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孙英文集（上、下）孙英著

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九九五年八月）

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用这个理论统一思想、武装头脑，需要重点弄清楚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个理论渊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植于当代中国实际，准确把握了当今时代脉搏，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个伟大理论的产生，总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产业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时代是发展的，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大国间的军事对抗水平逐步降低。从总的趋势看，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和平为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认为战争不可避免。面临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认识到，争取较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邓小平同志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与此同时，世界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谋求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小国还是大国，都在谋求更快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历史机遇。

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经济落后就会受制于人，被动挨打。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利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国内奋发图强建设祖国的决心和热情，顺利完成了“一五”计划，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但到了一九五八年，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头脑发热，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后，我们又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日本在此期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在百分之十一左右，一九六八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二点五倍和二点一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在五十年代初期，人均收入和我们一样只有一百美元左右，远远低于东欧国家的水平。从六十年代开始，它们以年均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发展，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改贫穷落后面貌。对比之下我们明显地落后了。我们要干社会主义，就不能离开时代的主题和潮流，脱离了时代，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难以展现，就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这是历史对我们的警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精辟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阐明了争取较长时间国际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我们党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理论来源于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曾做过积极探索，经济也有过健康快速发展的时期。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五以上。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我们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严重错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不仅使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发挥，而且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少弯路。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我们。但是历史的经验虽然重要，也只能是思考问题的参照系，是酝酿问题的经验基础，而新的理论的创立要靠新的实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成为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

十多年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在这个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认真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到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从单一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边总结，一边前进。实践在一系列问题上获得了新的突破，认识也不断在实践中产生新的升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党对这个理论的认识和概括逐步升华的过程。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挫折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创立和发展的，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产物。大致地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个理论的起点，党的十二大举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党的十三大勾画了这个理论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使这个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达到了新的高度。

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有益的借鉴。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社会主义各国基本走上了一条比较封闭的、按同一个模式搞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问题，遇到了困难，其直接表现是经济发展缓慢，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其他复杂原因，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攻势和施加的各种压力，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跌入历史的低谷。这一段历史使我们痛彻地认识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不行，不从实际出发不行，不走改革开放的路子不行，不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不行。经过成功——失败——成功的反复，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在总结和借鉴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对于准确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更好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它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回答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体现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它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纠正党内存在的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恢复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它的科学含义，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敢于破除一切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主观偏见，敢于确立符合实际、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并付诸实践。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思想不解放，人们认识上禁区重重，凝固僵化，观念陈腐，就不可能正确地研究和把握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实事求是。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同时，实事求是又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离开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会变成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和盲目蛮干，就有可能导致“左”的或右的错误。因此，真正的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总之，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它们的有机结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为什么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灵魂？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从根本上讲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行拨乱反正，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两个凡是”禁锢，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阶段问题、动力问题、根本任务问题，不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吗？如果思想不解放，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问题能从理论认识上解决吗？思想不解放，不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产生不出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战略思想以及方针政策，都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封闭和凝固的。由于受实践的范围和深度的限制，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还没有完全认识和掌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深入，这个理论需要不断经受检验，不断发展深化。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思想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才能理解实践中产生的新事物新经验，并通过科学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从而丰富、完善和发展这个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

怎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起来朴实易懂，但在实践中要真正坚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我国改革开放正向深度拓展，向高难度攻坚。这是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

首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从实际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必须坚持，不能违背。但我们不应把它们当作僵化的教条，而应当把它们作为行动的指南，灵活运用，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其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现实中，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应该转变，怎样做才算实事求是，评判的标准只能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因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最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听取群众的意见，汲取群众的智慧，并加以分析、提炼、概括，形成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再到群众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修正得到的认识，更新自己的观念，发展自己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认清客观事物，把握其本质和规律，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党的十四大从九个方面对这一理论做了系统阐述和新的科学概括。这个理论内容博大精深，各部分相互联系，是一个有机结合、统一联系的科学整体。我们要在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这一科学体系的基础上，抓住重点，把握实质，着重领会和理解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首先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又不把书本当教条。当今中国和世界已经并仍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实践迫切呼唤人们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道路问题上，过去我们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经对未来社会有过某些预测，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产生的未来社会，应该是商品经济越来越淡化，直到消失，有人概括为无交换、无市场、无货币，只有计划来调节经济生活的社会。这种在遥远的未来才有条件办的事，我们却非要把它现实化，搞超前行动。除了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再就是照搬外国，照搬苏联。这也是我们过去在道路问题上的历史教训。今天我们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照搬别国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同志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绝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因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政权的斗争方式上，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在经济结构和政治形态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必然会出现多种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邓小平同志讲：“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根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当代中国国情的研究，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有过科学构想，由于他们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实践，因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情况，不可能提出自己的具体见解。我国在五十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做了教条式理解，忽视了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忽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发生了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党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从而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之前，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

