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世界中的中国
东海的两边[1][2]
从日本到中国只需要三天便捷的旅程。很可怀疑，是否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伴随另一种同等距离的行程会使人看到政治倾向和信仰上出现如此彻底的变化。它肯定要比从旧金山到上海的旅行中感受到的变化大得多。区别之处还不在于生活习惯和方式上的改变，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它关涉到观念、信仰以及对当前同一个事实所散布的传言：日本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特别是它对中国的态度。人们在日本到处可以发现某种无常、犹豫甚至脆弱的感觉。那里正弥漫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经紧张的气氛，国家正处于变化的边缘，但又不知道变化会把它引向何处。人们已感觉到自由主义的到来，但真正的自由派分子被形形色色的困难所包围，尤其可见于为他们的自由主义套上一件神权罩袍的问题，统治日本的军帝国主义分子已如此老练地把这件罩袍扔给了皇室和政府。但一个人到达中国后，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感受到日本遍地渗透的势力，它正以命定般的力量发挥作用，以便毫不迟疑地达到那种结局——由日本用它那最终同化的观点来主宰中国的政治和工业。
我的目的不是对形势的现实性加以分析，或者去查究中国这种普遍存在的感情是不是某种集体幻觉或具有事实根据。现象本身就是值得记录的，纵使它不过是一种心理现象，必须把这个事实认作既涉及中国人也涉及日本人。首先，就感受到的不同心理气氛而言，任何了解日本方方面面情况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拘谨缄默的国度。一个一知半解的美国人会告诉你，这是装装样子的，是在对外国人进行误导。而一个明白人则懂得，这种态度之所以会向外国人展示，只是因为它扎根于日本的道德和社会传统之中；日本人可能真有那么回事，那就是说，他们更可能与一个怀有同情心的外国人进行交流——至少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进行交流，而不是在他们彼此间进行交流。拘谨的习性深植于所有的礼仪、习惯和传承下来的日常仪式之中，深植于性格力量的观念之中。只有那些受到外国影响的日本人，才会去驱除它——许多人又会回复原状。说得温和点，日本人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他们拥有的是做事而非闲聊的天分。
因此，当一个日本政治家或出访的外交官用一种非常冗长、坦率的话语阐述日本的目的和做法时，一个长期待在东方的政治学研究者马上会警觉起来，更不用说产生怀疑了。最近的事例是如此极端，以至它看上去无疑是出于一种狂热而非信念。但中国国内的学生如果愿意体察当前气氛的话，他们就不能不严肃地来看待这些貌似真实的狂热。越洋电报对后藤男爵在美国的某些讲话作了片断报道。在美国的环境中发表这些讲话，无疑是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即让美国打消有关日本方面持有任何不正当野心的疑虑。在中国，人们则会把它们看成是某种宣告，它们宣告日本已完成了同化中国的计划，一种深谋远虑的试探性吞并行动即将开始。读者事先应被允许对他所感觉到的事实本身持有怀疑，也可以对我就有关报道所做的纠正表示怀疑，这些报道对所称的事实信以为真。他的怀疑论，不会超过我处在他的位置所感受到的那种怀疑的情况。但必须指出，这类陈述引起的怀疑，以及最近对外务大臣内田和石井男爵的访谈，在中国已被当作产生某种普遍信念的证据，即日本的外交对东方国家是一个样，对西方国家又是一个样，它对西方国家说的话必须反过来才能被东方国家读懂。
