有“人杰”最为难得。“诤臣”不等于“人杰”，“人杰”往往诤而有度，重视实践，富于理性，常有大策在胸，既远离平庸，又不当和事佬。在朝廷政坛上三种人各有大用，连“佞臣”也不例外，因为“佞臣”只要懂得权术机心，便是最高权力者之大备。最高权力者需要驾驭群臣、调节众僚，即所谓的“帝王术”，以此确保自身利益，所以“佞臣”的作用从来不容忽视。“佞臣”既是一味毒药，又是一味厉药，更是祸害一个时期政治风气的主要因素。对于“家天下”的主人，“佞臣”从来都被庇护得很好，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将其抛弃，这对“佞臣”来说真是一个悲惨的时刻。说到底封建体制是民众的对立面，在一般人看来，黑幕重重围拢，那里面绝对少不了“佞臣”。
苏东坡在许多时候称得上是一位“人杰”，但更多的时候只算是一位“诤臣”。他常常因为年轻气盛而失于度，这种情形直到老年，在其不断反省和总结之后才变得稍好一些。这就像血脉不可更改一样，直到最后，他都未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品质。这种激昂冲撞的个性也来自他从政的初衷。在那个遥远的呼唤当中，有一个不能抛弃的情结，就是要做一位“诤臣”，他眼里的大榜样从很早开始就确立为范仲淹之类。
痴情而忠贞的苏东坡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中写道：“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以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又说：“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他用“丧邦”之谏警示皇上，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就是这样的一位“诤臣”，在整个朝廷中显得鹤立鸡群。他理直气盛，坚持己见，追求真理，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坎坷，不得伸展。
新旧党争进入白炽化，作为失败的一方，他被一贬再贬。后来神宗驾崩太后临朝，新党失势，旧党重新执政，他的良师益友司马光出任宰相，苏东坡终于迎来了一生中最好的为政时机。但可悲的是他这一次仍未随上机缘，在同党之间仍然据理力争。这似乎是他从政的一个疏失，却又是一生最为闪光的一段记录，是最可珍视的生命表达。
·不自觉的强势
因为天性，因为少年得志，更因为才华和责任，还因为刚直不阿的品质，这一切综合一起，使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他在《文说》中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是怎样的豪迈，这里有自许自足、夸耀和自豪。虽然说的是实情，是一种真实的表露和描摹，但如果由他人说出岂不更好。
苏东坡的“强势”实际上根源颇深。早在宋仁宗时期，两兄弟同为进士的时候，皇帝就对皇后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话不会止于后宫，而必定远传，于是也将招致更多的嫉妒和警惕。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东坡盛赞之至，他的一句褒贬即关乎青年士子一生的荣辱。从处世的智谋来看，苏东坡有了这样的声望和期许之后，自当安于谦卑，谨慎从事，这是东方智慧的重要元素，而他却鬼使神差地忘却了。总之各种缘由综合一起，使他走向了一个宿命般的结局：众矢之的、群僚惴惴。似乎他的每一步行走和每一次发言都被记录、观测和挑剔，于是铸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苏东坡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果相袭，化为陌生之物将他包裹起来，最后使他举步维艰，受尽折磨和屈辱。
这是一位天才的不幸、一种文化的不幸，从古至今大致如此。在这种可怕的循环与强大的合力中，没有人能够将受难者牵拉出来，将其引上洒满阳光的人生坦途。
·此生此刻有话说
综观苏东坡的诤谏之言，包括一些“闲文”，都有一股强大的内在推动力，给人一种此生此刻有话说的感觉。他始终是一位“在场”者，进入了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而不全是源于心中不能泯灭的那份责任。如果不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而仅仅是出于责任，已经晚了半步。一个人天性如此，才能够随时保证自己“在场”。实际上他的“强势”感也不过是来自天性，这样的人从世上走过，是一定要发言的。时光匆促，机会稍纵即逝，对他来说每一次发言都是“这一次”和“第一次”。他的忘情与冲动，既来自一次次的直觉和判断，也来自深刻的理性。那些深植于生命底层的责任感，会让他坚持和重复，使他变得更为执着。这种执着充分表现于他对新党所倡导的新法的强烈反对，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中，双方对峙，互不让步，仗理执言，气冲斗牛。
新党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干硬、锐利、透彻、毫不让步，足以抵消司马光和苏东坡等人的厚重、雍容、雄魄与广博。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因为拥有了苏东坡这样的雄辩之才，显得声势愈加壮大，可惜最终仍未能挽救颓势。作为励志改革的宋神宗，急于让一个积弱的北宋走向康复和强大，“家天下”的利益、社稷的利益，压倒一切。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没有锐利的绝地反击，北宋王朝一定会走向末路。这对当政者来说当然是一种理性之思，对那些旧党人物而言却是一次重大的冒险，如果失败，必会带来不可挽回的颓败。
