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国语》《左传》记言综合研究
绪论
先秦时期，是一个注重立言的时代，也是一个善于记言的时代。从商周甲骨卜辞简单的人神对问、册命铭文和《尚书》中的帝王诰命，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君臣问答、行人辞令、百家争鸣、策士游说，可谓驰说云涌，多音齐奏。与此相应，镂诸金石、形诸简帛的记言体式则成为先秦散文普遍采用的表现形式。对此，闻一多先生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记言好比人物画，记事则如山水花鸟画，后者只是作为人物的烘托而出现，且作为偶然的点缀。”[1]朱自清先生在探讨中国散文的发展时也说：“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2]金克木先生在同古印度史诗的对话体相比较后，也得出结论说：“从文学形式的发展来看，对话体是很早就被应用于文学方面的。”而且认为在中国，这种对话体的影响可能比一般所承认的更大些。[3]因此，倘若承认先秦史传散文对后世文章的决定性影响，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该绕开这些古代先贤的口语和“演说”。况且，两千多年前，在当时“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的条件下，先人的这些言谈话语能够得以载录并传播至今，尤显弥足珍贵。然而，历代对于先秦散文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这些言说内容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征方面，而对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且影响深远的记言文体形态尚未给予充分的注意，例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且独立存在的人物言论？这些人物言论内部有何具体差异？言说背后透露了什么样的精神诉求？对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虑及研究能够更为深入、细致、切实，笔者仅拟择取先秦散文中记言最为集中且形态多样的《国语》《左传》两部史书作为代表，将文本中的人物言论置于具体的对话关系之中，通过比较对照，对这一话语秩序的生成机制、存在形态、言说功能及言说类型等方面做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 “记言”的界定
从广义上来说，由于文字是记录人类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显现形式，因此可以说，一切以文字方式载录人类言语活动的内容，均可称之为“记言”。但事实上，“记言”一词在先秦有其特定的内涵，而且，随着当时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记言”的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
“记言”一词，最早明确见载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4]这里，姑置“记言”“记事”分属问题不论，仅就“记言”而言，就明确昭示了三层内涵：一是指史官具体的书录行为，此属动词，即记录言论；二是专指以“王言”为主要对象的记言类史籍，如《尚书》，此属名词，即所记录下来的言论；三是指该言论具有“慎言行，昭法式”的垂范功能。因此，先秦时期的“记言”最初是指以书录“王言”为主要对象，以监督、垂范为主要功能的史官记载行为和记载内容。此后，尽管言说和书录的主体有所变化，但言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并未发生改变。验之史实，实际情形正是如此。如据《周礼·春官》“内史掌书王命”[5]，则知西周时期的王言大都由内史主书并“代宣王命”，《尚书》中涉及周王的大部分言论即内史书录的原始“档案”，“王若曰”则成为此类记言的最重要标志。它们都是周王“神道设教”的“讲话”，也是周初“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具有代天立言的意识形态话语性质，足以为世人昭立“法式”。春秋时期，伴随王权的衰落，王朝史官主书王命和主司典礼的职能也相应地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各诸侯国史官书录热情的空前高涨。他们承继“君举必书”的载录职能和代天立言的神圣使命，更多载录的却是一些贤君臣子的“嘉言善语”，因为这些言论崇礼尚德，为民立命，匡正君失，劝善惩恶，既代表社会的良知，也体现史官“昭法式”的文化精神，开后代士人“以道自任”的“道统”之先河。[6]至战国时期，“王官”学术进一步下移，士人兴起，私学日盛，诸子百家纷纷以“弘道”为己任，著书立说，力欲重构理想意识形态，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形成私家立言之高潮。对此“记言”的承传发展过程，钱穆在《〈西周书〉文体辨》中曾做过精彩的总结：“《春秋》为体，始重记事。……然上世记言之体，则固不因此而遽绝。抑且踵事增华，下散而至于列国卿大夫，如今《鲁语》《晋语》所收之类是也。更下而散至于私家之立言者，如孔门有《论语》是也。即下至战国，百家著书，仍不能尽脱古者记言之成格。刘知几谓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原注：《杂说》），是也。”[7]
因此，正如孟子所云“读其书”要“知其人”一样[8]，本书所说的“记言”也包括这两重内涵：一是指涉史官的具体载录行为，以探讨史籍的生成机制；二是指涉史官具体的载录“作品”，即历史档案或史籍，以探讨每类人物言论的各自特性。不过，在第二层内涵中，本书更侧重于阐发《国语》《左传》中那些崇德尚礼、具有明显经世致用功能的“君子”[9]言论，这是“记言”的主体，也是“记言”的主旨所在。
