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方文、钱秉镫为代表的皖江遗民诗人——兼说地域文化世族
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整体组合的构成部分。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变迁，地域文化各自在兴替盛衰的历程中发生着衍变，这种衍变不断地导致地域间的文化差异，从而也促动着华夏文化整体重心的播迁。自从北宋末年“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俘“北狩”，赵构南渡建都于杭州以后，随着中州衣冠之族的“扈从”南迁，以及历经一百五十年人文蒸薰，由汉民族为整合主体的文化重心决定性地移向了神州东南。江、浙、闽、赣人才辈出，几乎主宰着此后的八九百个春秋，直至封建历史的告终。东南人文，江、浙尤见兴隆，此即史书所谓的“吴越称盛”。但自南宋以来，吴越人文亦有兴衰交替的历史阶段性差异。明中叶以前，两浙盛于三吴，特别是明初朱元璋深恶吴地文士趋附张士诚，统一后打击甚酷烈，太湖流域以吴中为核心的文化氛围一度消散，萧条至甚，大致要到景泰、成化年间（1450—1487），吴地人文始复苏再兴。此后，江南经济，主要是城市工商业的迅猛发展，推促着文化高涨，加之科举制的刺激，吴、越之间的地域人文再次出现构变。这种构变在诗人数量上体现得相当具体，而“诗”恰恰是封建后期文化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表现形态。关于诗的作为知识教育被掌握的普及程度，前文有关章节已有所论及，其实这种普遍性早在唐代已形成，并深深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是到明代以后更为发展罢了。最近，湖南长沙郊区望城县出土大批唐窑瓷器，在上千把酒壶中有题诗的达大半，有不少为《全唐诗》所未见，这正好又一次证实着上述普及性，而此类现象到明清时期则更屡见不鲜。
清初有人说过，当时诗的选本中吴、越作者作品的比例要占整个中国之半，而吴又远多于越，这个数量估计大体是准确的。但明末清初人言“吴”，其概念具体指“江南”省，即包括在明代隶属于南直隶应天府（即南京），清初与江苏同为“江南省”的安徽。直到康熙六年（1667）始独立设省的安徽，是明清时期文学、文化史必须特予关注的地域。这是因为除却徽州仕商文化的影响和建树外，皖地尚有大批在这一历史时期十分活跃而成就卓荦的群体和个人，尤其是呈现为十数世绵延不绝的家族群，如桐城方氏、姚氏，宣城梅氏等等。他们为文学史、诗歌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审视的参照系。
皖中文化世族的涌现，同样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按当时隶属安徽辖区范围作不太精确的统计，在二百零一科进士考试中该省共有二千三百名左右中式，占全国进士录取数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名的百分之四点五左右，其中明代进士有一千一百八十余人。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大抵仅次于江苏、浙江等省，足见安徽人文与科举文化以及明王朝政治契入之深。皖地文化的重镇又分布为二，一是以歙县为中心的包括休宁、祁门、宣城、泾县、旌德、绩溪、广德县的皖南地区；一是以桐城为中心的延及怀宁、太湖、宿松、贵池、全椒等邑的沿江地区，这中间还不包括今属江西的婺源和江苏的盱眙等县。欲探讨近五百年来涵盖各个层面的文化史现象，几乎不可能不关涉这些地区的人文史实。
作为一部断代分体文学史，当然不可能详说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的演变过程，犹如难以具体论述科举文化的多层次深广影响一样。然而，诗人的涌现、群体的构成、诗史的演化，无不受诸多种文化机制的制约。如果忽略这些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中介因素的影响，政治的经济的也即社会背景的审视必将显得空泛，甚至是教条式的僵硬；而事实上不管是群体的还是个别的文学或是诗的现象，原本都十分丰富，绝非干巴巴的枯燥的模式化的罗列。所以，在相关章节分别予以某种侧面的删繁就简的，甚而是挂一漏万的述论，很有必要。或一角度的文化审辨，对诗歌史演变过程的认识，有可能提供较为真实而生动的事实，从而有助于辨认历史过程中复杂微妙的轨迹。
