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一个有意义的文学命题
蒋守谦
科学的文学命题，不仅对于进行正确的文学分类、揭示各种形态文学的特征、阐明文学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正在兴起的文学潮流，它也常常起着及时肯定并推动其更迅速发展的作用。只要想想“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文学命题的确立，对于我们认识我国新时期十年中出现的一些文学形态的特征，及时地肯定它们的价值，梳理其发展脉络曾经起过怎样的积极作用，就不难理解寻求、确立科学的文学命题的重要性了。
对于同一文学现实，人们可以出于不同的考虑，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它，得出不同的命题。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相继迭出，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十年来新时期文学的进程因而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同时，评论界出于对某些作家群或地域特点在新时期文学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又提出了“知青文学”“女性文学”和“西部文学”等命题；出于对作家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和作品样式、形式、手法趋于多样化的考虑，还提出了“朦胧诗”“拟意识流小说”“纪实小说”“寻根文学”等命题。尽管在有些命题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上人们之间尚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反映新时期文学多姿多彩的发展态势，必须根据各类作品的实际，给予科学的概括。“城市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也如此。
如果广义地理解，在新时期文学中，凡是以城市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都可以名之曰“城市文学”。属于城市生活范畴的工人生活、知识分子生活、党政机关干部生活、城市平民生活、商业职工生活、学生生活、及至学龄前儿童生活，反映到作品中来，这就在创作上形成了“城市文学”多层次的题材系统。没有这样一个题材系统，或者这个题材系统不健全，要论新时期文学的价值，那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特别是在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正在由农村转入城市，城市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显得重要，创作中已经出现了像《沉重的翅膀》《钟鼓楼》《花园街五号》《故土》《新星》《夜与昼》等长篇巨制，以及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戏剧和报告文学，提出“城市文学”的命题，这对于研究“城市文学”的创作经验，推动作家更深入地思考、表现当今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变化、新课题，强化新时期文学的现实性，都是至关重要的。提出“城市文学”的命题，人们很容易把它同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主要由话本和戏曲构成的“市井文学”联成一体。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市井文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格调上都是为适应古代的城市平民要求而创作的，正如鲁迅在分析宋代话本兴起的原因时所说的那样，因为当时的“一般士大夫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的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话本的内容相当芜杂，除了反映市井生活之外，还有历史传说、名人传记、佛经故事，等等，它不像我们现在的“城市文学”主要以城市生活作为描写对象。更重要的是，话本是作为与当时士大夫文化相对立的平民文化而产生和存在的，它的读者对象也大体上限于一般的城市平民；而我们现在的“城市文学”则是用全民族所一致认同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意识来探讨当代城市生活的特点和走向，它的读者对象非但不限于城市居民的某一阶层，而且遍及国内外。
“城市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显然是以题材为标准来进行文学分类的。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里认为按题材进行文学分类“是一种社会学的分类法”，“循此方法去分类，我们必然会分出数不清的类型……”其实并不尽然。“城市文学”的命题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对那些“数不清的类型”加以高层次的概括。比如，我们可以把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列入“工业题材”类型中去，研究他在写工厂生活、特别是在表现工业改革主题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要认真研究他反映城市饮食服务行业生活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反映演员生活的《长发男儿》和《蛇神》，反映科学家生活的《阴错阳差》，等等。注意到题材上的差别，既可使我们了解作家本人在创作过程中生活视野扩展的情况，也可以在按题材进行综合研究时考察这个作家在某一类题材开掘上的独特视角和独到的深度。因此，在做了如上分类以后，我们还可以把蒋子龙的创作放到“城市文学”这一新的层次上同别的作家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他的风格特色。比如和蒋子龙同处天津，同样都是以天津的城市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冯骥才和航鹰，其作品中的艺术世界就各不相同。冯骥才以儒雅潇洒的风度，融写实和传奇于一炉，既着力于当今天津文化领域里人们心迹的探寻，又着意于天津历史风情的点染，从思考现实的社会问题到剖析民族文化心理，使他的艺术世界逐渐由平实而走向空灵，其作品的现实意义也因此而变得更加深刻。航鹰主要是在各阶层妇女心灵世界里作业，探讨伦理道德问题，在她的笔下，“东方女性”那固有的温和、善良、贤惠而又坚韧不拔的传统美德，一旦同社会主义事业和崇高的人格目标联系起来，就放出了璀璨绚丽的时代光彩。她的作品，于细腻明快的笔墨中洋溢着浓郁的诗意，对现实人生的执着思索同追求美好理想的浪漫情怀融为一体。而蒋子龙则对处在生产或科研第一线上人们之间发生的种种矛盾特别敏感。他热烈赞美那些勇于向社会积垢冲击的改革者和开拓者，又深感改革和开拓的艰难；他重视表现改革者、开拓者同外部世界的冲突，同时也注意揭示他们内心冲突和感情的波涛；严峻的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同作者慷慨悲歌的激情、质朴粗犷的笔调在作品中浑然一体，焕发出一种既热烈又深沉的感人力量。在做了这样一番简单比较之后，我们便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蒋子龙在“城市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反映天津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方面所处的独特地位了。
