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回国之路
1930年5月，蒋经国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分配之际，蒋经国向学院提出了两个志愿，第一个是申请回国，第二个是加入红军。然而，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军政学院党委无法决定，申请送到了最高统帅斯大林那里。在斯大林的眼里，“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30]因此，蒋经国的回国申请未能获得批准。
然而，之后不久，蒋经国曾有两次回国的机会却被蒋介石拒绝了。第一次是在1930年10月底，宋蔼龄偕子女到溪口，与蒋宋夫妇相会。在蒋母墓前，宋美龄与宋蔼龄向蒋介石提出设法营救蒋经国回国的问题。宋蔼龄还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蒋经国归来留下余地。但蒋介石认为“不以操切”，并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31]第二次是在1931年底，他拒绝了宋庆龄关于释放牛兰夫妇以交换蒋经国的建议。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移交到南京国民政府。苏联和共产国际曾委托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并同意以蒋经国作为交换。12月初，宋庆龄面见了蒋介石，并转达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建议。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
在情感而言，对于宋氏姐妹的提议，步入中年的蒋介石并非不动心，毕竟蒋经国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1927年蒋宋结婚后，宋美龄虽曾怀孕，但不幸流产。[32]之后，宋美龄一直未能生育。如果拒绝莫斯科的提议，蒋经国就可能永远回不来了。但就国家利益而言，蒋介石又不愿以“私”害“公”，认为“为国何能顾家”？[33]他说：“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34]
由于蒋介石拒绝交换，蒋经国不仅错失了回国的机会，而且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蒋介石得知蒋经国被流放后，深感内疚。1933年11月2日为蒋介石47岁的旧历生日，他在日记中自责道：“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至今未有成就，何以告慰慈灵？经儿留学俄国，回家无日，不孝之罪，更何以堪？”[35]
蒋介石虽然拒绝交换，但并未放弃谋求蒋经国早日回国的努力。1934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中苏关系日益改善。4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正在“思索经国回国时机问题”。此后，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人与苏联谈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蒋经国早日回国。9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36]
蒋介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让蒋经国回国，令莫斯科非常为难。一方面，日本在东北大肆扩张，随时有入侵苏联的可能，苏联急需改善中苏关系，以借国民政府牵制日本；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和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肆“围剿”红军，因此莫斯科仍不想轻易放蒋经国回国。但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莫斯科制造了蒋经国不愿回国的假相。
1934年12月，内政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把蒋经国召到办公室，并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但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一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中国。”[37]过了几天，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一位书记奉命去看望了蒋经国。由于会面在监视下进行，蒋经国不敢透露他想回国的想法。于是，苏联方面正式通知中国，说蒋经国不愿意回国。
苏方的答复，令蒋介石非常不满。12月14日，他在日记中指责苏联说：“得经国不愿回国之消息，乃知俄寇之诈伪未已。”[38]
为了证明的确是蒋经国自己不愿意回国，1935年1月，共产国际把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在莫斯科，王明接见了蒋经国，并对他说：“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你应该写封信告诉你母亲，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蒋经国听到自己可以给母亲写信时，立即表示同意。但王明又接着说：“我们怕你的中文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代你拟了一封信稿，你看一下，并签上你的名字。”
蒋经国认真地看了一遍，发现信中写的并不是他想要说的话，而且有不少地方有违他的本意。因此他拒绝在信上签字。
王明对他说：“假如你接受信稿，将来还可以有机会返回中国。否则你的生命就有危险，他们可以随时给你捏造罪名。”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在信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封信后来以《给母亲的信》为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并轰动一时，连西方国家的一些报刊也予以转发或摘发。
蒋经国很不甘心，他希望通过其他途径给父母写信。几经努力下，他终于找到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那个华侨很想家，却苦无盘川。蒋经国便变卖了自己三箱书籍和一些家具，帮他筹足了路费。为了报答蒋经国，那个华侨也就同意为蒋经国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不料，那个华侨在距离中苏边境不远的赤塔被苏联特工抓住，蒋经国写给父亲的信也就落到了苏联特工手中，并被送到了莫斯科。
本来苏共和共产国际对蒋经国就不放心，此次又获得蒋经国给蒋介石的信。苏共认为：“他像树上的苹果一样，还是他父亲的儿子。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于是，下令免去了蒋经国的助理厂长及《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随后，蒋经国只好每天赋闲在家看书，一家人的生活只靠妻子芬娜的收入勉强维持。此时，蒋经国情绪异常低落，每天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睡着，好在贤惠的芬娜一直在安慰他。形势的发展，似乎对蒋经国非常不利，回国遥遥无期。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震惊世界。此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中国抗战将对苏联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而掌握南京国民政府实权的蒋介石，应该成为中国抗战的领袖。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国共双方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蒋介石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正式决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停止对红军的军事“围剿”，一致对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合作的转折点，加速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同样也为蒋经国打开了回国之门。
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听说父亲蒋介石被扣后，非常焦急。他情急之下，写了一封信给父母，希望能够和他们联络上。为此，他跑到莫斯科请求一位在邮政部工作的朋友帮助他把信寄出去。他还向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写信，正式要求回国。
令蒋经国意想不到的是，莫斯科竟然对他的请求很快作了回应。三个星期后，共产国际把他召到莫斯科。王明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你很快就可以回国了，但你首先要写一则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在托派的一方。”[39]得知自己很快可以回国的消息，蒋经国高兴异常，立即按照王明的要求写了一份声明。
然而，直到1937年2月底，蒋经国仍然没有得到回国的确切消息。这段时间，他简直度日如年。为了能早日回国，蒋经国再次向斯大林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再次要求回国，请求放行。斯大林认为该是这位“人质”成为中苏友好信使的时候了。于是，正式决定让蒋经国回国。
一个星期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外长斯迪曼尼可夫接见了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对我们友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苏联驻华大使包格莫洛夫也主动接见了蒋经国，向他表示祝贺，并非常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最近的政情。
由于苏联对蒋经国回国之事进行了高调的宣扬，人们对蒋经国的看法立刻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朋友和同学、同事又握手言欢了。从莫斯科返回工厂，蒋经国立即受到了工厂的欢迎，工厂领导、工友、同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经过几天的忙碌准备，蒋经国一家人离开了工作近五年的乌拉尔，回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对他的亲热态度，使他感到“此时我回到中国，和我当年留在苏联一样，都具有政治意义”。[40]
蒋经国回国前与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留影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从而结束了他长达12年的苏联生活。他说：“这12年给我的教训深烙我心，永远都不会淡忘。”[41]的确，在这12年当中，蒋经国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从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