“言”一词，在先秦时期不是泛指脱口而出的话语，而是带有特定的内涵。《说文解字》：“直言为言，论难为语。”对于“直言”，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解释说：“凡言者，谓直言，无所指引借譬也。”[10]意指那些不需借助比喻就可率直传意的言说。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言语是率直传意的“直言”呢？对此，先秦儒家从语言哲学的高度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在《论语》中，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进》）“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周易·文言》也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古人重行，学务躬修，沉潜静默，慎之又慎，故谨慎其言不敢轻出。若形于言，非忠信之言不敢言，非诗书礼教不敢言，非诚敬之辞不敢言。慎言，被儒者视为修身养德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儒者深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1]的宇宙法则，君子之德就是通过效法、体验上天的真诚无私精神来获得的，是故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云：“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2]人作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其代天行道的最主要体现便是通过言说彰显天地之“诚”、天地之“仁”和天地之“忠信”。儒者们津津乐道的仁义道德就是牢牢依托和把握这个最宏伟、稳固而永恒的天地自然秩序，它是中国道德的伟大模板和终极依据，因此儒者道德的最高境界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犹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最高的人格就是“顶天立地”，以这种人格贯彻这种道德于天地，这就是中国人之天命。从这个本源意义上来讲，人的言语便是这种天命之性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真正的“言”应是代天立言，“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左传·昭公九年》）。立言，是君子、圣人的必然特征。君子不言则已，如一言一动，则应“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13]。“言以垂世立教，兴起天下而天下赖之，圣贤所以死而不亡。”[14]《国语·周语下》记晋悼公之事单襄公，“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便是这种代天立言、“言必有中”、垂世立教的典范。因此，在先秦时期，儒家言语观始终围绕着言语与道德的关系展开，认为言语不仅仅是言说者传意述志的工具，更是言说者自身德性的展现，知言即知德。春秋史官所记之言，主要就是这种“言主忠信”、能够垂世立教的王者和君子的德音雅言。
值得说明的是，春秋时期，由于史官所载录言论的来源不一（或为即时记录，或为传闻转录）以及后人在纂辑这些言论时有明显的增删、润色或重新组合的成分，我们判断其是不是记言类史料有了一些困难。《国语》中的绝大部分记言内容皆独立成章，互不属联，其记言特性甚为明显。但是，也有一部分记言分属于同一历史事件之内，而且各记言单元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晋语四》皆为与重耳之亡及其回国执政相关的记言，《晋语七》皆为与悼公复霸相关的记言，《越语》皆为勾践灭吴的相关记言等。它们均既叙事，又记言。在以编年为体例的《左传》中尤为如此。对此，我们的判断原则主要是看具体材料究竟是以记言为主还是以记事为主：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的史料则视之为“记言”；以记事为主、记言为辅的史料则视之为“记事”。如上述《晋语四》虽历叙重耳流亡的经过，但重点还是在于突出流亡过程中相关的人物言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重耳之亡”一事仅为贯串各类人物言论的主线而已，此为典型的“以事系言”，故仍视之为记言。其余材料依此类推。因此，《国语》中史官记言的原始史料性质仍清晰可见。
对于《左传》，由于其不同于《国语》的编年体性质和言事杂糅的史料性质，以及重在揭示某一事件前因后果的撰述宗旨，对它原始材料“记言”性质的判断则相对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以《国语》记言形态为参照，我们仍能较明显地甄别出《左传》中相似的记言史料近600则（见《附录表二》），它们共同构成了本书论述的主要对象。
二 《国语》《左传》记言研究现状
最早对史官记言予以关注并进行集中论述的是唐人刘知几。他在《史通》中特设《载言》和《言语》两篇对史官记言进行专门论述。首先，他继承《汉书·艺文志》将记言、记事视为两大史官载录体式的观点，并勾勒了言、事类史料在先秦由分到合的发展脉络：“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15]其次，他分别列举《尚书》《左传》《战国策》中的相关言论，说明先秦记言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即“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16]；并且在《疑古》篇中指出“言”的首要地位：“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记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17]最后，刘知几还通过这些言论与后世文章的比较，指出其独特的文学审美特征：“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并进而揭示形成此特征的原因是“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18]。
