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的雪寒
1913年7月2日，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中住了五个月后，被判处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四年。随即，斯大林被押解乘火车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然后坐船沿叶尼塞河北上，于8月10日到达邻近极地圈的流放地科斯季诺村。
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是个著名的流放地，许多革命者都曾在这里待过。在斯大林之前，斯维尔德洛夫已于6月被流放到了这里，他所在的村子是谢里瓦尼哈。
9月20日，斯大林去谢里瓦尼哈村看望了斯维尔德洛夫。斯维尔德洛夫专门给斯大林准备了一间房子，并从有限的食品中分了一份给他。按照惯例，每一个新来的流放者，都要作一次关于俄国革命形势的报告。斯大林在谢里瓦尼哈待了一个礼拜（26日早晨走的），最后还是没有作这样的报告。在这里，他们俩给在彼得堡的马林诺夫斯基发了一封信，请求寄钱来，好准备逃跑。
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被流放后，10月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了组织他们两人从流放地逃跑的问题。列宁等人还制订了秘密行动的详细计划，由马林诺夫斯基具体负责实施。马林诺夫斯基早就是沙皇保安局的密探，此时党内虽然有一些同志怀疑他的身份，但列宁还是非常信任他。马林诺夫斯基随即向保安局作了汇报，当局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防止他们逃跑。
斯大林待在流放的村子里，很少与人来往，只时常给他早在巴库就已熟悉的老布尔什维克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一家写写信。眼看冬天就要到了，斯大林写信向他们要些棉衣和零用钱。斯大林也偶尔收到他们寄来的包裹和钱。后来，斯大林在1915年曾写信给阿利卢耶夫的妻子奥丽加，表示感激之情，并请他们不要在他身上再破费了。他在信中写道：“敬爱的奥丽加·叶甫根尼耶夫娜，我非常感谢您的善良和纯洁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盼望着被释放的时刻。届时，我将到彼得格勒，向您、向谢尔盖为我所做的一切致谢。再过两年我就可以去看你们了！”“我收到了您寄来的包裹。谢谢。我求您一件事——以后不要再为我花钱了。你们也需要钱啊！”在信的结尾，他“向男孩子们和年轻的小姐们致以问候。我希望他们一切都好”。这些“年轻的小姐们”中包括他未来的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她当时只有14岁。
斯大林（前右一）和斯维尔德洛夫（前右二）一起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
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
奥丽加·叶甫根尼耶夫娜（前）和孩子们：帕维尔、费多尔、娜捷施达、安娜（1905年）
小时候的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
斯大林要钱和东西，一是用于逃跑，二是他确实很穷苦，不得不伸手求援。他还曾向列宁要钱，列宁给他寄了120法郎。他也向马林诺夫斯基写信求援，当时他也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就是奸细，他把马林诺夫斯基当作朋友，信中言辞恳切：
你好，朋友，写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写。看来我从未经受过这种使我感到可怕的状况。钱全花光了，由于天气越来越冷（零下37度），我开始患一种类似咳嗽病的病症，全身一副病态。既没有储备吃的，也没有储备糖和煤油（钱都用在当前的花销上以及购买衣服和鞋靴了）。既没有这些储备，而这里的一切又很贵：黑麦面包每磅4戈比，煤油每磅15戈比，肉每磅18戈比，糖每磅25戈比。需要牛奶，需要劈柴，但是没有钱，朋友。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过冬。我没有有钱的亲属或熟人，我实在是无人可求，所以我才求你，是的，不只是求你，还求彼得罗夫斯基和巴达耶夫。
我的请求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党团至今还有“用于救济受镇压者的基金”的话，让党团，或者最好是让党团委员会只给我一次援助，这一次援助哪怕给我60个卢布也好。请把我的请求转告齐赫泽，对他说，我也请他把我的请求放在心上，请他不只是作为老乡，而且主要是作为党团主席来关心我。如果这种基金不多，那时你们也许会共同想出另外一种合适的办法。我知道，你们大家，而尤其是你，从来没有闲的时候，但是该死的我，再没有别人可求，而连一封信都不给你写就在这里冻死，我又不甘心。这件事今天就得办，把钱电汇来，因为再等下去，就意味着挨饿，而我本来就有病，身体极其虚弱。我的地址你是知道的，请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叶尼塞斯克省科斯季诺村，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收……我希望万一有什么意外事时你一定保护我，并希望你能设法搞点稿费来……我等待着从你那里得到我所请求的东西。紧紧握手。吻你。该死的我……你的约瑟夫。
警察直接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得到了斯大林的这封信。在档案馆里，随这封信的副本还附有叶尼塞斯克宪兵局局长拜科夫上校对这封信的查询情况：
1914年1月4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绝密。现将第578号间谍情报呈上，谨向阁下报告：提供这些情报的是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公开被监视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收信人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罗曼·马林诺夫斯基。我已采取措施不准朱加施维里跑掉。此信分别向托姆斯克和圣彼得堡作了报告，编号为13、14. 拜科夫上校。
