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庭和求学生活
我的祖籍是波兰，名字叫玛丽·斯科洛多斯卡。我的父母都出生于波兰的农场主家庭。在我的祖国波兰，像我父母那样拥有一份不大的产业的中产阶级家庭有很多。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阶层，每个家庭之间通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波兰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来源于这一阶层。
我的祖父管理着一所公立中学，空闲时还要去农场里干一些农活。我的父亲非常勤奋好学，曾就读于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回到波兰，在华沙的一所大学里教授物理和数学。后来，他娶了一位与他志同道合的年轻女子为妻。那便是我的母亲。母亲年轻时，就担任了华沙一所女子寄宿学校的校长。在当时，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被看作是非常崇高而又令人尊敬的。
我的父母对他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并为此投入了全部的爱和精力。他们的学生遍布波兰，可谓“桃李满天下”。那些学生直到现在仍对我的父母心怀感激和敬仰。每次我回到波兰，遇到父母曾经教过的学生时，他们总会向我诉说对我父母的怀念。
尽管我的父母在城市里居住并从事着教育工作，但他们与农村的亲戚们始终保持着往来。一到放假，我就会去农村亲戚家里小住一段日子，这使我对波兰的农村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慢慢喜欢上了那里的生活。在乡下，我感受到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氛围。我之所以一生都钟爱乡村和大自然，大概与这段难忘的生活经历有关吧。
1867年11月7日，我出生于华沙，是家里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的大姐在14岁时不幸夭折，所以我们家只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哥哥。
大姐的不幸离世令母亲备受打击，痛苦万分，并因此患上了不治之症，年仅42岁便撒手人寰。母亲去世时，我年仅9岁，哥哥也只有13岁。全家人都沉浸在无法自拔的悲痛之中。
亲人的离世，是我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打这之后，我时常陷入忧伤、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我的母亲是那样的品德高尚、温柔善良，而且她博学多才、胸怀坦荡，在家族中有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很信服她。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对自己的信仰非常虔诚，但他们从不鄙视信仰其他宗教的信徒，也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母亲的一言一行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我深深地崇拜着我的母亲，母亲也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也格外疼爱我。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也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为了减轻失去妻子的痛苦，他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以及对子女们的教育上来。忙碌的日子，使他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再去伤心难过。一晃，母亲已经过世好几年了，可我们仍然感到不习惯，总是觉得家里缺少点儿什么，就好像少了灵魂似的。
我们兄妹几个很早就开始学习了。像我，在6岁的时候便入了学，我在班上的孩子中年龄最小，个头也最矮。每当有人到我们班来听课或是参观时，老师总爱把坐在第一排的我叫上讲台朗读课文。那时的我性格内向，胆子也很小。每次点我的名字时，我都紧张得心怦怦直跳，恨不能马上跑出教室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他对我们的学业很上心，也懂得如何对我们进行指导，但是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拮据，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从私立学校转到了公立学校。
当时的波兰首都华沙正处在俄国人的统治之下，波兰人过着贫穷而又屈辱的日子，其中最残酷的一面就是他们对学校和学生采取了严厉的管制与迫害。
波兰人办的私立学校都被警方监视，并且规定一律用俄语教学。这迫使学生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俄语，导致孩子们对自己的母语波兰语都不熟悉了。幸运的是私立学校聘请的老师都是波兰人，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母语消失，便想尽一切办法偷偷地让学生们多学习一点儿波兰语。这种私立学校都不准许颁发正式的文凭，只有公立学校才有这个权力。
所有的公立学校都被俄国人控制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压制住波兰人民的民族抵抗意识。学校里所有的课程都由俄国人用俄语讲授。由于这些俄国教师仇视波兰民族，所以他们对待学生也充满了敌意。有德行又知识渊博的学者都不愿意到这种学校去任职，因为他们对这种敌视无法做到熟视无睹。