新党旧党中的代表人物可以搁下私利，却难以放下意气风发的冲动性格，这对旧党的代表人物苏东坡尤其如此。让人惋叹的是他恃才纵性的脾气，如两次上书宋神宗，第一次竟然长达万言，不仅宏巨，而且文辞绚烂，有纵横家的气势和辞赋家的文采，气概夺人。作为一篇美文欣赏是一回事，作为一篇劝上的进言却是另一回事。这对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宋神宗而言，显得过于偏执和孟浪，更不用说大言滔滔和意态凌人了。皇上肯定有许多不适，这对人臣而言当是忌惮。苏东坡的意气用事在这部万言书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从政者将从这段历史中看到许多端倪，一代又一代都得到了教训：畏言求安，察言观色，将社稷安危丢在脑后。
最后，旧党在这场争斗中不出意料地大败而归，苏东坡也离开了朝廷，这是他从政以来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何止是从政，他的畅达无忌、发自肺腑的直言表现在更多方面。他对人对物，对细微和宏巨，无不如此关切和放任。他对江河，对高山，对故友，对爱人，都是如此。他的言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声气和语调，而是最富于表达的千变万化。时而激昂，时而低沉，时而婉转，时而轻柔。作为一场生命的倾诉和表述，他已经使用了最大的真切和情意，抛出了千万吨的言辞，有时奋不顾身。
·书生为真勇
书生之勇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无知。苏东坡之所以能够“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应制举上两制书》 ），也因为这种深知。至于爱，它是我们深入事物、有所作为的一个基础，在这里他爱知皆备，所以才敢于冒犯天颜，屡屡将自己置于险境。这不仅是朝廷上的书生之言，大快之言，即便在现实的操作层面，在实践当中，他也有过一些极出色的表现：面对徐州的滔天洪水，面对密州的匪患猖獗，他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一个书生的非凡果勇。我们因而得到深深的启悟：知而后勇，才算真勇。
有人总以为读书人只善于纸上谋划、宫闱密筹，有一种天生的怯懦，那真是大错而特错。知识之教导，真理之指引，会从根本上催发人的勇气。如果文明的培育不能给人以勇迈，那就只好求助于蒙昧和野蛮了。学习是求真、认真之过程，有了这样的追求之心，才可能不顾一切，为真理一搏。我们的历史记载中自然有好坏两种榜样，文明因为其强大的指引力和教导力，最终一定会抵消坏的榜样。仁者勇，儒学的核心即为仁；体制不仁，还需要“仁”与“勇”之外的东西：“智”。我们通观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大“勇”的一生，但因为缺少机心，缺少“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因为任性、因为恃才，这让苏东坡在步入晚年时多有自省。但晓悟并不等于改变，这是源自血脉和文化的基因，源自苏氏家族。他对这一切显然无能为力。
记载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从苏东坡贬谪之地的来人，一定要问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可见这位对苏东坡一生造成重创和伤害的宰相，对作为政敌的苏东坡畏惧和忌惮，但对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才情焕发且敏悟多思的诗人，又好奇和喜爱。有一次某位朋友带来苏东坡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文章里使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觉今是而昨非”之句，显然是从禅修的角度回视过去，检讨反思招致灾祸的内在原因。文中，苏东坡把自己的执着与强辩归结为四个字“强恨自用”，说：“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王安石看过此文大为赞叹，对苏东坡非常钦佩，但指出该文应改一字：“日胜日负”要改为“日胜日贫”。此语传至苏东坡，诗人即欣然提笔改“负”为“贫”。一字之易让人思索良多：比起“负”字，“贫”之含纳就更加复杂。“贫”是贫瘠、贫困、贫穷，当然这里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处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气。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创造力和坚持力的根本的东西，唯有它支撑着一个生命的远行，冲破千难万险，向着一个目标。
在王安石眼里，在后来苏东坡的觉悟里，这个“贫”字活画出一个人步步趋近的那种尴尬、无助、难以为继的窘迫境地。苏东坡把纵情激辩、不停的言辞相搏视为“口业”，这在佛教经义里是多么重的一个词。在这种非常严重的认识中，苏东坡感到了无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认王安石为“一字师”。