皖地文化家族的兴衰史实，具体而微地表证着诗作为心灵的窗户，作为一种最敏捷的抒情形态在社会剧变时期不得不变的必然性。宣城梅氏、桐城方氏在诗史上的踪迹则又是最能说明易代之际诗心、诗风播迁的过程。
梅姓是宣城巨族，素以诗、书、画代传著称。明代前期，梅继芳（陵峰）、梅继英（吉山）、梅继勋（峄阳）三兄弟著《埙篪集》，到晚明，梅守箕（季豹）与侄辈梅蕃祚（子马）、嘉祚（锡于）、台祚（泰符）、咸祚（以虚）、国祚（景灵）、鼎祚（禹金）称“林中七子”，各有诗集。其中守箕和鼎祚最有名，鼎祚曾与徐渭、陈继儒、王稚登等一起被时人合称“皇明七山人”，选有合集，自著《鹿裘石室全集》有六十五卷。梅家科举盛自明中叶，梅继善四子，长子守相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第三子守和、幼子守峻先后中万历十四年（1586）、二十六年（1598）进士，次子守极为万历四年（1576）举人。“守”字辈从兄弟中还有梅守德系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更早；“祚”字辈则有梅鹍祚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梅鼎祚是守德之子，所以他的得以归隐书带园，并筑名闻江南的天逸阁，显然与此特具的门第有关，从而他也有条件拍曲制剧，兼为名戏曲家。到明末时，鼎祚之孙梅朗中（朗三）以及梅磊（杓司）均为诗坛名人，与方以智、陈贞慧、吴应箕等交游甚密，朗三还是陈维崧早年的业师之一。然而，正是甲申、乙酉剧变，使这个与明王朝政治关联甚深的家族不仅门第渐衰，而且以诗鸣于世的传统亦中断，转而专力于书画或天文历算之研究。直到晚清梅氏迁南京的一支中梅曾亮以古文名世为止，梅氏家族没有出现过稍有名望的诗人。
甲申、乙酉之前夕梅朗中去世，他著有《书带园集》十六卷，死时年仅三十六岁。梅磊卒于康熙四年（1665），著有《响山集》。梅磊病故时，方文有首悼诗《梅杓司隐君·岁暮哭友五首之四》足能见其为人：“多病缘多欲，吾尝为尔箴。君言生此日，速死是初心。向子识诚卓，陶公恨转深。响山遗集在，终古有知音。”（《嵞山续集》卷三）生不如死，纵欲速死固然消极，然愤急之情可见。方文在此前即顺治十八年（1661）作的《题梅杓司藏卷·卷中乃诞北、颖侯、昆铜、伯宗、定生五亡友手札》说得更明白：
乍开此卷即沾巾，多是当年死难人。
浩气尚能凝碧血，遗言终不化青磷。
余公亢烈首捐躯，周沈同心亦与俱。
莫羡陈刘考终命，肝肠寸折眼全枯。
梅生海内结交繁，架上邮筒无数存。
独宝数公残翰墨，欲留书种在乾坤。
诗中“定生”即陈贞慧，伯宗是刘城的字，昆铜则乃沈士柱。沈士柱号惕庵，芜湖人，这是个清初极敏感的忌讳人物。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九载述有顺治十六年（1659）沈氏被杀事：“士柱字昆铜，一字奇公……癸巳，以通李定国牵连被执，寻得脱。丁酉，复被执，囚于南京三年，作故宫词以见志。至是，以交通郑成功诛之，妻方氏绝粒五日死，妾汪氏、鲍氏俱自经死。”《县志》等也都载述其：“少负奇气，倜傥豪贵，明末奔走国事，不避祸患。鼎革后，古冠大带，不忘故国。”后来他的孙子也被逮病死，遂绝后嗣。沈士柱能诗，为芜湖遗民诗人中的高手，如《无题》四首变艳情为遗恨，句如“美人今向《离骚》忆，读到更深泪似泉”；“正气歌成歌板断，刚肠莫浪作柔情”等都独具面貌。《闻有长流之信拟出塞曲》虽在狱中仍芒锋毕露：
生平不射猎，麋鹿随我游。
入山复不深，未闻虎豹愁。
今将弃诗书，买刀系马头。
筋力虽不强，臂后矢可抽。
雁雉宿高岗，狐兔穴深丘。
将令飞走惊，一洗诸生羞。
他竟把出戍东北视作去虎狼之地而欲搏击之，诚是大胆语，如此危险人物能不“诛之”？著有《土音集》，不传。梅磊“独宝数公残翰墨，欲留书种在乾坤”，其人其诗，其行径举止当可想见。施闰章连序也不敢替他做，称之佯狂之人，说他“喜触忌讳”，《响山集》的失传是必然的。梅磊死后，梅清（1623—1697）、梅庚、梅
、梅南亦才士，但皆以画著于世，为“新安画派”（或称天都、黄山画派）骨干。清的辈分较尊，庚乃朗中子，先后在复杂的背景下出应科举试，旋即隐于书画。梅清著有《天延阁集》，又辑有《梅氏诗略》前集十二卷。梅氏子弟中如梅文鼎则负经济才而专攻历算成学问家，诗文虽尚多郁勃情，然已为学术盛名所掩，且其时亦届康熙晚年矣。梅氏家族的中衰于明清易代之际，与吴门文氏、四明李氏，阳羡陈氏、史氏等等殆同，时代风云变幻的印记极为鲜明。