孩子们身处这样的校园环境中，能否学到有用的知识真是很令人怀疑的。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环境会对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产生怎样的影响？学生们每天生活在这种充满敌意的监视之下，稍不留心说了一句波兰话，或是用词稍有不当，就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甚至还会殃及家人。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早早失去了他们天真烂漫的本性。同时，也把他们心底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了出来。在受异族欺凌和丧母之痛的双重打击下，我幼年时期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了无生趣。不过，在我的脑海中，愉快的事情总还是有的，比如说亲朋好友的聚会，它给我们原本苦闷的生活带来了安慰与希望。另外，我的父亲一生酷爱文学，他能够熟记波兰及外国的一些有名诗篇，他还经常把外国的优秀诗歌翻译成波兰文。有时父亲自己也尝试着作诗，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家庭琐事都被他写成了短诗，着实令我们赞叹不已。每到周末的晚上，我们都围坐在他的膝旁，听他为我们朗诵波兰著名的诗歌和散文。在他激情澎湃的朗读声中，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愫也在日益生长。
我从少年时起就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能够背诵出许多波兰著名诗人的大段诗作。在这些诗人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米茨凯维兹、克拉辛茨基和斯沃瓦茨基。当我日后再接触到外国文学时，这种爱好就更加明显了。我很早就学习了法语、德语和俄语，并且能够阅读这些语种的很多文学作品。后来，我觉得英语很有用，便又继续学习英语，不久之后我便可以阅读英文书籍了。
我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她的嗓音甜美，唱起歌来非常动听，她很希望我们能跟她学习音乐，但是我并不爱好音乐，所以就没有用心去学。自从她去世之后，就没有人再鼓励我、督促我了，慢慢地我原有的那点儿音乐知识也都荒废了。每次想起此事，心中总是十分懊悔。
上了中学以后，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我学起来很轻松，成绩也不错。每当我遇到问题时，便会向我的父亲请教。父亲热爱科学，并且在学校也教授这类课程，一有空闲时，他就会向我们讲述大自然的奥秘。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无法从事自己喜欢的实验研究。
假期对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的日子，我们可以住到乡下的亲戚朋友家中，在那儿没有警探的监视，我们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生活。我们在树林中追逐、嬉闹，有时还在广阔的田地间与农民一起劳作，心情真是无比舒畅！有时，我们甚至越过边境跑到加里西亚山中，那儿不属于俄国的统治范围，而是由奥地利人统治，他们对波兰人稍好一些。在那里，我们可以大声地用波兰语讲话，高唱爱国歌曲，也不必担心会受到惩罚或被捕入狱。
对于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我来说，初见山林格外兴奋，而且我也非常喜欢住在喀尔巴阡山的小村子里。在那里眺望远方，山峦绵延起伏，峻峭的山峰高耸入云；低头俯视时，又可看到静谧幽深的山谷和湛蓝的湖水夹杂其间，令人心旷神怡。这些湖泊都有自己风雅独特的名字，如一个湖泊的名称是“海之明眸”等等。但是，在我心中，仍对那一望无垠的平原怀有深深的眷恋，那里视野开阔，色调柔美，常使我的心灵为之颤动。
后来，父亲带我到更南边的波多尼亚度过了一次假期。在敖德萨，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后来又北上到了波罗的海。这些都是我年少时期的美好经历。但是，直到去了法国，我才真正地见识到大海的波澜壮阔。我一生都是这样：每次看到大自然的新景象时，都会像个孩子似的欢呼雀跃。
很快我们的学校生活结束了。但凡那些需要动脑筋的课程我们都学得很好，而且丝毫不感到吃力。我的哥哥从医学院毕业之后，走上了从医的道路，成为华沙一家著名医院里的主任医师。我们姐妹三人原打算像父母那样去当教师，但后来，我的大姐改变了主意，也像哥哥一样去学医了。在考取巴黎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后，她嫁给了一位名叫德鲁斯基的波兰内科医生。后来，他们夫妻俩到奥属喀尔巴阡山山区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创办了一家大型疗养院。我的二姐在华沙嫁给了斯查莱先生，她坚持了自己的初衷，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多年来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耕耘。波兰解放后，她担任了一所中学的校长。
中学毕业那年，我刚满十五岁，那几年的学习中，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不知是否是读书太用功，身体过于劳累的缘故，以至于我的身体发育比较迟缓，父亲便要求我在毕业之后去农村生活。在那里休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之后，我又回到华沙，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开始我本想去一所免费中学任教，但因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佳，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那时，我的父亲已经上了年纪，无法像以前那样辛苦地工作，收入很微薄，迫切需要好好休息。所以，我决定另找一份待遇好点儿的工作来减轻父亲的压力。因此，十七岁那年，我接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离开了家，独自一人去外地生活和工作。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可离家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我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十分低落，因为这意味着我要远离亲人，被火车带到要行驶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的远方。下了火车后，还需要乘坐马车再走上五个小时。车窗外的平原飞快地从我眼前闪过，此时我的心里也有些忐忑：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呢？