不管其他方面如何，中国总是一个不存在隐私的国家。有一句谚语称，别指望在中国长久地保持秘密。中国人说起话来要比他们做起事来更为得心应手——尤其是谈论政治方面的话题。他们擅长揭露他们自己的缺点，他们以非同寻常的、合情合理的态度对他们自己的弱点和失败进行详细评论。他们沉溺其中的毛病之一，是喜欢寻找某些积极行动的替代品，喜欢避免介入也许是不可回避的行动过程。人们几乎会感到诧异，是否他们自我批评的力量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替代品。他们对所有事件都要坦然地诉诸喋喋不休地评说。在两个对立阵营之间，总会有一条流动的对话渠道。在正式的敌人中间，还会存在“盟友”。在这片无休止地进行调和的土地上，仪礼及其必要性都要求使后来的和解之路保持通畅。结果，在日本压低嗓门说的事，到了中国便要爬上屋顶喊叫出来。如果有人在报道中暗指某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国内阁部长们不断收受日本人的贿金，当欧洲和美国正忙于战事之际，这些腐败官员欲起着尽力逼迫中国作出政治和经济上让步的作用。这样的报道放在日本，很难说体现着良好的趣味；但在中国，竟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去否认这些事，或者竟会对这些事展开讨论。使人心理上感受最深的是这一事实：这种事情理所当然。当有人谈起这类事情时，其情形就好像已到了大热天而人们才提到天气真热一样。
在谈到目前日本存在的有关日本的脆弱感觉时，人们必须提到经济形势，因为它与国际形势有着明显的关联。首先，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大多数国家由于考虑到要奉行一种安全政策，它们不会像[3]日本那样更多地依赖外国市场的产品。但这里的信念是，日本必须这么做，因为它不能不大量进口外国的销售品——之所以说是大量的，乃相对于仍处在很低的生活标准的民众购买力而言——它要购买的是原料，甚至是食品。但战争期间，国内制造业和贸易对于外国市场的独立性得到了极大增长。国内财富的增加固然十分可观，但仍被少数人所掌控，这严重影响到对国外商品的需求。这条理由可以唤起我们对处于有点危殆形势的日本的同情。
另一条理由与劳工的处境有关。日本好像感到自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状况。如果它甚而以通情达理的态度体面地通过工厂法（或者竟然要使之得到贯彻），并对儿童和妇女的劳动加以规范，就将失去它现在赖以抵消它许多不利之处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罢工、劳工的困境、鼓动联合的趋向等等在不断出现，形势的紧张已变得显而易见。米骚动已不常被人谈起，但相关的记忆仍然存留。事实上，它们已十分接近于呈现出一种直接的政治外观。仍然握有控制权的军事集团要实现其远大的抱负，而从未终结这些抱负的真正的民主势力要使自身壮大起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竞争？德国的战败确实打击了日本蠢蠢欲动的官僚军事集团。它还会有时间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吗？激起对自由派分子同情心的很大一个因素在于，官僚军事集团还存有这种希冀，自由派分子正在开始承受变革带来的阵痛。
至于说到当下的国际形势，日本感觉孤立的危险愈益迫近。德国垮掉了，俄国垮掉了。这些事实有点简化了有关日本的事务，同时也出现了潜在的联盟已被剥夺的看法，这将削弱日本确立平衡和反平衡总体策略的力量。特别是帝国主义俄国势力的消除，确实减轻了印度面临的威胁，而大不列颠在建立英日攻守同盟时是考虑到这种因素的。美国穷兵黩武可能性的显现，是另一个严重的因素。日本、意大利和法国三方互相谅解的友好关系，并不足以取代国际力量的重新调整；在这种调整中，一般人认为，大不列颠和美国将成为主导因素。如若还不至于成为一个借口，由这个因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的报界数月来大体针对威尔逊总统和美国，特别是就日本与国联的关系发出的抱怨声和费尽心机的攻击。与此同时，日本也燃起了讨论种族歧视这类问题的热情（中国人的幽默感成了他们可靠的庇护所，指出这一点很有趣，当日本人在巴黎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后，中国人高兴地获悉日本外务大臣“他所关注的问题最近引起了”各大报纸对美国的攻击，他本人极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不管怎样，说现在所有关于日本外交政策的讨论都充斥着焦灼不安和紧张气氛，这是不错的。所有的方面都能看到对老的信念产生犹豫动摇，以及沿着新的路线展开行动的特有的信号。日本的精神状态似乎与它在80年代前期直到末期那段日子里曾经表露的精神状态非常相似，它通过接受德国的宪政、军国主义、教育制度和外交手腕使其体制得以成形。所以，一个观察者又一次得出这样的印象：日本实际上是把整个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都用到对迫切问题作出适应上面去了。
