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 长篇小说：现实人生的多点透视
摘要：2015年的长篇小说，一个可喜的景象是现实题材的写作，力作迭现，蔚为壮观，这在小人物的着意刻画、反腐题材的有力深化、情感疲态的多点透视、乡土现实的内蕴拓展等方面，都有精彩的呈现。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作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中，因为人生体验与艺术历练两个方面的不断长进，他们的创作更具艺术的勇气与生活的底气，从而也使整体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接地气，更具生气。
关键词：小人物命运 反腐题材 情感疲态 乡土现实
在长篇小说越来越受到文坛内外广泛关注的今天，人们对于长篇小说的期待也会越来越高。但长篇小说的创作发展并不会因为人们的热切期待而随之逐年攀升。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因为介入创作的作者越来越多，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长篇小说越来越呈现出总体样态丰繁而重头作品较少的情形。这也意味着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发展平稳，收获平实，将会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形态。
从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得到的数字表明，2015年的长篇小说年产量约在5100部。如果再加上发表于各类文学期刊的200多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在5000部以上，当是现在创作与生产的一个基本规模。这样的一个生产总量，表明长篇小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一直在稳步前行，持续增长。
如许数量的长篇小说，使得人们的跟踪阅读的频率越来越高，更使得宏观考察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从数量众多的长篇小说作品中，抓取其重点，找出其亮点，以点带面地去把握年度创作，秉要执本地去概述基本面貌，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打量2015年的长篇小说，我以为，在现实题材的书写方面，聚集了较多的名家力作，涌现出不少的新人新作，并于直面现实中兼有广度与深度，表现生活时匠意中辙见锐意，可能是2015年长篇小说创作最为突出的重点，最可关注的现象。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现实题材一直都是重头戏。但在2015年，现实题材的写作，不仅名家与新秀一起上阵，而且在现实领域的开拓、生活层面的勘采、人生底蕴的探掘等方面，都较前表现出不主故常的创意、钩深致远的深意，使得这些现实题材的作品，或因内蕴独到而令人回味无穷，或因写法新异而令人为之惊喜。这或可表明，我们的作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中，因为人生体验与艺术历练的两个方面的不断长进，他们的创作更具艺术的勇气与生活的底气，从而也使整体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接地气，更具生气。
一 小人物命运的独到勾陈
小人物，也即茫茫人海中的普通平民、生活底层中的芸芸众生。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占据着大多数，但在文学作品中却常常当不了主角，更多的时候是像在舞台上“跑龙套”一样的角色。但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不少作品都以写小人物为主，让小人物担纲起主人公的角色，并以其坎坷命运中的坚韧与担当，既显示出其质朴的个性本色，又闪耀出其良善的人性亮色，让人们由平凡人物的不凡故事，看到小人物在生活中的艰难成长，在人生中的默默奉献。这种把小人物写成大角色，并让人掩卷难忘的写作，集中体现于迟子建的《群山之巅》、陈彦的《装台》、东西的《篡改的命》、刘庆邦的《黑白男女》等作品。