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洲文学史》
止庵
一九一七年九月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欧洲文学史》即为当时授课讲义。作者说：“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查周氏日记，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云：“上午草讲义。”九月二十三日云：“录希腊文史讲义第一章了。”九月二十四日云：“下午草讲义。”九月二十五日云：“录讲义五纸。”九月二十七日云：“寄讲义二种予文科教务处付印。……草近世文学史讲义第二章了。”十二月十九日云：“晚起草希文史了。”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云：“晚起草罗马文学史。”三月十六日云：“讲罗马文学史了。”六月五日云：“讲二年级文学史了。……晚重阅欧文史讲义。”六月六日云：“上午重编理讲义。”六月七日云：“晚编理讲义了，凡希腊罗马中古至十八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六月八日云：“上午往校，讲义全毕。”《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来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种著作。
多年以后，作者对这本书的自我评价是：“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按今天的说法，大概算是“编译”。在周氏日记和同期的购书目录中，可以找到部分参考书的记录。书中未必完全没有作者自己的体会。例如谈及海罗达斯所著拟曲时说：“第一章之媒媪，第三章之塾师，皆跃跃有生气，虽相去二千余年，而读其文者，乃觉今古人情相去不远。”撰写《欧洲文学史》之前一年，作者即已将此两篇译为中文，所写前言有云：“今译二篇，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乃是同一说法。虽然威伯来评论海罗达斯也讲过类似的话（见《古希腊拟曲》），但他并非专就上述两篇而言。
今天来看《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这与他此前十余年间的大量译述工作正相一致，而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们）当中则显得特别突出。作者后来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是重要基础之一。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后来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此书之中。他并将译介古希腊文学作为毕生事业，所翻译出版的几种作品，此书均有详细介绍。
作者此外还说：“但是这里也有一种特色，便是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在讲解时加以解说，所以是用横行排印，虽然用的还是文言。”（《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强调此点，旨在反对如当时乃至后来所通行的那样按照英美读法来音译的做法。以后他更明确提出“名从主人”：“凡人名地名，尽可能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文对译出来。”（《名从主人的音译》，载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翻译通报》第二卷第三期）五十年代翻译欧里庇得斯悲剧时，因此与罗念生主张颇有不合：“其意见甚为恶俗，译音反依照英美读法，可笑甚矣。”（一九五四年五月九日日记）这似乎只是枝节问题，却关系到周氏有关不应以英美为中心来认识整个西方文化的一贯立场。
此次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月再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七页，正文各卷分别题为“欧洲文学史第一卷”、“欧洲文学史第二卷”、“欧洲文学史第三卷”，均单独编码，计第一卷六十九页，第二卷六十一页，第三卷八十页，后附勘误表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