“贫”是耗的结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的汁水。哪怕稍有虚荣心和求胜心，这种“耗”都会不断地加剧。失于竞胜，耗掉真气，究竟用多少时间、多少失败堆积起来，才会让一个人大彻大悟地沉默下来。这种沉默会让对方喘息，留给对方一个反省和自觉的空间，也给自我来一个宽松和寻索求证的机缘。这种沉默会使双方视为一种休战的状态，各自免除冲动，理性也将慢慢回归。除了朝堂政争之外，这种“日胜日贫”还贯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胜之心总会把人引向虚妄，无论对方才华多么盛大，势力多么强悍，都难免被这种竞胜之心耗贫、耗光。“贫”字活画了人生，它应该成为始终的生命警示。
王安石一生历经两次罢相，饱尝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洞彻之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苏东坡曾称他为“野狐精”，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贬语，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灵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细密心思。王安石说苏东坡“日胜日贫”之时，又何尝不是在提醒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个好的去处。
·不曾忘记才华
苏东坡对自身的才华不加掩饰，而且忍不住会有一些自我肯定甚至陶醉。苏东坡的豪情、浪漫、高阔、纵才，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李白。李白是那样的狂言无忌，但他也会经常忘掉自己的才华，而一个人恰恰在这种时刻才拥有强大的创造力。比起李白，苏东坡好像很少忘掉自己的才华，他对生命中的这种优势颇为得意，这使他多了几分恃才和自得，常常玩性大发。
平心而论，苏东坡主观上对自我才华的鉴定是准确的，没有多少虚妄和夸大，但同时他对这一切也是自傲的，这时的苏东坡也就显得稍稍无力，气浮于上。如果不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随意泼洒和笔墨游戏。妙笔生花的细微处，在于一支笔的自我行走，笔端凸显的不再出自胸臆，而是来自莫名的惯性，好像一支笔在无比娴熟之后能够自我繁衍，妙趣横生。这种游戏的兴奋笼罩着他，如堕雾中，真性也就遁到远处。这种时刻对文章来说并非是有益的。
苏东坡留下的随意文字稍有些多了。如果说它是一片海洋，一路冲刷而下的泥沙也太多了。所谓的泥沙俱下是一条巨河的特征，那么当它们流到入海口时，一定会有过量的堆积。海洋阔大、深不见底、迷茫无限，泥沙会沉淀其中。沉淀需要巨量的水和较长的时间，这二者俱备时，我们才能够放松地欣赏这片浩瀚的海洋。一切都留待后来，等待生命发生转折，这转折是不可逆转的。
这就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关键节点，即“乌台诗案”。这一场文字狱、一场旷世冤案之后，这位天才人物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此“落尽骄气浮”（《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 ），他能够双目下沉，更多也更切近地盯视面前这条坎坷泥泞的道路，深深体味生命的局限和脆弱。尽管还会时不时地显露本性难移的一面，所谓的“满招损”，常常成为苏东坡真实的写照，但在他人生的低潮期，比如身处真正的弱势时，就会暂时忘记自己的才华。这时候的苏东坡创造力是那么宏巨，以至于令人惊讶。他的觉悟力超群，自愈力也极强，这个时候的诗人显得更加可爱，也富于人格魅力。有一股自内而外的力量喷涌而出，将他推向更高和更远。
一个人无论拥有怎样的广博和智慧，都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每个人都是天生如此的，只有充分地感受自己的软弱和残缺的时候，才能回到最清醒最理性的状态，这个时候才是最有力量的。我们可以回想“乌台诗案”以后，苏东坡被贬黄州，那时的诗人是多么沮丧、谨慎和小心。他为度过今后日月不得不做多方设想，开荒种稻，浚井引水，效仿和实践陶渊明的方式，用日常劳作排遣寂寞。在这些日子里他交往了许多普通百姓，与之携酒出游，“野饮花间”，向他们学习筑屋、放牧、种桑、刈草。他看着绿莹莹的禾苗长出了沉甸甸的穗子，欣悦空前；自酿蜜酒，春瓮生香，诗人开始泛起生活的希望。他与奇人异士江畔漫步，月夜泛舟，一起观巨涌，游赤壁，赏月听箫，写出了一生最为深沉蕴藉、感人肺腑的文字。这个时段他的爆发力之强、魅力之大，令后人惊羡。
这个时候，一个生命回到了孤寂和软弱无助的境地，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悟想力和创造力正在缓缓堆积，最后一发而不可收。这一段日子也许是苏东坡对自己的心智产生怀疑的时刻。一位杰出的人物如此，其他人大概也是如此，需要认识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需要忘记自己的才华。
·也说少年书
自古至今，很多人认为“少年不著书”，不然就会“悔其少作”。这似乎是一个通理，但许多时候还要明白，对于那些极少数天才其实不必如此。我们从苏东坡这里就可看出端倪。少年记录，实际上是一条生命之河的发端，舍此则没有漫长的流动。生命的河流要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其长度和宽度，我们不可能让河流的中段和末端来取代它的源头，因为那是一切的开始，自有百般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少年文字自有可观处。
