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
对于中国人来说，杜威是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美国哲学家。他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中国学生，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等。他应邀来中国访问演讲两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教育、哲学和文化发展趋向。但在1949年后，杜威作为实用主义的大师曾遭到口诛笔伐，实用主义作为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被学术界拒斥，成为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被丑化了的杜威的哲学家形象逐渐得到纠正，实用主义哲学得到重新评价，恢宏巨著《杜威全集》正式出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现当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学者关心实用主义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关心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的影响，但是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的内容：杜威所作的中国论述，或者，杜威的中国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杜威被当作一位外来的哲学家，来中国传授世界性的知识和思想。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杜威对于中国政治和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没有注意到杜威对于中国问题发表的真知灼见，没有注意到杜威给读者留下几十万字的中国论述。
杜威在中国访问的两年间，写下大量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杜威全集》一共收录有关中国论述文章53篇，包括时论、论文、游记、书评、对来信的答复、解密报告等。这些英文文章大多发表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亚洲》（Asia）等杂志上。编入本选集的文章不限于《杜威全集》的53篇作品，还包括杜威夫妇所写的部分家信和在中国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演讲。
这些文章、书信和演讲的主题相对集中，都与当时中国的外交、内政、思想文化、教育等话题相关。有讨论中国政局变动的，有讨论“五四”运动的，有讨论中美、中日关系的，有讨论中国经济的，有讨论中国文化和教育的，有讨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笔者把杜威论述中国的文章、书信和演讲大致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世界中的中国”，讨论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外交关系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第二部分，“五四”运动，涉及杜威对“五四”运动背景、过程的描述和评论。第三部分，“中国的危机与出路”，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解决对策、发展前景。第四部分，“中国人的心灵”，涉及杜威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认识，杜威对中国文化、教育问题的看法。
在这些文章、书信和演讲中，杜威描述了当时发生的大量的中国现象、事件和运动，夹杂着他的理解、评论和对策建议。当然，也包含着他对一些中国人、一些中国现象的批评。他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基于希望中国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阅读杜威的这些文字，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友好的态度和热烈的期待。
鉴于杜威的中国话语的内容比较丰富，本序言不准备全面介绍杜威的观点，只想与读者交流讨论一个背景性话题：杜威在“五四”运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天来到上海，开始两年之久的中国之旅。杜威对“五四”运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般认为，杜威在北京、南京等地目睹了“五四”运动的许多场景，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我们认为，不仅仅如此，他还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当然，他的参与方式是特殊的。简要地说，他以两种方式参与了“五四”运动。
第一种方式是演讲与交流。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之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做了许多场演讲，到过11个省，参观了很多学校、工厂和城市，与当地的官员、学生和知识分子交流。他的演讲和谈话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所以，胡适说：“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1]
第二种方式是写信与写文章，参与对“五四”运动的报道与评论。杜威及其夫人写了不少家信，家信里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五四”运动的进展情况和他们的直观感受。例如，1919年5月23日，杜威夫妇在写于南京的家信里说：“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预测今后的政治局势；我们在此的三星期中，眼见学生们的活动已引起了一项全新且无法计数的动力因素。……中国人没有一点组织能力，更没有团结内聚的决心；而今学生团体来插手一些事务，于是一切都显现出新的吵杂与新的气象。”[2]
又如，1919年6月1日，杜威夫妇在家信里说：“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早上我们所见到的那群演讲的学生，听说后来全都被捕了，而他们的口袋里早已带好了牙刷和毛巾。有的传言则说事实上不只两百人被捕，而是一千多人，只北平一地就有十万人罢课，方才出发的那些女孩子显然是受了她们老师的鼓励，许多母亲都在那里看着她们走过。”[3]杜威夫妇在家信里对于学生运动的描述，大多带着同情和鼓励的笔调。
