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过其实
10月的日子是紧张的。
10月的路上充满了坎坷与曲折。
8月25日，原沙皇将军、临时政府的俄军最高司令掉转枪口，向首都彼得格勒发出了挑战，要求临时政府的全体成员，包括总理克伦斯基在内全体辞职，把全部军事的和民事的政权交给最高总司令。
首都一片惊恐。本来克伦斯基想向布尔什维克最后摊牌，让科尔尼洛夫向首都派来可靠的军队，不料他胃口太大。克伦斯基不得不向科尔尼洛夫宣战，宣布解除他的总司令职务，并亲自请求布尔什维克劝说喀琅施塔得水兵来“保卫革命”。在这生死危亡之际，所有的社会主义派别组成了联盟，叛乱很快平息下去。
革命出现了契机。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良机，建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成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应该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并在某些要求上让步，即：“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不采取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个要求”，条件是布尔什维克“要有鼓动的充分自由，不再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甚至在更短的时期内召开立宪会议”。但这一建议遭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拒绝。
自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空前扩大，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地的苏维埃领导权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根据新的形势，布尔什维克又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对此，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首领们深感不安。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他们提议召开全俄民主会议，建立一个既包括各苏维埃党派又有合作社、自治机关代表参加的民主政府，企图在原定9-10月间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在“整个民主力量”中获得支持。9月14-22日，全俄民主会议在彼得格勒举行。
早在民主会议开幕前的9月12-14日，列宁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写了两封信，题为《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在这两封信中，列宁指出“民主会议并不代表革命人民这个大多数，它只代表妥协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就成了十足的议会谜”，党的任务应是“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莫斯科区域）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推翻政府的问题提上日程”。
但此时处于合法状态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大部分人却对民主会议抱有某种希望。斯大林也如此。他在9月14日写的《论民主会议》一文中说，会议有两种选择，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会议不顾一切真去‘夺取’政权，那么就可以而且必须谈到组织它所争得的革命政权”；“或者会议不去‘夺取’政权，不同克伦斯基决裂，那么关于组织政权的谈论就必然变成废话”。并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昨天已经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打算走革命的道路”，革命政权的萌芽“就是大概要在这次会议上形成的左翼”。
1917年7月，担任临时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办公室
9月15日，中央委员会专门开会就列宁的信进行了讨论。加米涅夫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拒绝接受列宁在信中提出的建议。斯大林在会上发言时支支吾吾，未置可否，仅建议把列宁的信发给党组织讨论。会议否决了加米涅夫的提案，决定以后再讨论“策略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个态度，布尔什维克中央不顾列宁的建议，仍派代表参加了民主会议。9月20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决议，决定从民主会议成员中按其代表人数的15%派人组成共和国民主会议（即预备国会），履行议会职能。这等于实际上把在民主会议中人数很少的布尔什维克从议会中排挤出去。但是，布尔什维克中央仍然决定参加预备国会。
在9月17日至23日之间，列宁写了《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一文，尖锐地批评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在对待民主会议上的严重错误，指出“布尔什维克决不应当让这种显然无谓的事情，让显然是为了削弱日益高涨的革命而用无聊把戏来欺骗人民的明显的骗局缠住自己”，布尔什维克本来应当退出会议，可是“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不是‘立宪的’）紧要关头，对议会活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但是，由斯大林主编的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9月24日发表列宁这篇文章时，竟整段整段地删去了这些内容。
对此，列宁很气愤。9月29日，他在《危机成熟了》一文中说：“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中央改正错误，集中力量准备武装起义。列宁的这篇文章明确指明只“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以及苏维埃的成员”，但这些成员并没有立即果断地行动起来。10月1日，列宁不得不又给上述各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委员写了一封信，指出“拖延就是犯罪”，号召布尔什维克不要等待，“应当立即举行起义”，“应当立即夺取政权”。
在列宁的再三敦促下，党中央委员会于10月5日召开会议，讨论列宁的建议。会议不顾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国会的决定。10月7日，在预备国会开幕的那天，布尔什维克在会上宣读声明后退出了预备国会。
10月7日，列宁从维堡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问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斯维尔德洛夫主持。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会议以1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把立即准备武装起义提上了日程。投反对票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议决定成立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7人组成的政治局，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
