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自宋代出現話本這樣的白話通俗小說以來，到明清時期，通俗小說達到了高峰，品種數量繁多，在社會上流行廣泛，它們是中國古代燦爛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通俗小說作為當時流行的文學形式，其中包含着大量的俗字。中國歷代社會上通行的典籍，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都是權威的規範漢字（規範字古人稱之為“正字”）載錄，而是夾雜着大量的俗字。關於俗字的概念，蔣禮鴻師在《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中說：“俗字者，就是不合六書條例的（這是以前大多數學者的觀點，實際上俗字中也有很多是依據六書原則的），大多是在平民中日常使用的，被認為不合法的、不合規範的文字。應該注意的，是‘正字’的規範既立，俗字的界限纔能確定。”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中說：“所謂俗字，是區别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黄征《敦煌俗字典·前言》謂“俗字就是歷代不規範異體字”。由此我們可以總結這麼幾點認識：一是“俗字”實際上是與“正字”相對待出現的概念。二是俗字必須被一定的人群默認使用（即約定俗成）。這個群體可大可小，大可以是一個國家，小可以是某個地區；既可以是民間流行，也不排斥官員也寫俗字。俗字也許一開始是某個人寫的訛字（錯别字），但如果在一定人群中流行起來了，被默認使用了，這個訛字就可稱為俗字。這些俗字也不是雜亂無章的，其中還遵循着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律，它們的構形也有一定的原理。特别是自漢字隸變以後的今文字階段，漢字發展和演變的面貌到底如何，漢字發展的脈絡遵循着什麼樣的規律等，這些東西作為漢字發展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去進行梳理和研究是很必要的。明清時期也不例外，依舊依照漢字發展的規律在緩慢演進。這個時期的古籍文本中，正字基本上延續着唐宋以來的正字系統保持穩定。而俗字部分，一方面繼續傳承前代流行的俗字，各種俗字形體大量積澱下來；另一方面，針對社會的需要和當時的俗語、俗音，產生了不少俗字。正字和俗字這一對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明清時期社会流行大量的通俗小說，這些刻本和抄本，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文字實際使用狀況，明清時期的文字有什麼內在的規律，值得學界重視和研究。明清通俗小說中俗字眾多，很需要我們深入細致地研究。
對於這一時期的俗字，相對來說，研究的著作較少。劉復、李家瑞有《宋元以來俗字譜》，對明清小說中常見的俗字有一些簡單的羅列，抽樣性地揭示了古籍俗字流行的狀況。因當時學界尚沒有系統的漢語俗字學理論，也談不上研究俗字的規律，還來不及運用俗字學知識和理論來探討小說俗字的系統解讀方法。應該說，清代像段玉裁、王念孫等這樣的大家，對古籍俗寫的一些規律還是有深刻的認識的，我們從他們的論著中，常常能看到他們處理具體文本字詞時的真知灼見。但畢竟這些學者對俗字是持排斥態度的，故不可能去系統地加以理論探討。20世紀50年代蔣禮鴻先生曾撰《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大力呼籲研究俗字的重要性；郭在貽、張涌泉、黄征等先生後來在敦煌文獻俗字的研究和解讀上，成績卓著。張涌泉著有《漢語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漢語俗字叢考》等，對漢語俗字學理論建設有開創之功。針對明清小說的俗字，周志鋒有《明清小說俗字俗語研究》和《〈大字典〉論稿》，其中對明清小說的不少俗字做了精辟的考證。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其中有涉及明清小說俗字的例子。另外，學界還有不少俗字解讀和考證的論文。將俗字學理論和知識運用到明清小說的研究中去，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目前還較為薄弱，需要探索較為穩妥的具體處理和解決俗寫的條例和方法，值得學界深入研究和討論。我們再從明清小說的整理和出版情況看，為適應通俗小說閱讀和研究的需要，出版界陸續點校出版了大量的明清小說作品。對於通俗小說的文字整理，我們一般都是採用將俗字、别字徑改的辦法，且一般不出校勘記；古籍整理時徑改文字隨意性大。對於一些看起來不合現代漢語文字“規範”的字詞，不少整理者採用“以今律古”的方式，“規範”成現代漢語的用字方式了，如“鬪引”改為“逗引”，“理採”改為“理睬”等。實際上，理睬義較早寫“採”字，後來纔逐漸俗寫“睬”作為分化字。《古本小說集成》清刊本《說唐演義全傳》第二十四回：“早被咬金一把扯住，道：‘咄！瞎眼的勢利小人，為甚的不採我？’”（423頁）明清通俗小說俗字俗語充斥，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對小說中俗字的解讀和處理，很多做法甚不可取，還有許多不足，對於俗字還需要深入研究。還有許多俗寫，有的被