第一节 真气淋漓的方文的诗·附说方氏族群
桐城方氏是皖中最负盛名的世家大族之一，较之宣城梅家，不仅族巨裔繁，而且屡世官宦，与明朝依附至深，并以刚直称。所以，甲申、乙酉之后，毋论方氏族裔归顺与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均深遭疑忌，案狱频起。于是，这个家族诗人群体的不同层面均遭际坎坷，诗的锋芒也备受摧挫，以至到康熙中期以后，歌吟的生气命脉在这个族群中几近衰歇。至于伴随以“桐城文派”为指目的“桐城诗派”，那已是“盛世”时期的别一种风貌，与这一素以诗闻的家族无关。
方氏与明王朝政权几乎兴衰相始终。建文之初，方法受知于天台方孝孺，官至四川都指挥使司断事，明成祖朱棣以“燕藩夺统”，方法不从被逮，自沉于安庆境内的江中。方法是著名的“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的八世祖。此后，方法的长子祯懋有五个儿子，分五房，其第三子方佑在天顺四年（1460）中进士，“中四房”方瑜之孙方克则中嘉靖五年（1526）进士。方氏科举鼎盛时期亦在万历、崇祯期间，方以智之祖父方大镇系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大理寺卿；叔祖方大铉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户部主事，大铉即方文之父。此外，大镇从兄弟方大任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方大美是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巡按、太仆寺少卿。其子即方拱乾，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左谕德。方以智之父方孔炤亦系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末官至佥都御史、湖广巡抚，方以智则在崇祯十三年（1640）成进士。至如未从进士出身而入仕途的方氏族群在晚明尚有数十人，这个家族与朱明王朝的关系诚是千丝万缕，盘根而错节。[1]
明亡，方氏族裔中持反抗或不合作态度的为多，方以智是代表人物，他从北京逃出后即转辗各地，先在岭南继去黔滇供职南明，后出家为僧，其弟方其义（直之）国变后悲愤而卒。子侄辈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均隐逸而专力于学术。方以智父子于残明政权覆亡前后累遭清廷逮捕入狱，险境不绝。又，方大钦之子方孔时亦隐遁，人称介节先生，而方大美之孙方授（应乾之子）则参与浙东抗清活动，于顺治十年（1653）劳瘁病死于象山，年仅二十七。
政治形态上另一种类型是方大美第五子方拱乾父子。拱乾字肃之，号坦庵，后更字甦庵，入清官少詹事，顺治十四年（1657）因第五子方章钺罹科场案，父子兄弟同戍宁古塔。时其长子方孝标（楼冈）亦已于顺治六年（1649）中进士，官侍读学士，次子方享咸（邵村）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监察御史，全遣戍。顺治十七年（1660）纳赎放归后，方孝标于康熙九年（1670）曾入滇，著《滇黔纪闻》述南明史事，又与吴三桂等往还，终于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发，遭戮尸之祸。亲族或死或流放，有的遣戍黑龙江卜魁城等地，如方登峄、方式济父子，方世举、方贞观从兄弟辈，至于方贞观、方苞等又皆隶旗籍。方氏一族元气沦丧之甚，足见清王朝为稳固统治，对与旧明渊源至深的氏族即使归顺朝廷也予剪除，不遗余力，一有借口即加诛伐。从方拱乾到方贞观、方苞，前后为四代，方贞观、方世举是方章钺之孙，方苞则是方象乾的曾孙，而方登峄乃方大钦之子方仲嘉之孙。这种株连打击已不仅是“五服”之内，而名副其实地是祸及九族。这批方家子裔大多在当时是名诗人，方拱乾著有《坦庵诗钞》，方孝标有《钝庵诗选》，方登峄有《述本堂诗集》，方享咸有《栲舟诗集》，方世举有《春及堂诗钞》以及《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方贞观有《南堂诗集》，而方贞观、方世举与方文世称“方氏三诗人”，为数代族群中最著名者。