警察对他们的监视越来越严，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往往扣发当局每月给他们的津贴。1914年2月，斯维尔德洛夫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由于朱加施维里收到了钱，当局已有4个月不发津贴给他了。”而且当局准备将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转移到北极圈以北80俄里的库列伊卡，使他们更不容易逃跑。
1914年3月上半月，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等人被押解到叶尼塞河下游的库列伊卡村。他与斯维尔德洛夫被关在一个房子里，但两人相处得不太融洽。斯维尔德洛夫在这年3月22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这个新地方觉得日子非常难过了，主要原因是，我住的房间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个人。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我们是老熟人，我们在另一次流放时就已经认识了。小伙子不错，但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过分的个人主义者。”同年5月27日，在另一封信中说：“和我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同志，我们彼此非常熟。可是最可悲的是，一个人要在流放地、监狱里才能从最细小的方面得到充分暴露……现在同那位同志分开住了，我们也很少见面。”
很快，斯维尔德洛夫被转移到了莫纳斯梯尔斯科耶村和谢里瓦尼哈村，斯大林仍留在库列伊卡。库列伊卡位于北极圈内，冬天冰雪茫茫，整个村庄埋在令人生畏的暴风雪中，气候严寒，黑暗的冬季长达八九个月。盛夏时间短暂，蚊虫很多。这里不生产粮食，当地居民以渔猎为生。斯大林在这里很孤寂，很少与人来往，自己一个人不是睡大觉，就是靠钓鱼、打猎或阅读书报打发时光。他与当地人相处得很好，他们教他如何在叶尼塞河捕鱼，但他待不住，总是转来转去，直到找到一个鱼多的地方。有一次，正是冬天，斯大林在回家的途中遇到了暴风雪，迷了路。当地有两个农民碰见了他，吓得掉头就跑。后来他才知道，他的脸上沾满了冰雪，他们以为他是一个恶鬼。
斯大林到这里后，起初还打算想逃出流放地，但由于对他的监视越来越严，他也就逐渐作罢了。除了捕鱼、打猎，斯大林在这里也曾写过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并通过谢尔盖·阿利卢耶夫转交给了列宁，但不知何故这些文章始终没有找到。所以在《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1913年被捕后至1917年流放结束这段时间竟没有片言只语。
正是在库列伊卡的孤寂生活中，斯大林得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激起了俄国人的一片爱国热情。在革命者中间，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主张为祖国而战，称为“护国派”；一部分人反对战争，主张俄国失败，号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斯大林于1915年2月27日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信中批判了采取机会主义立场的普列汉诺夫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护国主义路线：
我向您，亲爱的伊里奇，致意，热情、热情地致意。向季诺维也夫致意，向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致意。您好吗？健康情况怎样？我像以前一样生活，啃我的面包，完成了我的流放期的一半。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您的情况怎样？您那里的情况一定活跃得多……我最近读了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这个老笨蛋一定完全发疯了。我还读了普列汉诺夫在《言论报》上的一篇短文——无可改正的陈腐的胡扯。去它的！取消派和他们在自由经济协会中的副代理人怎样了呢？没有人打他们，他妈的！难道可以让他们跑掉而免受处罚吗？让我们痛快一下，让我们知道，在最近的将来将出版一家报纸，狠狠地给他们几记耳光，而且要经常这样做，永不厌倦。如果您想写信的话，请寄往：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叶尼塞斯克省，修道院村，苏连·斯潘达良转。您的柯巴。季莫费（斯潘达良）请您向盖得、桑巴和王德威尔得转达他对他们担任光荣的——哈哈——部长职务的辛酸祝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普列汉诺夫就鼓吹“保卫祖国”，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克鲁泡特金宣扬“阶级合作”，鼓吹“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而比利时工人党领导人、社会党国际局主席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则进入资产阶级内阁，任国务部部长；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茹尔·盖得加入R. 维维安尼和A. 白里安领导的资产阶级内阁，任国务部部长（1914-1916）；马赛尔·桑巴也是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他在内阁中任公共工程部部长（1914年8月——1915年12月）。王德威尔得、盖得、桑巴，他们都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政府进行战争。当时列宁写了《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揭露了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谴责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社会党领袖充当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帮凶、出卖工人阶级利益、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战争的行为，阐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斯大林在给列宁的这封信中表明他支持列宁的观点，也对这些人的护国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
