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的涉及“关卿”的一首宫词

杨维桢的涉及“关卿”的一首宫词

杨维桢的一首宫词向来为研究元杂剧的人重视并引用,全文如下:

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

杨维桢在天历年间写有宫词二十首,传存十二首,见《铁雅先生复古诗集》卷四,前有小序:

宫词,诗家之大香奁也,不许村学究语。为本朝宫词者多矣,或拘于用典故,又或拘于用国语(按:指蒙语),皆损诗体。天历间,余同年萨天钖善为宫词,且索余和什。通和十二章,今存十二章。

在十二首诗中,“开国遗音”一首排列第二,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故云“开国”。铁木真在金泰和六年(1206)被推举为全蒙古的领袖,号成吉思汗,自此建立了蒙古国家。以后经历了拖雷、窝阔台、贵由、蒙哥为领袖的时期,共五十四年,其间还攻灭了夏、金王朝,统一了北方,但始终未立年号,国号则称蒙古,正式政治文献中称“大蒙古国”。1259年蒙哥病亡,1260年忽必烈夺取汗位成功,立即定当年为中统元年,开始用“汉法”来建元纪岁。中统共五年,复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在对宋战争取得巨大胜利以后,忽必烈又采取重大措施,弃用“蒙古”国号,改称“大元”。这时杨维桢还没有诞生,他的生年是1298(大德二年),那时元朝已建立了27年,他所谓“开国遗音”当然都是得之传闻。据杨维桢同时人陶宗仪《辍耕录》云:“《白翎雀者》,国朝教坊大曲也。”又记陈云峤言:“白翎雀生于鸟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鸣,自得其乐,世皇(按:指忽必烈)因命伶人硕德闾制曲以名之。”又引张思廉(按:即张宪)所写《白翎雀歌》云:“真人一统开正朔,写上鞮鞍手亲作。教坊国手硕德闾,传得开基太平乐。”“真人一统开正朔”云云,明指忽必烈建立元王朝。杨维桢《白翎雀辞》则云:“白翎雀,西极来,金为冠,玉为衣。百鸟见之不敢飞,雄狐猛虎愁神机。先帝亲自鞲,重尔西方奇。”“先帝”云云也指忽必烈。此外王逢和张光弼的咏白翎雀的诗歌也都把它同忽必烈相联系,只是张光弼诗中说此曲为河西伶人火倪赤所作。于此可见杨维桢《宫词》中“开国”云云,系指忽必烈建立元王朝,了无疑义。

如果说忽必烈命伶人制《白翎雀》的记载,在元代文献中不时可见,那么,元朝开国时“关卿”作《伊尹扶汤》杂剧进献这条资料在元代文献中只见之于杨维桢《宫词》。但它很有影响,而且大抵把“关卿”理解为关汉卿。明初朱有燉《元宫词》写道:“初调音律是关卿,《伊尹扶汤》杂剧呈。传入禁垣宫里悦,一时咸听唱新声。”很明显受到杨维桢《宫词》的影响,又把“关卿”说成是“初调音律”即创始杂剧之人,那么这个“关卿”也就无疑是关汉卿了,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和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都直接间接把关汉卿说成是“初为杂剧之始”的人物。清人楼卜瀍《铁崖逸编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也都持“关卿”即“关汉卿”说。楼氏注本不甚通行,王氏著作属开创性名著,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史研究界影响尤大,故知名戏曲研究者大抵也持此说,杨荫深《元曲大家关汉卿传》中说:“王(国维)氏解‘关卿’即汉卿,今人多从其说,事或当然。”如果认定杨维桢《宫词》所说“大金优谏关卿”,即《录鬼簿》和《中原音韵》等文献记载的剧作家关汉卿,势必引出各种记载之间的抵牾。所谓“优谏”指优人或伶官,玩杨氏口气,“大金优谏”当指金朝伶官。那么《录鬼簿》所记“太医院尹”又是哪朝的官呢?1930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元曲叙录》中就有困惑语气,他引用了杨维桢《宫词》后说道:“关卿大约即指汉卿。据此则汉卿当曾仕于金。惟其为太医院尹,则不知为在元或在金时事耳。”惟是相信杨维桢之说,郑振铎在《元曲叙录》中推测关汉卿约生于金亡之前20年,也就是说,金亡时关汉卿为20岁,此时为伶官,才合情理。后来郑振铎在《关汉卿传略》中说金亡(1234)时关汉卿是一位“二十多岁左右的青年”,又说:“关汉卿的卒年大约是1300年左右。他活了将近九十岁。”后来又在《关汉卿戏曲集》代序中说:“他约生于1210年左右。当蒙古灭金的时候,他是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他的卒年,约在1298年到1300年之间,但至迟似不能超过1300年。”如同上文所说,郑振铎之所以推定关汉卿“活了将近九十岁”,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认同“大金优谏关卿”即关汉卿,所以他必须推定关汉卿在金亡之际为二十多岁。但郑先生之说较之王国维推定金亡时的关汉卿为三十馀岁,还是见出一定差异(王氏之说见《宋元戏曲史》,拙文《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对此有所讨论)。王国维著《曲录》《宋元戏曲史》时,忽视关汉卿的散曲,他说关汉卿“中统初尚存”、中统初“垂老”云云,都是据易见的《录鬼簿》《辍耕录》等记载来做推测。似乎他不知道关汉卿写有《杭州景》散曲,曲中有云:“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是关汉卿在宋亡后到过杭州。《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关汉卿南下,当在至元十四年后。这时距“中统初”也已有十七八年了。当年王国维似乎更不知道关汉卿写有散曲《大德歌》,曲中有云:“唱新行大德歌”。很可能是成宗大德改元时的作品。那时距“中统初”则有三十七八年了。如果“老”指六十岁,那么中统初“垂老”的关汉卿到大德初已是接近百岁之人了。郑振铎却顾及关氏散曲中反映出来的时间、行踪,所以必须推定他金亡时二十多岁,到大德间将近九十岁。