我前去任教的那家，其男主人是一位农庄主。他的大女儿和我年龄相仿，尽管她是在跟我学习，但后来她成为了我的伙伴。除了她，农场主家还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我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每天上完课之后，我们便一起去室外散步。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乡村生活，所以在这里我并不觉得无聊。这儿的景色虽说不上有多么秀丽，但却四季分明，使人感到快乐和满足。这个庄园有一种被认为是这个地区最先进的新式种植技术，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后，我便学会了这种种植技术，并且一直关注着谷物种植后的生长情况。在农庄的马厩里，我渐渐摸透了马的脾性，懂得了如何和它们相处。
转眼冬天来了，整个平原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呈现出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我们有时会驾着雪橇出门，可是原来的路都被雪掩盖了，我冲着雪橇夫大喊：“小心河沟！”驾雪橇的人却满不在乎地回答我：“我们就要冲向河沟了，别害怕！”话音刚落，雪橇嗖地一下翻倒了。不过，在雪地上翻倒还没那么可怕，反而给我们的远足增添了乐趣。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我们在田野里建造了一座奇妙的雪房子，我们可以坐在里面眺望远处玫瑰色的雪原风光。我们还经常到结冰的河上去溜冰，快乐极了！我们甚至希望冬天能过得慢一点儿，不要夺走了我们的欢乐。
由于我只给三个孩子上课，而他们并没有占据我的全部时间，于是我把村子里那些无法接受基本教育的孩子们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小班。热心的农庄主家的大女儿也时常过来帮忙。那些孩子的父母对我心存感激，但是说实话，这么做我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政府禁止所有这类活动，一旦被他们发现，我就很有可能会被逮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晚上的闲暇时间，我一般都用来学习。我听说有几位女性到其他国家深造学习，并且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成功，我下决心以她们为榜样，将来也要到国外去学习。
然而，在当时我还没有选择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虽然我对文学、社会学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是在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数学和物理。于是，我暗下决心日后要到巴黎去求学，现在我要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希望能攒下足够的钱，以备将来去巴黎学习和生活之用。
自学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有些困难是意想不到的。我在波兰中学所学的知识不够完整，与法国的中学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为了缩小差距，我按自己的想法买来一些书进行自修。虽然这种方法并不十分理想，却也收到了一些成效。我除了学到一些对日后有所裨益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养成了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后来，当我二姐决定要去巴黎学医时，我被迫更改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只能满足一个孩子赴巴黎求学，所以我们俩许诺互相帮助，先后完成学业。如此一来，我便一直待在这位农庄主家里，直到三年半后把我三个学生的课程全部教完。然后，我回到了华沙，那里还有一份类似的工作在等着我。
在新工作刚干满一年时，父亲刚好退休了。于是，我便回到父亲身边，与他一起度过了一年的快乐时光。在这一年中，父亲写了一些文学作品，我靠做家教获得一些酬劳来补贴家用，而且我一有空闲时就抓紧时间自学。
在俄国人统治下的华沙，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相比偏远的农村，这里成功的概率还会更大一些。其中，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可以进入一间实验室去做实验：这个小型实验室是市政府下属的一个机构，我的一位表兄刚好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除去晚上和周末，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进实验室里去做一会儿实验，而且通常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我按照课本上所讲的方法，实际操作了各种各样的物理和化学实验，经常会有一些预料之外的结果出现，而我也常因为哪怕一次很小的成功就兴奋不已、信心倍增；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因为缺乏经验而失败，令我感到很沮丧。正是经历了一次次成功与失败交替的过程，才使我更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成功的路上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由此也更加确信，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是有一定天赋的，我要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
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我加入了华沙的一个由热心于教育事业并有着共同学习愿望的波兰年轻人组织的学习团体，他们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个团体有着一定的政治立场，它要求自己的成员把服务社会、报效祖国当作自己的责任。在一次聚会中，有一位年轻人说道：“祖国的希望寄寓于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观念的加强，唯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努力自学，并竭尽所能地在工人和农民之间普及知识。”他的提议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于是大家商定：每天晚上向广大群众传授自己所学的知识。这足以看出，这个团体是一个具有爱国性质的秘密团体，该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好在参与者都做好了随时为祖国献身的思想准备。直到现在，我依然坚信，这个团体的参与者必将为祖国、为社会做出有积极而有意义的贡献。
