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的涉及“关卿”的一首宫词
杨维桢的一首宫词向来为研究元杂剧的人重视并引用，全文如下：
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
杨维桢在天历年间写有宫词二十首，传存十二首，见《铁雅先生复古诗集》卷四
，前有小序：
宫词，诗家之大香奁也，不许村学究语。为本朝宫词者多矣，或拘于用典故，又或拘于用国语(按：指蒙语)，皆损诗体。天历间，余同年萨天钖善为宫词，且索余和什。通和十二章，今存十二章。
在十二首诗中，“开国遗音”一首排列第二，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故云“开国”。铁木真在金泰和六年(1206)被推举为全蒙古的领袖，号成吉思汗，自此建立了蒙古国家。以后经历了拖雷、窝阔台、贵由、蒙哥为领袖的时期，共五十四年，其间还攻灭了夏、金王朝，统一了北方，但始终未立年号，国号则称蒙古，正式政治文献中称“大蒙古国”。1259年蒙哥病亡，1260年忽必烈夺取汗位成功，立即定当年为中统元年，开始用“汉法”来建元纪岁。中统共五年，复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在对宋战争取得巨大胜利以后，忽必烈又采取重大措施，弃用“蒙古”国号，改称“大元”。这时杨维桢还没有诞生，他的生年是1298(大德二年)，那时元朝已建立了27年，他所谓“开国遗音”当然都是得之传闻。据杨维桢同时人陶宗仪《辍耕录》云：“《白翎雀者》，国朝教坊大曲也。”又记陈云峤言：“白翎雀生于鸟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鸣，自得其乐，世皇(按：指忽必烈)因命伶人硕德闾制曲以名之。”又引张思廉(按：即张宪)所写《白翎雀歌》云：“真人一统开正朔，写上鞮鞍手亲作。教坊国手硕德闾，传得开基太平乐。”“真人一统开正朔”云云，明指忽必烈建立元王朝。杨维桢《白翎雀辞》则云：“白翎雀，西极来，金为冠，玉为衣。百鸟见之不敢飞，雄狐猛虎愁神机。先帝亲自鞲，重尔西方奇。”“先帝”云云也指忽必烈。此外王逢和张光弼的咏白翎雀的诗歌也都把它同忽必烈相联系，只是张光弼诗中说此曲为河西伶人火倪赤所作。于此可见杨维桢《宫词》中“开国”云云，系指忽必烈建立元王朝，了无疑义。
如果说忽必烈命伶人制《白翎雀》的记载，在元代文献中不时可见，那么，元朝开国时“关卿”作《伊尹扶汤》杂剧进献这条资料在元代文献中只见之于杨维桢《宫词》。但它很有影响，而且大抵把“关卿”理解为关汉卿。明初朱有燉《元宫词》写道：“初调音律是关卿，《伊尹扶汤》杂剧呈。传入禁垣宫里悦，一时咸听唱新声。”很明显受到杨维桢《宫词》的影响，又把“关卿”说成是“初调音律”即创始杂剧之人，那么这个“关卿”也就无疑是关汉卿了，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和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都直接间接把关汉卿说成是“初为杂剧之始”的人物。清人楼卜瀍《铁崖逸编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也都持“关卿”即“关汉卿”说。楼氏注本不甚通行，王氏著作属开创性名著，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史研究界影响尤大，故知名戏曲研究者大抵也持此说，杨荫深《元曲大家关汉卿传》中说：“王(国维)氏解‘关卿’即汉卿，今人多从其说，事或当然。”如果认定杨维桢《宫词》所说“大金优谏关卿”，即《录鬼簿》和《中原音韵》等文献记载的剧作家关汉卿，势必引出各种记载之间的抵牾。所谓“优谏”指优人或伶官，玩杨氏口气，“大金优谏”当指金朝伶官。那么《录鬼簿》所记“太医院尹”又是哪朝的官呢？1930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元曲叙录》中就有困惑语气，他引用了杨维桢《宫词》后说道：“关卿大约即指汉卿。据此则汉卿当曾仕于金。惟其为太医院尹，则不知为在元或在金时事耳。”惟是相信杨维桢之说，郑振铎在《元曲叙录》中推测关汉卿约生于金亡之前20年，也就是说，金亡时关汉卿为20岁，此时为伶官，才合情理。后来郑振铎在《关汉卿传略》中说金亡(1234)时关汉卿是一位“二十多岁左右的青年”，又说：“关汉卿的卒年大约是1300年左右。他活了将近九十岁。”后来又在《关汉卿戏曲集》代序中说：“他约生于1210年左右。当蒙古灭金的时候，他是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他的卒年，约在1298年到1300年之间，但至迟似不能超过1300年。”如同上文所说，郑振铎之所以推定关汉卿“活了将近九十岁”，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认同“大金优谏关卿”即关汉卿，所以他必须推定关汉卿在金亡之际为二十多岁。但郑先生之说较之王国维推定金亡时的关汉卿为三十馀岁，还是见出一定差异(王氏之说见《宋元戏曲史》，拙文《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对此有所讨论)。王国维著《曲录》《宋元戏曲史》时，忽视关汉卿的散曲，他说关汉卿“中统初尚存”、中统初“垂老”云云，都是据易见的《录鬼簿》《辍耕录》等记载来做推测。似乎他不知道关汉卿写有《杭州景》散曲，曲中有云：“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是关汉卿在宋亡后到过杭州。《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关汉卿南下，当在至元十四年后。这时距“中统初”也已有十七八年了。当年王国维似乎更不知道关汉卿写有散曲《大德歌》，曲中有云：“唱新行大德歌”。很可能是成宗大德改元时的作品。那时距“中统初”则有三十七八年了。如果“老”指六十岁，那么中统初“垂老”的关汉卿到大德初已是接近百岁之人了。郑振铎却顾及关氏散曲中反映出来的时间、行踪，所以必须推定他金亡时二十多岁，到大德间将近九十岁。
