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市文学与时代更迭
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分析，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综合了解的基础上。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导向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学的发展方向及特质。无论是北宋的“东京”、明末的“江南”，还是幕末的“江户”，皆是具有双重性社会特征的双重时代，只有认清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和历史风云变化的残酷性，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代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所以本书尤其把幕末明治初的社会、文化状况等列在研究范畴之首，并以社会变化的研究为背景，通过寺门静轩笔锋所指，对明治维新以前儒学界的腐败、官僚商人在社会中的世态人情等做重点分析。
第一节 汉文笔记小说
一、城市与文学
中日两国都有各自的历史和不同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有时相互交融，有时背道而驰。虽然历史推进的节奏不同，但其发展的规律却惊人地相似。
我国东汉至宋元，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迁都等，使全国范围内的编户不断迁徙。很多世家大族（也称氏族）或被卷入战争，或远离家乡失去原有土地被重新封地。他们通常是大地主和大官僚，凭借固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能在新的居住地继续位居政府要津并享有各种特权。在这一点上，日本江户时代如出一辙，将军家通过武力实际控制政权后给跟随的家族封地，建立各“藩”。这一方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使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商业发达。我国北宋的东京汴梁、日本幕末的江户城就是两国典型的大都市代表。
前述大氏族们占据权力中心，普遍住在城市中心或周边，并拥有优势城市资源，这就为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士族”可谓“士人化”的宗族，无论是我国的封建大地主还是日本的藩家大名，都属于这种士族阶层。而尊重、弘扬文学事业是其鲜明的文化品格。家族或士族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文化的传承。没有文化的传承，再显赫的士族最终也是以家道没落为多。故时人以为，士族子弟倘若丢弃了文化，不管其家世多么显赫，迟早会家道衰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这成为两国士族阶层的共识。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政权的巩固和延续，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军事保证，更需要强大的精神统治工具。我国的儒家思想就是代表，而且“不可避免”地传播到了邻国日本，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古代，文学是思想和文化传承最直接、最重要的载体。文学修养不光是当时社会的文化风尚，并且能够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重要尺度。从这点来看，中日两国的士族们皆爱好文学，精通文学，创作文学不仅能表现出他们的高贵风雅，对其仕途也有很大帮助，所以就不难理解他们对文学的热情了。
这种倾向不单单是在宫廷和士族大家内部，城市发展必然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町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学素养也必定会提升。这势必促使更加平民化描写城市文化生活的城市文学兴起。生活在通都大邑中的官僚士子、文人豪侠、商贾地主、手工业者以及僧侣歌妓等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物，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流传着形形色色的逸闻趣事。他们为市井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学作品是创作者意志的体现，大多数小说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独白，夹杂着的各种评论和批判实际上也是思想传递。城市发展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人们思想的开放性，没有人口结构和思想上的多元化发展，就不会有城市的发达与繁荣。于是，一批记录城市生活的笔记小说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城市生活状况的宝贵资料。
二、汉文笔记体小说的流布与影响
“笔记文”是一种较为大众化的文学艺术形式，起源于我国宋代。其文体不拘一格，文学样式广博，体式灵活多样，内容雅俗共赏，是极具表现力的文学形式。内容涵盖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道德、社会风俗、文字、考证、时事评论、湖光山色、风土民情、志怪传说、宗教迷信，等等。
