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走上了这条路……
拐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上了一道坡,又一道坡。沿着一级一级的石板路,从从容容地走进了一扇白墙青瓦的房门之内。青石柱垒成的房门上重新描誊过的“风香亭”三个古朴、苍劲的大字,像火苗一样跳进了我的眼帘。啊,风香亭,又见到您了!
甩掉一把汗水,我在这座饱经风霜的古亭前站住了。亭子刚刚维修过,被飘雨洗得砖块脱落的墙壁粉上了石灰,一幅大红对联张贴在门框两侧:三上三下家变穷,风去风来亭又香。好像是印证这对联似的,这时,一阵山风穿亭而过,把一股浓郁的山茶的芳香送进我的肺腑,甜美极了!多年不香的风香亭,真的又香了,这引起我多少感慨啊!
“那位同志呀,在外边站着做么子,进来歇一歇,喝杯凉茶吧!”
一个老妇人的声音闯进我的耳鼓。我定睛一看,只见茶亭内厅的门口,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向我打招呼。呵,莫不是茶亭大婶?细一看,真是她。我冲口问道:“茶亭婶婶您好呀!”
“好啊,好啊。你是哪个呀?”
不知是老太太的目力不行了呢,还是这二十多年生活的风霜改变了我年轻时候的相貌,她认不出我来了。
“我是三伢子。”我说。
“哎哟,是三伢子呀!你回来啦,快进来坐。”她摇晃着身子热情地迎上来了。
这一瞬间,往事,像扑面的山风一样来到了我的面前……
十二三岁的时候,风香亭就成了我最亲密的伴侣。那时,我常和父亲去三十里外的窑山里担石炭。这道山,是担炭回家翻的最后一道山,也是最陡的一道山。每当日头斜西,艰难的脚步送走了一级一级石梯,我便走进了这座山顶上的亭子。这时,我筋疲力尽,口干舌焦,放下担子,便一屁股坐到亭子里的石凳上。每每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婶子从茶亭里面的房子里走出来,端上一大瓷碗清茶递给我:“三伢子,口干了吧?”我几口喝下这碗清茶,动情地想:这座茶亭太伟大了!这位大婶太可亲了!
这座古亭,这位大婶,就是如此感情深沉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大些了,从老辈人口中得知,这风香岭是我们这片村寨去小镇、上县城的必经之地。从前,岭上没有这座亭子。进出这座山岭的人们,每走到山顶,口干舌燥,真想喝口茶水啊。后来,几个村寨的人计议,凑款在山顶上建了这座亭子,并开垦了几亩山地作为茶亭的财产,谁上山守亭,山地就归谁耕种。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原来守亭的茶亭老倌去世了。这时,带着两个半大的儿女守了一年寡的五婶请乡亲们荐举她上山守亭。于是,她上山了。村寨里的人亲切地喊她“茶亭婶子”。土地改革,茶亭的几亩山地正式分给了茶亭婶子。工作队和农会的同志还上山给她家送来了一份斗地主的胜利果实呢。
大炼钢铁的日子里,我从这里上县城去念中学。三个月后,我回家来,亭子萧条冷落,茶亭婶一家不见了。听人讲,她单家独户住在山上,耕种着几亩入了公社的山地。上面怕管不死火,担心她在山上发展资本主义,于是把她全家调到山下的公社万头养猪场养猪去了。那年,山上的几亩地里长着极好的红薯,也没有收,就让它们烂在地里了。从此,这几亩上好的土地荒芜了。亭子里的大茶缸也被哪个调皮角色倒翻过来,在底儿上敲个大洞。茶亭没有茶了,风香岭不香了……
“喝杯凉茶,打打口干吧。”
这时,茶亭婶婶端着一碗清茶来到我的面前,我双手接过来,看着满碗的香茶感慨地说:“真是风去风来亭又香了!”
“你看到这对联了?”茶亭婶婶笑着问。
“写得不错呀!”我赞叹道,“谁写的?”
“我那个当民办教师的女婿。”茶亭婶婶很是兴奋,“舞文弄墨我不懂,可写的全是实话。这次,我是第三次上山啦!三上三下,把我的家坑穷啦。老话说:火搬三回熄,家搬三回穷啊!”
老人的几句话在我的心里掀起多少波澜!1958年后,我离别村寨,上学、当兵、坐机关,很少回乡了。但是,我断断续续地打听到了一些有关茶亭婶子的情况。她大炼钢铁那年下山后,不久就过苦日子,吃树根、野菜了。1960年,她搬回山上,把荒芜的几亩山地翻耕了,种上玉米、红薯、稻谷,连夺几年好收成。分的粮食多了,过了几年好日子。史无前例的年代来了,她家又被撵下山。在山下待了两年多,她自己又偷偷搬上山来。不久,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把她一家“割”了下去。这些年,把山上的人折腾苦了,把山上的地也折腾苦了。人下山后,离得远,队里顾不上这几亩地,放上种子就很少管了,产量低得可怜。
“如今好啦!”老人的眉头舒展开了,“上头的政策送我们回山上来了。山上的这几亩地全包给了我们家。去年,一亩产了两亩的粮。一家四口人得了三千多斤粮食,卖山货还得一千多元钱,买回了一台电视机,住在风香岭看得到北京的戏啦。这日子过得真比蜜糖还甜。我看管茶亭,供给行人的茶水,队里还要给我报酬,我哪里肯收!山上有柴有水,烧点茶不费大事。人人都是要出门的呀……”
老人无声地笑了,笑得像风香岭遍地皆是的茶花。这是发自农家人内心的欢笑啊!我捧着老人递给我的这碗清茶,美美地喝了一口。茶,甜进心头,香入肺腑。啊,山乡人,富有了;风香亭,又香了!
(原载《文艺生活》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