中年和老年各有文章。一个人不到二十，读尽诗文，蕴丰藏富，表达中会有大量不自觉的效仿。中年之后见闻渐多，经受了诸多物事，甚至饱受摧折，这时候生命的纵深与气概自会不同。但少年书常有一种清新的气息，它一定不是后来所能具备的。年轻的生命满眼新奇，冲动不已，也会产生好文章。这时候的文势出自天然，过时不候。对于苏东坡这样有家学渊源的天才，其少年之作往往只嫌其少而不嫌其多。他文熟而情慧，从记载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年仅十岁多一点的苏东坡竟然有那样的洞察和敏感，那样出色的表达。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黠鼠赋》 ）这样的句子，在富有人生经验的老人看来都不失为深刻的洞悉和哲思。
苏东坡少年时曾遵从父命，模仿欧阳修作《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让苏洵极为满意。他认为将来儿子一定会用得上这篇文章，像欧阳修一样名扬天下、功勋卓著，成为皇上身边的一位要人，光宗耀祖。苏东坡二十二岁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竟放到了主考官欧阳修面前。对方以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糜艰涩之风，大为赞赏，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一位文坛盟主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说出这番赞语，让人讶异。“汗出”“当避”“放出一头地”，是怎样的心境与情致。一位文章大家胸襟博厚、双目如炬，才会这样豪迈。一切如同欧阳修所料，后来的苏东坡果然大展宏图。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主考官对这个新进才俊是寄托于政事还是文事，结果是双双斩获。
苏东坡少年得志，后来屡次进阶，得到恩宠，然后又接连受挫、再起再挫；中间曾抵高位，像欧阳修一样，得到了皇帝赐给的金带和骏马。他在文章方面开一代风气，成就超过了欧阳修。苏东坡作品数量之巨是北宋第一人，且妙句无限，挥挥洒洒无所不能。他作为一个人之多趣、多能，传奇般的生命，深度与广度、情趣和色彩，更有雅俗共赏、卓越与凡俗的综合一体，真正构成了一部宏富绮丽、无所不包的时代大书。他让人神往，让人喜爱，让人拥有。现代人会在自己拥挤的心间辟开一角安放他，并时而遐想。人们一开始就会接近他的少年，注目一个及早上路的天才，一个起伏跌宕的人生。
·诗体策用
长时间以来人们的共识是，苏东坡的诗词文章皆好，他的应试策论和奏议也有大可称道处，只不过后者由于时过境迁、由于它所言及的问题属于遥远的时代，多少有些陌生，使人失去了兴味。但如果我们能够放空成见，静心品嚼，或能看到另一种恢宏的气象与阔大的风景。我们不得不感叹，至少有两种过人的能力同时备于一人，古今以来实在少见。就此而言，同处于北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也不能与之相比。苏东坡比他们更机敏、更丰腴也更复杂。
在苏东坡的文字海洋里有无数深壑与激流，它们纵横交织，无以言表。我们面对“策论”的苏东坡和“诗文”的苏东坡，有时不免惶惑：这两种能力哪个更为出色和重要，哪个可以成为或接近生命的主体和本体？回顾苏东坡的少年成长和求学经历，会发现他最初的学习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以求仕为目标，经史子集兼学并蓄，有大量策论和诗文方面的演练追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在诗学方面及早登堂入室的少年，最早表现出来的是过人的诗才。苏轼和苏辙曾师从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此人为当地名士，曾写过《鹭鸶》一诗，其中最为得意的句子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而苏东坡却认为“逐风斜”不如改为“雪片落蒹葭”，让刘微之叹服。
苏东坡作为一位诗人所表现出的浪漫与幻想、杳冥与诡异的特质，类似于屈原和李白那样的放纵想象，非常突出。这预示着他会是一个超绝的诗人，有飘逸的文采。但是就苏氏家族追逐的主要目标来看，策论才是基础和门径，没有策论就无法科举进仕。从这个意义上看，策论是实用的，而诗学仅为从仕之余。这也许是一种过于理性的认识。
在苏东坡一生的所有文字中，诗及诗性斐然的文章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可以说是一种更自然的生长，而策论始终作为一种从政工具为诗人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是其生命追求的本体或主体部分，策论不过是这种能力的拓展。朝廷将“策对之学”用于科举，既是为了选拔人才，也是为了以后施治之用。经国大事与文章大事都要有起承转合与缜密布局，诗文与策对之学兼备，正是儒学的本分。反过来用仕之心太重，就会压抑诗情，让人变得刻板无趣。入仕不会变通，不能周密和完善，缺乏想象力，也不会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只有创造性地入仕、审美化地入仕，世界才会打上美好而深刻的印记，否则将很快沦为体制的死硬工具，视野狭窄，目光短浅，机械盲从，背离入仕的初衷。这种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中的“器”。当年苏东坡就极力反对王安石罢去诗赋、单以经义策论考取进士，认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议学校贡举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