如果说，诗乃心声，诗心的演化正是诗史的轨迹，那么，从方氏四世诗作的变异过程能清楚地看到：方拱乾虽已归顺清廷，但心态时多失衡，牢骚语与幽愤情时见流露，其类型殆同于吴伟业等；到方孝标一辈，大抵未多变更，孝标、享咸分别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和四十八年，入清虽仕，但旧朝印象仍深，故诗中吟咏南明残迹以寄缅怀，不免情不自禁。迨第三代方登峄及子侄方贞观等则深味法网严酷，文网紧密，才情既富也就只能抒述戍边之哀或记写边地风物风情，诗心已是自相紧裹，岂敢放胆而吟？方登峄《述本堂诗集》卷六《葆素斋今乐府三十章》最能见出他们的衷情。随同父辈流放的方式济、方贞观则心绪尤为复杂，式济遣戍时已成进士，官内阁中书，后来先其父卒于戍所，年方四十，究其心原本无他；而方贞观乃方章钺之孙，其祖父已是科场案遭殃人，现今自己又罹文字狱株连之罪，心境辛酸苦涩无以名状，他的《望见京城》诗说：“潞河西面绕祥烟，遥指觚棱是日边。独有覆盆盆下客，无缘举目见青天。”正是其苦心的真实写照。但在流放的方氏族众中，方贞观的《南堂诗钞》是尚敢出怨言的一家；雍正初释归后，他又坚决不出仕，乾隆元年（1736）当局荐举其为“鸿博”，拒不赴试。然而正因如此，乾隆中期禁书终于也禁到《南堂诗钞》。是的，诸如“中华多少未耕土，偏爱荒边一片沙”（《拟古边词》）之类诗句确实皮里阳秋，不那么驯服。看来，诗对方家来说已成不祥物，远祸之法最好少写或不写，方贞观的从兄方苞不作诗而专工文，似亦非偶然，方苞之父方仲舒的处置诗集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仲舒（1638—1707），字南董，号逸巢，自少即弃时文之学而好为诗，一生著有《江上初集》、《棠林集》、《爱庐集》、《渐律草》等共三千多首作品，据方苞《跋先君子遗诗》说：“（仲舒）弱冠即与宗老嵞山、邑人钱饮光、黄冈杜于皇游，诸先生皆耆旧，以诗相得，降行辈而为友。”嵞山即方文，论行辈为仲舒叔祖，钱、杜亦皆遗老，可知《棠村集》等诗情概貌。然而仲舒是谨慎的，邓汉仪选《诗观二集》欲收录其诗，仲舒“再致书必毁所刻而后止”，方苞在他晚年曾“请录诸集贰之”，即录副本，仲舒也不许，一则说：“凡文章如候虫时鸟，当其时不能自已耳。”再则曰：“人惧名，豕惧壮，尔其戒哉。”所以，方仲舒以“汝诵经书古文未成熟，安暇及此”为理由力禁其子作诗，方苞也非不能诗而终身不以诗名，实系别有隐衷。方仲舒死后四年，方苞罹祸被捕，其父三千余首诗为免招致罪名全付之于火。[2]
方拱乾祖孙四代诗情的嬗变以及方仲舒父子对诗的警戒，从一个层面上展示了清诗初期蜕变的史实。这种蜕变究其实是生气的锐退和钝化，而生气则正是诗的命脉。严胤肇《嵞山续集序》中论“气”的文字恰好可借以观照上述锐退和钝化势态，由此亦可见出诗转而馆阁化、缙绅化的潜在趋向。严氏说：
昔人有言文章以气为主，夫诗与文一也。而今言诗家往往较短长、争工拙于字句音响之间，以为苟能是是，亦可以无憾矣。试问其中之所以勃然而来，沛然而往，喤然而钟吕鸣，凄然而风雨至，如怨如慕，欲泣欲歌而不能自已者，谁为为之？曰：不知也。此之不知而自附于能诗，吾不知于古宜风宜雅之旨何若也？盖孟子所云：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此天下之通患也，而于今之号能诗者为甚。……
夫古之能诗者，其初皆非有意于为诗也。其气积乎其中而溢乎其外，悲愉感愤、浩歌淋漓，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譬之空山绝壑，本非有声，忽而大风鼓之，怒号汹豗，陵谷为之动摇，草木为之吟啸，岂非气之所至，声亦随之。而彼所为不得而勿求之气者，果何说之遵而若是欤！
作于康熙七年（1668）前后的严氏之序所指出的“通患”，实即诗史不断反复呈现的“真诗”的消长之势，而审视了方氏某支裔族的诗作的嬗变，则在相观照中愈显出作为遗民诗人杰出代表之一的方文《嵞山集》的真气淋漓，诚为难能可贵。
在方家遗逸群中，方以智兄弟父子固亦皆精于诗，但他们的主要精力投注于学术，特别于经、子以及音韵学研究颇深，而天文历算之成就更为超卓。一生以诗为性命所寄的唯方文而已。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号嵞山。初名孔文，又名一耒，字明农，别号淮西山人、忍冬子。在方氏族众中，他辈份较尊，系方以智从叔，年龄则幼于以智一岁，青少年时为同学友伴前后达十四年之久。明末为诸生，入清以卖卜、行医或充塾师游食为生，气节凛然，交游遍南北。著有《嵞山集》及续集、又续集共诗二十一卷。乾隆年间，续集列入禁书，正集和前续集《四游草》分别板刻，故未并列。
