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过去童子时读古文，所读传记文字都是短篇，如《史记》的《刺客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最长的也不过《项羽本纪》。唐代传奇，如《虬髯客传》《长恨歌传》则是小说，去真正史实太远。唐宋以至清代古文的传记文仍是短的散文。中国传记文章之长至排印成册者，似乎是开始于现代，但为数不多，其最为人所熟知者，我想是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本，即《武则天正传》及《苏东坡传》。这类文学创作之出现，与过去之历史演义小说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所受的直接影响还是来自西方的传记文学，英文著作中如詹姆斯·鲍斯韦尔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林肯传》《亨利·乔治传》等皆是。以中国历史之长、史料之富，写名人传记的背景和基础，可算极为有利。像林语堂先生这两本名人传记，写得实在好，但可惜我们所拥有的这类书实嫌太少。是否我们的学者、作家能接着再写出些本来？真令人延伫望之。

写传记不比写小说，可任凭想象力驰骋，必须不背乎真实，但又不可缺少想象力的活动。写小说可说是天马行空，写传记则如驱骅骝、驾战车，纵然须绝尘驰骤，但不可使套断缰绝、车翻人杳，只剩下想象之马，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所以写传记要对资料有翔实的考证，对是非善恶有透彻的看法，在资料的剪裁去取，写景叙事、气氛对白的安排上，全能表现艺术的手法。于是，姚姬传所主张的考据、义理、辞章，乃一不可缺。也就是说，传记作家要有学者系统的治学方法，好从事搜集所需要的资料；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的人生观，以便立论时取得一个不同乎凡俗的观点；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与想象力，好赋予作品艺术美与真实感，使作品超乎干枯的历史之上，而富有充沛的生命与活力。

在《武则天正传》的原序里，林语堂先生曾说明《武则天正传》的写法。我想其基本道理对这本传记也颇适用。他说：

“我不是把本书当作小说写的……书中的人物、事件、对白没有不是全根据《唐书》写的。不过解释说明之处则以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为方法。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借头脑的想象力而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

以上所说考据、义理、辞章三要点，林语堂先生做到了，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

林语堂先生的传记著作和他的其他文学和学术著作一样，都是用英文写的。若移植回国，自然有赖于中文翻译。他的Lady Wu，我曾在十六年前在中国台湾南部译成《武则天正传》，在高雄《新生报》上连续刊载，当时该报副刊由尹雪曼先生主编。现已由德华出版社出版。翻译此书时查证中文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名、官衙名、引用诗文等，费时费事，难之又难，饱尝其苦。因为有此经验，对《苏东坡传》的汉译自然十分慎重，对其引用之原文及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之困难者，多暂时搁置，容后查出补入。1977年夏，见宋碧云小姐译的《苏东坡传》出版，非常兴奋。文中对中文的查证，宋小姐做得非常成功，其仔细可知，其辛勤可佩，其译文纯熟精练可喜。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般译品文字，实有过之。拙稿既接近完成，不愿抛弃，乃续译完毕。原书中须加查考及引用部分中之尚未解决者，在感激的心情之下，便斗胆借用了。否则，拙译必致再拖延甚久，也许竟无脱稿之日，所以在拙译付印之前，愿向宋碧云小姐及远景出版社敬致万分感激之忱。

世界文学与学术名著译成外文者，多不止一个译本。我国之《论语》《道德经》；希腊之《伊利亚特》《奥德赛》；希伯来文之《旧约》与希腊文之《新约》；英国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我国即有朱生豪与梁实秋两译本）；最近黄文范及宣诚两先生之汉译本《西线无战事》，即在台先后出版——所以《苏东坡传》这部名著有两个译本，也是值得的。只愧我这件粗针大麻线的活计比不上宋小姐的细工巧绣那么精致。

本书虽属翻译，但力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诸如“当……时候”“假若……的话”“散步着”“有着”“被成功地实验了”“房子被建筑好了”“快速地跳”“公然地反对”“那些花朵”“诸位青年”“各位同学”“他（她）们”“它们”，“红黄蓝白和黑”等句法文词，全避而不用。人说话时，先写某某道，不先写对白，然后再补注某某说。一个人说话，不先说半句，中间腰斩，补入谁说道，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这种洋说法也完全避免。没有别的，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还有尽量不用“地”当副词符号，而以一个“的”字代之，自然“底”字更不愿用。

本书翻译时多承周素樱小姐代为整理稿件，溽暑长夏，代为到图书馆、书店去查阅疑难之处，助我良多，并此致谢。

本书翻译，时做时辍，综计前后，行将两年。译稿杀青，停笔静坐。偶望窗外，树叶萧疏，已见秋意。回忆童年，读书燕市，长巷深宅，树老花繁，四季皆美，秋天为最。今日寄迹海隅，又喜秋光如故，人健如仙。名著译毕，顿感松快，得失工拙，不计也。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

张振玉 于台北复旦桥燕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