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 贾谊：西汉初洛阳人，少年以才学闻名，得汉文帝召用，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由于老臣周勃、灌婴等人的排挤，被贬长沙，后悲郁而死。
- 非才二句：谓获得才学不难，如何自用其才学，才是真正的难事。
- 王者之佐：君王的辅佐，指贾谊具有担任执政大臣的才学。
- 可致之才：可以取得成功的才学。卒：结果。行其万一：发挥其才学的万分之一。
- 时君：当世的君主。
- 三代何以远过：意谓记载在儒家经典里的夏、商、周三代盛世的政教，也不比贾谊的主张高明多少。
- 汉文：汉文帝刘恒，历史上“文景之治”的开创者。
- 将之三句：用孔子之荆事，见《礼记·檀弓下》。孔子将到楚国去谋求官职，先后派弟子冉有、子夏去表明心愿。
- 孟子四句：事见《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离开齐国之前，特意在齐国境内的昼（今山东临淄）停留三天，希望齐王能召见他。
- 公孙丑六句：见《孟子·公孙丑下》，原文为孟子弟子充虞问孟子。豫，高兴。
- 绛侯：周勃，刘邦旧臣。刘邦死后，吕后专权，重用吕氏子弟，周勃等吕后一死，便率兵诛灭诸吕，迎立代王刘恒为天子（即汉文帝），跪上天子玺。玺：皇帝的印鉴。
- 灌婴：亦刘邦之旧臣，与周勃联兵诛灭吕氏，拥立刘恒。
- 高帝：汉高祖刘邦。
- 尽弃句：意谓抛开所有旧臣而信用新进之人。
- 优游句：从容交游，慢慢影响他们，获得深厚的交情。
- 立谈之间：马上。遽：急忙。痛哭：指贾谊《治安策序》所言，当今的政治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苏轼意谓，贾谊不必一上来就急急忙忙指责当局的错误，以致老臣们与之为敌。
- 观其四句：用贾谊过湘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被贬长沙，渡湘水，作《吊屈原赋》，以屈原的怀才不遇自喻。纡郁，忧愁。趯然、远举，高高飞去，谓离世绝俗。
- 遗俗之累：遗弃世俗的缺点，指才华杰出的人往往不通世故。
- 全其用：始终信用。
- 古今三句：用苻坚得王猛事，见《晋书·苻坚载记》。苻坚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皇帝，闻王猛之名，即召之，一见大悦，以为就像刘备得到诸葛亮那样。有些旧臣不服，苻坚将他们杀戮、贬斥，独与王猛谋划国事。
- 彼其句：苻坚任用王猛后，国势日益强盛，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国，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匹夫，指苻坚。略，夺取。
- 愚：我。
- 狷介之操：孤高的品行，不肯苟同世俗。
- 病沮：颓丧。
- 发：即指如何“自用其才”。
苏轼的贤良进卷由策、论各二十五篇组成，这篇《贾谊论》便是二十五论之一。
自司马迁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来，贾谊一直被当作“怀才不遇”的典型，历代以贾谊为题作的史论也不乏其数，内容大多对他充满同情。苏轼这篇却较独特，他指出这是贾谊自身的问题。他首先肯定了贾谊的才学，然后以孔、孟圣人的处世之道为对照，结合贾谊所面对的具体政治环境，分析其人生悲剧的造成，有本人器量不足方面的原因。因为器量不足，所以不能等待、不能忍耐，也不肯讲究方法避免冲突，结果不能获取施展其才学的机会。当然，文中也以苻坚信用王猛的事作对照，对汉文帝之不用贾谊表示了遗憾。两处对照用得恰到好处，体现出高明的写作技巧；而从贾谊自身找到“怀才不遇”的原因，从而在“才”之外关注到“量”的问题，也传达出宋代书生型政治家走向成熟的消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造成贾谊人生悲剧的原因当然主要不在其自身，但平心而论，在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没有很大改变的前提下，苏轼把贾谊的悲剧当作失败的教训，为有志于用世的人探讨一种更为成熟的处世之道，对当代和后世都有不小的启发。因此，这篇《贾谊论》在后代颇受选家的青睐，进入多种古文选本，至今传为唐宋古文的名篇。
然而，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贾谊论》探讨的处世之道也预示着苏轼自己的政治道路充满坎坷。他为贾谊设计的方案是：与那些老臣们搞好关系，获得其支持，然后“不过十年，可以得志”。不难看出，这正是苏轼自己的办法。眉山少年一反洛阳少年所为，与宋仁宗信任的大臣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从而获得了几乎整整一代前辈的赏识，初年的仕途十分顺利，既中进士，复举贤良，京城里的世家大族如晁氏、王氏，当代的名士如司马光等，都与他结交，似乎真的是“不过十年，可以得志”。但问题在于，这种良好的氛围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宋仁宗的去世，仁宗的旧臣们便面临着与继位的新皇帝宋英宗合作的局面，而并非仁宗亲生儿子的宋英宗在此不愉快的合作中忍受了不到四年便怏怏死去，接下来的宋神宗却是英宗亲生儿子，不需顾忌，自登位伊始，就陆续将韩琦、欧阳修等老臣们赶到地方官任上去，开始物色和培养自己的大臣。苏轼“优游浸渍”而建立的关系，换了皇帝以后，几乎全归无效。真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重组其政治核心集团，自是势在必行，而王安石变法恰恰与朝廷大臣的更换过程结合在一起，于是，以神宗、王安石为首，主要由年轻的官员组成的新政治集团得以在改革中急速崛起。在此形势下，被旧君、老臣们赏识和视为接班人的苏轼，反会随同老臣们被一起淘汰。幸而局面没有完全一边倒，结果形成了连环不断的党争，命运也就注定苏轼要随着党争形势的变化而升沉不定，走上一条充满坎坷的政治道路。
当然，《贾谊论》也认为，贾谊经不起政治打击，郁闷而死，为“不善处穷”，是不可取的。所谓“处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应付人生的逆境。而善处逆境，恰恰正是苏轼的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