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没有荡气回肠的事件，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恋，没有可歌可泣的英雄，甚至从字里行间中你也很难发现谁是主角，谁是次角。但由辛开溜、辛七杂、辛欣来三父子，串接起“龙盏镇”的芸芸众生与他们的前世今生。作品在充满悬疑色彩的故事叙述中，既在细切描述一个个小人物迥不相同的独特性情，又在相互勾连的命运交织中，大笔书写家人、亲人与乡人之间的爱与被爱，伤害与被伤害，逃亡与复仇，以及诡异与未知。以奇异的人物，抒写变异的人性、吊诡的人生，似乎是迟子建的拿手好戏。但由每一个人的怀揣着受伤的心，努力活出人的尊严，觅寻爱的幽暗之火，却把人心里和人世间潜藏着的“温暖和爱意”揭示了出来。作品在平中见奇的故事中，描写常中有异的人物，由传奇与真实相衔接，历史与现实相交融，来细切描画历史演进中的社会阵痛与普通人物的心理隐痛。
陈彦的《装台》中的主角刁顺子，是装置舞台背景与布景的装台工人。他们与舞台有关，又与上台无缘；与装潢有关，却是十足的苦力。顺子他们要面对不同的剧团与舞台；还要面对不同的导演与台监，经常看脸受气，有时还得挨宰受骗。回到家里，又因大女儿菊花总是恣意刁难新任妻子蔡素芬，也是吵闹不休，纠纷不断。但就是这样一个步履维艰、自顾不暇的装台人，却硬是承受着种种苦难，忍受着种种伤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躯和微薄之力，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们，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渐渐地显示出俗人的脱俗与凡人的不凡来。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装台人，却在艰窘的人生中释放出如萤火虫一样的自带的亮光，这份亮光也许还不够强盛，也不够灼热，但却在自己的默默前行中，映照着别人的行程，也温暖着他人的心怀。这样的小人物，让人们读来倍觉亲切，读后心中充满敬意。
东西的《篡改的命》，以汪槐、汪长尺两父子的个人命运不断被人篡改，而自己又无力挽回的坎坷遭际，把小人物无常又无奈的人生处境几乎写到了极致。汪槐当年在水泥厂招工时，分数上线却没被录取，十年后才知道自己被副乡长的侄子顶替。由此汪槐才格外在意儿子的命运，并为儿子汪长尺高考被人顶替不停抗争，不慎摔成重伤。汪长尺为还家债进城打工，却因讨薪等纠纷陷入各种纠葛，生活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使他被迫在堕落与坚守之间转换与蹉跎。他的命运，不仅自己无从把握，而且被不断加以改写，为了不再当“屌丝”这个微薄的愿望，几乎要一家三代人苦苦挣扎和不懈奋斗。小说的故事初看时似乎充满戏剧性，即至结尾才从透彻的悲凉中感到无比的真实。作品叙述的从容不迫与故事的惊心动魄，基调的冷酷严峻与情调的内在炽热，既使作品充满艺术的张力，又将作者的艺术上的老到表露无遗。
刘庆邦的《黑白男女》，镜头对准矿难之后的四个矿工家庭——周天杰、老吴儿媳郑宝兰一家，卫君梅及两个孩子一家，蒋志芳母子一家，半疯半痴的王俊鸟一家，他们既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又是创伤累累的困难户。但经历了生与死的洗练之后，困难就变得寻常了，生活也显得简单了，亲情更显得重要了。向死而生，相互支撑，就成为四家人的共同追求。
作品看起来是写矿难造成的种种后果，实际上写灾难无端降临之后，普通人的自我疗伤和自我奋起。作品通过身患癌症的周天杰、失去丈夫的卫君梅和浑浑噩噩的郑宝兰等人各自不同的人生沉浮，既写出了他们在灾难之后的命运抗争和精神成长，又由这些人物的走向自强相互砥砺，写出了绝望中的希望，冷酷中的温暖，揭示了友善的人情对于纷乱的人际的内在粘连，良善的人性对于艰难的人生的暗中支撑。与作家之前的矿区题材作品相比，《黑白男女》不仅通体渗透着一种人生的达观与人间的大爱，而且突显了作家雄浑博大的人文情怀与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二 反腐题旨的多点深化
因为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物质丰裕，以及欲望膨胀与观念变形等诸多原因，贪腐现象与反腐败斗争，已成为现实生活的基本内容，甚至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常态。因此，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含有贪腐与反腐内容的小说就在改革题材小说的写作中逐步凸显，之后又与官场的权力争斗结合起来，形成写实性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官场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与反腐小说难解难分。