“笔记”作为独立的文体名称始于北宋。文人宋祁率先把随笔记录杂事的文章结集命名为“笔记”。宋代笔记写作极为繁荣，作者众多，且身份覆盖面广，上至达官显宦，如欧阳修、洪迈等，下至普通百姓，如孟元老，西湖老人等。(1)郑宪春将其分为宋代大家笔记、宋代笔记小说、宋代野史笔记、宋代学术笔记、宋代山水园林笔记、宋代杂著笔记等几类。(2)刘叶秋在《历代笔记概述》中将宋代笔记分为三大类：小说故事类笔记、历史琐闻类笔记、考据辩证类笔记。(3)本书的研究对象《江户繁昌记》中有众多都市生活的描写以及各类事件的记述，应属于都市笔记范畴。
两宋时期的作者们笔记创作繁盛，其目的也各不相同。笔记文创作内容包罗万象，形式多样。这其中有的是为了保存史料，有意述说历史，补正史之不足。如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就是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做资料准备的史料汇集。(4)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云：“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5)也有为了休闲娱乐而作的，如张洎的《贾氏谭录》序中说：“公馆多暇，偶成编缀。”(6)欧阳修《归田录》中自序曰：“《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览也。”(7)还有将师友间谈论诗文、切磋学问记录下来的，如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序中称：“伯温早已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8)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曰：“闲接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9)
另外一类则是作者为了向后世读者宣扬宋代的礼乐文化以及城市繁荣的生活，并借以表现怀念留恋之情。如周密的《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的《西湖繁盛录》以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这其中尤以《东京梦华录》为代表，孟元老在其中叙写了当时东京汴梁的社会文化、民俗百态等。其中不乏一些传说志怪，笔法灵活，饱含深情，在南宋就广为流传并被不少作品模仿。除了之前说过的《西湖繁盛录》《武林旧事》以外，还有吴自牧《梦粱录》等，都有模仿《东京梦华录》的痕迹。《居易录》称《梦粱录》是“宋亡后追忆临安盛时风物，自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流，皆具似《东京梦华录》，而文不雅驯”(10)。
我国唐宋以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经济发达，城市文化繁荣发展。这其中笔记小说对市井生活的描写和记述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城市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宋代都市笔记是指以都城（汴梁、临安）为中心，从都市生活经验出发，以记录都市政治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要素为主要内容的笔记文，也是“士人阶层对他们失去的生活的追忆”(11)。
两国“易代”时期文学关系的对比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回望历史的窗口。我国先有刘歆、葛洪的《西京杂记》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后有余怀的《板桥杂记》，此类汉文小说悉数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坛影响卓著。进而日本派生出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与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等汉文作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这类笔记小说都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我国的这类古代城市文学传入日本，受到追捧并被广泛模仿，使当时的日本汉文学作品走向通俗，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具有很高的社会、文化研究价值。
《西京杂记》《东京梦华录》展示了当时我国古代都城的繁华。孟元老、余怀等作者从追忆中寻找心灵的庇护所，代表了“遗民”们的“没落情操”。《江户繁昌记》作者寺门静轩恰恰也是经历了幕府末期种种动乱，为表达自由思想而被幕府流放，一生颠沛流离。《江户繁昌记》从体例和形式上是仿《西京杂记》《东京梦华录》而著，《柳桥新志》在叙事手法及思想表达方式上受《板桥杂记》影响颇深，且是步《江户繁昌记》后尘。而《东京梦华录》对后世的影响也集中体现在《板桥杂记》上。可见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繁昌记”的诞生
