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从雏妓到画家的半生缘
潘玉良本姓张，出身贫苦人家，幼年丧父，之所以会姓潘，是为了感恩一个将她救出青楼的姓潘的男子。她将丈夫视为恩人，不过这个男人在家乡早有妻室，无奈之下只有将之收做二房。这对于出身贫寒，幼年便做了孤儿，十四岁就被舅舅卖到青楼做歌妓的潘玉良来说，无疑是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潘赞化十八岁便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革命党人，但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旧式男子的情怀习性。他对潘玉良是同情中带着怜爱，他比潘玉良年长十二岁，既像一位丈夫更像一位父亲、师长。
和潘素完全不同的是，潘玉良几乎就是一个由灰姑娘变为白雪公主的典型例子。见过她本人照片或画像的人都知道她并不算漂亮，甚至在传统的审美中她的相貌还略显奇特，一副长脸高额狮子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人胚子。
原配夫人更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会娶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丑姑娘，然而同张伯驹一样，潘赞化也有着一双慧眼，他看到了潘玉良身上不可多得的才气，虽然这个乡下姑娘没有什么文化，但她的歌声和刺绣却实在动人，不卑不亢的话语间还透出些许灵气。为了避免和大夫人起冲突也为了充实她的生活，潘赞化便出钱让她留在上海补习文化和绘画。她就像电影里跻身巴黎的乡下姑娘，心怀喜乐地接受着命运的点化。
一拿上画笔的潘玉良便一发不可收拾，她的绘画天赋竟让她的启蒙老师也大吃一惊。第二年她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最初学校因为她妓女的出身便暗自将之除名了，但在校长刘海粟亲见了她的画作后才力排众议，亲自拿着毛笔走到榜单前写下了她的名字。
最初学画的她只是为了给丈夫争个脸面，而最终她却以整个生命的热情寄情于绘画，当一个女子意识到身份地位的改变只有靠自身来争取时她的才情才真正地爆发了出来，她为自己画为女性这类人群画，在进入美术专科学校后潘玉良的画技更突飞猛进了。
到1921年她毕业时便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法的留学生资格，到法国后的一个月她便投考了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第一次离开潘赞化，她只是为了下一次以更好的姿态重新踏进潘家的大门，与原配夫人紧张的关系和来自潘家上下的歧视，在家庭与个人情感面前潘赞化表现出的一个旧式男子的懦弱或者说妥协，她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默认了。
为了避免关系恶化也为了争取新的生活，她不再选择低三下四地留在上海的寓所，而是出国寻找更广阔的属于自己的天地。她用最短的时间进入了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成了徐悲鸿的同学。
1925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罗马奖学金，得到了去意大利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深造的机会。而第二年她的作品便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奖，这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纪录。
女性画家限于客观条件，要想成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比男性困难得多，所要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是无法想象的。十年的海外生涯，无数的荣誉名声却还是留不住她回归中国的步伐。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成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西画教授并任西画系主任，同时又兼任南京中央大学油画教授。
虽然是一身光华地回到中国，但来到潘家的屋檐下她又重新被打回了青楼女子的原型。大夫人每每言语讥讽她低微的出身，而丈夫似乎也自觉理亏似的不能替她言语半分，作为一个受了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她实在是不堪其辱，便又孤身回到巴黎继续中西画的研究创作。
在国外要以卖画维生非常不易，更何况是位毫无背景的外国女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纳粹进驻巴黎，潘玉良的画室便没了，最初她还能以积蓄维持生活，而到了1940年的冬天便十分窘迫了，她时常要挨饿。也就在这最困难的时期，第二个男人进入了她的生活。
王守义，同她一样来自贫穷人家的苦孩子，1920年来到法国准备勤工俭学。最初来巴黎时挖过煤洗过盘子，最脏最累的活他都干过，情况好些时才和同乡在巴黎近郊开了家中餐馆，起名东方饭店。也就在这时，他结识了生活已经非常拮据的潘玉良。
身为画家却没有画室，就像音乐家失去了乐器一样。她一个孤独的女人租住在巴黎贫穷社区的一个小套间里，别说搞创作就是温饱也成问题。爱才惜才的王守义见此情景便出资帮她重建画室，并为她举办了艺术沙龙，在巴黎的艺术界多方奔走，成了潘玉良从事业到生活最忠诚的守护者，也正是他的支持使得潘玉良在巴黎画坛渐渐声名鹊起。
出国前的王守义曾在故乡结婚并留有一子，而自1920年离别故土后直到晚年他才回过一次国。在巴黎流浪的若干年里除了和潘玉良相怜相惜，竟再没有过第二次婚姻。也许注定了这两个身世悲苦的人要走到一起，多年来两人间有多少是亲情有多少是爱情早已难于分清。
然而身在巴黎的潘玉良多年来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在国内的丈夫潘赞化，战争爆发后潘家家道中落，在几封信中潘赞化都暗示她目前国内情况复杂不宜回家，最终这两人都不能预知这一别此生竟是天各一方。
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他们才打听到了实际的情况，潘赞化早在1959年就去世了。失去了牵挂的潘玉良终于一病不起，死在异国他乡。一代画魂就此湮灭，而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终成就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美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