我当时也参加了那个团体。成员们之间相互鼓励、相互切磋、互帮互助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欣喜与激动。由于活动经费不足，这个团体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是自始至终我都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那就是在当时的波兰他们那种爱国的理念和行动，无疑是推动波兰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
要想建立起一个美好的社会，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很好的教育，具备良好的素质，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所有人都必须尽力完善自己，并要共同分担社会责任，尽心竭力地投入到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去，并有效地去帮助别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文明进步，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这段时期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日后学习、深造的决心。虽然我父亲手头并不宽裕，但爱女之心促使他愿意帮助我尽快实现去巴黎求学的梦想。我的姐姐刚刚在巴黎结婚，我便决定前往巴黎求学，同她住在一起。父亲希望我学成回国后，再与他一起生活，但是，婚姻使我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没有再回到华沙，回到父亲的身边。
父亲年轻时就渴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一直未能实现。后来我在法国取得的成功，令远在华沙的父亲深感欣慰，因为我圆了他的梦想，所以即便我们父女二人离得很远，他也非常支持和关注我的工作。父亲对女儿无私的爱，令我终生难忘。后来，父亲住在我已婚的哥哥家里，作为一个慈祥的爷爷，他耐心地教育着他的孙辈，看着他们茁壮成长。1902年，他在年逾古稀之时离我们而去，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1891年11月，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进入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物理系学习。一到巴黎，姐姐和姐夫就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但我只在他们家里住了几个月，便另寻住处了。这是因为他们为了行医方便住在巴黎郊外，那儿距离我上学的学校很远，而我喜欢就近住宿，好省下时间学习。于是，我像许多波兰学生一样，租住了一间很小的房间，除了必不可少的家居用品外，别无他物。就这样我艰难地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
四年中，我在学习上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不可能一一讲述出来。我独自一人，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牵扯精力，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而学业上的进步又使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和欢乐。
说起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地艰难，因为我自己本身积蓄不多，家人们也没有多大能力帮助我。但并非只有我一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据我了解许多波兰来的留学生都有相似的经历。当时我住在顶层的阁楼里，冬天很冷，取暖的炉子又小，屋子里怎么烧也暖和不起来，而且还经常缺煤，所以每天一觉醒来，发现脸盆中的水都结了冰。为了能够睡得稍微暖和一些，我把所有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在这间小屋子里，我只有一盏酒精炉可以用来做饭，其他用具就谈不上了。为了省钱省时间，我有时只吃面包外加一杯巧克力茶，或者几个鸡蛋和一点儿水果充饥。家务方面也是我独自承担，没有别人的帮助，连取暖用的煤，都是由我一点一点费力搬上六层楼的。
在别人眼中，也许我的生活太过于清苦、乏味，但我却并不觉得有多苦，每天都沉浸在学习的乐趣之中。这段生活经历也使我充分体会到了自由与独立精神的宝贵。在巴黎这座大城市里，我一个人默默无闻，无依无靠，每天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但是我从不沮丧、消沉，也不觉得凄凉。虽然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很孤独，但我的整体心态十分平静，精神上又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所以即便孤独情绪来了也总能很快排解掉。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中，尤其是在刚开始时，我在学习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不得不承认，我从前的基础知识非常薄弱，虽然到这之前做了一些准备，确实很不充分，与法国同学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数学方面的差距更大，我不得不加倍努力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我把白天的时间分别用于课堂、实验室与图书馆，晚上就一个人躲在阁楼的房间里刻苦学习，我常常学到深夜还不愿意休息。每当学到新的东西，都会令我兴奋不已。科学奥秘就像一个新的世界渐渐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可以自由地驰骋在科学的海洋里，学习它们并且掌握它们，我已经深深地迷上了它们。
