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一
臣闻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是以天下虽乱，而圣人以为无难者，其应之有术也。水旱盗贼，人民流离，是安之而已也；乱臣割据，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权臣专制，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四夷交侵
，边鄙不宁，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数者，其于害民蠹国为不浅矣，然其所以为害者有状，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
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之所以大惑也。
今夫医之治病，切脉观色，听其声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热也”，或曰“此寒热之相搏也”，及其他，无不可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乐，问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则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矣。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望而惊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卤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
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赞《易》，称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观之，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断于中，群臣虽有伊、吕、稷、契，无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而后论所以为立之要云。
- 四夷交侵：国境四周的夷狄都来入侵。
- 边鄙：近边界的地方。
- 攘：排斥。
- 蠹：蛀蚀，败坏。
- 咨嗟：叹息。
- 皇皇：惶惶不安。
- 恍然：好像，仿佛。
- 扁鹊、仓公：古代名医。
- 去：去病，治好病。
- 掇拾：摘取。三代：指上古夏、商、周三代。遗文：此指儒家经典。
- 补葺：补充整理。汉唐之故事：此指前代事迹。以上两句是说，仅根据经史旧文，而不思考现实的局势。
- 涤荡振刷：清除旧习，振作刷新。
- 暴鸷：残暴、凶猛。
- 仲尼：孔子。赞《易》：为《周易》作传，旧传《易传》为孔子所作。
- 天行二句：见《周易》乾卦的象辞。乾卦代表天，象辞是《易传》的一种。句意是：天运动不息，君子也要像天那样自强不息。
- 块然：独立貌。
- 御：驾驭。
- 人主：皇帝。
- 乐致其死：甘于为之效命。
- 伊、吕、稷、契：上古时代的四位贤臣。
宋代建立的完备的文官体制，是以科举取士为基础的。科举当中，除了进士、明经等通常科目外，也有根据朝廷的特殊需要，由皇帝临时下令举行的特别考试，谓之“制科”。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所应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就是北宋制科中最重要的一科，专门用来录取政治方面的优秀人才。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制科考试举行的前一年，应试者必须先向朝廷交上平时所作的策、论五十篇，考评合格后才可以参加考试。这五十篇策、论，当时称为“贤良进卷”，一般是由论和策各二十五篇组成。论一般以经典、历史、人物或哲学概念为题目，如《春秋论》、《唐论》、《韩愈论》、《性论》之类；策一般针对现实政治中的各种问题，如官制、朋党、财用、边防之类，展开讨论，提供建议。这样，一部贤良进卷，往往是作者的哲学、历史、政治、文艺等各方面观点的全面反映，就其实质来说，等于是一部专著，虽然现在大都只见于作家的别集，宋代时却曾有单行的本子，如苏轼、苏辙兄弟的《应诏集》，就是他们的贤良进卷。由于制科出身的官员较受朝廷重用，所以能文之士多应制科，如张方平、苏氏兄弟、李清臣、秦观等人都作有贤良进卷，曾巩的集子里也有一卷为作贤良进卷而收集的材料。现在看北宋的古文，其策论一体的名篇基本上都出自贤良进卷。
苏轼的二十五策，分为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其中策略是其政治观点的总体阐述，策别提供具体的措施，策断则专为如何对付辽和西夏的问题而作。《策略一》就是策略部分的第一篇，也是二十五策的开篇，所以纵论“天下治乱”与“方今之势”，提出宏观战略，就是要“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简单说就是要改革。范仲淹、欧阳修以来知识分子的高昂理想主义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苏轼古文那种海涵地负的大气，与辞锋凌厉的锐气，也初步得以展现。
这篇《策略一》也给今天的苏轼研究带来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苏轼政治态度前后变化的问题。按照他在《策略一》中的说法，他对现状很是担忧，并明确要求改革，但后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其间的矛盾，令今天的研究者觉得费解。实际上，自范、欧振起士风以来，仁宗朝后期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完全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取的，即便被今人认作“保守派”首领的司马光，也在为谋求更良好的政治局面而劳心焦虑。苏轼的同僚刘安世曾回忆说：“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记刘安世语）可见仁宗朝后期以来，改革的呼声曾充满朝野，这当然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舆论基础。然而，那些曾经呼吁改革的人，后来多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不独苏轼为然。因此，这段时期内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并不是苏轼身上的特殊现象，而是一个群体现象，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当然，呼吁过改革的人，也自有一部分是赞成王安石变法，后来参与到变法集团中去的。苏轼的同年进士吕惠卿、曾布，朋友章惇等，就是王安石的得力干将，以后成为“新党”的宰执大臣。连苏辙也一度被派入变法集团，参与讨论，只是后来议论不合，主动脱离了。年轻而有声望的苏贤良，为何与他的那些同年朋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下面这篇《贾谊论》，或许对解答这一问题有所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