10月11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声明，并给党的地方组织写了一封《论时局》的信，申述他们反对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理由，但他们都没有得到支持。
为了顺利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12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托洛茨基）中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一机构名义上是为了监督彼得格勒军区的活动和首都城防工作，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准备武装起义的公开指挥部。
10月1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表示反对武装起义，他们的观点遭到与会代表的批驳。斯大林在会上也发言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错误立场，他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客观上是让反革命有可能准备和组织起来。我们将无止境地退却，使革命遭到失败。”会议以19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决议案以6票赞成、15票反对、3票弃权被否决。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斯大林（1917年）
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成立了由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乌里茨基组成的起义领导机构——军事革命总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专门指出，党的军事革命总部的成员同时也是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在一起
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他和季诺维也夫俩人的名义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声明说：“鉴于发起行动的问题在加紧讨论，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给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芬兰的我们党的各大组织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党在最近期间主动发起任何武装行动。”“不仅仅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并且还有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在目前，在现在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主动发动起义，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极端危险的步骤。”这实际上泄露了党举行武装起义的机密。
列宁对此很气愤，当天就写了《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第二天又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列宁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做法称作“工贼行为”，并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10月19日，季诺维也夫给《工人之路报》写了一封短信，企图驳斥列宁的谴责。第二天，斯大林没有经过党中央和报纸编委会的同意就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这封信，并加了一个“编者按”：“我们同样也表达一个希望，即：鉴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所作的声明（以及加米涅夫同志在苏维埃所作的声明），可以认为问题业已解决。列宁同志文章中的尖锐语调并不改变我们基本上仍是思想一致者这一点。”
就在斯大林发表季诺维也夫短信的这天（10月2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准备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问题作出决定。列宁虽然也在彼得格勒，但仍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说，党报发表季诺维也夫的信和不署名的《编者按》是“不能容忍的”，加米涅夫要求辞去中央委员的请求应予批准。捷尔任斯基发言时提议要求加米涅夫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并说季诺维也夫与他还是有区别的，季诺维也夫本来就一直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参加党的工作，应区别对待。斯维尔德洛夫说，加米涅夫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虽无开除党员的权力，但问题应当现在解决，会议有足够的权威，应当既对列宁的声明也对加米涅夫关于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作出回答，加米涅夫的辞职应予接受。斯大林在会上也发了言，他说：列宁同志的提议应当由全会解决，建议目前不作决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会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开除出党不是办法，需要保持党的统一。斯大林建议责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服从中央的决定，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
由于会议对斯大林擅自发表季诺维也夫的信并加了一个《编者按》持否定态度，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要退出《工人之路报》的声明，但大会决定不接受他的辞职请求，也不讨论他的声明，他的问题应当在编辑部内讨论解决。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接受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辞呈，并责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得发表任何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它规定的工作路线的声明。
列宁不同意中央的这一决定，称这个决定是一种妥协。他在10月22日或23日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写道：“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如果你们（+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就请提出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建议——把这一事件交给党的法庭审理（事实很清楚，季诺维也夫也蓄意破坏过）：这样做将是拖延时日。”
但是，话又说回来，斯大林的这种折中做法也不无道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尤其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在党内有影响的人，是很必要的。况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很快就承认了错误，直接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的工作。