但在刘知几之后，有关史官记言的专门论述鲜有出现，仅有零星观点散见于相关的研究论著之中。南宋陈骙将《左传》记言分为八类：“命婉而当……誓谨而严……盟约而信……祷切而悫……谏和而直……让辩而正……书达而法……对美而敏。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19]朱熹对《国语》记言风格批评说：“《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20]清人崔述则将《国语》《左传》的言辞风格进行比较，说：“《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甚明。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21]近人梁启超也将《左传》之文分为记事文与记言文，并分别概括其言辞风格说：“《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22]钱钟书则以文学家的眼光视《左传》记言为“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23]。徐中舒先生则认为《国语》史料来自“瞽矇传诵”，他说：“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24]这些言论大都是就《国语》《左传》的文学价值及文本性质所下的断语，并且概括笼统，也未进行过多深入的研究。
对《国语》《左传》中存在的大量记言现象进行有意识的专门研究是近十几年来文体研究兴盛后产生的新的研究视角，如罗军凤《论〈左传〉的特殊叙事方式——记言》一文就通过比较《左传》言辞与叙事在表现全书主旨、句式特点、修辞方法、篇幅比重等方面的差异，认为记言是《左传》的一种特殊的叙事方法，在构制冲突、刻画人物、描摩场景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她仅仅将“记言”当作叙事的一种方法或叙事环节的组成部分，而没有将其独立出来，视为一种重要的史学传统和文体形态。[25]戴振雯《〈左传〉人物言论的论述倾向》一文则较为全面地对《左传》人物言论，从总体上进行分类并归纳人物言说的方式，概括却过于简略且分类也不合理。[26]戴伟华《〈左传〉“言语”对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一文，认为在从佶屈聱牙的《尚书》到文词雅驯的诸子散文的演变过程中，春秋“言语”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桥梁作用；并从擅长引用、援譬言理、说理明晰等方面探讨了其对诸子散文的影响。[27]
对《国语》《左传》中的“言语”研究最为深入、集中的便是针对其中某一类记言的专门研究。其中，针对《左传》辞令的研究最为充分，而这方面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对辞令语言的审美特色分析上。如胡安顺《〈左传〉外交辞令的语言特色》将《左传》辞令之美概括为“含蓄委婉、曲回有致；雍容典雅、辞简意深；刚柔相济、绵里藏针；雄辩阔论、辞锋犀利；幽默机智，妙趣横生”，可谓较为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左传》辞令的美学特征。[28]其他10余篇有关此主题的论文，其观点大都不出乎此；此外，还有些论文进而对行人辞令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如郑大转《〈左传〉的行人辞令美：利、礼、德的和谐统一》将辞令的美学特征归因为利、礼、德的和谐统一。[29]在辞令研究方面，用功最勤、研究最充分的莫过于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一书，该书从礼乐文化的角度对春秋辞令的产生、形态、演变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揭示出春秋辞令的内涵。[30]
《左传》记言的另一大类型便是预言。对此预言类记言进行研究的论文也有10余篇，如王和《论〈左传〉预言》，就预言的作者、形成、应验情况进行了论证；[31]贾红莲《〈左传〉预言发微》对隐藏在预言背后的历史观、伦理道德观和劝善惩恶的史学见解进行了论析。[32]还有些论文则对此预言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如薛亚军《〈左传〉梦占预言应验原因探析》一文探讨梦占预言应验的影响因素有三：一为做梦者乐于以现实附会梦象，以期冀获得应验的心理期待；二是占梦者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经验；三是《左传》编者本身的主观倾向。[33]此外，薛亚军《〈左传〉灾异预言》对《左传》中的种种灾异现象做了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见解深刻慧敏。[34]
对于《左传》辞令和预言的研究除有论文专门研究外，在一些关于《左传》研究的专著中也有设专章节进行论述的。如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35]和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36]都曾对“预言”进行了专章论述。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左传》《国语》中的记言内容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并且类型多样。遗憾的是，上述研究过多地注目于《左传》，而忽视了对《国语》同类材料的比较研究。除数量颇丰的预言、辞令外，二书中还有谏言、问对、辩论、代言、歌谣等记言类型，但这些内容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除了对记言类型化研究外，对记言材料生成机制的考察也是近十多年来的一个关注点。如王和《〈左传〉材料来源考》认为，《左传》中的材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和各种传闻传说；[37]过常宝师《〈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认为，当时各国史官私下交流的信息即《左传》的源头；[38]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则通过考索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推断先秦时期曾存在一种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39]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将口头传播史料视为《左传》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在过去是很少有人注意的。