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用狂体(12)汉文所作的戏作文学(13)曾经大肆流行。这便是描写从幕末时代到明治开化期社会激变的短篇作品集，以《江户繁昌记》为代表的“繁昌记”系列。“繁昌记”这种文学形式以饱含幽默的言辞来生动形象地描写彼时彼地的繁荣，作者或旁敲侧击，或直抒胸臆，对社会丑恶进行讽刺批判。从这一层面上来讲，“繁昌记”是报纸、杂志等新闻出版业的先驱。
“繁昌记”应是在汉文戏作文学流行影响下而产生的。首先是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代（1716—1745年），唐代孙棨的《北里志》等我国“狭邪小说”作品传入日本，遂在日本产生了“游里文学”(14)——模仿这类文学作品的汉文体小说（初期“洒落本”）。说到洒落本，《史林残花》［享保十五年（1730年）］、《瓢金窟》［延享四年（1747年）］、《两巴卮言》［享保十三年（1728年）］这些名字都非常中国化的作品，内容上更是典型模仿“对花街柳巷的风情以及不同妓女的品评”之结构，并且文中出现了很多参照中国版本的语句。但无论怎样，这些读本仍然是有正统古典文学素养的日本知识分子用汉文来创作具有戏谑风格的、描写花街柳巷的文学作品，不能否认有些奇怪的隔阂感。
另一方面，江户中期以后，用汉诗体吟咏讽刺滑稽而作的“狂诗”也开始流行，内容多是以当时都市中的名胜风景以及人文世俗为对象。比较典型的有腹唐秋人的《本丁文醉》［天明六年（1786年）］和方外道人的《江户名物诗》［天保七年（1836年）］等。散文方面则有像释大我的《浅草游文》［明和七年（1770年）］那样批判天明时代并兼顾狎邪描写的“戏文”出现。可以说繁昌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们借由初期洒落本的文体加以发挥，将其中饱含的文学趣味和批判精神相结合，用以吟咏风俗而产生的。以天保三年（1832年）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初编为开端，其后又有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和服部诚一的《东京新繁昌记》于明治七年（1874年）出版发行，并且当即成为畅销书。之后其影响很快扩散开来，日本各地相继出版了类似的描写当地风情的“繁昌记”。下面就是其初期的一些出版作品整理：
江户·天保年间：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共五编［天保三年—天保七年（1832—1836年）］
桧恒真种《浪华风流繁昌记》上·下［天保四年（1833年）］
中岛棕隐《都繁昌记》［天保八年（1837年）序、庆应三年（1867年）补刻］
明治时代：
服部诚一《东京新繁昌记》［初编—六编是明治七年—明治九年（1874—1876年），后编是明治十四年（1881年）］
高见泽茂《东京开化繁昌志》共三编［明治七年（1874年）］
荻原乙彦《东京开化繁昌志》初·二编［明治七年（1874年）］
成岛柳北《柳桥新志》［明治七年（1874年）］
松本万年《文明余志 田舍繁昌记》上·下［明治八年（1875年）］
石田鱼门《方今大阪繁昌记》初·第二编［明治十年（1877年）］
奥泽信行《大阪繁昌杂记》初·第二编［明治十年（1877年）］
松本万年《新桥杂记》［明治十一年（1878年）］
长尾无墨《善行寺繁昌记》共三编［明治十一年（1878年）］
可以说这些作品提供了大量对于当时社会和人们思想研究的资料，让我们能一窥彼时代文人们对于时代变革以及生活环境的思考。
第二节 “遗民”情怀与城市文学
小说类作品不可避免地会体现作者的思想诉求，著书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其依托。同样的地点，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代的作家笔下会千差万别。但有趣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者们，面对身边的社会变革，其记录的方式却惊人相似。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无论多少次的对照，却都不能避免悲剧重演。历史总在轮回，只是不会简单地重复。
孟元老、余怀、寺门静轩、成岛柳北，虽时代相异，身处不同国家，但有着大体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生存轨迹。笔者先介绍一下他们笔下的都市如何“繁华”，再研究是何种历史背景促成了他们进行此类文学创作，探讨作品为何会被广为流传。
一、孟元老与“靖康之变”
孟元老，号幽兰居士，其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对其身份也有多种推测。目前比较被认可的说法是根据《宋会要辑稿》以及苏辙等人著作，推测其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的族人孟钺，宋代文学家。无论其身份如何，从《东京梦华录》可看出孟元老对北宋都城东京相当熟悉。且他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说自己自幼随父亲宦游南北。宋徽宗崇宁癸未（1103年）来到京师，居住在城西的金梁桥西夹道之南。并且《东京梦华录》所记述的基本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年间（1102—1125年）东京的情况。可知孟元老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北宋都城度过的，不难想象其对汴梁的感情之深。