但斯大林也不是经常给列宁写信，在列宁的心目中，斯大林也并不是很重要，他甚至连斯大林的姓氏也记不住。1915年7月，列宁写信给季诺维也夫，问他“是否记得柯巴的姓”，但季诺维也夫大概也忘记了，没有告诉列宁。11月，列宁又写信给侨居国外的维·阿·卡尔宾斯基，“恳请打听一下（向斯捷普科或米哈等人）‘柯巴’的姓氏（约瑟夫·朱·……我们忘了）”。
1915年夏天，加米涅夫也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他是在1914年11月14日晚上被捕的。当时他正主持讨论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的会议，警方通过特务了解到了这次开会的消息，逮捕了所有与会的人。加米涅夫在法庭受审时，谴责了列宁的提纲，声明与列宁脱离关系。即使这样他也没有逃避掉惩罚，还是被判处流放。加米涅夫到达流放地前，当地的流放者就已听说了他在法庭上的态度。他到了流放地以后，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流放的18名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4名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戈洛晓金、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于1915年7月5日齐集莫纳斯梯尔斯科耶村开会，讨论了关于加米涅夫审讯的情况。会上有人提议谴责加米涅夫，但斯大林等人表示反对。最后会议通过了由斯维尔德洛夫和斯潘达良拟定的一个决议。
此时，战争正酣，但至1916年底，沙皇政府已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前线伤亡惨重，军队严重减员。沙皇政府不得不到处征兵，甚至连政治流放犯也不放过。1916年12月14日，斯大林奉命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征兵委员会去报到。1917年初，斯大林接受了体格检查，但他不合格，原因是他的左臂有残疾，还因为当局认为他在军队中会是个“不良分子”。2月初，他正式被宣布免服兵役。由于斯大林只差几个月流放期就满了，所以当局批准他不用再在库列伊卡，可以留在阿钦斯克住到流放期满。当时加米涅夫正在阿钦斯克，他的妻子奥丽加也来到了这里，她是托洛茨基的妹妹。斯大林常常到加米涅夫家里去聊天。斯大林一般不发表什么意见，大多只默默地坐着，抽他的烟斗，有时也点点头表示同意加米涅夫的看法。
1915年7月5日，斯大林在莫纳斯梯尔斯科耶村参加会议。后排站立者：斯潘达良（左二）、斯大林（左三）、斯维尔德洛夫（左六）、戈洛晓金（左七）；前排坐者：斯潘达良夫人（左二）
斯大林（右）和斯潘达良在西伯利亚流放地（1915年）
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政治犯（1916年）。坐者：斯维尔德洛夫（右一）、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右二）；站者：费·尼·萨莫伊洛夫（左二）、斯大林（左三）、加米涅夫（左五）
此时，在俄国国内，新的革命高潮开始了。1917年1月9日，彼得格勒和其他许多城市的工人为纪念导致1905年革命的“流血星期日“12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紧接着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沙皇制度被彻底推翻。斯大林的流放生涯随着二月革命的胜利也就结束了。
在行将结束这一章的时候，还必须谈一谈斯大林生平中一个流传很广的问题，即斯大林在1917年以前是否当过沙俄保安机关的密探。
斯大林早年是不是沙俄保安机关的密探，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和苏联就有种种传闻。20世纪20年代俄侨的报纸曾有过报道，说斯大林曾是沙俄保安机关的奸细。20世纪30年代初，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达什纳克党人的《艾里尼克》（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1936年12月16日巴黎的《最新消息报》发表了《诺伊·饶尔丹尼亚回忆斯大林》的文章，这位著名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确信斯大林曾是沙俄密探。
斯大林逝世后，逃到国外的前苏联内务部工作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美国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斯大林的文章，其中有刊登在1956年第5期上的《斯大林轰动一时的秘密》。文章称，斯大林在革命前的许多年中和沙俄保安机关有过积极的合作。同年，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伊萨克·顿·列文出版了《斯大林的巨大秘密》一书，书中引用了1913年7月12日内务部警察司特别处处长叶列明签发的一份绝密文件，断定斯大林早年是沙俄的密探。一时间，舆论大哗，之后在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和联邦德国多次出版了这份文件。列文说，这份文件他是1947年从3个“名声无可指摘的”人那里得到的，这3个人是：著名俄国海军上将的儿子瓦季姆·马卡罗夫、克伦斯基政府时期的前俄国驻美大使波里斯·巴赫梅季耶夫和俄国航空事业的创始人波里斯·谢尔盖耶夫斯基。而这3个人是从当时侨居中国的俄国流亡者М.П.戈洛瓦乔夫那里得到这份文件的。戈洛瓦乔夫又是从逃到中国前保管“保安处西伯利亚文件”的军官鲁西亚诺夫上校那里得到该文件的。列文研究了该文件的纸张、字体、签名，还举出一系列证据，说该文件是原件，而不是照相复印件，因此是可信的。