党内关于武装起义的思想大体统一后，布尔什维克党就着手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向首都各卫戍部队派出了近60名政治委员，名义是保卫彼得格勒苏维埃不受反革命力量攻击，实际上是监督军区司令部和军官的行动，保证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的贯彻。10月2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开会，选出由三名布尔什维克波德沃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萨多斯基和两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苏汉尔柯夫组成的常务局。托洛茨基以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让工人领取枪支——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掌握了藏在彼得保罗要塞的10万支步枪。同一天，布尔什维克召开了首都所有部队和舰队团连委员会会议，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首都各卫戍部队表示完全承认苏维埃为唯一权力机关，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为直接指挥机关，完全拥护军事革命委员会所采取的一切措施。10月22日，彼得格勒赤卫队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赤卫队章程，建立了领导机构——中央司令部。主席是尤列涅夫。到起义前夕，首都赤卫队员达2万多人，全国有约20万人。同一天，首都卫戍部队各区代表会议决定，凡向卫戍部队发出的命令，必须有政治委员签字，否则一律无效。
10月23日，列宁召开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议，听取汇报，检查起义的准备情况。
斯大林在忙乎什么呢？有关斯大林在这几天的活动记载很少，只知道他在10月21日参加了一次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发了言，建议为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关于土地、战争、政权、工人监督、民族五个问题的报告和提纲。会议通过了他的建议，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工：土地、战争、政府问题的报告由列宁负责，工人监督问题由米柳亭负责，斯大林负责民族问题的报告，托洛茨基作形势报告。会议还指定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米柳亭三人，负责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组织举行一次布尔什维克党团的预备会议。24日下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与就近来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但有关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正式记录。只有当时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代表米哈伊尔·雅柯夫在写给谢苗·瓦西里琴科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有关这次会议及斯大林报告的一些内容。他在信中说：
斯大林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近况的报告。军队正从前线向我们开来。只有拉脱维亚团支持我们，但受阻。临时政府正犹豫不决。今天5-6时派了人来谈判。
（斯大林谈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是起义还是维护秩序？如果是前者，他们说要召回自己的人（在委员会中有一些能干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我们的回答是：维护秩序，自卫。他们没有召回自己的人。水兵逮捕了50名士官生。军事革命委员会里有两派主张：（1）立即起义，（2）要首先聚集力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意第二种主张。“阿芙乐尔”号的代表问，在试图开桥时要不要开火。我们建议不要开火。反正所有的桥将掌握在我们手里，而特罗伊茨基桥则正在彼得保罗要塞控制之中。在士官生和装甲兵中正在发生分裂。我们有打击装甲兵的专门的大炮。《工人之路报》正在排版。电话现在不在我们手里（过了两分钟得到消息说，政府配备在中央电话局门前的装甲兵是布尔什维克的，而且接线员已转向苏维埃）。邮局在我们手里。有两个团正从前线开来支援我们。派来的自行车兵本是来镇压我们的，但他们却从前线派来了代表团，带着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来问我们，他们是该来支援我们还是返回前线去。
可见，斯大林掌握的信息不太全面，脑子里想的是“聚集力量”，而不是“立即武装起义”。这个想法也反映在他在当天发表在《工人之路报》上的题为《我们需要什么？》的社论中。他在社论中说，工人、士兵、农民、哥萨克以及全体劳动者，如果要求争取和平、面包、土地和自由，以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那“你们就要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一致奋起，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举行会议，选举代表团，并通过它们向明天在斯莫尔尼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要求……你们的发动愈有力、愈有组织、愈强大，旧政府就会愈和平地让位于新政府”。
可是，24日这一天的情形表明，立即武装起义已迫在眉睫，布尔什维克已做好了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
就在这一天清晨，临时政府派遣士官生和警察突然袭击《工人之路报》的印刷厂。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派遣立陶宛团士兵到印刷厂，赶走警察、撕去封条，夺回了印刷厂，保证了当天报纸的出版。赤卫队和士兵还控制了涅瓦河上的所有桥梁，占领了中央电报局和彼得格勒电讯社。
十月革命指挥部——斯莫尔尼宫
上午，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等11名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会议听取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汇报。加米涅夫建议，“没有中央委员会的特殊建议，任何中央委员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这一建议立即获得通过。会议对中央委员在起义过程中的任务进行了具体分工：布勃诺夫负责同铁路工人保持联系，捷尔任斯基负责邮局和电报局，米柳亭负责组织食品供应，斯维尔德洛夫负责监视临时政府，洛莫夫和诺根负责向莫斯科通报一切情况，加米涅夫和别尔津负责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判。为了防备反革命对斯莫尔尼宫的攻击，托洛茨基建议在彼得保罗要塞设立后备司令部。这个建议获得通过，并责成斯维尔德洛夫与要塞保持经常联系。斯大林没有参加这一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也未给斯大林分配具体任务。他在起义中分工负责什么工作，目前还没有材料可供查证。