知名研究家中不认同“大金优谏关卿”即关汉卿的首推孙楷第,他在《关汉卿行年考》一文中引录杨氏《宫词》后说:

论者谓关卿即关汉卿。然如其说,则必以“白翎雀曲”为汉卿作,语意方贯。据“辍耕录”卷二十,“白翎雀”乃世祖在桓州时命教坊硕德闾所作。硕德闾似蒙古语译音,“元史”卷二十六“仁宗纪”有晋王内史拾得闾。关汉卿乃士大夫非教坊。故余疑进“伊尹扶汤”之关卿,乃教坊之由金入元者,本姓关,赐名硕德闾,非剧家官太医院尹之关汉卿也。

孙先生认为杨诗所写《白翎雀》曲作者与“进剧编”之人为同一人,原是他的解读,未必是杨诗本意。但说“关汉卿乃士大夫非教坊”,实中要害。我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关汉卿章的注文中写道:

按“优谏”即优人或伶官,旧时观念中决不能入“士大夫”之列。朱权《太和正音谱》引赵子昂言:“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倡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又引关汉卿言:“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可见关汉卿并非优人或优官。《元曲选》序文中说:“关汉卿辈”“偶倡优而不辞”,也证明关汉卿并非“优谏”。

《元代文学史》关汉卿章的正文中则写道:

但杨维桢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又说:“士大夫以今乐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优谏”与“士大夫”不可能是一人。

《元代文学史》中还写道:

《析津志》将关汉卿列入“名宦传”,传中说:“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意为其时科举未行,不能以翰墨见知。“淹于词章”云云,实是说他长于词章之事,或也含有说他从事曲作的意思。但《录鬼簿》记他作过“太医院尹”。太医院最高职位是“提点”,其他还有“院使”“院判”等等。对“太医院尹”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太医院的最高官职,如同“府尹”指一府的最高长官一样;二是指太医院的某种官职。疑《录鬼簿》作者只知关汉卿曾在太医院任职,不明其具体职司,所说“尹”未必指“提点”。

《元代文学史》中还说到《析津志》中关汉卿传出自梁有之手,相当可信:

《析津志》记关汉卿为燕京“故家”,撰传人梁有云:“以上故家多系有就外传(当作“外傅”)之时,屡尝窃听父师所言,燕籍居之户百数十家。向时亦尝过其家,虽不能全言,三十年后,或仕宦于外,或贫乏不能存,物故者甚多。”当为可信。

梁有所撰关汉卿小传最早由赵万里先生撰文披露,时为1957年,题为《关汉卿史料新得》,发表于《戏剧论丛》1957年第2辑。我赴孙楷第先生府第请教时,禀告了这一信息。孙先生说他也藏有此项资料,当即取出让我观看,记得是录自缪荃荪所辑《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用毛笔抄写在中式信笺上,字迹工整。当时孙先生说,他还未及作文介绍,现在赵先生写了文章,他就不必写了。事实上,后来孙先生增订《元曲家考略》时,于“王和卿”条说及那项资料,并修正了他对关汉卿卒年的看法,今引录如下:

此《析津志》载元梁有撰元大都南城老宿名流赵汲古等小传若干首,中有《关已斋》小传。关已斋即关汉卿。读此传,知关汉卿卒,远在元仁宗行科举之前。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甲辰诏行科举。延祐二年二月己卯朔会试进士,三月乙卯廷试进士,赐护都沓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其事皆关汉卿所不得见。梁有大都南城人(金中都旧城,元人谓之“南城”)。祖曾,字贡父,号如圃,仕有名。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元史》有专传。有曾为文宗于京城内外访碑,拓得碑千馀本。见元葛逻禄廼贤《金台集》。所记南城诸老宿名流,其人多与有家笃世好,有幼时亦尝至其家。及长,追记旧时见闻,为作传,极可信。

