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社会:纤夫生涯获益多

初入社会:纤夫生涯获益多


1961年夏季,我从衡水中学初中毕业,本来想报考中专能尽快上班挣钱养家,改变家庭多年来清贫的窘况。可是事与愿违,国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实行大调整时期,砍掉了一批中专,没有砍掉的学校也停止招生,我第一次尝到了“名落孙山”的落寞,既然上中专无望进工厂无门,无奈之际就回老家生产队当农民成了半拉子劳力。

那年代,乡村里人们都羡慕“吃商品粮,干公家事”轻松上班拿薪水的干部职工,刚刚有了初中文化的我,踌躇满志自然也不能免俗,老是想跳出农门干个风风光光的工作。可是“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家祖辈虽然曾经显赫,但是那已是清末民国的前朝往事,家道中落后家族的人们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自食其力的农民,或是提篮挎筐守摊叫卖的小业主,远离书香无缘仕途官场,少年时代又遭遇人生三大不幸之一“少年失父”的痛苦,因而我就没有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晋身之阶和捷径,亲戚们当中也没有大权在握者给予助力提携,更因为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外加人祸横行的年代。

刚刚十二岁的新生共和国内外交困,国际上与“苏联老大哥”公开决裂撕破了脸皮,昔日蜜月一般“热恋”的意中人,忽然就像川剧的“变脸”一眨眼变成了面目可憎的“修正主义”,一批苏联专家一夜之间纷纷撤离,太多的援助项目搁浅下马或者瘫痪,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幸灾乐祸推波助澜,掀起了一阵“反华大合唱”,全面的经济封锁之外还要谴责声讨围追堵截,恨不能一下子把新中国掐死在摇篮之中。

国内的工农业在经受“大跃进”的狂热冒进后冷落萧条,城市里已经容纳不下太多的人口,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呼喊和号召下,许许多多的干部工人都被“下放”回原籍务农。乡村里人们的粮食也不够吃,那阵子正时兴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队里的大食堂办不下去了,饥饿难耐的人们吃草根吃树叶吃豆饼吃树皮吃红薯蔓充饥,乡亲们有不少人得了水肿病,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国家和社会正处于艰难竭蹶之中,哪里还会有我进中专招工入厂“吃商品粮”的机会呢?

当农民就当农民吧!“天生我材必有用”,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啊!人家邢燕子、董加耕还有豫剧《朝阳沟》里的栓宝银环不都是高中生也当了农民吗?何况那时期的主流话语是“农村的广阔天地也可以大有作为的”,“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想到这些我心中释然轻松了许多,干起庄稼活来一扫过去的郁闷和彷徨。

五十多年后朝花夕拾回首往事,我还要感谢那几年的农民生涯,为我的人生起点做了扎实的铺垫,涂抹上了一抹厚重的底色。那些日子,我和生产队里的村民们一起日出即作日落即息,当然农忙季节免不了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种过地,拉过船,挖过河,修过堤,地里场里的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挖河防汛推起独轮车运土一溜儿小跑,在滏阳河滩里当了三年拉船的纤夫,弯腰弓背一天走四五十里路,经年累月繁重的体力劳动,给了我一身强健的体魄,也磨炼了志在必得的韧劲。

很有必要述说一下三年滏阳河拉船当纤夫的经历,那是我由一个懵懂青年初入社会的启蒙阶段,河滩上每一天都有新的精彩,一路走来负重向远歪歪斜斜的脚步,那些以“船”为中心的亲力亲为的依稀往事,亲眼所见亲身体验的社会变革和人世沉浮,都在我一张白纸般的人生起点上涂抹下斑驳陆离的色彩。由朦胧到清晰,从茫然到笃定,自浅显到深奥,向我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意趣盎然的世界,其中就包括了关于股份制、机制搞活与激励、贡献与均衡、风险和收益等方面的内容。

记得在1961年,社会上“一大二公”铺天盖地的铁幕之下,忽然间政策急转弯显露了一条缝隙,那就是后来在“文革”中横遭批判的刘少奇所主张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还有“四大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租地自由)”,放开搞活的政策影响所及,农民都分了自留地,允许在村边“小开荒”种瓜种菜,城镇上也放开了某些经商的限制,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由此出现了一线微弱的生机。

老家南华街有一个曾在旧社会经商的长者,瞅准了机会乘势而动,出资租赁了航运处的一条载重25吨的帆船搞航运,他为船老大占大股,然后动员乡亲们入股。那时大我八岁的哥哥动心了,他说秋生啊你正是长身体的岁数,家里每天都吃不饱饭哪行啊!再说入股搞航运,也是一条挣钱的正道啊!于是他说服了母亲后,筹集资金入股,我们家就成了“船东”,我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一名拉船的纤夫。

当时我们那条船运输的大宗货物是煤炭,另有建筑所用砂石料,以衡水火车站货场支线的码头为起点,沿滏阳河南下北上,有时也往天津运老白干酒,回程运回酱菜厂的海盐和酒厂的红高粱以及各种杂货,一条往来穿梭的木船,承载起了众多股东生活的希望,也牵引着初出茅庐的我,迈开了艰涩沉重而又兴致勃勃的步履,走出衡水去见识一个陌生的世界。

当纤夫改变了我的生活,第一个明显的好处是能够吃上饱饭了!拉船和掌舵都是费力气的辛苦活儿,在吃饭上容不得勉强和凑合,船上的六个人吃住在船上自办伙食,每天的主食是小米焖干饭,外加一些炒菜和咸菜,有时也能吃上点儿肉类的荤腥,这可真叫我喜出望外了。吃饱了肚子的我,和三个伙伴赤脚下河滩,肩披垫肩套紧纤绳,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那位见多识广的船老大在船上掌舵调整风帆,任他逆风逆水也能劈波斩浪顺利前行。