再说中国，区别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几乎好像生活在梦境中，或者说，某个初来乍到的爱丽丝正用一面外国带来的镜子进行探视，从中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颠倒的。我们这些对中国的事态和心灵构造了解很少的美国人，对此不用感到惊讶——特别是考虑到新闻审查制度和近几年来关注点的分散。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如此靠近，然而与它们有关的各种事实看起来恰好是对立的，这都是要人们终生体验的东西。日本的自由主义吗？是的，曾听说过有这么回事，但只是与一种形式有关，即渴望请出一位创造奇迹的解围之神。也许日本的革命会对中国拯救其跌宕不定的命运造成干扰，但并不存在任何尚称不上是完全革命性东西的改变或甚而阻碍了中国进程的迹象，这类革命可归于日本的外交策略与商业利益及军国主义联手运作。俄国与德国的崩溃吗？这些事仅意味着日本在这几年成了俄国的希望、功绩以及在满洲里和外蒙古拥有的财富的完美继承人，并有机会使西伯利亚落入它的股掌，而这是过去在它最乐观的时候也很难向往得到的东西。如今，日本承巴黎诸列强的赐福，又成了德国的租界、密谋和野心的继承人。当世界正忙于战争的时候，它通过秘密协议，从腐败无能的官员手中强取了（或是拿到了）另外的租借地。如果所有的列强害怕日本以至对它的各种欲望作出让步，中国怎么能逃脱为它设定的劫数呢？整个中国为此都在无望地呼喊。日本的宣传家们抓住这一有利的形势，指责和平会议证明协约国并不关心中国；如果中国真想得到任何保护的话，必须投入日本的怀抱。简言之，正如日本已在朝鲜做好了准备那样，它也已准备来保证中国的完整和独立。即使中国憎恨日本，它也必须接受这一命运，以便在灾难当头时摆脱更为糟糕的时运。这恰好与目前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持有的感觉互为补充，他们认为，日本也许在经历一个周密而较缓慢的过程、把两个国家统一起来后，会永远把中国当作另一个国家看待。至于提到日本的经济困境，这只不过是一个理由，用以解释日本为什么要加紧施展它的外交压力、它与中国的变节分子所做的肮脏的秘密交易，以及它的工业渗透。当西方世界设想日本的军国主义或实业派政党在确保其在东方的至尊地位使用的手段上持有相反的观念时，中国普遍流行的意见是：两种观念以彼此完全理解的方式发生作用，有时由东京的外务省发表一种意见，由陆军省（它拥有超体制的地位）发表另一种意见，其中的区别是为了获得台面上的效果。
以上所述是许多作者曾亲眼目睹最为剧烈的变革场景的某些方面，但愿它们产生的只是某种非同寻常的心理感受！但就索求真相的旨趣而言，必须把下述内容记录在案：我在最近这四个星期中与之交谈过的每一个现居中国的人，中国人或是美国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相信，未来大战的种子已在中国深深埋下了。为避免出现这样的灾难，他们指望国际联盟或没有直接涉入有关事件的某种其他的力量。不幸的是，日本的新闻界竭尽各种努力来讨论中国的舆论导向和实际状况，用以证明尝到战争甜头的美国现已把目光移向亚洲，企图稍后能把亚洲弄到手。于是，美国的兴趣便是想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培植敌意。如果亲美的日本人无从启发他们的同胞去了解事实，那么，美国可将抵达自己海岸的这种宣传奉还给日本人。每个想去日本的人，也应当去访问中国——即使只是为了使他的知识完备起来。
（马迅 译）
[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46—150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第19期（1919年），第346—348页，文章注明的发出日期和地点是南京，5月28日；重印于《中国、日本和美国》（China，Japan and the U.S.A）（纽约：合众出版公司，1921年）和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Characters and Events）（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29年），第1卷，第170—176页。
[3] 杜威在英文版书中用斜体表示强调，中文版改为楷体加重。——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