北宋时代的政治理念是重文轻武，士大夫以及儒者们位居“士农工商”之首。所以孟元老在东京汴梁的生活必然是自在逍遥。换个角度想，位居下层之人或是普通平民，也很难有时间和财力逛遍开封城的大街小巷，并且对市井人情以及各种娱乐了如指掌。东京汴梁的繁华，就是北宋国力强大、人民生活富庶的集中表现。由于王安石的变法，北宋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社会进入空前的繁荣期。但中国大地似乎无法摆脱盛极必衰的魔咒。宋徽宗后期，奸相横行，朝政混乱，农民起义不断，北宋开始由盛转衰。加上联合金灭辽，直接暴露了北宋军队的不堪一击，为亡国埋下了伏笔。终于，在金大举南下灭宋的时候，宋徽宗慌忙将皇位传给儿子。在继位的宋钦宗上位的第一年，也就是靖康年间，金人围困汴梁城，最终掳走了徽宗、钦宗两位皇帝，以及其他大部分皇族，史称“靖康之变”。
北宋亡国，给知识分子的打击是巨大的。无论宋徽宗的统治多么昏庸，汴梁城始终还是歌舞升平，表面上一派祥和。但金人入侵，大肆掠夺财物自不用说，不光是无数平民女子，连皇室后宫嫔妃、宗室妇女也被带走为奴为娼。“首都人民”从天上一下堕入地狱。孟元老也随着众多中原人士一起南下，避地两浙。我们不难想象他心中对故土的眷恋，以及对当时东京的繁华被毁于一旦有多么的痛心和惋惜。故国故乡之思时刻萦绕在众多北宋遗民的心头。
由此我们亦不难想象孟元老为何要著《东京梦华录》一书了。其书首先是将汴梁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详细构造展现给我们。然后详细述说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所从事的各种工作。对“早市”“晚市”甚至“鬼市”都有详尽的描述，各种艺人和“绝活儿”更是直接将读者拉入了彼时开封府的市街中。除此之外，连“都市志怪传说”也悉数尽收，不得不说《东京梦华录》为我们研究北宋的市井生活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资料。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北宋东京的繁华，也将遗民情怀寄予城市生活描写中，从而让我们对当时士人们的亡国之痛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和体会。
二、余怀的“反清复明”
北宋的“靖康之变”是汉民族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亡国。而后的元帝国虽然曾盛极一时，版图一度扩大至欧洲，但统治不到一百年便结束。其后取而代之的明朝，统治也一直很黑暗，人民受尽疾苦。历史总有很多巧合，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明朝灭亡，满族人入关再次入主中原势不可挡，其后在南方建立了大小不一的抗清政权，史称南明。这和宋朝衰败史如出一辙。然而也正是有鉴于“靖康之变”汉民族遭受的奇耻大辱，明末时期的士大夫们皆以与满族人和谈为耻，抗争是汉人的主基调。余怀就是至死不愿降清的忠烈知识分子代表之一。
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余怀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流传也最广的当属《板桥杂记》。其内容是写作者在南都旧院的各种见闻。当时虽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但金陵城却依旧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致。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有不少狭邪描写，但实质反映出的是当时统治阶层生活的奢靡腐朽。官员士大夫身居高位而终日麇集在骄奢淫侈的环境中，怎能不贪生怕死、丧失民族气节？即便是学子文士也由于党争失意而沉溺酒色。(15)这样的政权又焉能不亡？
余怀明确在《板桥杂记》中说自己的叙述是“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16)。所以书中虽有对妓女的描写，但主要体现的是她们不投降清军以求苟活，英勇抗节而死的气概。偌大的金陵城，繁华至极，却由于清军的南下骤然土崩瓦解，其后烧杀抢掠以及残酷血腥的剃发政策，不知又使多少无辜平民遭受灾难。回想北宋的灭亡，余怀明确说自己是“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17)，所以我们在《板桥杂记》中能寻访到《东京梦华录》的影子，比如其对南京秦淮河畔十里南岸长板桥一带的描述，给我们展开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金陵风情画。这正如《东京梦华录》带给读者的是一幅动态的“清明上河图”。
明灭亡之后，面对清朝暴行，余怀不但要体味亡国之苦，还要经历丧家之痛。作为有节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不可能削发而归顺异族的。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乔装成道士流亡他乡。我们不难想象余怀生活的窘境，在清廷的通缉搜捕下必定是颠沛流离。然而即便如此，他还经常联系各地志同道合的友人，积极谋划抗清复明的活动。但终究历史无法倒转，自郑成功围攻南京城以失败告终，抗清势力的反扑也由高潮退至低谷。直至吴三桂将南明小朝廷的永历帝杀害，明朝汉人彻底复国无望。此时的余怀也不得不接受命运，转而进行学术研究和创作。他本人拒不出仕，始终坚守遗民身份，且作品大多用的是明朝年号，堪称知识分子民族操守和气节的典范。《板桥杂记》就是他晚年的作品，在完成此作之后的第三年他便驾鹤西去。
读起《板桥杂记》，脑海中除了极尽繁华的金陵城外，映入眼帘的还有风烛残年的孤独老人；在感叹江淮名妓的香消玉殒之余，体味到的是亡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酸楚与无奈。此时的城市文学中所饱含的人文情怀，也上升到了新层次。
三、幕末的寺门静轩