将《国语》《左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最早有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该书为顾先生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的讲义，其重点是考察《春秋》经传的关系和《左传》对于《国语》材料的改编，认为：“（《国语》）为出于各国而不出于一手之原料，《左传》始为根据原料由一手造成之传。”从而证明“《左传》实在《国语》之后”。[40]其次有中国台湾学者顾立三《〈左传〉与〈国语〉之比较研究》，该书对《国语》《左传》的考察仍然放在二书材料的异同分析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语》《左传》撰写取材的比较；二是《国语》《左传》对于历史事件记载的个案分析。[41]美国学者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一书中也有两篇文章涉及二书的比较：《从叙事文学角度看〈左传〉与〈国语〉的关系》和《再论〈左传〉与〈国语〉的关系》。他择取二书中共有申生之死的史料，通过仔细比较，认为“《国语》比较接近原材料的原貌”，“《左传》编著者则不同……全书风格较一致，可以看出基本上是一个人的作品”[42]。这与顾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对《国语》《左传》材料比较最为精细的则是台湾学者张以仁，他分别从时、地、人、事四个方面详细对照二书同述一事而史实不同的材料，共193则，以说明“《国语》《左传》非一书化分”[4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开始有学者专就“语”类文体进行全面而集中的研究，并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过常宝先生于2008年和2009年接连出版《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和《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两部姊妹新作，以文献生成的独特视角和理论构建的宏大气魄，通过翔实的历史考证和文本分析，对先秦文献生成的特殊思想文化背景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它们在先秦文化变革进程中的意义”。其中，设“春秋‘语’类文献”一章，第一次从“春秋君子文化”“君子立言风尚”等方面深入分析《国语》“语”料生成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功能，并阐述了这对此后《老子》“箴诫体”和《论语》“语录体”的影响。[44]俞志慧先生陆续发表的系列论文，如《古“语”述论》《〈国语·周、鲁、郑、楚、晋语〉的结构模式及相关问题研究》《事类之“语”及其成立之证明》《〈国语〉的文类及八〈语〉遴选的背景》《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古代言类之“语”的流传变异及其思想史意义》[45]，对以《国语》为代表的“语”类文献，从体用特征、存在形式、渊源流变及其在思想史、学术史和文献学上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夏德靠师兄撰有《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研究》一书，重在从文体的角度考察先秦“语”类文体的具体嬗变历程。[46]
三 《国语》《左传》记言研究的主要思路及方法
1.研究思路：尽管近十多年来学界对《国语》《左传》的记言体式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绩，但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记言文体的局部，而且偏重于《左传》的某一类型，尚缺乏对二书记言史料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笔者拟择取《国语》《左传》中的全部记言材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众多人物言论的生成机制、言说语境、言说功能及言说类型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具体说来，全书共分三大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着重综合考察春秋前后史官记言制度、记言史料的发展过程以及记言的主要功能。记言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记言内容的丰富性和系统性。西周时期已形成较为成熟、完善的史官制度。周王的各类诰命，随时被陪侍周王左右的、主书和代宣王命的内史（即左史）书诸简策，从而得以保存和流传。这一记言传统至春秋时期也被各诸侯国史官继承，现存于《国语》《左传》中的大量记言内容便主要来自这一时期的史官载录。
言语为思想的产物。先秦时期思想的发展变化也相应地引起史官记言内容的转变。商周时期“君权神授”的宗教信仰和帝王为“天子”的独特身份，决定了此时帝王“代天立言”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因而以人神问对为主要形式的甲骨卜辞和以“神道设教”为主要宗旨的周初诰命便成为这一时期记言的代表。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一大批有识之士凭借弘德崇礼、匡世济民的忧患意识和立言不朽的自觉追求，积极献言献策、规箴王阙、出使应对、纵论国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现实的深厚关怀和参政热情，因而为民请命、弘道干政便成为这一时期史官记言的主要内容，并收录在《国语》《左传》中得以广泛流传。