初到巴黎时，我有点儿腼腆羞涩，不爱主动与别人交流。在与大家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同学们一个个学习都非常认真，待人也很亲切，于是我开始同他们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与同学们之间的和睦相处，使我的心情舒畅，自然学习劲头也更足了。
在我就读的那个系里，并没有波兰来的学生，但是我同一个波兰侨民组成的小团体联系得比较密切。他们经常在一所简陋的小房子里举行聚会，谈论祖国波兰的各种问题，我也时不时地参与其中，抒发我对祖国的怀念之情。我们有时会一起外出散步，或者参加公众的集会，大家对政治保持着一种极大的热情。然而，在第一学年临近结束时，我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小团体。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以便尽快地完成学业。我甚至把假期的大部分时间也花在了数学的复习上。
我坚持不懈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成功地弥补了先前在知识方面的各种欠缺，从而能够与同学们同时通过了考试。189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物理学的结业考试；1894年，数学结业考试时，我的成绩位列乙等。我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
多年后，我的姐夫提起我那段艰苦至极的学习生活，总是开玩笑地称“那真是我妻妹一生当中伟大而英勇的时期”，而我自己也始终把这段时期的奋斗看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在这几年中，我孤身奋斗，夜以继日地埋头钻研功课，终于具备了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
在1894年，我初次见到了皮埃尔·居里。当时，我的一位同胞、弗利堡大学的教授打电话邀请我到他家去玩，同时也邀请了巴黎的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对这位物理学家很熟悉，也十分欣赏他。当我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时，我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静静地站在一扇朝向阳台的法式窗户旁边。他的头发是赤褐色的，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眉宇之间还流露出一种严肃又温柔的表情。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位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的梦游者。他看见我后，对我表示出一种质朴而又真诚的态度，仿佛对我有种特别的好感。初次见面后，我们谈得很融洽，临别时他向我表达了想再次见到我的愿望，还想和我一起探讨科学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不久，他就到我住的学生公寓拜访我，再以后我们接触多了渐渐成为好朋友。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以及献身科学的梦想和决心。有一天，他突然郑重地向我提出了请求，希望我能与他一起生活，共同实现追求科学的梦想。一开始我很犹豫并没有答应他，因为这将意味着我要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和家人，我不能仓促做出这种决定，必须要好好考虑一下。
假期来了，我回到波兰度假。那时，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要再回巴黎求学。直到那年秋天，因为一些事情，我再次回到了巴黎，进入了巴黎大学的一所物理实验室进行科研实验，同时着手准备我的博士论文。
我又见到了皮埃尔·居里。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与他接触比较频繁，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愈加密切了。直到我们彼此都确信除了对方以外，再也找不到更适合自己的生活伴侣时，我们便决定结婚了。1895年7月，我们举行了婚礼。
当时，皮埃尔·居里刚获得博士学位，被巴黎理化学校聘为教授。这一年，他36岁，已经是国内外很受欢迎的物理学家了。由于他只专心于科学研究，很少关注自己的职位、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他的经济条件很是一般。结婚前，他和年迈的双亲一起生活，住在巴黎郊区的西奥镇。
他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儿子，我记得他第一次向我谈起他的父母时，说他们非常和蔼可亲。事实上，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的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医德高尚的医生，为人豁达，性格坚毅；而他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皮埃尔·居里的哥哥，当时是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兄弟两人的感情很深厚，皮埃尔很敬重他的哥哥。我很庆幸自己进入了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家庭，而且在那里我也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举行了婚礼，我们俩甚至都没有专门去置办结婚礼服。只有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令我感到欣喜的是，我的父亲和二姐也从波兰赶了过来。
其实，我们两人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能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供我们生活和工作。我们很高兴地寻到了一处有三个房间的小公寓，打开窗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花园。我们的双亲为我们置办了一些家具；我们从一个亲戚那里得到了一笔礼金，我们用这笔钱购买了两辆自行车，日后外出远游可就方便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