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一些涉及贪腐与反腐题旨的小说，不仅以触及高层人物和敏感领域显现出作家的锐意与勇气，而且由反腐入手，深入到贪腐者与反腐者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从价值观的错位、人生观的博弈等精神的层面，探悉了腐败现象的前因后果，多方面地深化了反腐小说的题旨。这类作品中卓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主要是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陶纯的《一座营盘》、宋定国的《沧浪之道》和余红的《琥珀城》等。
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在采访手记式的纪实性叙事中，涉及省长欧阳万彤的方方面面，都与“反腐”不无关系，却又远远超越了“反腐”本身。作品里的主人公欧阳万彤是从基层干部一步步升到省长高位的。但这个过程却危机四伏，充满凶险，因为环绕着他的贿赂方式无奇不有，行贿者也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这些都令人防不胜防、难以抵挡。可以说，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并与之巧妙地进行斗争，是他最为日常也最为艰巨的任务。而他所以能够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是因为他时时告诫自己：随着职务的上升，“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这样的不想成为一个罪人的告诫，实际上正是一种为官清廉的基本理念。这使他虽非反腐的英雄，却是拒腐的斗士，这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要更为难得。这个人物形象，在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有其正向的独特性，也有其艺术的典型性。
陶纯的《一座营盘》，以两个一同入伍的战友的对手戏，触及到部队在一个时期熔炉与染缸兼有的两重性，这样浑象的环境氛围，既可能使奋进者得到锻炼，也可能使投机者得遂其愿。耿直而憨厚的布小朋，只想在部队好好打拼，实现献身军队建设的人生理想；而一同入伍的孟广俊，则削尖脑袋投机取巧，利用一切机会打通关系，营造利益链条与人脉关系。事实上，一身正气的布小朋处处碰壁，而一身邪气的孟广俊则顺风顺水。作品在两个人没有硝烟但又惊心动魄的争斗与较量中，更多地揭示两个人分道扬镳背后的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作品的新异与深刻之处，不只是大胆触及了部队系统一个时期的特殊矛盾与腐败问题，而且在直面反腐现实时，没有停留于表面现象的揭露与鞭笞，而是把眼光投向人物的精神层面，深入透视主导着人物言行的信仰反差与信念博弈，这不仅使作品里的人物更具立体感，更把反腐题材的写作在思想内涵的层面上给予了有力的深化。
宋定国的《沧浪之道》，以南吴省的省会城市江河市为舞台，既塑造了为人耿直、为官正直，“在反腐问题上六亲不认”的市委书记李毅的正面形象，又描画了“深谙政治潜规则，善于经营的隐形贪官”省长祝一鸣的反面形象。真理在手的李毅和支持他的省委书记黄春江常常对心术不正的祝一鸣无可奈何，是因为祝一鸣从当县委书记开始，就一直为着自己的谋官争权苦心经营官场的人脉关系，相继攀上了位高权重的中央“老首长”和德高望重的北京“老太爷”，以此作为自己进行政治运筹的稳固靠山。正因为有“老首长”的招呼、“老太爷”的余威，仗势弄权的祝一鸣不仅无人阻拦，而且“带病提拔”，当上了经济大省的省长。在行贿与受贿的描写上，作品与一般的反腐题材作品不同，主要以祝一鸣对“老首长”奉送高价文物，对“老太爷”经常高唱颂歌，写出了当下高层官场腐败的新形式——“雅贪”与“雅贿”。因为作者心怀义气，笔力硬气，作品在正与邪的较量中，充满了豪气与正气。