方文为人率直，《明遗民诗》说他“性不能容物，常以气凌人。有以诗投者，必曲为改削”。其实方文笃于友谊，极富人情味，诗集中大量追悼亡友之作，一片赤忱溢于言表，可为明证。唯严于是非，尤重大节，如其与溧阳陈名夏（百史）原系旧交，陈氏亦诗人，为崇祯十六年进士，官兵科都给事中，入清官至大学士，后于南北党争中“赐死”。朱书《方嵞山先生传》载：“陈溧阳以假归，乞嵞山定其诗，执礼甚恭”，方文“反复读之曰：甚善，但须改三字即必传无疑耳！”陈名夏问改哪三个字？方“厉声曰：但须改陈名夏三字。时坐客满，举座愕然，不能出声。陈亦厉声曰：尔谓我不能杀尔耶？适代巡来谒，陈拂衣去”。同座客人都怪方文太尖锐，他却“笑曰：吾自办头来耳，公等何忧？顷之，陈复入，执嵞山手，涕流被面，曰：子责我良是，独不能谅我乎？竟相好如初。”[3]这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纪实，写出了方文的风骨。他作于康熙七年（1668）的《三藏庵见陈百史遗墨有感》足可与朱书《传》互为表里：“蓦见僧房大幅悬，回思三十五年前。斯人雅志千秋事，仅仅科名亦可怜。”方、陈曾于崇祯六年（1633）结盟此庵，故有“三十五年”之句，末句“科名可怜”则道出了科举仕途的名利导致着多少人在重大历史关头迷而忘返，陈名夏即其一也。在这类大节问题上，方文是不姑息、不宽容，泾渭自分，其于顺治十五年（1658）写的《会试榜发，久不得报，有怀同社诸子》直言各走各路：
诸子皆耆旧，亡何试礼闱。
便应骧首去，未许倦怀归。
辇下新朝服，山中老布衣。
高鹏与低，各自一行飞。
这是丁酉科场案发的第二年所作，尽管时风是“古人重高士，今世贱遗民”（《谈长益永平书来却寄》），方文却依旧蔑视“辇下新朝服”的仕进之路。作为“山中老布衣”，方文不与新朝趋合的心志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是年年农历三月十九必有诗哭奠，在遗民群中他的“三月十九日”诗是有幸保存得最多，愤慨悲哀之情写得最直白的一个。从乙酉年（1645）在镇江与邢昉、史玄、潘陆、钱邦寅、范景仁登北固山拜哭的《三月十九日作》的“奄忽岁已周，哀情若新丧”，“何忍处华屋，对酒鸣笙簧”一诗起，方文直到老死，确是“纵使海枯还石烂，不教此恨化寒烟”（《戊子三月十九日作》）。试举二首激愤情郁者为例，一是顺治四年（1647）的《三月十九日作》：
年年今日强登高，独立南峰北向号。
漫野玄云天色晦，美人黄土我心劳。
虚疑杨柳牵愁绪，不忍沧浪鉴鬓毛。
前辈有谁同此恨，雪庵和尚读《离骚》。
另一是康熙八年（1669）也就是方文病逝那一年的同题诗：
野老难忘故国恩，年年恸哭向江门。
南徐郭外三停棹，北固山头独怆魂。乙酉、丙午、己酉三年三月俱在京口。
流水滔滔何日返？遗民落落几人存？
钱生未死重相见，双袖龙钟尽血痕。是日遇钱驭少，故云。
诗中提到的钱驭少名邦寅（1614—1683），号铁崶，系钱邦芑（1602—1673，字开少，后为僧，名大错）之弟，能诗，著有《若华堂诗集》等。钱邦芑是抗清遗老中名人，邦寅之二兄钱邦韶（字虞少）为顺治十七年（1660）镇江“通海案”死难者，故“双袖龙钟尽血痕”云云自有实事相系。[4]
方文顺治十五年（1658）上述同题之作结尾说：“犹有野夫肝胆在，空山相对暗吞声。”事实上，诗人亦并未只是“暗吞声”，其诗集中冷嘲热骂，直指新朝的文字正也不少。康熙五年（1666）的《旅食叹》组诗之四有“良方岂必凶年试，大药应从此日尝”等句，他要用“麻仁黑豆”来清理时势，而《六月》诗中唯一的一次提到清廷年号，则实在是心祈这个政权在凶年得到相对的报应：
六月重衾更着绵，阴寒浑似暮秋天。
我生半百何曾见？记是康熙丙午年。
顺治十六年（1659）作《徐杭游草》中的《太湖避兵》则是热骂诗，这类作品在方文笔下屡见。其一云：
将近枫桥路，唯闻人语喧。
北来兵肆掠，东去艇皆奔。
震泽烟波迥，高秋风雨繁。
此时期免患，艰苦复何论。
方文诗笔锋芒不蔽，尖锐直入，以“气”与“力”胜，故早在顺治八年（1651）前就常有人劝戒他，他却在《客有教予谨言者，口占谢之》中回答说：
野老生来不媚人，况逢世变益嶙峋。
诗中愤懑妻常戒，酒后颠狂客每嗔。
自分余年随运尽，却无奇祸赖家贫。
从今卜筑深山里，朝夕渔樵一任真。