明治维新，这是在日本近代史上无比重要，在日本人心目中无比辉煌的时代。它改变了日本的落后面貌，从制度改革到政治体制的革新，使日本快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强国之路，也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同样有过一段封建锁国的历史。在以“将军”家为权力中心的幕藩统治下，18世纪以后，日本的封建领主制日益腐朽，生产停滞，民不聊生。资本主义萌芽在酝酿发展的过程中，和幕府统治阶级逐渐对立，矛盾加深。而当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也被俄国和欧美列强打破之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卫意识觉醒，尤其是中国当时的鸦片战争使知识阶层大为震动，民族自强独立的意识被激发。他们开始研究魏源等人的著作，并积极地寻求抵御外辱的谋略。(18)
日本历史上虽也是战争连绵，冲突不断，群雄割据的时代此起彼伏，但相对单一的民族，使其在文化思想上比较统一。日本非常善于学习并吸收汉文化，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从遣隋使、遣唐使开始，日本便醉心于当时的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向中国学习，知识分子争相竞比作汉诗文，儒家思想统治思想界，后来朱子学成为官学。这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日本人很善于向强者学习，日本社会也能够很快速地调转船头找寻前进方向。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因其“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19)，很快走完对西方文化“始而漠视、继而仇视、终而师视”的全过程。
寺门静轩所生活的时代是明治维新之前江户文化的“烂熟期”。德川幕府的统治将封建制文化推向了顶点。彼时代文人们终于可以摆脱一定的劳作，而一些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们也能通过文艺创作来养活自己，于是乎各类思想喷涌而出。究其根本是知识分子想要在矛盾重重的社会现状下找寻新的社会秩序和出路。他们对自我文化和思想的反思自不会少，所以对朱子学持批判态度甚至是反朱子学的各类学派也应运而生。《江户繁昌记》就产生于这样一个各类思潮迸发的时代背景下。它虽然不像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或者余怀的《板桥杂记》那样直接述说亡国之痛，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体会到的，依旧是作者对社会和民族危亡的担忧。
任何时代交替、社会变革过程中都会伴随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潮的剧烈变化。随着幕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封建社会走入了一个新阶段之后，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不可避免。于是很多下层武士开始失去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这正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产阶级的兴起在所难免。而日本的身份等级制度严格，商人没法改变自己卑微的地位，种种社会矛盾便逐渐积累起来，产生了各种丑恶现象。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矛头直指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很多时事进行讽喻。特别是对失去知识分子风骨的俗儒进行嘲讽，揭露其滑稽无耻的嘴脸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对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官厅知识分子有着很大震动。这种贴近普通市民的文艺表达形式随之大受欢迎，所以其后出现了一连串的续作、仿作。20世纪40年代，《江户繁昌记》曾被上海出版的《瀛寰琐记》转载，成为近代较早传到中国的日本汉文散文作品之一。(20)
第三节 几部城市文学的作者以及作品的关系
一、孟元老、余怀以及寺门静轩
从我国宋代的孟元老，到清代的余怀，再到日本幕末的寺门静轩，这些通过笔记小说对都市生活进行描写的作家们，都曾经生活在自己时代最繁华的都市中。孟元老的身份学术界虽有争论，但其在《东京梦华录》序中一开始就说：“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21)彼时代的人们逃难常有，但他却是“宦游南北”。我们可以想象孟元老一定是士族出身，虽不知道他其后是否进入仕途，但可以肯定他生活是富足的。而余怀的出身，同样是“书藏万卷”的知识分子家庭。曹溶《送余澹心远金陵歌》言：“余子闽中名士族，几年移住长干曲。”(22)可以看出余怀不光生活富裕，而且是名门出身。至于江户时代的寺门静轩，虽然不是望族出身，但其父亲是水户藩主管征税等庶务的官吏，所以其幼年的生活也应该是比较富裕的。由此，可以想象这三位儒者在各自时代的繁华都市生活中必是悠然自在、各得其乐。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给了他们学问上进取的条件，以及对自我世界反思的空间。从这一点上讲，孟元老、余怀和静轩虽然生活时代不同，但生活的轨迹却相差无几。
