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西川
2019.12.13

我身边的人都读诗，但媒体给我造成的印象是：很多人已经不再读诗了。但媒体也告诉我，有人已经发明了写诗的软件，这说明有些人还是拿写诗当回事的，否则费那么大劲设计那个软件干什么！媒体在谈到诗歌接受现状的时候，出发点往往是读者，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说，诗歌存在的好与坏以及它未来的可能性，责任主要在写作者身上，但媒体几乎不发表关于诗歌写作现状（而不是接受现状）的内行的讨论，而写作者，当然同时也是诗歌读者。那么不写诗的人是否就与诗歌无关了呢？不是。一种有深度有广度的生活、一种有质量有意味的生活，总是与诗歌有关——当你以为你只和小说、新闻报道、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有关时，你依然和诗歌有关；当你挑选富于设计感的日用品时，你依然和诗歌有关。即使你觉得你的生活与诗歌无关，你也不能肯定你的下一代就与诗歌无关。

网络上推送的许多当代中国诗歌作品不能被简单地拿来作为理解诗歌的标本。我不得不说，一些人憎恨诗歌是被网络小编们带偏了，一些人喜欢对诗歌写作现状指手画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趣味毫不怀疑，或者他们知道雪莱、拜伦、普希金、泰戈尔的大名就觉得自己了解世界诗歌，或者他们能够背诵几首、几百首唐诗宋词就觉得自己是“才子”了，或者······当然，中国古典诗歌的权威性在当代普通诗歌读者和非诗歌读者这里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与其说是热爱中国古典诗歌，不如说是习惯了中国古典诗歌。而在习惯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人们中，很多人是不读外国诗歌的。这构成了一种阅读势力，与我们的教育状况（不仅是今天的教育状况，也包括三四十年前的教育状况）有关，与主流意识形态、农业社会的审美方式、价值观、世界观有关，与非古汉语语境的古汉语尊崇有关。近年来传统文化凶猛回潮，这背后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值得深入探讨。所以退回诗歌阅读的问题，我感到，当下人们的阅读趣味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同样，多读一点点外国诗歌，也不仅仅是个文学问题——不往远了说，不往大了说，这其中的文化问题总是有的。我本人是一个多年的世界诗歌的读者——尽管近年来我中国古书读得更多。本诗选力图将读者带入一个较为纯正的、除中国诗歌之外的诗歌世界，时间跨度是从古到今。

抱歉我这是在说大话了。一部真正的包含从古到今诗人们的世界诗选，可能得装满一座图书馆。这是我不可能实现的编辑梦想。本诗选只是薄薄的一本。编选者谦卑的希望是：一、为诗歌读者们的生活锦上添花。二、为缺乏世界诗歌常识的读者们提供一些基础知识，如果诗歌也是一门特殊知识的话。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诗歌的基本含义。如果效果好的话，它将构成我们接近诗歌之美的第一层台阶。另外，比较阅读世界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中国现代诗歌当是一件有趣的事。

过去我们说到“世界诗歌”时，大多数人脑子里浮现的主要是西方诗歌和苏俄诗歌。即使一些诗歌读者的民族感较强，他们可怜巴巴的世界诗歌阅读经验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我们生在五四运动所造成的文化逻辑之中！所以，在编选这样一本诗选时，我多少希望能够对我们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诗歌趣味有所修补。所以除了那些已经高度经典化了的外国诗人的作品，本书也收入了一些对大多数人来讲相对陌生的古代东方诗人的作品，例如古代波斯的鲁米和哈菲兹、古代印度的卡比尔、古代越南的胡春香等人的作品。这些诗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引起我国读者的重视。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译文中的诗歌和原文中的诗歌从来不能画等号。我本人就曾经纳闷：为什么普希金名头那么大，而读中译文的普希金却读不出他的好？普希金的中文译者中包括了翻译界的顶尖人物，但我还是不能从中译文完全理解普希金在俄语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很遗憾我不懂俄语。我是在听了俄国诗人和懂俄语的中国译者解释之后，才理论性地理解了普希金之于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中国文学与世界读者的关系中，例如，屈原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之一，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许多种语言（甚至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都参与了对屈原诗歌的翻译），但我（几乎）不曾听说哪位外国诗人盛赞过屈原。诗歌翻译的问题除了是语言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文学思潮与写作观念的问题、读者接受习惯的问题。一句话，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国际上，翻译学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在此就不多费唇舌了。撇开种种翻译理论，我还是要感谢各位译者的辛苦工作，有时甚至是勉为其难的工作。

限于本书篇幅，也限于作者版权和翻译版权的问题，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现当代诗人的作品没能收入书中，所以坦率和遗憾地讲，这不是一本全面的世界诗选。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力图为当代中文诗歌读者提供一个基本的世界诗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