余红的《琥珀城》主旨是在讲述房地产企业家杨奕成如何由“五铺场”起家立业，逐步建立“琥珀城”的地产王国，而后又深陷资金短缺等困境的故事。在这一地产故事的背后，却揭示出了主宰地产江湖的看不见的大手——“关系”。商界的杨奕成、罗立耀、宋小娇，政界的周明远、关远山，服务界的秦小金等，都是通过“关系”勾连起来、密切互动，成为“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在无形中构建欲望与利益互通共享的小团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无形中使商业、产业、行政原有的规则黯然失效，使该有的权力职责失了形、变了味，成了可以拿人情去攻取、拿资本去换取的交易。找人与被人找，求人与被人求，事实上成为“琥珀城”的另一重社会真相。作者由此提醒我们：这种深隐于病态现实背后、由传统习惯与人际观念构成的“关系”痼疾，是房地产业动荡之根，更是社会腐败之弊。把人们沉浸其中又习焉不察的“关系”病灶揭示出来，让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正是《琥珀城》的深层意义与重要价值。
三 情感疲态的深度审视
爱恋作为人性之本能、情感之结晶，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书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这正如凡·高所说的那样：“爱之花开放的时候，生命便欣欣向荣。”但爱恋又如人生中的长跑，既需要经验与技巧，更需要激情与体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与爱情，就是这样在博弈中互动，在互动中前行的。2015年的长篇小说，不少作品都集中描写了爱情与人生的内在关联与相互影响，尤其对中年男女的爱情疲惫中的困惑与迷离、自省与自救，观察细切，别有洞见，写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遭遇到的新的问题，也写出了这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特有色彩。这些作品中，尤以张者的《桃夭》、弋舟的《我们的踟蹰》、韩东的《欢乐而隐秘》、薛燕平的《作茧》最为突出。
张者的《桃夭》，从某大学的法学研究生群体写起，由他们重返校园参加同学会想找到过往青春的痕迹，但看到的却是面目全非的景象，作品的镜头由缭乱的校园摇向波动的社会，镜头渐渐聚焦到人到中年的邓冰，由邓冰大学时期的陷入三角恋，之后与张媛媛的离婚、与白涟漪的闪婚，讲述了一群曾心怀文学热忱的法学专业大学生30年后在人生与情感上的双重危机。单从职业上看，他们都堪称业内的成功人士，但爱情的失意与婚姻的失败，却搅和得同学关系满目疮痍，各自的人生未能遂意。爱的意愿依然炽热，爱的结果却十分惨淡，都源于爱的能力越来越低。邓冰个人的难题，实际上已成为当下中年男女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作品在寻找友情的同学会却生发出同学之间的许多嫌隙，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日常生活中的偷情、行贿等情节中，寓含了令人思忖的反讽的意味。隐含于鲜活的生活故事中的反讽，潜伏于字里行间的诘问，使得作品充满了反思性与对话性。
弋舟的《我们的踟蹰》由女主人公李选纠缠于张立均和曾铖的三角恋情而难以自拔，写出了都市男女由时空距离、性爱分离，造成的精神的迷茫与情感的踟蹰。女主人公李选离异后带着小孩重新开始工作，很快就陷入了与现任领导兼情人张立均和昔日小学同学、如今是画家的曾铖的情感纠葛当中难以自拔。周旋于张立均和曾铖之间，李选在不停地犹疑和判断，而两位男士也在与李选的交往中，时时踟蹰，时时追问。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是，在人到中年又步入焦躁的时代之后，是否还可以相爱？应该如何相爱？他们在行动上一再踟蹰着，也在心里不断地探问着。作品的叙述细密绵长，释发出的意蕴也余韵悠长。是什么让人踟蹰不前，能否走出踟蹰状态，踟蹰看似是困境一种，其实又蕴含了多种可能。在写作这部作品时，作者的姿态从容不迫，文字也细密绵长，这使人物的微妙情感有声有色，人物的心理活动可触可感，作者擅于描写人之情性、透视人之心性的不凡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在林果儿、张军、齐林的三角恋爱故事的叙述中，引人入胜的现实性中隐含了令人迷离的超现实性。林果儿在与张军的同居生活中先后七次堕胎，他们听从好友秦冬冬的建议，前往须弥山祈祷超度小婴灵。途中结识富商齐林，齐林对果儿一见钟情，张军希望林果儿接近齐林以便骗钱。齐林在与林果儿的交往中发现她的不轨意图后提出分手，但身体和情感生活也被彻底拖垮，当林果儿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齐林，并欲与之生子结婚之时，齐林却殒命悬崖。在秦冬冬的开导下，她决定与张军结合，让齐林的灵魂回归到她的腹中。小说故事是现实性的，味道却是寓言性的。镜头看似对准着当下男女的爱情迷茫，扫描给人们的，却是当下社会存在着的同性恋、堕胎、素食、宗教迷狂等“非常规”因素，乃至存在之荒谬。林果儿的爱恋发生在这样一个缭乱又暧昧的氛围，确实也很难正常。作品以轻松的文字表达忧伤的情感，以敏动的感觉寓含隐秘的体验，显示出作者在看取人生和把握爱情上的内敛与老辣。