为什么我们党会一再发生“左”的错误呢？这里只讲一点。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没有完全搞清楚”，包括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没有认识清楚。这是对基本国情作出错误判断的一个重要的认识根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对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在拨乱反正的历史反思中提出来的。一九八七年十月，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根本任务、指导方针等。一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三大在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的历史功绩，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避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出现“左”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卓著贡献。他多次明确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思想准备，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的论断，是几十年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也讲这个问题，就是要加强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时期批“唯生产力论”。那时候谁要抓生产谁就是罪人。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对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是多次进行过论述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现在才提出来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面讲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国家的职能，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抓经济建设。经典作家都讲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今社会主义制度都产生于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一历史现实，根据这些国家迫切需要摆脱贫困的客观要求，以及面对资本主义强大挑战的严峻形势，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命题，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四）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对抗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了，作为对抗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虽然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对此，一九八一年六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全党重点要抓经济建设。但是，一九五七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否定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把主要矛盾又说成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认为这才是动力。最简单的表述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动力问题根本搞错了，这不但不是动力，反而成了阻力，成了社会发展的大障碍。“阶级斗争”越搞越糟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经济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动力问题在理论上解决不好，在实践中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从我国国情出发，对原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其他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调整和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他强调，除了走改革的道路，中国没有别的道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导致中国的发达。这就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动力问题。

在我国的全面改革中，关系到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确定这个目标方面，邓小平同志始终起着先导的、主导的作用。是他最先在一九七九年鲜明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他又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一九九二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讲了两个“不等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就为我们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思想和理论上做好了准备。

（五）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和政治保证

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就是实行对外开放，政治保证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实行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当如何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看待对外开放问题？实行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怎样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关系到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现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生产力的国际化。因此，任何国家想在闭关自守的状况下发达起来，都是很困难的。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省、一个地区也是如此，不走开放的路子想要发展，想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把对外开放放到足够高的位置上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大工业说过这么一段话，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他们又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是以产业革命为背景，说明世界市场正在形成。在此之后，人类又经过了两次技术革命，一次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以电气化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一次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以原子能、计算机、航天、生物工程等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力达到了现阶段的最高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商品经济成了世界规模的东西，世界市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相当成熟的阶段。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技术、贸易和国际技术市场的兴起，都是这个进程的重要内容。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整个经济活动也呈现出世界性的鲜明特征，各国间的经济和科技的交流与联系更为密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迅速发展。在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借助国际协作关起门来生产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或精神产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求得经济的迅速繁荣和发展。要想迅速地繁荣和发展，就必须纳入世界的经济体系之中。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如果落后的国家闭关自守，那就会越来越落后。我们讲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都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观察社会主义命运的，不是简单地看成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就是说：应当包含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不开放，连外面世界的状况都不了解，更不能对人类文明的走向作出科学的判断，这必然导致落后。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看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应该坚定地贯彻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尤其像我们内陆省份，更要千方百计地对外开放。只有把我们的市场同全国市场、世界市场对接起来，才能在世界经济运行的大轨道上把我省的经济发展起来。

政治保证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十分重要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四项基本原则增添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内容。道理很简单，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才能保持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它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统一；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既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又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高度新境界。

理论就是要解决问题。

首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当代中国一系列根本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创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如何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如何把握机遇，开拓前进，胜利地迈向二十一世纪？这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回答。

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一切从本本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结论的教条式理解，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各种右的、“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造成了人们的思想和理论的混乱。面对这种严重状况，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开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不断突破思想禁锢，不断拨乱反正，不断解决现实重大问题，不断总结新的经验，开创新的局面，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澄清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全新的理论形态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为我们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各项工作都有了正确的指导方针。

其次，这个理论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崭新的时代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强有力地回应了时代对社会主义提出的课题。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苏联为例，它的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从五十年代的百分之十下降到六十年代的不到百分之七，又从七十年代的百分之五下降到八十年代的不到百分之四。缓慢的发展，加之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以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谷。

