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国国王乔治四世
1827年，约克公爵逝世。他所经历的丧妻之痛在拉特兰公爵夫人的安慰下减轻了不少，他死后，留下了未完成的规模宏大的斯塔福郡府和200万英镑的债务。3年之后，乔治四世也去世了，克拉伦斯公爵接替了他的事业。很显然，新的王后不可能再生育了，因此维多利亚公主被议会看做假定的继承人，肯特公爵夫人的年金也比5年前翻了一番，现在又额外增加了1万英镑作为公主的生活费用。如果国王在她女儿成年之前就死了，她会被任命为摄政王。在这个时期，国家出现了很混乱的局面。曾控制英国40多年的托利派[4]的势力突然之间瓦解了。在接下来的大动荡中，似乎保持了几代的传统就要断裂了，似乎在盲目固执的反动派和其敌人的坚决的暴怒之间除了革命就没有其他办法了。但是，妥协的力量获胜了：《改革法案》[5]通过了。国家的重心开始向中间阶层转移，辉格党开始掌权，国家披上了自由主义的色彩。这种事态发展的结果之一便是肯特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她们从反对派的被保护者变成英国多数党的“活财产”。从此以后，维多利亚公主成为中产阶级胜利的标志。
另一方面，坎伯兰公爵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改革法案》削减了他的势力。尽管他的丑陋依旧，但是他变得无关紧要了，并且不再有什么威胁了，他仍然是一个邪恶的叔叔——但只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罢了。
公爵夫人自身的自由主义思想并不深厚。很自然地，她跟随着丈夫的脚步，重复着丈夫聪明的朋友提出来的标语和她聪明的哥哥利奥波德的言论。她自己并不聪明，并不能非常清楚地明白《济贫法》[6]、奴隶贸易和政治经济学，但是她希望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同时她希望——热切地希望——维多利亚也能如此。她的教育思想来自于阿诺德博士，当时他的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首先，阿诺德的目标是使他的学生能够成为“最高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绅士”，之后是智力教育。公爵夫人深信，确保她的女儿成长为基督徒的女王是她这一生最大的责任。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她全力以赴。随着孩子的成长，她觉得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公主11岁的时候，夫人希望伦敦和林肯的主教对她的女儿做一次测试，并针对她的进步作出报告。“我觉得是时候了，”公爵夫人在她亲手起草的信中解释道，“应该对过去做的事情检查一下了，如果在判断上有什么错误，现在可以纠正，未来的计划应该向公众解释明白……我几乎每节课(或一节课的部分时间)都亲自到场，照顾公主的那位女士非常称职，她帮助公主预习功课，应付各科老师，即使我自己做公主的家庭教师，也只能做到这样。在她达到一定的年龄时，她开始定期与我一起去做礼拜，我感觉她的心里有宗教信仰，由于受宗教的感染，具有反省意识的她很少有机会犯错误。”“她性格的一般特征，”公爵夫人补充道，“主要是非凡的智力，熟练接受信息的能力，就问题询问她的意见时，她有一种特别的敏感能够作出公正有益的决定。她坚持真理，这一点非常突出，以至于我坚信她的壁垒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主教来到宫殿，公主的测试结果令人满意。测试报告显示，“无论问她什么问题，公主都表现出对圣经史的主要特点以及英国国教所授基督教理念的主要真理和概念的准确理解能力。同时，她对英国历史上的年代表和重要事件都比较了解。一个如此年轻的人能够做到这样是非常了不得的。关于地理方面的问题和地球仪、算术和拉丁语法的使用问题，公主的回答也相当令人满意。”他们认为公爵夫人的教育计划已经非常完美，无须再改进了。同时，在询问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意见时，公爵夫人也同样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