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批评鲁迅的女人

敢于批评鲁迅的女人

苏雪林从小个性很强,也很要强,凡事不肯认输,敢想敢作,甚至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不大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意见。

她天资聪颖,十分自负,父亲是秀才,但有时念出个错别字,苏雪林也会不顾父亲颜面地指出来。她甚至说自己两位发蒙老师的学问平平,根本教不了她,授课经常出错,她也会不顾颜面地挑老师的错,几次让老师下不来台。当年她要到安庆上女师,祖母阻拦,她就哭闹着“不自由,毋宁死”,要跳入深涧,吓得祖母只好答应了。这些长辈,拿她这个聪明又调皮的“野丫头”没有办法,常常是又爱又恨,唯有摇头叹气而已。

在安庆读书时,少女的她,见同学有华丽的“名牌”服饰,她也不甘示弱,哭着闹着向母亲要;在女师上学时,为了保持她的第一名成绩,她与自己的“竞争对手”明争暗斗,甚至矛盾激化,两人结怨很深。

忧郁叛逆,口无遮拦,年少轻狂,激烈过火,甚至常走极端,是她保持热情的源泉,也是她个性中的一个缺陷。晚年,苏雪林曾经反省自己,说自己“太容易得罪人”,“暴露自己的修养缺欠”,真是“木瓜”性格,实在是不谙人情世故。

苏雪林以文学出名,但她可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她个性大胆,“善争辩”,喜欢讨论,还是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文艺批评家。

近代文坛上,苏雪林曾几次参与到论争中去。30年代,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大讨论,你来我往,笔锋热烈。《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苏雪林在戏剧的布景和舞台表演上与向培良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

这些文艺讨论和论争,体现了苏雪林的文艺观点,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的问题上,她积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使之成为有名的文艺批评家。

这些论争和讨论,多限于文艺界,是一种学术之争,性质单纯,无可厚非。但她批评鲁迅,情况似乎迥然不同。

众所周知,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他以《呐喊》、《狂人日记》等蜚声文坛,奠定了自己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

苏雪林,一个年少于鲁迅十多岁的文学后辈,为什么突然对鲁迅这位大师级人物进行“由钦敬到反对”,进行口诛笔伐呢?

在出名之前,苏雪林对鲁迅是崇拜的。当年,她的散文集《绿天》出版后,她手捧着自己的书,恭恭敬敬地送一本给她崇拜的老师鲁迅,并在扉页上写道:

鲁迅先生教正

学生苏雪林谨赠

7, 4, 1928。

这时,她尊鲁迅为先生,自称学生。

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

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

1934年,苏雪林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作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又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点:“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

这时,苏雪林对鲁迅不仅是尊重的,更是崇拜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人们发现,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鲁迅过世不久,苏雪林就公开发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力陈“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说他的杂文“文笔尖酸,无与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了,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性之行为”……她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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