在中国访问期间和回到美国之后，杜威还撰写了不少英文评论文章，例如《中国之新文化》（New Culture in China，《亚洲》第21期，1921年7月）、《中国政治中的新催化剂》（The New Leaven in Chinese Politics，《亚洲》第20期，1920年4月）、《中国民族国家情感》（Chinese National Sentiment，《亚洲》第19期，1919年12月）、《中国思想的转变》（Transforming the Mind of China，《亚洲》第19期，1919年11月）、《学生反抗的结局》（The Sequel of the Student Revolt，《新共和》第21期，1920年2月25日）等，这些英文文章既评论中国的时政局势，向外界报道“五四”运动及其后续的政治、文化运动，也包含着对“五四”运动的理性反思。这些文章是杜威运用实用主义哲学思考中国问题的尝试，是对杜威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一个应用性诠释，可以看作是杜威的实践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章也应视为“五四”话语的组成部分。杜威有些评论文章直接被译成或被摘译成中文，在中文的报纸上发表，例如《杜威论中国现象》（《晨报》1921年2月24日）、《广东印象记》（《晨报》1921年6月16、17、18日）、《杜威博士论中国工业》（《民国日报》1921年1月18、19日），它们直接影响中国读者的思考方式。
对杜威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胡适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他指出：“对于国外，他（指杜威——引者注）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和《亚细亚》（Asia）两个杂志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为我们作解释的。”[4]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使用了杜威的书信和文章提供的不少史实，来描述“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文化和政治变革情况。[5]从杜威的书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杜威显然被“五四”运动及其蕴含的精神深深吸引了。胡适说：“引起杜威夫妇那么大的兴趣以致于他们改变了原定要在夏季几个月以后就回美国的计划，并且决定在中国逗留整整一年的，就是这次学生运动以及它的成功与失败的地方。”[6]在这方面，杜威不是唯一的例子。当年陪同罗素访华的Dora Black女士也有类似的感觉，她在致周策纵的信里说：“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我已从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7]用这话来形容杜威对“五四”的感受，恐怕也不为过。
在同一篇文章New Culture in China（《中国之新文化》）中，杜威用the student revolt、the movement of May 4、the upheaval of May 4等词语描述“五四”学生运动。杜威还写了一篇题为The Student Revolt in China（《中国的学生反抗》，《新共和》第20期，1919年8月6日）的文章，文中还用到the student movement一词。revolt一词有反叛、叛乱的意思，upheaval一词有动乱、突变的意思，the student revolt、the upheaval of May 4等英语用法表明学生运动带有激烈的动荡、反叛的意思，表明此运动带有剧变性和反叛性。在这些描述中，杜威有可能借用了别人的用法，我们无法确定哪个用法是借用的，哪个用法是他自己使用的。但是，从总体上看，杜威并用这些用法，至少表明两点：第一，当时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还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第二，多少揭示出“五四”运动是一场巨变，是一场触及中国现代性改造深度的巨变。
我们不否认，杜威在演讲、书信与文章中表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和评论可能受到了胡适、蔡元培、博晨光（Lucius Porter）等人的影响；我们同样不否认，杜威作为一个成熟的哲学家，有他自己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他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和传教士所持观点的吸收是有选择的。总的看来，他基本上站在同情“五四”学生运动的立场上作出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理应成为“五四”话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杜威也有理由被视为“五四”的参与者。[8]
在中国的学术界，杜威论述中国的文章、书信和演讲对于研究杜威哲学、研究现代中国以及两者的关系特别有意义。阅读这些文献，可以认识一个完整的杜威的中国话语体系，认识杜威是如何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是如何正视中国面临的困局的。这些文献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路径，思考杜威自身的思想是否以及如何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了解杜威关注中国问题的哪些方面或领域，了解杜威从中吸收哪些因素或观念，了解杜威思想的细微变化与中国之行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中美人文对话交流，而且有助于认识一个多彩的现代中国思想世界。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刘放桐、陈亚军、王成兵、张国清、冯平等多位教授的指点，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华华编辑的协助，特此表示感谢。
顾红亮
2016年8月31日上海
[1]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0页。
[2] 杜威夫妇：《中国书简》，王运如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第24页。
[3] 同上书，第33—34页。
[4]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
[5] 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7、228、247、249、314—315、499页。
[6] 胡适：《杜威在中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5页。
[7] 转引自朱学渊：《周策纵先生的才具和苦难》，《东方早报》2008年11月9日“上海书评”第18期。
[8] 相关内容的讨论可参见顾红亮：《“五四”的参与者杜威》，《文汇报》2015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