三位知识分子纵情于都市生活，他们虽不是社会的最顶层，却能够看到当时统治阶级奢华腐败的生活。彼时他们是上流社会公子，但也能接触到普通劳苦大众，看到贫苦之人被压迫和剥削的现实。可见在夹层中的士人们是当时社会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的重要观察者，这几位作者的城市文学作品也就成为对时代最好的记录。孟元老在我国文学界开创了这一先河，几百年后的余怀步其后尘。而日本的寺门静轩在受到我国汉文学和儒学影响的同时，接触了这些城市文学作品而受到启发，在日本汉文学界开创了基于我国笔记小说的日本“城市风物小说”文学。
孟元老生活的北宋汴梁，在金军的大举围攻下，人民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女真族的奸淫掳掠给当时的都城带来了悲剧性的一幕。其后明末余怀生活的金陵城也被异族铁骑践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亡国之痛，并且由生活奢侈的官宦士族一下变为政府通缉的前朝“逃犯”。这样的反差用“强烈”已难以形容，其内心的痛苦用“巨大”也很难表述。寺门静轩并没有像孟元老和余怀那样直接经历异族入侵的亡国之痛，但后来他家人纷纷去世。唯一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向静轩举债，他遂将自己身份卖掉而变为城市生活中的最底层武士。静轩随后仕途不顺又无法务农，从来没有过从商经验且不屑于从商，生活的困苦我们不难想象。三位文人都曾是花街柳巷的风流公子，最后却差不多都要流落街头，即使再怎样胸襟豁达，也难免会心怀伤痛。这也是他们要拿起笔追忆繁华，痛斥异族暴行，进行社会反思的直接动力。
二、《东京梦华录》《板桥杂记》和《江户繁昌记》
《东京梦华录》《板桥杂记》以及《江户繁昌记》三部作品出自中日两国不同时代的儒者之手。但无论是时代风貌、作者背景还是文字文体，它们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内在联系。对比这三部作品的异同，也就是将中日两国不同时代的相似“节点”来作对照，笔者由几个方面来作分析。
从内容上讲，《东京梦华录》无所不包，从北宋的都城建设、地理情况到当时的生活习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甚至是志怪传说都详录其中，可以说是当时北宋都市生活的百科全书、人们行事礼法的指南。《板桥杂记》在城市情况的介绍中能够看到《东京梦华录》的影子，其篇幅也短很多，将笔墨集中在了秦淮河畔的妓家会馆上，对当时的奢华生活从多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虽没有那么全面，却能够很好地抓住读者。此时的《板桥杂记》已将作品内容核心放在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的叙述上，应该说已经摆脱了《东京梦华录》的“记录”叙事方式而突出了人文情怀。《江户繁昌记》借鉴了我国两部笔记小说的形式，除了市井生活和人物故事的讲述外，还夹杂了不少调侃及对时事的评论。它从城市文学的角度出发，将加以润色和调整的笔记小说形式作为载体，发展成了具商业娱乐性的纪实文学。
从对城市生活的描述上讲，《东京梦华录》比较忠实地记录了作者所见到的情与景。孟元老在对汴梁城的构造和功能的描写上花了很大篇幅，这种现实主义的记录形式非常客观，并让读者身临其境。其后将普通人最平凡的生活状态通过对市集等商业活动的描写展现出来。其中各种节日活动、庆典或祭祀活动描述翔实，通过细节勾勒出了北宋都城东京的整体风貌。《板桥杂记》则明显不同于前者，余怀通过对一个阶层或者几个特定人物普通生活的聚焦——大到住所及其陈列，小到指甲及脂粉，来让读者展开彼情彼景的想象，从而使读者对时代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吸收了我国两部作品的经验，既有街景和各类庆典活动的展示，又有对不同阶层各种身份之人行为的描写。而静轩笔下作品中对各种人物的心理描写细腻，时而直抒胸臆，酣畅淋漓之感尤为难得。他不仅为读者展现了江户时代日本“町人”的生活状况，并且能够让大家深度体味和理解当时“町人”们的喜怒哀乐。捧起静轩的文字，带给笔者的常常是与现世相通的感触，相信通过本书的介绍，定能引起读者的反思与共鸣。《江户繁昌记》在《东京梦华录》和《板桥杂记》的基础上，为现代读者找寻到了一条能将历史与现实先撕裂再融合的文学道路。
无论是北宋的东京、南明的金陵城还是德川幕府的江户，如此繁华尽显的大都市生活中自然少不了青楼妓馆，狭邪描写更成风潮。《东京梦华录》中记录的汴梁城朱雀门外街巷以及潘楼东街巷等，是妓馆云集之地，当时被人们称为“院街”，但孟元老描写妓女的文字却少之又少。《板桥杂记》对于秦淮河畔的青楼以及旧院女子们的描写之详细毋庸敷述。余怀的目的是展现弱女子们的民族气节，借此来痛斥蛮夷之族的侵略，讽刺那些归顺清朝甚至助纣为虐的民族败类。我们的近邻日本进入文明世界也是新近之事，相对来讲于性的开放程度更大。尤其是“娱乐”的江户文艺作品中从来少不了风月情景。《江户繁昌记》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当然也少不了冶游狭邪的情节。其第一编中“吉原”一篇便是模仿其他记录江户吉原一地花街柳巷作品的翻版，它用汉文描述了被称作“游女”的妓女与客人间的“打情骂俏”等经典桥段，笔者在之后章节再做介绍。
三、作者笔下的狭邪