这些记言虽然是对过去人物言论的记载，但其旨意却是面向未来的，具有浓厚的劝善惩恶的史戒意识。首先，同“诗言志”的意识形态功能一致，春秋君子也已充分认识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并将其与立德、立功一起并称“三不朽”，作为对生命本体价值的不懈追求；其次，对主司载录的史官来说，能够在王纲解纽、诸侯逞欲的春秋乱世据事直录、原始要终、借言论断，也集中凸显了他们期待“耸善抑恶”、明德扬礼，力欲以史的审判逐渐代替神的审判的不懈努力和良苦用心。
第二部分着重考察比较《国语》《左传》的记言类型和特征，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相关学术意义。《国语》作为一部嘉言懿语的言论集锦，其记言性质不言而喻。《左传》“言事相兼”，也存录了大量语体史料。对这些记言史料进行详细分析，对于正确认识《国语》《左传》二书的关系、体例特征以及孔子在春秋学史乃至经学史上的地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部分分类择取了《国语》《左传》在春秋君臣关系言说语境中的四类记言体式逐一进行个案研究，并视其相关研究状况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尽量避免叠床架屋似的重复研究。如君王命誓，将重在考察王命和盟誓在西周和春秋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命”在春秋时期也已风光不再，这不仅表现在篇幅内容的简省、语言风格的平易上，更表现在命辞功能的无力上；而诸侯之间相互盟誓所产生的大量誓辞，不但在功能上取代王命成为维系邦国关系的共同行动纲领，而且在宣誓对象和行文风格方面也有其新的特征。君臣谏对，将重在考察臣下与王侯之间“对问”和“谏言”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及对后代文体所产生的影响。行人辞令，鉴于学界对于行人辞令在审美艺术特征方面已有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笔者将侧重于对其“委婉”风格形成的深层原因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明确大国之间唯“力”是从、肆欲逞雄的崇霸风尚和小国唯强是从、机智灵活的外交策略是导致春秋行人辞令婉曲有致的主要因素。此外，春秋时期以“自卑以尊人”为主要精神的礼制客套语式，对于这一辞令风格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君子评论，既包括名姓俱实的人物评论，也包括泛称“君子”的人物评论。这些评论在评论主体、评论内容、评论根据和评论结果方面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与当时社会盛行的吉凶裁决思维息息相关。它对以后史书、小说的论赞模式及人物“品藻”的生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研究方法：任何一种言说都离不开一定的语境，这既包括言说者当时特定的时空语境，也包括言说者生活时代的特定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思维方式等文化语境，它们都对言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书对《国语》《左传》记言现象的研究，一方面关注每一类言说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也重在揭示商周以来天人观念的转变、史官制度的变迁、听政议政制度的兴起、吉凶裁决思维方式的延续等特定文化空间对春秋君子言说的重要影响，从而更为真切地聆听和领会春秋君子苦口言说的真实心声，这大概就是孟子所倡导的“知人论世”、神交古人的批评方法。
梁启超曾盛赞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说它“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并称受其影响，自己“生平读书最喜造表”[47]。因此，为了避免论述以偏概全、失之偏颇，笔者在撰写本书之前，先将《国语》《左传》及《尚书》《逸周书》中出现的全部人物言论按照言说背景、言说内容、言说结果、言说类型等方面逐一进行列表排比，万千人物，如指诸掌；识见高下，不言自明，从而为论文撰写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资料保障。
[1] 闻一多著，郑临川述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第24页。
[2] 朱自清：《经典常谈·尚书第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19页。
[3] 金克木：《论〈梨俱吠陀〉的阎摩和阎蜜的对话诗》，见氏著《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第108页。
[4]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第1715页。
[5]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820页。
[6] 余英时先生将“以道自任”视为中国士阶层最重要的“特性”。他说：“从知识分子一方面说，道统与政统已分，而他们正是道的承担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道的权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9页）但惜其将此“道统”仅自孔子开始立论，并未对春秋君子的言说予以充分的注意。
[7] 钱穆：《〈西周书〉文体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第157页。
[8]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746页。