他当然没有真的卜筑深山，倒是充分“一任真”的。“自分余年随运尽”乃其心态，国既破亡，身无顾忌，这是他“一任真”的情怀所以能施展的前提，同时又是其诗所以能不受羁绊、自在骋情的缘故。方文极自信也极自豪地称他的诗是“布衣语”，绝不惮人讥为俚俗，试听：
有客慈仁古寺中，苍龙鳞畔泣春风。
布衣自有布衣语，不与簪绅朝士同。
从一般意义看，此诗后二句恰好从大概念上划开了诗史领域的两大范畴，“布衣语”与“簪绅朝士”文字乃历代诗歌的二种流向；从特定意义说，他正是在宣称绝不附从的独立意念：我就是我，任何依赖权势者压不住本人，也不会来趋奉哪位有大力者！上引绝句是《都下竹枝词》的末篇，这组二十首《竹枝词》本身就足以表现他“布衣语”的特点，历代竹枝词重在吟咏风土人情、民间生活，视角较细小具体，情调轻捷活泼。方文的组诗既保存有这些共同特点，却又以敏锐、辛辣的笔力，揭去了清初新朝驻在地的特定氛围，特见其能透过现象切入本质，视野宏阔。最有名的是第十一首：
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
雄心尽向蛾眉老，争肯捐躯入战场？
诗人深刻地觉察到八旗王公及将士们入关十五年左右，已锐减雄悍之气，在“汉化”程度愈深，沾染文人习气愈多的同时，其劲健之风也愈衰。方文的“北游”是否有心考察而别怀所图，这是很难下结论的。以下各首为同类竹枝词中少见的佳篇：
都门本是利名关，来去纷纷各不闲；
亦有京官十数载，从无偷眼看西山！（其二）
前朝勋戚盛如云，后裔同归厮养群；
莫向灞陵嗔醉尉，何人犹识故将军？（其三）
投认师生法不轻，其初只为杜逢迎。
因而场屋真知己，怀刺无他止姓名。（其五）
东戍榆关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
风吹草低牛羊见，更有谁能《敕勒歌》。（其十二）
故老田居好是闲，无端荐起列鸳班；
一朝谪去上阳堡，始悔从前躁出山。（其十七）
自古长安似弈棋，一番客到一番悲。
许多大老休官去，几个名娼又嫁谁？（其十八）
这组《竹枝词》可说是易代之初辇下京城的特写镜头，不能移其具体时空，诗的价值也就在此。其二是骂某些降清官吏的没心肝，“西山”为明朝帝后避暑驻跸之所，指代旧朝。忙着名利，无“闲”去“偷看”一眼西山，岂不寡义薄情。其三写故明勋戚子弟大量沦落为八旗奴才；其五写清廷严禁官员认师生、同年等关系，是密防联络结伙；其十二写汉人被流放之多，故无人能唱《敕勒歌》；其十七写归顺清廷者复被贬谪，方文认为此亦咎由自取。无疑，他的讽刺是针对包括从兄方拱乾等在内的众多名士、闻人的；其十八则是清初京城特多的走马灯式的“大老”更替现象，这是满汉之间、南北之间党争的结果。组诗的第四首写裁革宴会，第六首写“新法逃人律最严”而逃者转多等等，也深具时代印记。最有趣的是第一首写清廷严禁吸烟，这当然不会想得到，这个王朝最后恰恰致命地受到鸦片的腐蚀和侵略，诗云：
金丝烟是草中妖，天下何人喙不焦？
闻说内廷新有禁，微醺不敢厕宫僚。
方文为数众多的悼诗写得既深情哀苦，真挚感人，又别具史乘参酌意义。在数以百计的悼念之作中，哭其从侄方授的一组堪作典型。方授（1627—1653），字子留，一字季子，更名留，号明圃、圃道人，明亡为僧，密与浙东抗清活动，擅于诗，著有《三奔浙江草》、《浙游四集》、《奉川草》等，《龙眠风雅》录其诗一百八十首，但最能见其心志气节的却是方文悼诗中保存的二句。方文《水崖哭明圃子留》十首真是血泪迸泻，兹录一、二、六诸首：
圣代遗民本不多，频年锋镝又销磨。
衰宗尚剩农兼圃，至性同归笠与蓑。
只道阳春回律管，岂知长夜闭烟萝。
瑶华且受霜风折，冉冉孤根奈若何？
少小能文气似兰，里人谁不信弹冠。
只因丧乱身当废，纵使沉埋性所安。
故国有怀唯涕泪，新诗无字不悲酸。
漫劳铁匣藏枯井，此日流传血已丹。
忆昔相携吴楚游，日同匕箸夜同裯。
奇欢东坝千钟酒，苦恨西湖一叶舟。
共把愁心对陵阙，独将佳句播沧洲。
河山犹未归尧禹，痛尔飘零先白头。子留有“河山若不归尧禹，从此飘零到白头”之句。
这组诗在颂赞方授品格时，对族中归顺出仕新朝者从对比角度狠予鞭笞。如其四云：
里门裘马日纷纷，鸾鹤宁同鸡鹜群？
如以衣冠坐涂炭，不徒富贵等浮云。
家人愚暗还相劝，异类腥臊孰忍闻？
十世国恩蒙者众，独将破衲报明君。
在今所存见的遗民诗作中，这是篇堪称尖锐激越的文字，“坐涂炭”、“异类腥臊”、“报明君”等，无不可招致灭族之罪的，但方文难以抑制悲愤，一腔苦水化为怒火，喷薄而出以至一无忌惮。“里门裘马”、“鸡鹜”云云，与第三首的“同堂群从争荣