俗话说“二人齐心,其利断金”。逆水拉船的关键,是纤夫们团结协作凝神聚气步调一致,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顿显“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尴尬和无奈。我们四个人拉着那条满载25吨货物的木船,虽说是逆水行舟赶上顺风相助,一天也能走上40里,可是如果遭遇逆风逆水可就相当吃力啦,需要考验纤夫们配合协调的程度。

尤其过桥洞时是紧要关头,离桥二里地时就要做好准备,船老大熟练地放下船帆和桅杆,领头的拉船人一跺脚大喊一声,众人齐声响应,一个个弓下身子拉直纤绳,使得木船立即提速船头涌起浪花,依托船行驶的惯性就能顺利穿过桥洞。由于我们四个人配合默契,三年中多少回过桥洞都是一次性顺利通过,从来没有返工重来。倘若心不齐形不成合力就会失败,不得已倒回去从头再来,有时候要反复好几次才能成功。我们曾经多次看到因不能顺利过桥洞而后退搁浅的船只,心头涌上一种不可言表的胜利自豪感。

船运经营的初期,船东和船工的利润收入实行“六四分红”,既“按劳分配”,又“按资分配”,入股的“船东”得百分之六十,出卖劳动力的船工们得百分之四十,我这个拉船的纤夫每月的收入有七八十元,在当时也算得上令人艳羡的高收入了。

一段时间后,那位精明睿智的船老大又出新招儿了。他或许压根儿不懂“人是诸多生产力要素中最具潜力最活跃的因素”的大道理,但是洞察世事的阅历,使他真的看透了我们这个群体中潜在的力量,于是他提议实行调动船工积极性的“倒六四分红”,“船东”和船工的收入倒了个儿。这一招儿“物质刺激”果然灵验,任是谁都不会嫌钱扎手,有钱不挣才是傻瓜呢。我们几个船工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多拉快跑,虽然累,但是每天都快乐着。

每逢货运繁忙的关键时刻,船老大又发话啦,伙计们铆足劲儿咱们今天晚上赶到码头李吃犒赏,来他个大饼卷驴肉(码头李的驴肉在滏阳河一带盛名远扬),再不然就是咱们到某某地下馆子吃一顿猪肉焖饼!我们几个心里乐开花足下生风,三步并作两步走,那一时期运往冀县码头李上游桥闸工地的砂石料,三天的行程缩短成了两天。每当码头上卸货时,看到装卸工们慢吞吞的脚步,我们心里着急得直冒火,干脆撸起袖子当起了装卸工,如此一来又挣下了一笔可观的装卸费。多拉快跑运输效率直线上升,股东和船工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人人皆大欢喜,我的工资上升到了一百几十元,最高的月份达到了200元。

这样的好光景,因1963年的那一场特大洪水戛然而止,奔腾咆哮的洪水决堤而出,衡水一带尽成水乡泽国,我们航运小集体的经营也打了水漂儿!洪水过后因国家政策有变,想再恢复的事儿也成了泡影。为了维持生计,我经生产队委派又去了天津三条石的一家拔丝厂当了学徒工人。

那些犹如万花筒般的水上求财的拉船往事,那段一去不复返的人生惬意时光,还有步入社会青春成长的蝶变和升华,虽然历经了五十多年岁月风尘,却没被风吹雨打去,却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铜浇铁铸般的印记,助力我在人生和事业的旅途上渐行渐远。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在冀衡集团的多种场合,向员工们讲述纤夫生涯的感悟和启发,关于团结的重要性,关于股份制的作用,以及物质刺激的鲜活实例,激励大家团结一心奋发进取。

在1964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一场轰轰烈烈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农村勃然兴起,我的人生际遇借助于时代的风潮有了又一次的“起航”,作为衡水县衡水镇从各村抽调的临时“借干”,我参加了风光一时的“四清”工作队。

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在景县梁集公社赵家团、西夏庄、小代庄三个村子里村工搞“四清”,与生产队的社员们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家家户户轮流吃派饭,近距离接触社员群众,更使我有了人情世故的历练,积累了人生智慧,在社会底层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和所想所思,身体和灵魂在时光磨砺中逐渐成长,岁月的洗礼带来了成熟和理性,我曾被荣幸地推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全县的四清工作总团会议上做典型发言。

在西夏庄期间,我们驻村的有8个人,除了工作队长是四十岁左右的县商业局的常副局长,其他7人都是各部门企业农村抽调的小青年,每个生产队进驻一名队员。在常局长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开始学着宣讲国家关于“四清”的政策条文,条文要逐条讲解诠释,让社员们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还要动员社员参与运动,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向腼腆的性格开始转变,逐渐练就了口才和讲演能力,在大庭广众之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脸不变色气不粗喘心不快得蹦蹦跳。

由于我的出色表现,调入小代庄时被提拔为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四清”运动后期,有传言说部分表现出色的“借干”要“转正”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文化大革命”浪潮不期而至,让我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转正”的美梦化为了泡影,我仍旧回老家继续当农民。有几个衡水周边村子的同事成长为村里的革委会主任、支部书记、大队长一类角色。

然而那时的我,总是不甘于垅田,放不下“走出去”的渴望,仿佛冥冥之中的远处,有一种浩然大气的使命感在召唤着驱使着我,老是想去寻找一处可以安身立命施展才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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