1967年，美国又出版了爱德华·埃里斯·斯密特写的《年轻的斯大林：一个神出鬼没的革命者的青年时代》一书，书中分析了斯大林与保安机关可能有关系的种种猜疑和证明，也得出了斯大林曾是沙俄密探的结论。
在苏联，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开始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为一些人恢复了名誉。同时，斯大林早年是不是沙俄密探的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据20世纪60年代曾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为个人崇拜受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委员奥·格·沙图诺夫斯卡娅回忆说，她曾向赫鲁晓夫建议公布斯大林是沙俄密探的材料的问题，但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赫鲁晓夫说不能这么做，“这样一来，就是沙俄保安机关的密探领导了国家30多年，尽管在国外也有人这样写”。
1974年罗伊·麦德维杰夫出版了《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对上述有关斯大林是沙俄保安机关的密探的种种传闻和文献进行了分析，认为“不能同意一些人坚持说斯大林和沙俄保安处有什么秘密联系”。
1989年3月20日，苏联《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面对历史的审判》。文章的作者，一是历史学博士阿鲁秋诺夫，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研究了有关斯大林的镇压手段和斯大林本人活动的档案材料；另一位是历史学博士、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沃尔科夫。他们在文章中认为，斯大林曾是沙俄保安机关的密探，其主要根据是在西方流传很广的1913年7月12日沙俄内务部警察司特别处处长叶列明签署的那份文件，阿鲁秋诺夫教授说，他曾于1961年在苏联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里看到过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具体内容如下：
内务部 绝密
警察司特别处处长 亲启
1913年7月12日第2898号
叶尼塞斯克保安处处长
阿·费·热列兹尼亚科夫收
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阁下：
被行政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在1906年被捕后，向第比利斯宪兵局局长提供了有价值的谍报。
1908年，巴库保安处处长从斯大林那里获得了一系列情报，后来斯大林抵达彼得堡后，就成为彼得堡保安处的密探。
斯大林工作精细，但时断时续。
斯大林在布拉格市被选入党中央委员会并返回彼得堡后，就持明显的反政府立场并同保安处完全中断了联系。
阁下，我把上述情况告诉您，便于您在进行侦查工作时加以考虑。
谨向您致以亲切的敬意。
叶列明
在这份文件的左边有一个长方形的印戳，印戳上的文字是：“叶尼塞斯克保安处。收文第152号，1913年7月23日。”收文的编号和日期是手写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斯大林早年是不是密探这个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从这份文件的字面看来，斯大林早年当过密探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但对文件进行具体分析后，就会发现该文件有很多纰漏。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最高政权机关和国家最高管理机关档案馆专家Б.И.卡普捷洛夫和З.И.佩列古多娃发表文章，从文件的各要素、内容、签名等方面对该文件进行了仔细的鉴定分析，认为这份文件是伪造的。
第一，这封信是1913年警察司特务处寄给叶尼塞斯克保安处处长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热列兹尼亚科夫的，但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叶尼塞斯克保安处，只有叶尼塞斯克侦查站，站长倒真是热列兹尼亚科夫，但不是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而是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其地位与叶尼塞斯克宪兵局局长助理相同。根据对现有叶尼塞斯克宪兵团名册的核对，当时在宪兵团供职的只有一个姓热列兹尼亚科夫的，即弗·费多罗维奇，他生于1881年，宪兵大尉，1911年10月暂时被派到叶尼塞斯克省宪兵局工作。
第二，通过对1906-1913年警察司特别处的材料的仔细研究，没有看到一个与这份文件相同的长方形印戳，在内务部所属机关也没有与之相同的印戳。另外，从1910年下半年起，在特别处使用的公文用纸上，印戳上“Заведывающий”换成了“Заведующий”，而这份文件的印戳仍用“Заведывающий”。用这种公文纸通信，仅限于警察司所属各处，通常不对外使用。
第三，从日期和编号来看，当时在所有宪兵机关，收文的戳记上都刻有每天的日期，只有编号是手写的，而这份文件收文的编号和日期都是手写的。在警察司，案卷处理是相当准确的，几乎所有的收文发文登记簿都保存着。当时警察司共有9个处（包括特别处），按警察案卷处理规定，每个处都有其号码范围，如1处的号码范围是1001-10000，特别处的机密信件编号从93001开始往下排，绝密件编号从111001开始往下排。由此可见，特别处的这份文件发文号不能用第2898号。经查，这个号是有的，但是属于1处的，它从警察司发出的时间不是1913年7月12日，而是3月16日，内容为“给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管理局H.A.塔季舍夫的信，关于3个不明身份的歹徒对在城市自来水厂动力站旁边站岗的警察采取粗暴无礼的行动的报告”。