如果对新时期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家作品做更广泛和细微一点考查，我们就会发现“城市文学”也还有个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城市文学”创作，作家们都很注意他们的人物、故事同城市这种特殊环境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真正着力点却不在这种“关系”上，而在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内在价值的发掘上；或者，他们在表现人物、故事同所处城市环境的依存关系时，这个“城市”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是具有与农村、军营相区别的意义，它特有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社会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等，往往居于次要的甚至是被忽略的地位。上述蒋子龙、航鹰的作品，以及冯骥才的部分作品，都有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基本上应属于广义“城市文学”作家。读陆文夫的两本《小巷人物志》，我们的感受就不同了。像朱源达那样的卖馄饨的小贩，朱自冶那样的因“吃”成“精”的“美食家”、唐巧娣那样的“翻身”女工、徐丽莎那样的死于小市民意识戕害的工程师，他（她）的性格和命运，不仅是由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铸成的，同时也是由苏州所独有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社会心理特征、风俗习惯所铸成的。作者描写人物、展开情节，可以说也就是在展示苏州这座江南古城的独有风貌和它的今昔变迁。如果排除掉苏州小巷里黄昏以后馄饨挑子的主人公为招徕顾客而敲击的有节奏的“笃笃笃、笃笃笃、的的的笃”的竹梆子声及其起落和消失的过程，排除掉苏州小巷水井边家庭妇女们那种叽叽喳喳的议论和上班之前必须提着竹篮子到菜市上买小菜的生活方式，排除掉苏州出神入化的烹饪技艺和一些因“吃”成“精”的特殊的社会阶层，就不会有朱源达、徐丽莎、朱自冶这样一些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了。同样的，邓友梅在《那五》和《烟壶》里描写的满清贵族遗胄那五，乌世保生活、命运和心理上的沧桑之变，如果离开北京这个中国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就无从发生。作者不是把北京的历史和风俗文化作为一般的背景来描写的。而是说，那五、乌世保只能是这种特殊生存环境的产物，塑造那五、乌世保形象及其生活、命运、心理上的深刻变化，就是要从一个特殊角度给读者提供认识北京在近百年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急遽变化及其历史原因。同邓友梅相比，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等中短篇则主要着力于表现北京在改革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新矛盾、新的景观和新的社会文化心态。这些“新”的东西反映着今天北京生活的律动，也是昨天、乃至前天北京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北京的历史和现状正是造成作品中那些各具个性人物喜怒哀乐的外在根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它描写的对象几乎包含着北京居民的各个阶层各种类型人物的生活和心理。它的典型意义，与其说在于作品中那些具有各种职业、各种身世和性格的人物，毋宁说就在于“钟鼓楼”下大杂院里所呈现出来的独具北京地区特色的那种生态。因为那些人物已经被作家强烈的“北京意识”和北京的生活氛围化为一个整体了。如果说广义“城市文学”中的各种类型的作品，我们还可以按它所描写的具体对象再进行诸如工业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城市平民题材来加以区分的话，像《钟鼓楼》这样的作品却不能再细分了。除了用狭义的“城市文学”这个命题，我们很难再从其他题材的角度对它的审美价值进行概括。苏叔阳的《邻居》，柯云路的《夜与昼》，张洁的《他有什么病》，陈冲的《大雨滂沱》等，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于“城市文学”的命题，还应该作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这二者都是必要的，但狭义的“城市文学”更反映了作家们在反映城市生活方面的自觉。
当然，“城市文学”，作为一个从题材角度提出的文学命题，我们在看到它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它的局限。一方面，在我国今天的作家队伍中的许多作家，由于他们经历的复杂和视野的开阔，其取材范围往往是城市和农村兼而有之。即使像蒋子龙这样以写城市工厂生活见称的作家，他也写出了《燕赵悲歌》式的农村改革题材作品，至于王蒙、谌容、邓友梅、张弦、韩少功、莫应丰、王安忆、张抗抗、张辛欣、铁凝等，在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题材选用上更是左右开弓，得心应手，你很难把他们归入“城市文学”或“农村文学”作家行列中去。因此，用“城市文学”这一命题来归纳创作中某一种文学形态，不无意义；用它来研究作家，就难以纵观作家的创作全貌。就这一点来说，它不如按创作方法或风格流派来进行文学分类更准确、更方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随着作家艺术思维空间的日趋开阔，有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几乎是揽城市、农村、历史、现实、天上、地下于一瞬，它所着重抒发的是作家的一种心绪、一种意境，而不在于反映某种生活本身。你从题材的角度来考察它们，反而容易忽略了它们的主要价值。这种情况多见于诗歌、电影，小说中的《旋转的世界》（陈继光）亦然。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只有把“城市文学”这一命题放到文学研究的动态系统中来辩证地加以运用，它的意义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
（原载《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1期）