同时，也就在这一天上午，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卫戍部队发出了《第一号书面命令》，指出“彼得格勒苏维埃受到直接威胁”，“命令各团做好战斗准备，等待进一步命令”。军事革命委员会还通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无线电台向所有守卫在彼得格勒郊区的部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加强各火车站的防卫。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临时政府也在加紧准备。24日上午，克伦斯基到玛丽亚宫向预备国会发表演说，说布尔什维克正在策划起义，要求预备国会支持政府采取坚决行动对付暴动。未等国会对他的要求作出决定，他匆匆忙忙回到冬宫，打电话给前线司令部，要他们向首都抽调可靠的部队。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波尔科夫尼科夫下令各部队一律留在营房内，不准携枪上街，凡违反者交军事法庭治罪；命令士官生和哥萨克队伍开往冬宫，保卫政府。但这些命令听者廖廖无几，只有几万人、四辆装甲车和六门大炮能够调往冬宫。
列宁很敏锐，他感到企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24日，他先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准许他去斯莫尔尼宫，傍晚又写信给党中央，说“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晚上11点，列宁从隐居地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指挥武装起义。25日（公历11月7日）凌晨，革命者占领了塔夫利达宫、尼古拉车站、波罗的海车站、中央发电站、国家银行和其他战略要地。到上午，整个首都几乎全部控制在起义者手中，克伦斯基见势不妙，乘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出彼得格勒。
战士们准备攻占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
上午10点，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列宁写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下午1点，玛丽亚宫被起义者占领，预备国会被驱散。临时政府龟缩在冬宫中，企图负隅顽抗。为了消灭敌人的这个据点，起义者开始围攻冬宫。晚上9点40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始炮轰冬宫。凌晨2点，攻占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彼得格勒起义获得了胜利。
11月7日下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始炮轰冬宫。凌晨2点，攻占冬宫就在起义者攻打冬宫之际，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选举了由101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斯大林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原定他在大会上要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不知为什么没有作，不过在人民委员会选举时他还是当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在十月武装起义中，列宁是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的作用仅次于列宁，这一点连斯大林早期的文章中也是承认的。1918年11月6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年，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十月革命》一文，文章写道：“起义的鼓舞者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维堡区。10月24日晚上，大家要他到斯莫尔尼宫去领导总的运动。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做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这段话在收入《斯大林全集》第4卷时被删去了。可是在《斯大林传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全集》以及其他后来出版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百科全书里，不仅抹去了托洛茨基的作用，而且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列宁和斯大林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谋者和组织者”“会议选出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这个党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它实际上领导整个起义”“10月24-25日，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领导十月武装起义”。从现在所公布的材料看来，这些书中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斯大林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被大大拔高了。
第一届苏俄政府，从上至下：第一排左起：李可夫、列宁、托洛茨基；第二排左起：尼·亚·米柳亭、尼·瓦·克雷连柯、帕·叶·德宾科、弗·亚·奥夫申柯（安东诺夫）、维·巴·诺根；第三排左起：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伊·奥波科夫（洛莫夫）、亚·加·施略普尼科夫；第四排左起：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尼·巴·阿维洛夫（格列博夫）；第五排左起：约·维·斯大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32、238、234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78、380-381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47-249、67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78页。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66页。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79-480页。
罗伯特·斯拉塞《斯大林在1917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29页。
参见罗伯特·斯拉塞《斯大林在1917年》第271页。译文参考了姜长斌《历史的孤独》，第94-95页。当时米·雅柯夫是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瓦西里琴科在1917年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1-372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30页。
转引自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参见《斯大林传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3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29页。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4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