孙先生此处用了“极可信”三字,见出他对梁有《关已斋传》史料价值评价之高。在《元曲家考略》中,这样的用语是罕见的。

总之,从以上所引录和转述的诸项文献记载,可作如下判断:关汉卿是优谏之说断乎不可信。事实上,杨维桢《宫词》中只说是“大金优谏关卿”,“关卿”不等于关汉卿,尤其是在排除掉关汉卿的优谏身份后,这“关卿”更不可能是关汉卿。至于这“关卿”是谁,恐怕只能成为一个难解的公案。本来,说元王朝开国时有一位“关卿”撰剧进呈,也属单文孤证。

把都属杨维桢说的“士大夫如关汉卿”和“大金优谏关卿”视为两个人而不是同一个人,合乎考据逻辑,也合乎常理常情。如果杨氏所说的优谏“关卿”即指士大夫关汉卿,那只能是他在偏见支配下非人生事。他可能生事非人吗?不妨略作分析猜测,但猜测只能作为谈资,不能视为考证。

杨维桢作有《沈氏今乐府序》(楼卜瀍作《今乐府序》),“沈氏”指沈子厚,吴兴人。《四部丛刊》复印本《东维子集》所收此序脱字并有讹误,承王小岩学人相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无脱误,今据以引录。在这篇序文中,杨维桢对“今乐府”(指元散曲)和“传奇之变”(指元杂剧)提出了看法:

一、他认为“士之操觚”于“今乐府”是“文墨之游”,但也有区别,“故曰:今乐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亵邪雅正、豪俊鄙野,则亦随其人品而得之。”

二、他认为,在“今乐府”作者中,“杨、卢、滕、李、冯、贯、马、白,皆一代词伯,而不能不游于是,虽依比声调,而其格力雄浑正大有足传者。”至于“小叶俳辈类以今乐自鸣,往往流于街谈市谚之陋”。

三、与“今乐府”(指散曲)有所联系,他认为“传奇之变”(指杂剧)虽有警世之用,但非“治世之音”,“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惩,则出于关、庾氏传奇之变,或者以为治世之音,则辱国甚矣。”

四、他推许请他作序的沈子厚,并借此贬抑“关(汉卿)、庾(吉甫)氏”。他说“论其(指沈子厚)格力,有杨、卢、滕、李、冯、贯、马、白诸词伯之风,而其句字无小叶俳辈街谈市谚之陋。关、庾氏而有传,子厚氏其无传,吾不信也已。”

将关汉卿和庾吉甫相并提并论,元人有此一说,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中即云:“关汉卿、庾吉甫造语妖娇。”元末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所作吊词中则有“共庾白关老齐肩”之言。“庾”当指庾吉甫,“白”当指白朴,“关”当指关汉卿。庾吉甫当时名声很大,可惜他的作品散失殆尽。清末人还见过他的杂剧作品《荐马周》,现也已佚失。杨维桢曾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说:“士大夫以今乐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淡斋、卢苏斋,豪爽则有如冯海粟、滕玉霄,蕴藉则有如贯酸斋、马昂父,其体裁各异,而宫商相宣,皆可被于弦竹者也。”此序写于至正七年(1347),到了至正十一年(1351)的《沈氏今乐府序》,所举八位作家中摒却了关汉卿和庾吉甫。把两篇序文相观照,可知《沈氏今乐府序》所举八位“词伯”中的“马”指马昂父(即马昂夫),而非马致远,那么,另一位“白”姓“词伯”当是白贲而非白朴。还有一位李姓“词伯”则难明其人,或指李伯瞻,也未可知。

杨维桢所列写作“今乐府”的八位“词伯”中无一位杂剧作家,连散曲作品很有特色的马致远也予摒却,可见其成见之深。为杨维桢反对的“治世之音”说,在元人中不止一见。邓子晋《太平乐府序》中有“治世安乐之音”说法。在邓子晋之前,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说:“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罗氏所说“新声”指“大元乐府”也即“新乐府”,但序中也涉及杂剧作品,如所说“六字三韵”云云即是呼应《中原音韵》著者周德清自序推举《西厢记》中“六字三韵”经典之例。周德清是推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的,他的《中原音韵自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搢绅及闾阎歌咏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周氏所举“其难”之例出自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是【麻郎儿】中的曲文(张生所唱),所以他所说“诸公已矣”的“诸公”除了 “关、郑、白、马”以外,当还包括王实甫。周德清推崇的“诸公”既是杂剧作家,也是散曲作家。与周德清之论对照,杨维桢八位“词伯”之说排斥杂剧作家,更见出其观念之落后。他所谓“关、庾氏而有传,子厚氏其无传,吾不信也”。对关汉卿、庾吉甫这两位知名杂剧作家(还是被认定为“首创的代表人物”),表现出轻薄不敬。至于他批评别人说杂剧是“治世之音”是一种“辱国甚矣”言论,也不是讨论与商榷的言语,十足是由传统偏见出发的迂腐之见。