无论是孟元老、余怀还是寺门静轩，皆是望族仕儒家庭出身，兼具文学修养与仕人情怀，易代之后重名节而拒不出仕。作者们皆面对文化转型、社会变革与生活的大变动，这样的知识分子们势必要把不屈从于时风、抵抗外族入侵的精神寄托于文学作品中。几位儒者不约而同地在其中加入了狭邪描写来吸引读者，且成为他们对于感伤与旧物怀念的表达方式。《东京梦华录》中对汴梁一地的花街柳巷风物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板桥杂记》的主人公中，几位妓女更是占据了重要位置；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吉原”一段中，不光是对吉原一地有较为详细的考察和介绍，更是将游女与客人间发生的故事详细描绘到了打情骂俏的对话和肢体动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冶游叙述非常迎合当时大众读者的口味，为小说普及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且为我们考察古代城市的风俗行业发展提供了不少资料和依据。其起到了何种效果，待笔者其后详述。
《东京梦华录》中对妓家的描写，比较注重客观的衣着服饰、物品陈设等。到了《板桥杂记》就基本是以烟花之地的行业性质以及妓女介绍为主。余怀写的虽不是正史，但对于妓女的背景介绍和性格语言等有着较为翔实的交代，其文字内容没有露骨的香艳描写。这都体现了我国作者对于文学创作中的狭邪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深入。但是到了寺门静轩所生活的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文学或者其他艺术创作就要大胆开放得多。静轩在对吉原一地的描述中，参考了其他同类文学作品，在妓女和嫖客间故事的描写上着实用了不少笔墨。可以想象这对当时的读者来讲，见到需正襟危坐而习写的汉字来描绘狭邪，是非常新奇的事情。这必定能引起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町人”的关注，并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静轩笔下的一句“冷脚可恶”将他一下推到了世人面前，但也成为其作品被指“鄙猥淫邪”的直接原因而遭笔祸之灾（见第六章第三节“静轩受审”）。
这里的狭邪描写是儒生们对于繁华的追忆，也是对社会环境不满的委婉表达。从繁华到衰落让知识分子们猝不及防，自己的悲惨境遇又让人无尽哀伤和惆怅。生命和性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永恒的主题。然而若是小说中过于对狭邪进行描述，尤其是将其过分作为卖点进行商业文学创作，则背离了知识分子应通过文学作品给人以正面启迪和影响的原则。笔者不否认秦淮河畔或者吉原一地发生的故事很能够勾起人们的兴趣，但在文学创作中应把握真实，若用过多的笔墨对妓家品评大书特书，则有卖弄之嫌。
综上所述，中日汉文笔记小说作品中的冶游描写篇幅不少，这成为吸引读者的亮点，但影响并不能全部归为正面。不过这并不影响《东京梦华录》《板桥杂记》《江户繁昌记》这样的汉文笔记小说，作为古代城市文学的代表熠熠生辉。
(1) 张晖：《宋代笔记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2) 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9—429页。
(3)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4)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75页。
(5)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57页。
(6)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8页。
(7)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01页。
(8)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97页。
(9)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26页。
(10) 王士祯：《居易录》卷十七，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周笑添、周建江：《中国古代城市笔记小说的源、流、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12) 所谓“狂体”即带有幽默调侃性质的文体。
(13) “戏作”是指日本近世（1603—1867年）中后期诞生于江户的一系列通俗小说，包含读本、谈议本、洒落本、滑稽本、黄表纸、合卷、人情本等多种文体样式。
(14) “游里”便是妓院、花街柳巷之意，“游里文学”即描写花街柳巷相关故事的文学作品。
(15) 李金堂：《余怀与板桥杂记》，《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
(16) （清）余怀：《板桥杂记》，李金堂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7) （清）余怀：《板桥杂记》，李金堂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8)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19)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译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83—284页。
(20)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21)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第1页。
(22) （清）余怀：《余怀集》，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