薛燕平的《作茧》，以人到中年的女编辑周玉瑾在疲惫婚姻中的爱情出轨，细切入微地透视了中年女性在工作事业、婚姻与家庭等几重压力之下的悄然变异：更年期的到来使得她性情大变，为人恪守妇道传统的她醉酒之后又与男同学发生了一夜情。家人和男同学都没有把她的一夜情当成一回事，而她却怎么也走不出来，总是纠结于没有爱情就不会有一夜情，有了一夜情一定就是爱情。这是立于传统观念的守成，还是为一夜情寻找理由，抑或是对婚姻疲惫的无意识反抗、精神压抑的自我释放，确实都不好简单判定。与周玉瑾的这种情感迷离、精神撕扯相联系的，是她所在的出版社由于经营不善，面临被收购的危机；丈夫范磊由于交友不慎，差点被卷入反腐风暴。面对内忧外患，她为之焦虑彷徨，却也渐渐坦然并坚韧起来。作品以轻松而有趣的文字，书写一个沉重而有味的故事，看似是在为中年知识女性吟唱一曲挽歌，但挽歌之中又显然暗含了颂歌的成分。
四 乡土现实的内蕴拓展
乡土题材在当代长篇小说写作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与现代中国是由乡土社会逐步发展而来有关，也与作家们更为熟悉乡土生活和深怀乡土情结有关。但在2015年，有关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数量明显减少，而出自小说名家之手的乡土小说更是凤毛麟角。但乡土生活并没有淡出小说家们的视野，乡土文学的书写也并没有退场，另一些相对年轻的实力派作家，从他们的立场与感受出发，用并非传统的视角打量乡土现实，用不无新锐的眼光看取乡土变异，他们或主写乡土持续变动带来的种种社会性问题，或书写乡土文脉与文明在女性身上、家族之中的延宕与承续，以对乡土现实的内蕴的深度开掘，使乡土小说写作呈显出了新的活力。这类作品中，值得关注的作品有王华的《花村》、周瑄璞的《多湾》、刘春龙的《垛上》、冯积岐的《关中》等。
王华的《花村》，从女性作者看女性乡民的角度，揭示出当下农村在变异中给人们带来的种种隐痛。那些都爱以花朵命名的花村女人，却没有享受到如花的人生，相反却各有各的不幸：李子在男人纷纷进城之后，离了婚并选择了与留守村里的木匠等开发一起过活，但等开发也进了城之后，她便失望地放纵自己；栀子以数硬币、喝酒化解男人走后的亏空，她选择了与李子不同的对抗方式，她喜欢用“心”为自己的生活设定范围，她对傻子部落的好、对于张久久的宽容、对于张大河的敬爱，使她成为了花村的女人中最特别的一个。但即便如此，她也选择了进城，因为“人去了家就有了”。作品描述了花村女人初尝了男人进城挣钱带来的兴奋与憧憬，又承受了男人从城里带回的身体梅毒和心理颓败，直至男人们把回家当成驿站，她们也终于决定走出村庄。作品由乡村女性的遭际，触摸她们的心性，叩问他们的命运，真实无欺地揭示出当下的农村，在生产与生活都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日益呈现出的空巢、空床与空心的困境，及其派生出的新的社会矛盾与心理问题。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与热爱，对农村女性的同情与理解，使得作品故事真实而生动，人物鲜活而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使两者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桴鼓相应。
周瑄璞的《多湾》，雄心勃勃地书写了豫中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而把整个故事串接起来的，却是媳妇熬成婆的乡间女人季瓷。季瓷自嫁给章守信之后，就一心一意地生孩子，过日子，本分为人，勤俭持家，尽自己所能养家糊口，教儿育女，使并不富绰的章家，穿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与风雨，成为人丁兴旺的、四代同堂的大家族。季瓷的人生信条通俗又凝练，简单而实用，那就是“忍字没有饶字高”，“省的就是挣的”。她精明又豁达，坚韧又耐劳，善良又勤谨，朴直又细腻，她既是中原劳动女性的杰出代表，又是中原乡土文明的典型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主要是以季瓷对乡土大地的深谙、热爱和持守，对乡土文明的承继、运用与传播，来着意表现女性与乡土的内在缘结，以及女性与家乡的密切关联。无论是到外地工作的，还是到别处上学的，章家的后人总会梦见奶奶季瓷，从而在情感上得以还乡，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从妻子季瓷，到妈妈季瓷，再到奶奶季瓷，一个平凡乡间女性在岁月的沧桑流变中，释发出了自己惊人的能量，也使自己闪耀出不凡的光彩。