”是一个指向，即指方授嫡堂叔父方拱乾父子。前明太仆寺少卿方大美（字思济，号黄中）有五子：方体乾、承乾、应乾、象乾、拱乾。应乾即方授之父。比起在明末仅是个十几岁的诸生，后来走甬上参与“五君子”义举，又回皖中预英、霍二山寨起兵事，破家，为僧，入狱，备尝苦辛的方授来，方拱乾、方孝标父子确实有愧。所以方文要呼啸：在“同堂群从争荣”时唯有方授“绝岛游魂独怨嗟”，天理在哪？“茫茫天道属谁家”？当方授灵柩回乡后，天人相隔，永难相见，方文更见悲哀，在《与钱幼光入山同哭子留因有赠》中他唱出了堪称撕心裂肺之歌：
虽在人间亦长夜，那能白日照重泉！
方文的诗“朴老真至”四字足可概括之，诗语明白如话，诗心深挚苍凉，诗境清朴纯真。他因自己生于壬子年，而陶潜、杜甫、白居易亦壬子生，故请人绘《四壬子图》，从其诗风观之，他是对诗史上三位伟大诗人心向往之而也确实各得其长，并呈现出自家面目的。纪映钟《徐杭游草题词》中一段话基本上把握了方文诗的特点：“以自然为妙，一切纤巧华靡、破裂字句，从不泚其笔端，垂三十年，守其学不变，而日造坚老纯熟，冲口而道，如父老话桑麻，不离平实，却自精微。”方文的诗又一特点是以叙事法写抒情诗，这是手法为情思所驱的一种表现，诚如李明睿《徐杭游草序》所谓：“世人读尔止诗，或称其气格雄浑，或称其音节和畅，或称其用意曲折，种种不一，而吾以一言以蔽之曰：妙于序事而已。”“盖天下之景多同而情各异，情或同而事各异。尔止妙于序事，故其诗千态万状，无一事相同，良有以也。”“事”，实即经历际遇、兴衰起废的具体过程，通常所说的“生活”就是“事”。
然而，方文诗在当时颇有讥为俚俗率易的，从施闰章等为之力辩，可知“时论揶揄”之事不少。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卷四中王氏说：“桐城方嵞山文，少有才华，后学白乐天，遂流为俚鄙浅俗，如所谓打油、钉铰者。予常问其族子邵村享咸曰：‘君家嵞山诗，果是乐天否？’邵村笑曰：‘未敢具结状，须再行查。’”这显然口吻轻蔑，在另一则诗话中渔洋更以揶揄语气说《四壬子图》。[5]
对此种“口实”，孙枝蔚题《嵞山续集》诗回答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嵞山诗合荆公语，轻薄儿曹莫浪弹。”陈维崧题诗更说：“字字精工费剪裁，篇篇陶冶极悲哀。白家老妪休轻诵，曾见元和稿本来。”邹祗谟题诗“平淡尽从攻苦得，时贤未许斗清新”二句也能得要旨。这实在是诗坛上“簪绅朝士”风尚与“布衣语”的冲突，也是诗史上常见的一种跋扈现象。关于这一点，李楷《嵞山集序》中的论述别具理论意义，可视为透过现象攫住实质的诗史论：
夫论诗而好讥议人者，此其人不足与言诗也。其意以为不排人无以自见，故于古人亦反唇焉。由此推之，必律天下之人皆归于己一轨，凡古人之不合于我者，辄訾其瑕疵，使闻者无不惊而畏之，曰：夫夫也且出古人上，其谁敢与之争？嗟乎，古人何易言也！古之人先得我心，亦犹我之先得乎天下后世之心也。与我同者，我趋之；与彼同者，彼趋之，古今一揆，是非无定，必引彼以就我，与强我以适彼，皆不然之事也。或彼或我，自成一家而已矣。乃世所援以为口实者：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予窃以为不然。夫微之、乐天、东野、阆仙，岂复有堪为姗笑之资哉！后之学者，不得其精神之所存而皮相之，耳食之，群而吠之，以“轻俗寒瘦”概古人之一生，古之人其心折乎？若四公者，皆自成一家者也。夫家者，异于游历与寄寓者也。跋涉之途不足以当一宿，一宿之旅不足以当流寓，流寓之所不足以当故庐。以是知歧出歧入，泛泛然而无所归者皆失其家而家他人之家。不能以自立，我之亚旅、我之苗裔将安归乎？古人为人之所归，而或以其异己，则曰非我家也，然不谓之汝家，乃遂訾之曰：“此未足以为家。”嘻！其甚哉！……
“定于一尊”与“自成一家”之争，是诗歌史上重大的又是不断反复的事实。“定于一尊”倾向严重，诗的活力必转衰竭，而“自成一家”之风盛行后，则又复转为兴隆，这已成通同规律。明清易代之际，政治的社会的动荡，人心的剧烈震撼，“定于一尊”的势态失控，造就了特定年代中的诗的生气强旺。随着清廷统治的渐趋稳固，“一尊”观念又将顽强地重新抬头。观照这样的史实，李楷的论述显得相当深刻而精微，对认识遗民诗、辨识清初诗史流程很有助益，而于其时呼唤“自成一家”的心灵之声的把握尤足资佐助，所以整段引录，以便于参照。
第二节 钱秉镫及其他