改，有的還沒有得到正確解讀，在今天看來，依據俗字學原理，通過古籍原始文獻的比較互證和構形比較，是可以得到正確解讀的。從這個角度說，對俗字的研究還很迫切。
我們這裏對明清小說的俗字研究，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古本小說集成》（以下簡稱《集成》）作為主要研究材料。此叢書是國家教育委員會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收錄以通俗小說為主，明代和清初小說基本全收，清乾、嘉小說選取精品，兼顧稀見，晚清小說則選其影響較大者；多有孤本，如《三教開迷歸正演義》《二度梅全傳》《五鼠鬧東京》等，《壺中天》《跨天虹》等則為個人庋藏秘笈。《集成》實際上“為學術界提供一部搜羅完整、版本優良、保持原貌、考核精審的大型古代小說文庫，為公私藏書家提供宏富完整之古代小說總匯，為學術界提供真實詳備的研究資料”。我們這次的研究選取其中三百餘種小說，基本上能反映明清時期的文字使用情況，並以中華書局的《古本小說叢刊》和其他版本作為參考。旨在從明清通俗小說的善本入手，對原始古籍中的大量俗字的構形和特點，加以歸納總結，深入研究，發現新的規則，破解疑難俗字。明清通俗小說的俗字研究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閱讀古籍，總結俗字規律，有利於為古籍整理服務，還可為現在的異體字規範提供借鑒；而且在研究俗字中追根溯源，探討文字結構，可能會讓我們發現一些原先單從正字發現不了的規律，有利於文字學的發展和文字學體系的完善。
我們的研究雖然以明清小說的俗字為中心，但是，漢語俗字存在很強的歷史繼承性，明清的很多俗寫能夠追溯到很久遠的時代，故明清小說中的許多俗字並不是那個時期新造的。在研究中，我們將注意把握俗字的共時比較和歷時探討兩個層面，注意研究俗字的共通性和地域（或文本）特殊性，務必重視文本具體語境。許多以前未被識出或缺乏瞭解的構形因素，或是看似孤立的構形形態，其初形及發展脈絡，通過各個時代俗字材料的字形分析和精密排比，會漸漸變得清楚明白。我們的研究重視同刊本中俗寫用例的比較；不少刊本直接注有俗字讀音，我們在研究中，將重視俗字的讀音這一線索，為解讀俗字服務。在俗字考釋中，實際上還是有規律可循的，俗字的背後，絕大多數都遵循着俗字構形學和動態變化原理。文字畢竟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研究時必須注意聯繫詞的音和義。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有很好的形、音、義互相求的傳統，段玉裁《廣雅疏證序》說道：“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王念孫《廣雅疏證自序》說：“竊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别為音，音别為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尟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我們在研究俗字字形時，也必須注意關照到詞音和詞義，應該從更大的層面去考慮俗字問題。進一步推闡乾嘉學派的理念，從廣泛聯繫的觀點看問題，所謂有正字，有俗字，有正音，有俗音，有雅言，有俗語，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重視俗字、俗音、俗語（口語詞）的有機聯繫。
我們這裏以三百餘種明清小說作為突破口，探討明清時期的俗字問題，希望能以此拋磚引玉，推動這方面的研究有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力圖以具體原始材料為依據，材料盡量保持客觀真實，從材料中概括規則和條理；而不以今人以現代漢語文字規範人為“規範”的點校本為研究材料，因為這些本子不能反映歷史的真實，得出來的結論不可靠。也不採用主題先行地規定某種觀點再去傅會的辦法，這樣並不能真正揭示明清時期俗字的本質。如果讀者能夠通過閱讀本書，從而找到了破解古籍俗寫的方法和條例，那我們的努力就算沒有白費。本質上說，俗字的背後是存在種種潛在的規律的，明白了其中的原理，對我們閱讀古籍、整理古籍會有諸多好處。
本書所引用的原始古籍引文，如果字庫中有此俗字形體，則儘量保留俗字原貌，讓讀者瞭解古籍的真實狀況。所引《集成》語例，在引文後標明起始頁碼；明清小說的刻本或抄本，如明確知道刊刻朝代的，則以“明刊本”“清抄本”之類標明之；對於一時無法確認者，則以“《集成》本”稱之。
蔣禮鴻《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杭州大學學報》1959年第3期《中國語文專號》。又見《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第116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第1頁，岳麓書社1995年版。
黄征《敦煌俗字典》第2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