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批评”的名义——罗兰·巴尔特答雷蒙·皮卡尔

1965年10月14-20日

《论拉辛》曾引起过拉辛研究专家雷蒙·皮卡尔^[22]的激烈批评。据此，论战扩大了，并变成了“新批评”的积极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种对立。

我问过罗兰·巴尔特先生，他是否愿意答复皮卡尔先生。他非常自信，不过，他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恼火。

我感谢您的杂志给予我自我表白的可能。我不想放大事情，但是，我不能让皮卡尔说过的话就这么过去。他所给予这种争论的形式，具有一种过分的词语特征，这种特征无法使争论重新回到观念和方法的层面上。

有意思的是，拉辛甚至并不是论战中心，不是吗？

皮卡尔尤其指责我，因为我写了拉辛，这是他的专利，这是他的战利品。我嘛，我主张拉辛属于大家。他是作者中最具书生气的，人们对于法国国宝级天才形成的观念均可在他的身上得到反映。在拉辛身上汇聚着的全部禁忌，在我看来，最好予以取消。

但是，这么一来，皮卡尔的指责就表现得固执甚至是强迫症似的。他的批评变得“恐怖”、咬文嚼字，它建立在像“离奇的”（“abracadabrant”）这样的一些形容词基础上，我对此不大感兴趣。

但是，您怎么看他为驳斥您对拉辛的解释而提出的一些论据呢？

皮卡尔主张，在我有可能利用生平批评的时候，我就远离这种批评了。但是，这与说出“俄瑞斯忒斯，这就是26岁的拉辛”和重新告诉人们拉辛曾有过某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忘恩负义是拉辛的被广为流传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其一些为人所知的经验中隐约可见，并且也使对于这类事情的注意变得可能：“我们了解忘恩负义在拉辛生活中作用的大小。”但是，在所有26岁的人中，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甚至正是生平批评的典型形式，因为这种批评在作品与作者生平之间建立了一种系统关系。所有的新心理学派都禁止做这样的解释，而某些大学教授仍在使用这种解释。

有关“明亮性”的指责，您怎么看？

按照皮卡尔的说法，拉辛的所有人物都属于不同的“明亮性”。但是，深度心理学告诉我们，要接受某些有效的替代。从一种象征出发，我可以操纵某些规则，使我可以重新找出那些共同特征，重新找出表面上不同的那些象征的深层统一性。皮卡尔拒绝这些心理学。这是他的权利。而我，根据我们时代的言语活动来谈论拉辛，同时按照该词文化的意义来使用结构的和精神分析学的分析。离题一点说，梵蒂冈方面刚刚接受了结构精神分析学的分析，我不明白为什么批评反而落后于教会。

说真的，您是否曾经使巴雅泽^[23]成了一个无定见的人物呢？

为一个剧本安排一个无定见的人物，是一件最为困难的事。这丝毫不影响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创造是否是不稳定的。正是巴雅泽的不稳定性使这出悲剧得以立足。

总之，您的批评体系与学院派批评体系之间的对立，最终会归结于一个方法论问题吗？

这是我恰如其分地进行的一种对立，同时也为这种对立加上了一些微小的区别。皮卡尔主张，学院派批评并不存在，这是错误的，因为学院是一种体制。它有它的言语活动、它的价值体系，这些都是通过检验被确认的。学院派有其谈论作品的方式。不过，皮卡尔自己在为“七星文库”（Pléiade）丛书中出版的《拉辛全集》写的序言中，极力反对这种学院派批评。当我指出学院派批评的存在状况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皮卡尔，而是想到某些学院派人物，他们使用了陈旧的生平方法来书写拉辛。不管怎样，学院派不该被神圣化，人们可以予以批评。

那么，新批评寻求什么呢？

您看，下面是皮卡尔非常喜欢的作家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的一句话，皮卡尔对其解释得很清楚：“由于批评并不只是根据其心情和爱好来发表意见，也就是说并不只是在梦想着它谈论一部作品的时候才谈论自身，所以，当它在判断的时候，它便是在作者想要做的事情与他实际上做的事情之间做出比较。只要一部作品的价值是在这部作品与某位读者之间的一种个别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作者个人的、固有的天分就是他自己和他意图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天分是与其距离有关的，它是由人们在推进事业的过程中所发现的苦难来度量的。”

在这里，瓦雷里把人们可以称为对有天分之人的批评，与尽力将作品与作者公开表明的意愿结合在一起的学院派批评进行对立。对于价值的批评，即新批评所支持的批评，则以更多的关注度和细致度来发展过去的作品和现在的读者之间的关系。瓦雷里还这么说：“作品可以延续，因为它可以以与作者所写的不同的样子出现。”

实际上，是我在相信，人们今天还可以阅读拉辛的作品。是我，是民族价值的真正卫士。因为，新批评提出了一个出色的问题：今天的读者可以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吗？我的《论拉辛》，是对于不忠实性的思考，因此，它没有任何一点脱离直接使我们感兴趣的那些问题。

因此，可以忘乎所以地说，新批评并不喜欢文学，因为文学只靠对自己的喜爱来活着。它承认自己不仅有权不对这种所爱之对象有所伤害，而且要为其投入。

对于古典作者与现时读者之间的对话，“学院派批评”是予以鼓励还是相反呢？

也可能是鼓励的，但是，一部悲剧对于17世纪一位观看者的意涵，在今天的人看来，只可能会成为一种开胃品。此外，新批评值得具有与我们时代的创作相同的言语活动，一部当前的小说或多或少明显地具有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的背景。这是新批评所了解的一种语言。

您认为您在大学生方面的影响，没有任何危险性吗？

我无法对此进行判断。但是，我不喜欢皮卡尔那么激烈地对待与我有某种连带关系的大学生们，因为他们在尽力动摇由许多陈词滥调构成的传统词汇。然而，我要清楚地说明，在行话与陈词滥调之间，我更喜欢行话。讥讽这种自由权利，是容易的，但不厚道。根据其词汇来判断某个人，是不太可取的，即便是为了使他烦恼。不存在单纯的词汇，大家都具有一些言语活动方面的怪癖。对于我来说，这并不对我有什么妨碍。在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教我们不要像泰奥迪勒·里博^[24]过去那样来看待人的一个时代，说一个人物“语义混乱”是正常的。

因此，您赞成批评变化吗？

不论怎样，我赞成批评的历史流动性。社会在不停地发明新的言语活动，并同时发明新的批评。现时存在的批评，就是为了有一天会死去，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种论战让人想到阿里斯托芬^[25]的一部喜剧。苏格拉底待在云彩里，而阿里斯托芬在嘲笑他。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的话，我还是喜欢苏格拉底的角色。

[不管他们在词汇上如何相互中伤，我确信，皮卡尔先生并不是向巴尔特先生送上毒酒的人，反过来亦然。虽然两种方法中有一种叫我喜欢，但我不会说出是哪一种。最后，重要的是，当代批评关注古典作家，并愿意在尽可能宽泛的读者方面革新对于古典作家的理解。]

《费加罗文学》（Figaro littéraire），1965年10月14—20日，居伊·勒克莱什（Guy Le Clec'h）整理

[22]雷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1917—1975）：大学教授，让·拉辛戏剧研究专家。——译注

[23]巴雅泽（Bajazet）原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历史人物，后成为拉辛悲剧《巴雅泽》（Bajazet）中的主人公。——译注

[24]泰奥迪勒·里博（Théodule Ribot，1839—1916）：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译注

[25]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5—前385和前375之间）：古希腊诗人和喜剧作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