第四，从文件正文的内容来看，文件中称，斯大林曾于1906年被捕，列文也在《生活》杂志1956年第5期上援引托洛茨基的说法，说斯大林曾于1906年4月15日在第比利斯市的阿弗拉巴尔印刷所遭破坏时被捕。但根据现有的档案材料来看，找不出斯大林曾于1906年被捕过的证据。阿弗拉巴尔印刷所遭破坏确有其事，这次搜捕是4月15日至5月21日进行的，先后被捕的共17人，但这些人中没有朱加施维里这个姓。1906年4月15日，斯大林正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4月10日（公历4月23日）开幕的。列文又说，斯大林被捕于4月15日（俄历），在他向第比利斯宪兵局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后即被释放，过了8天，即4月23日（公历）出席了大会。但列文显然把旧历（俄历）当成公历了。
第五，从文件的签名来看，列文没有看过叶列明写在纸上的一个亲笔签名，只把一个用作礼品的银制水罐上镌刻的题字作为根据。阿鲁秋诺夫和沃尔科夫在文章中虽承认这份文件上的签名与其真迹有所区别，但据此人在文件上的六七个本人签名的查验，证明这份文件上的签名与其他文件的签名是相吻合的。对此，卡普捷洛夫和佩列古多娃持不同看法。他们说，常接触叶列明材料、签名的档案工作者都知道，他的签名中“е”和“р”两个字母写得很特别，所以，此文件上的签名一看就是假的。再者，叶列明1913年7月12日已不在警察司特别处供职。在警察司的档案材料里，保存有他于1913年5月10日写给警察司司长的一封请求休假的申请书原件，称他“由于每天不停地工作到深夜3-4点，甚至节假日也没有休息，已严重疲劳过度，需要长时间休息”，因此，恳请“批准我从6月1日起休假2个月”，但是休假没有批准。6月11日，根据宪兵团参谋部的命令，他被指派为芬兰宪兵局局长。叶列明在特别处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是1913年6月19日的，编号是101213.
由此可见，1913年7月12日由叶列明签署的这份文件是假的。现今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流传的这份文件的俄文本是从西方出版物中转抄过来的，至今没有公布这份文件的原件。而阿鲁秋诺夫说，他曾于1961年在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里看到过这份文件，这种说法至少是令人奇怪的。况且这份文件（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能不能存放在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里，也令人怀疑，因为这份文件寄到了叶尼塞斯克保安处，该机关填上了登录号码和登记日期。而且，列文本人也说，文件是从西伯利亚直接到他手里的，显然没有经过苏联的档案馆。有关斯大林早年是沙俄密探的其他种种传闻也经不起推敲，在此不一一细述。
我们认为，斯大林早年不可能做过沙俄的密探。如果确有其事，那在斯大林1922年当党的总书记之前和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肯定会有所披露，因为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莫斯科、彼得格勒及其他地方都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沙俄保安机关保存的完整的档案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并且从未间断过。综观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前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从一个普通的革命者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领导人，凭的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耍阴谋、玩权术，而是他在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努力，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也采取过骑墙的态度，但总的来说，他是与列宁站在一起的。在革命斗争中，他曾多次被捕和流放，最后一次流放长达4年，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从流放地返回彼得格勒。
参见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5页；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230-232页。
《斯维尔德洛夫选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268、276-277页。
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上）第234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137、226页。
《苏共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第92页。
他们的文章题目是《斯大林是否是保安处的密探？》，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第90-98页。
Заведывающий和Заведующий都是“主任”“主管”之意，前者是旧的用法。
参见《苏共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第96-97页。
彼得堡，1914年8月后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1月24日后改称列宁格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