[9] 过常宝先生认为：“春秋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君子文化时期，是国家宗教和士人文化的过渡阶段。”而且认为“‘君子’的标志，一是礼仪修养，二是立言于世”（《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93页）。概括精当公允，本书所言“君子”即采用此说。
[10]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华书局，1987，第959页。
[11]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第32页。
[12] （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页。
[13]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第38页。
[14] （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88页。
[15]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言》，中华书局，1978，第33～34页。
[16]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言语》，中华书局，1978，第149页。
[17]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疑古》，中华书局，1978，第379页。
[18]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言语》，中华书局，1978，第150页。
[19] （南宋）陈骙：《文则·辛》，中华书局，1985，第28页。
[20]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86，第3297页。
[21] （清）崔述撰，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95页。
[22]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北京书局，1935，第120页。
[23] 钱钟书：《管锥编》（一），中华书局，1979，第165页。
[24] 徐中舒：《〈左传〉选·后序——〈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中华书局，1963，第357页。
[25] 罗军凤：《论〈左传〉的特殊叙事方式——记言》，《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6] 戴振雯：《〈左传〉人物言论的论述倾向》，《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7] 戴伟华：《〈左传〉“言语”对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28] 胡安顺：《〈左传〉外交辞令的语言特色》，《文史知识》1997年第5期。
[29] 郑大转：《〈左传〉的行人辞令美：利、礼、德的和谐统一》，《现代语文》2007年第3期。
[30] 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中华书局，2006。
[31] 王和：《论〈左传〉预言》，《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
[32] 贾红莲：《〈左传〉预言发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3] 薛亚军：《〈左传〉梦占预言应验原因探析》，《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34] 薛亚军：《〈左传〉灾异预言》，《镇江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35] 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6] 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7] 王和：《〈左传〉材料来源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8] 过常宝：《〈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9] 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40] 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第107页。
[41] 顾立三：《〈左传〉与〈国语〉之比较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
[42] 〔美〕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88页。
[43] 张以仁：《论〈国语〉与〈左传〉的关系》，《春秋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44] 分别参考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
[45] 上述俞先生论文分别载于台湾政治大学编《“孔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汉学研究》2005年第2期；《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文史》2006年第2辑；《文史哲》2007年第1期；《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46] 夏德靠：《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5。
[4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132、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