知名研究家中不认同“大金优谏关卿”即关汉卿的首推孙楷第，他在《关汉卿行年考》一文中引录杨氏《宫词》后说：
论者谓关卿即关汉卿。然如其说，则必以“白翎雀曲”为汉卿作，语意方贯。据“辍耕录”卷二十，“白翎雀”乃世祖在桓州时命教坊硕德闾所作。硕德闾似蒙古语译音，“元史”卷二十六“仁宗纪”有晋王内史拾得闾。关汉卿乃士大夫非教坊。故余疑进“伊尹扶汤”之关卿，乃教坊之由金入元者，本姓关，赐名硕德闾，非剧家官太医院尹之关汉卿也。
孙先生认为杨诗所写《白翎雀》曲作者与“进剧编”之人为同一人，原是他的解读，未必是杨诗本意。但说“关汉卿乃士大夫非教坊”，实中要害。我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关汉卿章的注文中写道：
按“优谏”即优人或伶官，旧时观念中决不能入“士大夫”之列。朱权《太和正音谱》引赵子昂言：“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倡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又引关汉卿言：“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可见关汉卿并非优人或优官。《元曲选》序文中说：“关汉卿辈”“偶倡优而不辞”，也证明关汉卿并非“优谏”。
《元代文学史》关汉卿章的正文中则写道：
但杨维桢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又说：“士大夫以今乐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优谏”与“士大夫”不可能是一人。
《元代文学史》中还写道：
《析津志》将关汉卿列入“名宦传”，传中说：“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意为其时科举未行，不能以翰墨见知。“淹于词章”云云，实是说他长于词章之事，或也含有说他从事曲作的意思。但《录鬼簿》记他作过“太医院尹”。太医院最高职位是“提点”，其他还有“院使”“院判”等等。对“太医院尹”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太医院的最高官职，如同“府尹”指一府的最高长官一样；二是指太医院的某种官职。疑《录鬼簿》作者只知关汉卿曾在太医院任职，不明其具体职司，所说“尹”未必指“提点”。
《元代文学史》中还说到《析津志》中关汉卿传出自梁有之手，相当可信：
《析津志》记关汉卿为燕京“故家”，撰传人梁有云：“以上故家多系有就外传(当作“外傅”)之时，屡尝窃听父师所言，燕籍居之户百数十家。向时亦尝过其家，虽不能全言，三十年后，或仕宦于外，或贫乏不能存，物故者甚多。”当为可信。
梁有所撰关汉卿小传最早由赵万里先生撰文披露，时为1957年，题为《关汉卿史料新得》，发表于《戏剧论丛》1957年第2辑。我赴孙楷第先生府第请教时，禀告了这一信息。孙先生说他也藏有此项资料，当即取出让我观看，记得是录自缪荃荪所辑《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用毛笔抄写在中式信笺上，字迹工整。当时孙先生说，他还未及作文介绍，现在赵先生写了文章，他就不必写了。事实上，后来孙先生增订《元曲家考略》时，于“王和卿”条说及那项资料，并修正了他对关汉卿卒年的看法，今引录如下：
此《析津志》载元梁有撰元大都南城老宿名流赵汲古等小传若干首，中有《关已斋》小传。关已斋即关汉卿。读此传，知关汉卿卒，远在元仁宗行科举之前。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甲辰诏行科举。延祐二年二月己卯朔会试进士，三月乙卯廷试进士，赐护都沓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其事皆关汉卿所不得见。梁有大都南城人(金中都旧城，元人谓之“南城”)。祖曾，字贡父，号如圃，仕有名。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元史》有专传。有曾为文宗于京城内外访碑，拓得碑千馀本。见元葛逻禄廼贤《金台集》。所记南城诸老宿名流，其人多与有家笃世好，有幼时亦尝至其家。及长，追记旧时见闻，为作传，极可信。
孙先生此处用了“极可信”三字，见出他对梁有《关已斋传》史料价值评价之高。在《元曲家考略》中，这样的用语是罕见的。
总之，从以上所引录和转述的诸项文献记载，可作如下判断：关汉卿是优谏之说断乎不可信。事实上，杨维桢《宫词》中只说是“大金优谏关卿”，“关卿”不等于关汉卿，尤其是在排除掉关汉卿的优谏身份后，这“关卿”更不可能是关汉卿。至于这“关卿”是谁，恐怕只能成为一个难解的公案。本来，说元王朝开国时有一位“关卿”撰剧进呈，也属单文孤证。
把都属杨维桢说的“士大夫如关汉卿”和“大金优谏关卿”视为两个人而不是同一个人，合乎考据逻辑，也合乎常理常情。如果杨氏所说的优谏“关卿”即指士大夫关汉卿，那只能是他在偏见支配下非人生事。他可能生事非人吗？不妨略作分析猜测，但猜测只能作为谈资，不能视为考证。
杨维桢作有《沈氏今乐府序》(楼卜瀍作《今乐府序》)，“沈氏”指沈子厚，吴兴人。《四部丛刊》复印本《东维子集》所收此序脱字并有讹误，承王小岩学人相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无脱误，今据以引录。在这篇序文中，杨维桢对“今乐府”(指元散曲)和“传奇之变”(指元杂剧)提出了看法：