与此同时，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调整局部的生产关系，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得到较快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时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态势，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历史的挑战。社会主义要迎接这个挑战，就必须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从理论上给以剖析和说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吸取资本主义一切于我有益的东西，以利于发展自己；同时要从理论上讲清楚在当代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通过指导实际工作，创造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样一个能够迎接时代挑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使社会主义具有崭新的时代特征和蓬勃的发展活力，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的情况下，仍然显示出蓬勃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地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最后，这个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丰富经验，集全党智慧进行科学的总结、归纳、概括、提升，理性升华为科学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中国化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以中国所特有的独创性的又与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理论形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五、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我认为，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建设社会主义，应当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应当搞清楚社会主义的道路、任务、阶段、动力、步骤等问题。其次，邓小平同志把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总结为理论，不等于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就已经掌握了这个理论。理论的威力在于它的真理性，但是，再正确的理论，束之高阁，与实际不挂钩，在实践中是不起作用的。掌握理论，重要的是如何运用它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很好地加以认识和把握，才能做好工作，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最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还很长，任重道远，只有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不断地总结经验，继续丰富发展这个理论，并以之指导实践，才能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

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先纠正一些不正确的认识，端正学习态度。要克服以干代学、学干脱节和教条式学习的错误倾向。理论武装要敢于触及思想认识问题，敢于触及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结合当前一些干部群众的思想，我想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第一，关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这个问题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值得我们研究。现在社会上有人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搞资本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有的人认为改革开放中很难避免的一些问题，包括腐败问题，是改革开放的问题。在这些认识影响下，有的同志对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行股份合作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心存疑虑，生怕滑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有的同志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蔓延不敢理直气壮地抵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时刻保持警醒，加强自我约束，严于律己。

对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反对、要抵制。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中也包含有人类文明的共性内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和方法，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规则，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学习借鉴的。过去，我们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多，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借鉴的一面认识不够。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积极正确地吸收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是必要的、有益的。

第二，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一些同志的注意力集中到反和平演变上，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个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认为主要在“左”，“左”有劣根性。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重要思想。

可以说，当前的主要思想障碍还是“左”。这是因为：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教条的、扭曲的和附加上去的一些错误理解，这方面的东西对我们影响较深，需要认真加以清理。二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东西是我们犯错误的主要根源，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谁都不愿意在立场上发生问题。然而，“左”的东西发展起来破坏性很大，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吃过很多苦头，都有深刻的教训。三是从认识论上看，教条主义使我们犯“左”的错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害党误国不浅，个人也犯错误，实在应当彻底清除。

第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很重视，都在努力学习、探索、实践。但是，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总的目标。我们要很好地学习与实践，努力完成好这项历史性任务。

第四，关于坚持“两手抓”的问题。我们对“两手抓”的关系有时还处理得不够好，对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总是不能完全克服，主要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两手抓”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性创举。经济基础的变革，也需要上层建筑的相应变革来促进和保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进行经济基础的变革或革命的同时，也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开放也有双面效应，可能带来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

第五，关于速度和效益的问题。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要以效益为中心，在有效益的前提下，使我们的速度尽可能快一些，尽可能有大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追求有效益的速度。这一条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教训。

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最重要的是抓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必须抓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神实质、理论精髓的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这是贯穿这一理论的主线和核心。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辛、反复锤炼而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创造精神。学习这一理论，就要掌握这个方法和精神，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我们观察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是必须抓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关键性的重点环节。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建设，坚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特别是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结合我们作为内陆省份的具体实际。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要把我们放到全国，甚至放到世界经济运行的范围内，进一步把我们发展的路子走好。我们要反对形式主义，学习要讲求实效。要对照思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真正把学习理论同提高认识、更新观念、转变作风结合起来，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决策结合起来，同解决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当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艰苦劳动的过程，是一个焕发创造力的过程，是要花功夫花气力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学出生气，学出新意，学出创造精神和求实精神。

三是要重点武装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负有重要职责，因此必须掌握好和运用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领导干部要带头，起表率作用。

这是作者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文章的部分内容，曾向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机关干部作大会报告，收入《坚定不移地学习和实践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收入本书时做了校改。标题为收入本书时所加。
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一九九五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八万八千六百四十六亿日元，一九六八年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二亿日元，一九六八年相比一九五五年物价指数为一百七十一，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九六八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二点五倍，据此计算得出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左右。一九五五年，日本人口总数八千九百二十七点六万人，一九六八年一亿零一百三十三点一万人，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九六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二点一倍。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编：《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年）》，427、575、576、419、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九六零年中国社会总产值约为一九五零年的四点二三倍，据此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百分之十五点五一。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14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38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一九八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八零年四月二十一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16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参见《邓小平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说：只有改革才能导致中国的发达，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载《人民日报》，19851024。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一八四五年秋—一八四六年五月），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30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八五九年一月），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0~371、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