刘春龙的《垛上》，以江苏里下河地区的垛田为背景，以农村青年林诗阳的成长为主干故事，联结起历史的风云变幻、垛上的风土人情。出身于普通农家的林诗阳高中毕业之后，有过许多的憧憬与向往，但因种种人为的原因均未遂愿，只好回乡当了农民。但天无绝人之路，他因习得一手好字，又有好的文笔，渐渐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赢得了一些机遇。他由写通讯报道稿起步，开始一点点地改变命运。虽然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好心人的热心帮助下，林诗阳由村支书升任镇书记，最后还当上了县人大主任，但这个过程却充满坎坷，跌宕起伏，根由就在于他置身的垛上这块土地，由乡情、友情、爱情以及父母一辈的隐秘私情，共同构成的繁复的人际关系与氤氲的人情氛围，过于波诡云谲，令人难以看清，更令人难以把控。因此，这个以林诗阳为主角的垛上故事，既是令人感慨的林诗阳的个人成长史，也是意味丰厚的以垛上为样本的乡情社会史和乡土政治史。作者深谙垛上这块土地的社情、民情与风情，作品在对生活细部的揭示上，对人物内心的探悉上，都细针密缕，颇见功力。
冯积岐的《关中》，与他之前的小说在写法上明显不同，那就是以写实的姿态，散文的笔法，书写故乡留给自己的深刻记忆，自己在家乡的成长经历。这些纪实性的散记，分别以印象记的形式，塑造了祖母、春娟、六婶等一批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示出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在总体上描绘出了“陵头村”祖孙三代农人半个世纪以来由家族变迁、爱恨情仇和个人命运交织构成的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还可以看出，无论是述事，还是写人，作者所关注的都是事象底里的文化与文脉，人物内里的精神与精魂，以及土地之性与人之本性的相辅相成，关中乡民与关中乡土的相互印证。作品在大跨度的时空，大容量的故事里，寄寓了自己对于时代、对于人生、对于人性的独特的思考与深切的体悟，并把这一切化合为坎坷曲折的人生故事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立体化地呈现出来。较之作者以前的作品，这部《关中》显然感觉更为灵动，文笔比较优美，饱满的情感流淌于字里行间，令人读来可触可感，读后余音绕梁。
五 抗战题材的艺术刷新
抗战题材一直在当代小说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当代文学红色题材的主要资源与重要支撑。201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明显增多，构成了年度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热点。
但2015年的抗战题材作品，并非为了纪念的应景之作，这些作品或基于丰盈的史实与坚实的史料，以回到历史现场的纪实手法，以宏微相间的生动画面，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或依托艺术的想象，由独到的切口和别样的主角，写出了残酷抗战中善与恶、美与丑的殊死较量。较之以往的抗战题材书写，这些作品在题材上、写法上，都有相当程度的艺术刷新。在这一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何顿的《黄埔四期》、黄国荣的《极地天使》、曹文轩的《火印》等。
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建立于作者长期以来的史料搜集、实地踏访与史实探微的基础之上，是他有计划又有准备的军史系列写作的最新一部。因此，这部三卷180万字的纪实小说，堪为有关抗战时期国史、军史、党史与战争史的集大成之作。立足于全民族抗战的大立场，放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使得作者站高望远，仰观俯察，以一次次重大战役战斗为轴，又以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为经纬，突出反映并全景式地记叙了1937～1945年这八年抗战中的主要战役战斗，又全景性地描绘出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地位作用，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作用，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各阶级、各政党、人民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共赴国难，浴血奋战，不屈不挠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超越了抗战这个题材本身，具有更为丰沛的历史的内涵与精神的内蕴。由此也可以说，它并非史著，却胜似史著，它属于文学，又超越了文学。