一、他认为“士之操觚”于“今乐府”是“文墨之游”，但也有区别，“故曰：今乐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亵邪雅正、豪俊鄙野，则亦随其人品而得之。”
二、他认为，在“今乐府”作者中，“杨、卢、滕、李、冯、贯、马、白，皆一代词伯，而不能不游于是，虽依比声调，而其格力雄浑正大有足传者。”至于“小叶俳辈类以今乐自鸣，往往流于街谈市谚之陋”。
三、与“今乐府”(指散曲)有所联系，他认为“传奇之变”(指杂剧)虽有警世之用，但非“治世之音”，“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惩，则出于关、庾氏传奇之变，或者以为治世之音，则辱国甚矣。”
四、他推许请他作序的沈子厚，并借此贬抑“关(汉卿)、庾(吉甫)氏”。他说“论其(指沈子厚)格力，有杨、卢、滕、李、冯、贯、马、白诸词伯之风，而其句字无小叶俳辈街谈市谚之陋。关、庾氏而有传，子厚氏其无传，吾不信也已。”
将关汉卿和庾吉甫相并提并论，元人有此一说，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中即云：“关汉卿、庾吉甫造语妖娇。”元末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所作吊词中则有“共庾白关老齐肩”之言。“庾”当指庾吉甫，“白”当指白朴，“关”当指关汉卿。庾吉甫当时名声很大，可惜他的作品散失殆尽。清末人还见过他的杂剧作品《荐马周》，现也已佚失。杨维桢曾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说：“士大夫以今乐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淡斋、卢苏斋，豪爽则有如冯海粟、滕玉霄，蕴藉则有如贯酸斋、马昂父，其体裁各异，而宫商相宣，皆可被于弦竹者也。”此序写于至正七年(1347)，到了至正十一年(1351)的《沈氏今乐府序》，所举八位作家中摒却了关汉卿和庾吉甫。把两篇序文相观照，可知《沈氏今乐府序》所举八位“词伯”中的“马”指马昂父(即马昂夫)，而非马致远，那么，另一位“白”姓“词伯”当是白贲而非白朴。还有一位李姓“词伯”则难明其人，或指李伯瞻，也未可知。
杨维桢所列写作“今乐府”的八位“词伯”中无一位杂剧作家，连散曲作品很有特色的马致远也予摒却，可见其成见之深。为杨维桢反对的“治世之音”说，在元人中不止一见。邓子晋《太平乐府序》中有“治世安乐之音”说法。在邓子晋之前，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说：“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罗氏所说“新声”指“大元乐府”也即“新乐府”，但序中也涉及杂剧作品，如所说“六字三韵”云云即是呼应《中原音韵》著者周德清自序推举《西厢记》中“六字三韵”经典之例。周德清是推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的，他的《中原音韵自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搢绅及闾阎歌咏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周氏所举“其难”之例出自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是【麻郎儿】中的曲文(张生所唱)，所以他所说“诸公已矣”的“诸公”除了 “关、郑、白、马”以外，当还包括王实甫。周德清推崇的“诸公”既是杂剧作家，也是散曲作家。与周德清之论对照，杨维桢八位“词伯”之说排斥杂剧作家，更见出其观念之落后。他所谓“关、庾氏而有传，子厚氏其无传，吾不信也”。对关汉卿、庾吉甫这两位知名杂剧作家(还是被认定为“首创的代表人物”)，表现出轻薄不敬。至于他批评别人说杂剧是“治世之音”是一种“辱国甚矣”言论，也不是讨论与商榷的言语，十足是由传统偏见出发的迂腐之见。
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述说他之所以要为杂剧作家立传后说：“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啃蛤蜊，与知味者道。”杨维桢轻视、蔑视杂剧及其作家，也露出其“高尚之士”的面目。所以，他的《宫词》中“大金优谏关卿”云云，若指关汉卿，也有可能。虽属生事非人，却也显“高尚之士”本色。杨维桢的诗论与若干诗歌实践，确有离开传统诗教的倾向，他的“无日不沉醉”的行乐生活，更被时人视为违背圣门之教，他的那些香奁诗则招来“淫词”的恶名，他还被正统人物斥骂为“文妖”。但受攻击的杨维桢实也有着维护正统文化思想的一面，他也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矛盾的人物。
即使杨维桢生事非人，漫说关汉卿是“大金优谏”，但由于不是事实，并不影响对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订。限于文献资料，迄今难以对关氏生卒年做确切考证。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云：“关汉卿非金遗氏，其生当在蒙古乃马真后称制元年与海迷失后称制三年之间(1241—1250)，其卒当在延祐七年以后，泰定元年以前。”如同上文所述，后来孙先生对关汉卿卒年改变了看法，推定在皇庆年以前，但并未改变对关氏生年的推断。如按孙说，关汉卿最早生于1241年，是为金亡后的第七年头。这样他就较白朴年轻，小于白朴十六岁左右。两人年龄差距几近一辈。我主编《元代文学史》时未敢认同孙说，还是推断关汉卿年龄与白朴相仿，可推定为生于1225年左右，卒于1302年左右。
附录
沈氏今乐府序
杨维桢
