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影响
1964年4月16日
我们在等他。他的朋友们在等他。他的论敌也在等他。罗兰·巴尔特的批评系统，对于当今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们施展其诱惑，有时是施展其专制，这种情况已经有十多年之久了。自从1953年发表《写作的零度》以来，巴尔特便重新创立了有关要求和困难的一种道德观，他对于文学作品表现出了在理解方面的疯狂和在真实方面的渴求，他在其中毫不留情地驱赶着人和故事，让人和故事服从于他的严厉与鲁莽。这是无法忍受的，因为人们已经不能静下心来写作了。而且他的一部新的论集又问世了[1]：他距离遭到报复不远了。巴尔特不再是为了顾及其未来而需要留以情面的青年作家了，也不再是因手法笨拙而无力继续的写作新手了。他已经变成了需要打倒的人，变成了碍手碍脚的证人——而这位证人一旦消失，人们便将可以重玩以前的游戏：行文雅致，激情冲动，从容潇洒，句子优美，笔端生花。
不过，罗兰·巴尔特继续勇敢地释放蔑视。他今天出版的这部批评文集，是其报刊文章、序言、对问题的答复或首次发表的思考性文字的汇编。其中，他谈到了布莱希特、罗伯-格里耶、布托尔[2]，也谈到了拉布吕耶尔[3]、伏尔泰，甚至还有塔西佗[4]；他谈到了戏剧服饰、结构主义与批评。表面上看来，巴尔特的这部著作所论是极为分散的，有时是非常矛盾的。他到底想干什么呢？现在轮到他被逼问了。
您的书汇集了有关一些作家和一些非常迥异的时代的文本，那么，在这些文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我在书的序言中，解释过我不愿意为这些写于不同时间的文本提供一种可回想的一致性原因：我不觉得有必要去理顺以往的那些探索与矛盾。因此，这本书的一致性只能是这样一个问题：何谓写作以及如何写作？关于这样特定的问题，我曾尝试过多种答案，尝试过在过去10年中得以变化的一些言语活动。严格地讲，我的书是一些随笔汇编，是一些不同的却总是与同一个问题有关的诸多经验的汇编。
您经常否定以往的批评，说其源自印象、源自情绪，说其要么指责、要么容让。您认为，以这种态度，今天就可以确定一种真正的批评方法吗？
我不认为会有自在的文学批评。不会有独立于一种普通哲学的批评方法。不可能不参照心理学、社会学、美学或道德观来谈论文学：批评必定寄生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识形态之中。在我这一方面，对于任何公开地说明其不可避免地依赖意识形态的一种批评，我都准备承认。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坚持质疑没有这种坦率态度的任何批评。
您认为您的书会有什么影响呢？
从它们的形式上看，这些随笔并没有“建立学说的”意图，在我看来，它们是一种材料汇编，是为满足那些对文学和对现代性感兴趣的人们而在批评主题方面的一种“汇总”。在我看来，读者是潜在的创作者，我向其提供了一种工作工具，或者可以说（因为这并不是知33识书籍），是提供了一种“参照”集锦。
此外，从更为普通的情况来看，我并不是很清楚何谓一种“影响”；按照我的理解，被传递的东西，并不是一些观念，而是一些言语活动，也就是说，是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填充的一些形式，因此，在我看来，循环（circulation）概念比影响概念更为准确，书籍更可以说是“货币”，而不是“力量”。
您有关文学的思考，从原则上讲，使您对于作家本身、对于其作品的素材、对于言语活动存有戒心：这完全是一种负面的态度。对于与您同时代的某些作家，您是否实际地考虑施加过某种叫人感到无奈乃至无益的影响呢？
我巴不得承认有一种负面的影响，因为我并不认为在文学上的一种负面态度必然是“无益的”。对于写作的各种极限探索、各种尝试或各种不可能性的思考，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基本要素，而且一百年以来，从马拉美到布朗肖[5]，大量重要作品都是根据这种空缺（creux）来完成的。即便是普鲁斯特的作品，在我们看来是那样“正面的”“给人自由的”，但显然也是产生于难以写出的一部书籍的。
不过，我要再一次说明，不论是否是负面的，我都不相信影响。有这样的可能，那就是，我曾不经心地、部分地、也许是不顾误解地为某些当代作家的某些创作顾虑提供过一种智力的甚至是知识分子的解决途径，但是，那从来都只不过是与言语活动的一种联系。
不可思议的是，在您把作品构想为作家整个介入状况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态度却导致您过分宣扬那些最不介入、最为抽象和最为自我封闭的作品，例如布托尔或罗伯-格里耶的作品。
这些作家，他们通常都会这样回答您，他们根本不认为他们外在于或者是不关心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人类历史。在故事与作品之间，恰恰从写作开始，有着多次的交替出现。必须致力于——这也许就是批评的任务之一——感知这些多样的交替出现，不是为了强化文学的孤立性，相反，是为了理解文学通过什么样的系列性限制与人的不幸重新结合在一起，而那些系列性限制一直就是文学真正的对象。
自那些重大文学流派以来，您所捍卫过的最近一种流派，即被称为“新小说”的流派，今天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您认为，这种死胡同削弱了您的批评观念吗？它是否也是您的批评方法的死胡同呢？
我从来没有为“新小说”辩护过。我为罗伯-格里耶说过好话，为布托尔说过好话，我喜欢奥利埃[6]、克洛德·西蒙[7]和娜塔丽·萨洛特[8]，这是与说好话不同的。我一直认为，新小说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根本不是“学说”现象。的确，这种社会学并不是无意蕴的，有一天能说出新小说是如何“登台亮相”的，那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从创作研究的观点来看，新小说的死胡同，就像它的推广一样，都是人为造成的。罗伯-格里耶也好，布托尔也好，他们的同伴也好，他们个人都没有落入“死胡同”之中，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新小说死亡了，那么，就应该高呼每一位作者万岁！
至于我的各种“研究”，它们一直关系到人们所称的有关文学的某种历史本质。因此，这些研究的食粮仅仅是现存的作品，我根据其所是的情况只是想象一些界限。我保留以新的用语来捍卫和评论有可能在今天出现的作品的自由。
您根据何种标准来确定一部书籍属于或不属于真正的文学呢？
说真的，我并不根据文学上的好与坏来断然地划分书籍。某些作品比其他一些作品更赋予我发掘文学某些界限（简言之这些作品更危险）的意识，而且显然，我想要谈论的，正是这些作品——但却并非总是能够做得到。
说到这里，我认为，对文学在“好”与“坏”之间作出区分，不能根据一些简单的和决定性的标准（更准确地讲是片面的标准）来进行：这是我们一直难以摆脱的一种划分，它是自主性中的一种——我们不能在自主性面前充当判官。似乎应该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用以谈论理性与非理性的那种“混乱”精神来对待这种划分，而这，实际上也许就是任何关于文学的理论书籍的本质性主题。
《法兰西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1964年4月16日，雷诺·马提翁（Renaud Matignon）整理
[1]罗兰·巴尔特的《文艺批评文集》（Essais critiques，Seuil，1964）。
[2]布托尔（Michel Butor，1926—2016）：法国诗人、新小说家、作家、艺术批评家。——译注
[3]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道德说教作家，其唯一作品是《品格论》（Les caractères）。——译注
[4]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5—120）：古罗马时期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译注
[5]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国小说家、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译注
[6]奥利埃（Claude Ollier，1922—2018）：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译注
[7]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1913—2005）：法国新小说派作家，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注
[8]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1902—1999）：俄裔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