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述说他之所以要为杂剧作家立传后说:“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啃蛤蜊,与知味者道。”杨维桢轻视、蔑视杂剧及其作家,也露出其“高尚之士”的面目。所以,他的《宫词》中“大金优谏关卿”云云,若指关汉卿,也有可能。虽属生事非人,却也显“高尚之士”本色。杨维桢的诗论与若干诗歌实践,确有离开传统诗教的倾向,他的“无日不沉醉”的行乐生活,更被时人视为违背圣门之教,他的那些香奁诗则招来“淫词”的恶名,他还被正统人物斥骂为“文妖”。但受攻击的杨维桢实也有着维护正统文化思想的一面,他也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矛盾的人物。

即使杨维桢生事非人,漫说关汉卿是“大金优谏”,但由于不是事实,并不影响对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订。限于文献资料,迄今难以对关氏生卒年做确切考证。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云:“关汉卿非金遗氏,其生当在蒙古乃马真后称制元年与海迷失后称制三年之间(1241—1250),其卒当在延祐七年以后,泰定元年以前。”如同上文所述,后来孙先生对关汉卿卒年改变了看法,推定在皇庆年以前,但并未改变对关氏生年的推断。如按孙说,关汉卿最早生于1241年,是为金亡后的第七年头。这样他就较白朴年轻,小于白朴十六岁左右。两人年龄差距几近一辈。我主编《元代文学史》时未敢认同孙说,还是推断关汉卿年龄与白朴相仿,可推定为生于1225年左右,卒于1302年左右。

附录

沈氏今乐府序

杨维桢

或问:“骚可以被弦乎?”曰:“骚,诗之流。诗可以弦,则骚其不可乎?”或有曰:“骚无古今,而乐府有古今,何也?”曰:“骚之下为乐府,则亦骚之今矣。然乐府出于汉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况今之今乎!”吁!乐府曰今,则乐府之去汉也远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以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劝惩,则出于关、庾氏传奇之变,或者以为治世之音,则辱国甚矣。吁!关雎、麟趾之化渐渍于声乐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乐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亵邪雅正、豪俊鄙野,则亦随其人品而得之。杨、卢、滕、李、冯、贯、马、白,皆一代词伯,而不能不游于是,虽依比声调,而其格力雄浑正大有足传者。迩年以来,小叶俳辈类以今乐府自鸣,往往流于街谈市谚之陋,有渔樵欸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后,其变为何如也。吴兴沈子厚氏,通文史,善为古歌诗,间亦游于乐府。记余数年前客太湖上,赋《铁龙引》一章,子厚连和余四章,皆效铁龙体,飘飘然有凌云气,心已异之。今年,余以海漕事住吴兴者阅月,子厚时时持酒肴与今乐府至,至必命吴娃度腔引酒为吾寿。论其格力,有杨、卢、滕、李、冯、贯、马、白诸词伯之风,而其句字无小叶俳辈街谈市谚之陋。关、庾氏而有传,子厚氏其无传,吾不信也已。书成帙,求一言以引重,因为论次乐府之有古今,为沈氏今乐府序。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十四日序。

  1. 《万有文库》本《铁崖先生古乐府》附《铁雅先生复古诗集》,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第28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3. 《万有文库》本《铁崖先生古乐府》附《铁雅先生复古诗集》,第74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4. 楼卜瀍是清中叶人,他注杨维桢“开国遗音乐府传”宫词云:“先生有《今乐府序》:奇巧莫如关汉卿。”见《铁崖逸编注》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325册,第6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引录杨氏宫词后说:“此关卿当指汉卿而言。”第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 转引自谭正璧《元曲六大家略传》,第10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6. 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 此文作于1958年,引自《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6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8. 此文也作于1958年,引自《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9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9. 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引自《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第56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0. 《元代文学史》,第1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 《元代文学史》,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 《元代文学史》,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3. 《元代文学史》,第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5. 〔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45—44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6. 〔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1册,第17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7.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1册,第17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8. 〔元〕钟嗣成《录鬼簿序》,引自《校订录鬼簿三种》,第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9. 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引自《元明清戏曲论文集》,第57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20. 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77—47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承王小岩学人赐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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