或问：“骚可以被弦乎？”曰：“骚，诗之流。诗可以弦，则骚其不可乎？”或有曰：“骚无古今，而乐府有古今，何也？”曰：“骚之下为乐府，则亦骚之今矣。然乐府出于汉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况今之今乎！”吁！乐府曰今，则乐府之去汉也远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以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劝惩，则出于关、庾氏传奇之变，或者以为治世之音，则辱国甚矣。吁！关雎、麟趾之化渐渍于声乐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乐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亵邪雅正、豪俊鄙野，则亦随其人品而得之。杨、卢、滕、李、冯、贯、马、白，皆一代词伯，而不能不游于是，虽依比声调，而其格力雄浑正大有足传者。迩年以来，小叶俳辈类以今乐府自鸣，往往流于街谈市谚之陋，有渔樵欸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后，其变为何如也。吴兴沈子厚氏，通文史，善为古歌诗，间亦游于乐府。记余数年前客太湖上，赋《铁龙引》一章，子厚连和余四章，皆效铁龙体，飘飘然有凌云气，心已异之。今年，余以海漕事住吴兴者阅月，子厚时时持酒肴与今乐府至，至必命吴娃度腔引酒为吾寿。论其格力，有杨、卢、滕、李、冯、贯、马、白诸词伯之风，而其句字无小叶俳辈街谈市谚之陋。关、庾氏而有传，子厚氏其无传，吾不信也已。书成帙，求一言以引重，因为论次乐府之有古今，为沈氏今乐府序。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十四日序。
- 《万有文库》本《铁崖先生古乐府》附《铁雅先生复古诗集》，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第28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 《万有文库》本《铁崖先生古乐府》附《铁雅先生复古诗集》，第74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 楼卜瀍是清中叶人，他注杨维桢“开国遗音乐府传”宫词云：“先生有《今乐府序》：奇巧莫如关汉卿。”见《铁崖逸编注》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325册，第6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引录杨氏宫词后说：“此关卿当指汉卿而言。”第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转引自谭正璧《元曲六大家略传》，第10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 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 此文作于1958年，引自《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6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 此文也作于1958年，引自《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9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 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引自《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第56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 《元代文学史》，第1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 《元代文学史》，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 《元代文学史》，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 《元代文学史》，第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45—44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1册，第17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1册，第17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 〔元〕钟嗣成《录鬼簿序》，引自《校订录鬼簿三种》，第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 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引自《元明清戏曲论文集》，第57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 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77—47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承王小岩学人赐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