皖中遗民诗人著名的尚有蒋臣（1597—1652）、刘城（1598—1650）、许楚（1605—1676）、沈寿民（1607—1675）等。蒋臣，初名姬胤，字子卿，更字一个，号谁庵，桐城人。崇祯九年（1636）以拔贡生应廷试，应得知县，不就，后官户部。明亡一度为僧，著有《无他技堂遗稿》十六卷。蒋臣早年受知于张溥，为复社成员，后得范景文、倪元璐赏识。甲申国变走淮上入史可法幕参军务，见四镇跋扈，事已难为，辞归。诗文与姚士晋、沈寿民齐名。身处末世，人生多艰，故其诗辛酸语多，抑郁情深。《感遇赠刘伯宗》有“天路苦荆棘，豺虎弥川原。关洛数十郡，战哭皆新魂。子才陋微管，奋翮必鸾骞。余方恋南陔，蓺黍供晨昏。出处各有适，素节谅自敦”云云，可见其志。沈寿民，宣城人，字眉生，号耕岩。明诸生，崇祯九年举贤良方正，著有《剩庵诗稿》，与沈昆铜称“江上二沈”，与“吴中二张”张溥、张采并称，卒后黄宗羲为撰《墓志铭》。沈寿民一生有二件事著称于世，一是于崇祯末以诸生劾首辅杨嗣昌，一是与周镳（鹿溪）相善而被阮大铖视为《留都防乱揭》的主谋，周被阮诬杀，寿民变姓名遁入浙江金华山中多年。据《明语林》载述，明亡后“足迹不入城市垂四十年”，授经于乡，门弟子多才士，吴肃公（雨若）即其一。诗沉思多慨，述志高洁，有句云“丈夫忍饥耿介死，不学鹅雁鸣啁啾”[6]。许楚，字芳城，号旅亭，歙县人，著《青岩集》十二卷。许楚为明诸生，入清后弃去，先隐遁黄山，后与抗清事，顺治四年间因牵涉金华王朱由一案被捕，后得释，闭门著述。其人少时曾举“白社”，与复社相呼应，林古度、沈寿民、黄周星等均为诗友。擅书画，世少人知，诗极苍老沉郁，《阅常山志感赋》云：
万户凋伤战伐余，登丰旧里尽丘墟。
浮空石烂思遗履，清献岩深蹇著书。
瘦马半飧邻县草，哀鸿常拥令君车。
灵符纵革南山虎，泽竭谁援泣釜鱼？
歙县许氏为巨族，人文颇盛，然有清二百七十年间，亦唯许楚与晚近《疑庵诗》作者许承钦为最卓特。刘城，字伯宗，号存宗，贵池人，诸生，崇祯九年保举廷试授知州，不就。著有《峄桐诗集》十卷。刘城与吴应箕（次尾）合称“贵池二妙”，系著名文学家和高士。早年为复社眉目，《遗民诗》称其曾被史可法荐授刺史，辞受，“肆力诗歌，履道自娱。会江东再建，上策匡时，柄臣不听，长捐归田，息影峡山”。他自刻一印曰“谢发郑心”，志比谢翱、郑思肖，《峡居》诗又有“新诗句句吟皋父，旧史重重续忆翁”句，亦此意。吴应箕于乙酉起兵贵池，壮烈死难，刘城为之营葬，并抚养吴氏遗孤多年。应箕长于史，《启祯两朝剥复录》、《留都见闻录》、《复社姓氏》皆名于世。故论者以为吴应箕文胜于诗，城则诗优于文，其诗激楚而情深，于死生交谊弥笃。如哭史可法、黄道周、戴重等诗，均和谢翱韵，所谓“不死儒冠已负惭，谢皋郑肖欲成三”，最有名。《哭戴敬夫》之三云：
青山来此赴，白日欲成阴。
已痛故人绝，更伤节士心。
衣冠犹就殓，宗祏不俱沉。
洞腹逃禅事，千秋名自今。
《寄白门余澹心怀》亦意蕴甚佳：
重问当年旧六朝，干戈经处可萧骚？
隐囊麈尾应零落，石阙华林自寂寥。
白板扉存知尔在，黑头公贵有人骄。
孝标著论交堪绝，犹向兰心说梦蕉。
皖省诗人以清初最盛，除上述诸家外，世传著称的还有萧云从、汤燕生等，萧氏又为大画家，后来黄钺辑成《萧汤二老遗诗》。桐城姚港姚孙
，以及“白苓姚氏”的姚士晋亦皆擅诗，戴重之子戴本孝、戴移孝均以诗画称名家。本孝著有《余生诗集》，移孝的《碧落后人诗集》则于乾隆四十五年构成一大文字狱，被“照大逆律戮死”。大抵自诸遗民以及“南施北宋”中施闰章而后，要到晚清程恩泽等出，皖籍诗群始又多名家。如姚鼐虽诗艺亦卓，然终非专力者。
清初遗民诗群中，皖籍而堪与方文比肩称名宿的当推钱秉镫。
钱秉镫（1612—1693），字幼光，号田间，桐城人。明诸生，避祸削发为僧，名幻光。后入隆武政权，官漳州府推官，旋仕永历朝，授礼部仪制司主事。迨广州、桂林相继陷，于顺治八年（1651）间道归里，改名澄之，字饮光。著有《藏山阁集》二十卷、《田间诗集》三十卷等。
钱澄之在遗老中称高寿，卒时已是康熙三十二年，上距明亡几五十载。作为诗坛宿老，钱氏一生作品繁多，前期诗于乙酉年烬于火，大部佚失。其《生还集自序》谓于诗“始能明体审声”，是在崇祯十一二年间（1638）。然该阶段仍不外“欲出入于初盛之间，间有中晚者，亦断非长庆以下比”，即宗唐为多。后来，“难后无赖，遇境辄吟，感怀托事，遂成篇帙。既困顿风尘，不得古人诗时时涵泳，兼以情思溃裂，夙殖荒芜，得句即存，不复辨所为汉、魏、六朝、三唐矣”，“其间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这就是说，钱澄之诗的脱略前人轨迹而自成其一家，乃在明亡之后。“不复辨”以下这番话，实系真正的诗人所以自立的规律性概括之论。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原诗》记述钱氏的诗学态度很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