何顿的《黄埔四期》，作品的主角是毕业于黄埔四期的两位国军将领——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贺百丁中将、国民党云南机场守备司令谢乃常少将。故事的主线是抗日战争时期与建国之后时期的两个历史阶段。两个人物的故事交织，两段历史的相互交错，既从历史现场的视角反映了抗日战争的严酷与惨烈，以及抗战对于人的命运的改写，对于民族血性的激发，又从历史延宕的维度，描绘了贺百丁、谢乃常以及他们的家族，在时代风云里的困惑与迷茫，郁闷与怅惘，无奈与无常。站在战争反思与人性审视的独特角度，使得作者把战争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与置身其中的人们的个人命运的双重改写，揭悉得栩栩如生，又使得作者笔下的战争富于日常化，人物富于人性化，战争烟云与历史风云如此水乳交融地凝结在一起，使得作品读来意蕴丰厚绵长，五味杂陈，余韵令人思忖，耐人寻味。
黄国荣的《极地天使》，把镜头聚焦于一座侨民集中营，描写苗雨欣等人面对日本宪兵灭绝人性的肆意摧残，以及饥饿与疾病的死亡威胁，挺直脊梁，奋起抗争，依靠许子衡的鼎力支持，格拉斯特、戴维斯、托米等侨民的积极自救，在集中营展开了一场反饥饿、抗迫害的秘密大营救。作品在反差巨大的画面和对比强烈的叙事中，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正义与邪恶、人性与兽性的殊死较量，以及敌、我、友三方均付出惨重代价后的命运转换，以由弱渐强、悲中有壮的音符奏响了一曲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雄壮凯歌。无论是从集中营的特殊场景上看，还是从外国侨民的人物群像上看，抑或是从写法的善恶博弈、美丑对峙上看，这部作品都对传统的抗战题材有一定的突破与超越，对抗战生活的书写有着自己的发现与添加。
曹文轩的《火印》，主角是乡间少年坡娃和他的小马驹雪儿。雪儿与坡娃一家，原在野狐峪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但抗战爆发后雪儿被强行征走，身上留下了一枚日本军营的火印。日本军官用各种手法驯服雪儿，但雪儿就是不肯屈从，结果被迫去拉炮车。经历战火和苦难后，坡娃终于带雪儿回到了野狐峪，但雪儿身上的火印，却成了它的终身耻辱。作品有力地突破了原有那种“战争的暴力美学的套路”，以童趣的眼光，拟人的手法，释发出诗意的情怀，展现出了人类共通的、童年时代的善良、纯真、悲悯和宽怀。作者通过作品告诉人们，战争小说可以写得高歌入云，也可以写得余音绕梁，而由此凸现出来的战争观是战争毁灭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毁灭掉的是善与美，毁灭掉的是文明，是人的一切。
这篇概述因为选取了现实人生观照这样一个偏于现实主义写作的维度，2015年间一些非属现实性题材和故事性叙事的作品，在文章里就很难提及和论及。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作品也许在题材上和写法上，既别具新意，又富于锐意。如王安忆的《匿名》李杭育的《公猪案》陈应松的《还魂记》艾伟的《南方》等作品，或者带有寓言意味，或者借助亡灵叙事，在许多方面都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把这样一些作品汇集进来，201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拓进与整体风貌，才会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也更为充实丰盈。这其实也向人们表明，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总体态势中，从题材和写法上看去，确实是在接近着百花齐放的状态，体现着花团锦簇的走势的。
（本章执笔 白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